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 、政爭、出圈


           
--簡議中共幫派爭鬥成為民主化契機的前提條件


楊建利



習近平上臺後大力度反腐,在過去的一年裏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大老虎。開始,中共官方的輿論集中在揭批這幾個大老虎的貪汙腐化濫權等較為個體化的罪惡上,最近開始轉調,高高舉起的反腐大刀落在了“黨內團夥幫派” 的頭上。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為首的官媒也紛紛痛批黨內“拉幫結派”之風,呼籲“用雷霆手段破除官場’圈子文化’”。


如此公開地承認黨內存在著幫派,而且把黨內幫派問題提升到這樣的緊迫性高度來對待,是中共自清除了所謂的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後的第一次。許多觀察家就此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黨內派別的存在和爭鬥是否會演化成民主政治的黨派之爭?這個問題的提出說明,在中國任何政治事件都會讓人們聯想到民主化的議題上來,民主化在中國已經成為顯問題而越來越占據公共話語的中心位置。這是一個好現象。


從世界民主化歷史來看,一個專制國家的民主化的啟動常常伴隨著統治集團的分裂,後者甚至是前者的必要條件之一。然而眾多的例子表明,僅僅是統治集團內的幫派爭鬥和分裂是不足以構成民主化的頂層推動的,一般來講至少還需要三個必要條件,我把他們簡稱為公開、政爭和出圈。


中共自成立起至今,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幫派爭鬥,即便是在其權力鼎盛時期,毛澤東也沒能消除黨內幫派的存在和爭鬥。中共的幫派爭鬥基本上是躲在宮廷的黑幕之後進行的,從來都沒有真正暴露在大眾面前,中共只是在爭鬥分出勝負後才以聖王敗寇的方式向大眾宣布結果。中共的這些不公開的幫派爭鬥以爭奪權力為核心基本上把民眾排除在外,民眾的死活、利益訴求幾乎與爭鬥過程無關,這樣的爭鬥一般是鬥不出民主的名堂來的。


民主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團、不同民意和不同思想派別之間的政治博弈,它不是純粹的權力爭鬥,而是圍繞著權力之爭和政治路線之爭兩個向度展開的公開競爭。換句話說,統治集團幫派之間不公開的權爭不是公開的政爭,很難向民主政治轉化。中共所宣稱的黨史上的路線鬥爭多少含有政治路線鬥爭的成份,然而權力鬥爭在其中畢竟占有主導地位,政治路線鬥爭的因素也終究因為鬥爭過程不公開不被民眾所知而不能實現博弈性質向民主化方向的轉化。目前中共所揭批的“團夥幫派”,“圈子文化”純粹是權鬥、經濟利益分贓性質的,連一點點政爭--政治路線鬥爭--的影子都看不到,因此不能對它抱有任何指望。


前幾年薄熙來的政治挑戰以及中共中央後來對他的整肅比以往的權鬥更公開而且似乎是“六四”以後黨內含政爭成份最高的一次爭鬥,那麽為什麽這次幫派爭鬥沒有出現明顯的向民主化轉向的跡象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問。除了公開、政爭的因素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黨內鬥爭要鬥出圈要鬥到黨外來才能鬥出民主來。


細說起來,出圈有兩步,也就是要出兩個圈。出第一個圈是指黨內幫派爭鬥中至少有一派公開尋求民間輿論的支持,使得民間輿論介入他們的爭鬥,這會迫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政治經濟主張和民間議題作為其派別的標誌,這樣一來,權力之爭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政治路線之爭的特征。但是,不說遠的,中國最近50年歷史證明,僅僅出這個圈是不夠的。毛澤東的文革,鄧小平的真理標準的討論,1980年代末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努力和反對屠殺,以及最近的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這個圈,訴諸民間輿論的支持,民間輿論也不同程度介入了政爭(文革中民間被愚弄被操縱的程度較高),但是這些政爭均未促成向民主政治方向的轉化。


出圈還要出第二個圈,那就是黨內幫派政爭中至少要有一方不怕脫黨而鬥不怕裂黨而鬥。中共當政後的黨內政治鬥爭的失敗者都要極力證明自己的清白,所謂清白就是對黨是忠誠的,沒有試圖分裂黨等等,“竟無一男兒”敢說:老子就是要脫黨就是要分裂黨。這當然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僅中共政治的殘酷性使得脫黨裂黨者身家性命難保,而且,果真有人想跳出黨的圈子,往哪裏跳呀? 除了共產黨的政治舞臺,哪裏還有政治舞臺?除了共產黨的政經資源,哪裏還有政經資源? 此處不留爺,哪有留爺處?說到這裏,我們發覺其實最後一個重要因素是民間政治因素,中共以外沒有民間政治力量的現實使得黨內的幫派爭鬥跳不出中共的圈子而無法促成民主政治的發軔。上個世紀上半葉國共兩黨武裝鬥爭時,國民黨內流傳這樣的順口溜: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老蔣不容我,我去找八路。不要小看這個順口溜揭示的政治意義,中共這支民間力量的存在,促成了國民黨的分化再分化,這成為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言之,中共幫派爭鬥向民主政治轉化的必要條件是幫派爭鬥必須是公開出圈的政爭,而其中,民間民主力量的成長是最後一個關鍵因素,它使得必要條件最終成為充分條件。所以,促進民間民主力量的成長壯大是我們的第一要務。


2015年1月31日


《香港仙人掌》和《公民議報》聯合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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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1 20: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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