孔子遭遇卡斯托羅:“反民主”成為新的意識形態 (一)


楊 建 利



前不久,有“中國版諾貝爾和平獎之稱”的“孔子和平獎”的主持人把今年度該獎頒給了古巴的獨裁者卡斯托羅。這則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和熱議的消息卻讓我琢磨起“孔子”和“卡斯托羅”疊加在一起所傳遞的信息和意義。


孔子和平獎創辦于2010年,在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的頭一天成立,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因為受到劉曉波獲獎的刺激,一些國人為對抗代表西方價值的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的圍堵而創辦了該獎。在那些抵禦民主自由的國人的眼裏,人權的普世價值就是所謂的西方價值。


其實,以對抗諾貝爾和平獎而抵禦世界文明主流的做法並非中國人首創,這樣的事,代表上個世紀人類兩大惡魔的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都乾過。1936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把1935年度(當年的決策過程有些延遲)的和平獎頒給納粹德國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調查報告揭露了納粹祕密重整軍備。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布:“為了防止今後發生此類羞恥事件,今天我創立德國藝術與科學國家獎基金會。今後德國人不准接受諾貝爾獎(不僅僅是和平獎:作者註)。” 希特勒設定獎項獎金為10萬馬克(孔子和平獎的獎金是10萬元,驚人的類似,這些國人一點嫌都不避)。


為了跟西方抗衡,斯大林創辦了蘇聯版本的諾貝爾和平獎--斯大林和平獎,後來被赫魯曉夫更名為列寧和平獎。


專制政權的相似性固然常常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細琢磨起來,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與目前的中國還是有許多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所以在此行文我可以給德國冠以明顯的意識形態符號“納粹”,而給蘇聯冠以“共產”,而當前的中國卻無以冠名。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以某一意識形態作為其專制的合法性基礎,“主義”、“理想”貫穿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統治者用一套具有相當洗腦力的冠冕堂皇的理論掩蓋其所有的罪惡。而當今的中國,無論當政者如何高叫理論自信,“六四”的一聲槍響為中國送走了馬列主義,自此後,中共已經沒有一套像樣的可以為其罪惡解脫的意識形態理論。今天,習近平可以任意解釋他的“中國夢”,但作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絕不敢堅持共產黨的信仰向國人宣稱他的中國夢的內涵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



沒有意識形態支撐的專制政權一方面迅速滑向無底線實用主義,另一方面心裏總是不踏實,一直試圖尋找一套新的理論來重建自己不接受民意檢驗(民主)而長期統治的合法性。於是乎,在中共當政者操縱下,民族主義應運成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替代品,他們相當成功地把民主主義打成民族主義的敵人--西方試圖顛覆中國的意識形態,以此抵禦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的影響。然而,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是不夠格的,因為它不能作為一種世界觀解釋人生和社會,而且中共又急需新的意識形態幫其在世界上尋找信仰同道,民族主義的排他性顯然不利於它在國際上建立政治同盟,於是,統治者又抬出了命運多舛的“孔子”,一方面在國內建立正統性,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輸出中華文化符號,樹立與普世價值不一樣的拯救世界的思想體系形象。就這樣,“反民主”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當政者試圖用這個新的意識形態“不動聲色”地填補共產主義留下的真空,而孔子和平獎正是為服務於這個目的而生。

(待續)
2014年12月20日


《香港仙人掌》和《公民議報》聯合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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