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当归奠基于自我批判


陈永苗
      
八九开枪后,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导权式微。就像二战之胜负,对自由立宪与极权主义政制之争起来裁决作用。八九后,知识分子之外的准知识分子力量,如企业家,如维权人士,分割继承了遗产,不时有人跳出来喊复兴道统,不过是暴露更大的危机,促成更快的时候,而维权并在的公知借助网络,并在体制容忍中略带商业气息得成了大V,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偷匿入学院体系的,开始反思和对八十年代自我批判,其主体是八九一代略成熟的学生,与八十年代风云人物老师有半代人的距离,其驱动力在于弑父,攫取话语权取而代之,并同时为自己的苟安或者屈服做辩护,至于作为八十年代的自我批判,反而让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身份滑入八十年代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妥协,这与八十年代对现实的妥协,依赖妥协能在体制缝隙里面做一些事,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妥协带有不时的自我反思,而这一些八九一代的背叛者则对目标是否持及其放任的态度。就像一个小太妹由于怨恨父亲把自己卖入妓院。对他们来说,是否在妓院,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在怨恨父亲。

      
作为八十年代的自我批判者的延续,我们自然有着八九一代背叛者的激情,然而更多的出现自我反思:绝不站在体制中去,要比八十年代更坚决更激烈,超越49框架,要么彻底断裂革命,要么民国。自己的身位与体制的关系,是首要的,自己的主体性是首要的。从八十年代至今,自我批判越来越强,乃至于作为自己的基础,而疏远批判。以自我批判的角度来看,对体制的批判,最彻底的批判,还是没法理清自己的身体在哪里,批判并没有办法造成一个事实,你就不是党的人了,骂党最凶的,还是党的人,批判并不能造出一种独立于体制的身份,只能假装的,而行动可以,因为只要行动,体制就排斥,贴个敌人标签给你。

   
我认为有没有革命话语权,或者革命话语对改良话语的优势,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革命话语没法引导革命,所以我对中共革命以来反革命的话语,持正面评价态度,当做革命的自我批判。革命与叛乱不同,叛乱基于怨恨,也就是依赖于批判,因为批判旧体制,让未来处在虚无缥缈的不确定乌托邦,代价与风险很大。1933年纳粹上台,被德国人当做一次彻底的弥撒亚主义革命,开天辟地的救赎,因为德国人苦秦久矣,把积压的渴望全部投射与移情上去,而纳粹上台就如一个风月宝鉴,当时就有着正反面。革命比叛乱多一层自我批判,反思革命目标如何不失落,如何在场。革命的自我批判,是否会摧毁革命的正当性,这里存在边界问题。例如以八九后民运内斗为例,都是自我内部批判,却搞得名誉扫地,也就是说革命的自我批判,不能成为批判,还有一个革命不能仅仅靠公共舆论,仅仅是话语权斗争。革命的自我批判,与自由立国的奠基息息相关。

   
 官方报道虽然由中共媒体报道,而且也试图以话语手段洗脑,然而传媒之外的发酵讨论,却在网民的自媒体处。以南京大屠杀的公祭来看,中共一改过去回避,试图把民族与自己”二位一体”,体现习的帝国主义倾向,然而其资格而合法性,也就是其是否可以代表民族,自己是否作为民族的内敌这种异质性却在自媒体中挖起来,每有一个议题,就像一个搅屎棍,把自己身上的屎都搅起来,每做一个力挽狂澜的动作,都是一次掘墓。然而对于民间而言,要想胜利或者加快胜利,如此局面还不够,这还是化解瓦解的,还没有做到自己为城,设置议题,让对方来回应。老实说,这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做不到的事,幸好民国还在,台湾对大陆有着政体优越,民生自由的优越。

    
两种关注中共议题的话语中,一种是希望中共变好,不断跪劝批判,另外一种是不把自己当做沦陷区人民,当为了生存,为了维权被迫与中共打交道,被迫骂中共,纠缠不清,我认为后者应该起来鄙视前者,也就是维权人士应该鄙视公知,把他们当做白色五毛。这个也是利益高于主义。我认为被迫打交道纠缠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允许的,而且不会产生对其合法性的承认,而希望变好的,即使最恶毒的辱骂,即使被抓,都有着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和变相承认,我渴望以维权话语体系来颠覆整个改革话语体系,把其碾碎,取而代之,就是一个好大的进步。不要把被迫在这里生存,并且活得好的人生观变为启蒙他人的世界观,宁可当贪官,宣扬贪污腐化,也不要当公知。

    
对中共合法性上,赞成与批判,因为没有行动,光有立场的武器,都会变为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星星,变为体制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中共就有调节和延伸的可能。这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作为专制延续所证明的。离心力不可能很大,除非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大格局的变化,有了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大格局的变化,那一些体制的离心力,那一些与体制纠缠不清的人,就是屎,压根就用不着,而且还是拖后腿的油瓶子,需要清洗洗澡的问题。我们釜底抽薪,连体制的离心力都不要,反体制也不需要,进行切割,以民国立场来为与体制纠缠不清的人预备洗澡水,离心力是靠不住的,也注定指不出方向,要么就注定跑到虚无黑暗的太空中。


我写过《地方同城饭醉与民国化》的文章,我认为以同城的本土性,不应该无根地去做”中央集权”的议题,如政改,反腐败,财产公开等等,一个风险大,一个打空炮,还不如做本土议题,如乡绅。还有一个地方自治与独立,如联省自治,需要往民国方向拉。总之去赞成与批判中央集权议题,是一个错误方向。


除非有武器的批判,或者群众运动,否则批判所获得的话语权空间,不足以支撑民间内部必然发生的内讧,加入者或者渴望加入者,正是带着成为民主人士,并不断积累道义资源升高江湖地位取而代之的渴望,民间人士的边界必然要朝体制边缘犬儒者投机者开放,当只有话语权空间,他们必然发动道德攻击,而先前者也只有道义资源,没有组织和金钱,必然引起内部斗争,从而整体崩塌。


89后海外民运因为内部批判外化,从而整体上受污染就是很好的例子。批判对手敌人,并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主体性”显露出来”,例如老批判共党不好,只能暗示你很好,可是一旦有证据证明你有道德上缺陷瑕疵,就陷入泥潭沼泽,批判并没有办法产生实在的当下性,它仅仅是超越日常的虚无空间,就像娜拉出走,出走后命运如何未卜,批判之后的世界,在未实实在在形成之前,于当下,只能以不确定性的希望,文学性表达,最后都落入领袖机制,没法让普通人看清楚,超出当下日常性,前途是怎样的,未来的目标如何实实在在地在当下显现,并赋予当下利益。


而自我批判致力于在隐晦不明中努力清晰出来,并以自己肉身作为模范来引导他们,就像基督徒见证天国与上帝之存在。在死亡威胁焦虑暴力统治下的批判,谴责敌人以及向民间呐喊,会因为没有效果而造成孤单一人,支持者要么投降要么犬儒苟活,即使呐喊革命以暴制暴,最后只会将怒火导向自己人,除了攻击自己人和互相攻击,干不了其他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自我批判釜底抽薪,不去批判彻底逃离,于处无声胜有声,不进行话语斗争才是更好的斗争,不和他玩对其震撼,胜于骂和呐喊。而且自我批判并不惮于使用暴力,基督徒的暴力可谓历史上最强大,只是不对暴力偶像崇拜。

 
掘墓人与自我批判

   
 这里论述民国当归之”掘墓人”。为埋葬体制,预备于民国当归的,有三种人,一是习大大和习粉,习为挽救现体制,直面改革三十年代价和转移成本所形成的例外状态,激活毛崇拜,以回光返照之势做挽歌之努力,然而其努力只会加剧体制的分裂,以抓方便面,徐才厚等为例,裂骨刮毒,内部权斗螺旋式上升。我认为习的结果,是造成自己与共党分离,百姓依旧骂共党,拥戴习,二者成为两码事。其二是公知与反公知的公知,也就是民国立场之前的整个知识分子体系内知识精英的新旧替代,公知以启蒙的方式扩大了希望,然而培养了更大的绝望与愤怒怨恨,想取而代之的准公知,以加入的方式瓦解了公知,这个过程是希望转为黑暗深渊处,而绝望与愤怒怨恨急剧上升到历史政治舞台。于准公知而言,是捍卫知识分子认同还是抛弃把自己融化入民间抗争,是一个艰难决断,身处最后一线如何转身迈步。第三是没有话语权而受49内左右翼话语诱惑,没有从自己处境出发,没有从自己生命意识出发的农民工和蚁族,49内左右翼话语权惯性延伸是有天然优越的,旧权威的残余胜于荒野的呐喊,连胡适都要到旧皇帝面前跪一下。他们会有着肉身归于另外一个国度,而灵魂被49秩序拉扯进去的张力。总结起来,作为现体制的”掘墓人”,都在49秩序与民国的拔河中。


第一种习和习粉,捍卫49秩序,第二种公知与准公知不断突破界限,第三种农民工蚁族,想要全新的生活。就怕不折腾,不怕胡折腾和都以为自己正确的折腾,捍卫造成死得更快,突破算跪着造反。第一种有动作有行动,或者站在行动的边缘,第二种人假装第一种人有行动,自己敲边鼓,第三种人没法行动也没有鼓。捍卫,突破与全新的渴望(不是行动)都是掘墓人现象,都有从体制逃离的离心力。第一种类似于辛亥的皇族内阁,宗社党人保皇搞死清庭,第二种公知类似立宪派,准公知与第三种类似革命党,三者一起辛亥革命。


辛亥民元后,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从旧秩序中叛变出来的人,确实是革命中大人物起主要作用的,却是全新局面中的负面和障碍,如北洋军阀和士大夫阶层。这也是民国当归后掘墓人如何对待处置的问题,革命和转型中起重要作用的,却是民国与49秩序拔河拉扯中拖后腿的,即使49秩序已经奔溃。而渴望全新的农民工与蚁族,只能以少数人的方式代表整体的方式加入掘墓人统治集团,而其整体并没有获得人民主权,进入历史政治舞台,成为民国奠基精神的巩固者。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所以我不愿意对将来统治的掘墓人集团,给予正当性,把他们置于历史的虚无空间里,粪土王侯,即使他们掌权,也是不得不的临时的工具。


很多右翼公知肯定对我认为毛泽东与共党可分,习近平与共党可分的观点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就是共党王朝政治知识分子官僚联盟中的人,其政治思考被这个体系所吸纳。王朝政治的皇帝,官僚绝对认为是自己的首脑,但是其实是复杂的,王朝末期皇帝都试图恢复与民众的合一,打击官僚豪绅士大夫集团,挽救王朝。就像基督教信仰中几乎没有世间的基督徒可以完全做到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上帝,世间没有义人,总是残留着一些明显或者隐秘的血气或者身体性。我们把共党的组织信仰做个类比,即使最残酷最组织严密攫取能力最强的时期,总是有人性残余,党性与人性的斗争都在。


施密特在《在囹俉中获救》中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攫取。霍布斯的利维坦只要求民众将私人灵魂信仰的公共表达献祭给它,保留了一丝内在的灵魂自由。”朕即国家,即党”的毛与习,以及红二代,其人性就是渴望特权,作为知识分子官僚联盟组织的例外(毛泽东还是自己的例外,人的例外,把自己当做了神),不受其组织性约束,这个在红二代在文革以及在当下政坛攫取复兴中可以看清。而被组织性攫取的知识分子官僚,其人性同样抗争,叫做党性与人性的冲突,只是他们没法渴望特权,或者渴望特权而不得,或者说他们没法像前者一样凌驾于组织其上,所以他们把自己叫做人权或者普世价值,这是一种弱者的道德武器。他们觉得他们党性是虚假的被迫的公开表达,而其人性是真实的,有良知的,因此被救赎,不再算组织的人。也就是这二者都可以与组织掰开来,分割开来。当然从组织之外的旁观者来看,强者强到一定地步是可以掰开的,弱者内心私下怎么掰没有表面公开,没办法一下子就可以辨认出来。


民族国家就是民族国家的掘墓人,因为从民族国家的原初精神来看,它就是一个过渡到更高阶段的桥梁,这个桥梁是要在自我实现中自我拆毁的。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造成国家的消亡,政治的消亡。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自己生产出来的掘墓人,自己要维持和发展,就会产生敌对面,给自己掘墓。民族国家是不断突破自己的界限,例如不断帝国征服,殖民输出,从而摧毁自己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自由主义会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政府主义。拉斯基说,私有财产保护会产生摧毁私有财产的主义。阿伦特在霍布斯的资产阶级构建中看到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暴民的大量产生。自作孽不可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自己,就会自动突破自己界限,从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危险,这是掘墓人现象的特征。 海德格尔试图突破哲学的界限,介入法西斯运动的政治,就造成哲学终结死亡的结果。掘墓人是在旧秩序中内乱,试图超越出旧秩序,但依旧使用的旧秩序的手段,出于旧秩序所担保预定的原因。例如我们当前的民间抗争,虽然有着很强大的反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倾向,但身份还是知识分子,是一种自我瓦解的知识分子,希望在抗争中不要强化知识分子身份,而是去融化到民间去,这是最后的知识分子现象,只有跃入抗争,才在熔炉中化去,否则都呆在最后一线的挣扎中。我们渴望突破现有的限制,力量进一步增长,不仅仅是舆论斗争,不仅仅是争取话语权。但是我们的突破,即使民国当归的,也还是依赖于现有的话语权武器,立场批判,也就是它是被迫呆在井里但要凭井里的手段跳出井去。同样是掘墓人现象。

   
掘墓人有着自我批判问题。革命者虽然致力于颠覆旧秩序,然而其手段与趋于政治的权力意志,生命意识无时不刻受旧秩序制约,幽灵附体,所以需要自我批判来摆脱。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掘墓人,其一为袁世凯,有着巨大的旧秩序惯性,为民国的奠基者也为民国之祸害,另一为孙中山,同样专制幽灵附体,其后的政治灾难皆其引狼入室。掘墓人之自我批判,是承认并突破,利用旧秩序向新秩序突破的能量,并在利用的过程摆脱他。89后保守主义为掘墓人现象的自我肯定和自觉,然而会在暂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如此中,慢慢地变为这是最好的,而排斥打击其他可能性,例如改良保守话语对革命话语的压迫。民国当归算掘墓人之自我批判的结果,它是最激进的保守主义,最保守的激进主义,前者是说其保守的是超出49秩序的民国,对49秩序进行全盘否定.

   
后者是说,他对49秩序进行彻底革命,然而却以更古老的民国来保守。它承认49之内的掘墓人并突破49秩序,在利用他们的过程摆脱他们,有着对掘墓人现象的自我意识自我肯定,但不沉湎于其中,能从不得不中摆脱超越出来。用维权压倒启蒙和仅仅话语权斗争,就是一次摆脱,再到民国当归是第二次摆脱,节节上升。

   
依靠于49秩序内的话语权斗争,顶多是掘墓人集团的精英新陈代谢,新旧替换,新人以加入的方式瓦解了原来道统框架,即使49秩序终结民国恢复了,还是在49秩序的延伸中。从旧秩序叛变出来的掘墓人,即使打着宪政旗号,其立场与行动,与目标之间呈现偶然与不确定状态,需要自我批判加以确定。所以需要在当下就有摆脱话语权斗争路径依赖的路径,维权压倒启蒙,到未来几年的民国流行,都是摆脱的努力。从现实来看,对公知发出呼吁,走出书宅离开专栏,属于无用功。

   
而想成为公知的准公知,知识分子中的边缘部分,则是摇摆的,有可能往下移动,主动或者被迫的。98教育产业化后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知识分子领域门路关闭,只能在公民社会中,于是维权给了他们在公民社会中的出路,属于被迫下沉或者停留的。这种下沉与当下脱离北广上,回归乡村的潮流是一致的。过去大量的底层民众抗争,处在黑暗中,也借助于网络和前面知识分子的参与,大规模获得普遍性,如访民最为明显。知识分子的下沉,与底层民众的上升,构成对流,改变了过去改革中间阶层做大的结构。中间阶层就像城乡结合部,做得再大都是臃肿堵塞,而且他们内心伦理属于宪政,身子和公开立场属于专制,这种二元分裂人格会长久地保持,于是就是死水一摊,城乡结合部越大,城乡矛盾越大。经过维权运动搅拌棍搅动的对流,就会从中间最大,变为天平两头平衡,宪政均衡的局面就有可能出现。改革时期中间阶层做大,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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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5 20: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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