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政治犯监狱生活(之十一)——社会学者李 海(上)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李 海

受访  时间:2014年10月9日

 
受访人简介:李 海:出生於1954年,北京人,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


1990年因策划、组织“6-4”一周年纪念活动而被“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因调查在因1989年民主运动中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被以“刺探和搜集国家机密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4年刑满释放。2011年2月,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期间,遭到任意羁押,时间达40天。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历次被监禁的大致情况。

 
李 海(以下简称-李):我遭遇了三次被监禁的经历。1990年,因为和一些朋友共同策划“6-4”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被拘禁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时间是209天。1995年,因为调查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遭到起诉,判处九年监禁,当时在良乡监狱服刑。2011年,因为当局镇压所谓“茉莉花革命”,我又遭到任意羁押,历时40天。

 
马:请您回顾一下1990年被拘禁的那段经历。

 
李:总的来讲,看守所的生活比后来的监狱生活更难过一些,看守所的一些主要特点是:人口密集,管理不规范,几乎没有户外活动,对人的精神、肉体的折磨都非常厉害。长期呆在看守所对人性的摧残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位狱友,在看守所呆了六年半,后来转到监狱时几乎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相比之下,监狱更接近正常生活一点,每天有户外活动,它的特点是带有强制性,不自由,但多多少少还是按正常的生活模式来安排生活的。


1990年5月,我和武汉的一些朋友相约纪念6-4一周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5月31日,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二处”的警察去北京大学调查我,当时的同学们一看到我就让我赶紧离开。我离开之后,突然想起宿舍里我还有信件,牵涉到一些朋友,我担心这些信件落到警察手里会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因此,又回过头去取信件。等处理完毕,再想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老师把我叫到了清查办公室,东拉西扯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等待警察来抓我。一个小时后,警车来了,把我带上了警车,悄悄地出了北京大学西门,直接把我送到了海淀区看守所。


当时在北京所有的看守所中,海淀看守所是比较糟糕的。在我之前,已经抓了两个人,他们都被关在“小号” 里,当时看守所有四条通道,一边两条,一进通道就能看见“小号”。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小号”已经关满了人,因此,我只能和那些刑事在押人关在一起,我记得最初是3筒道的5号。 这间“号子”关押的全部是刑事犯人,大概有20个人左右。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赤裸着身子在“号子”的风场里大喊大叫,大笑,挺兴奋的。那个“号长”是因为专门殴打大学生才被送进来的,他看见我进去,就狠狠地将我揍了一顿。


打完之后,“管教”进来了,他问我被打了没有,我不敢说实话,但是这个场面他一看见就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又给我换了一个监室:11号,这是3通道最里边的一个号。11号相对要宽松一些,在号子里,管号的不能叫牢头,叫“学习号”,平时称呼的话叫“大哥”,实际上就是牢头,当时“号子”里差不多是16、17人,我就在这间号子呆了七个月。


看守所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坐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饥饿,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小窝窝头,菜都是白菜汤,并且量很少,长期的看守所生活导致我营养严重不良。 第二是放风制度不规范,很随意。放不放风完全取决于狱警的心情,心情好时隔一天放一次风,心情不好时曾有一个月都不给在押人放风。风场大约9平米左右,在监室的后边。那一个月时间,我们是终日不见太阳的。


第三、医生不看病。比如,在押人肚子疼去找狱医看病,就被医生大骂一顿,说只要发烧不上38度,就是装病,会狠狠地整你,是殴打还是电刑,我忘记了,但肯定不只是训训话或者口头教育一下那么简单,实际上是怕麻烦,不给在押人治疗,或者说只有当病重的时候才可以找医生。


第四、睡觉的地方很小,一间“号子”大约15平米不到一点,铺是5米长、2米宽,“号长”一个人就占去了两个人的铺位,大概有一两米,再加上两个打手,他们仨就占去了整个铺的一大半,其余的14个人就只能睡两米多一点的位置。


因此,我们睡觉是不能横躺着睡的,根本睡不下,只能侧着身子睡,通常是竖着睡,这叫“立板”。所有人面向着一个方向,一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并且抱紧,一个一个码好,一直码到第十四个人,再由“打手”在最后一个人身上使劲蹬,蹬得严严实实的,把余下的位置就挤出来腾给他们三、四个人。


因为当时还是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但没有办法,如果某个人晚上起床上厕所,他一出来就很难回去,但是又规定不能躺地板上睡觉,必须回到那个位置,因此只能生生地往人堆里头硬挤。 第五是疾病流行。由于看守所并不怎么重视在押人的健康,囚室里阴暗潮湿,又长期不放风等缘故,看守所曾一度疥疹流行。因为大伙儿平时睡得这么紧凑,对于这样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它的流行很难避免,最终导致疥疹在看守所内部大爆发。


我紧挨着那位在押人就是一个患有疥疹的,但是在前三个半月,我都一直没有被感染上,可能因为刚进去,身体的抵抗力还行,但是到了第四个月,忽然在我身上疥疹大面积扩散开来。先是手,再到肚腹部,最后是背部,胯部,很快地,这种疥疹导致的黄水疮蔓延到我全身,我的身体几乎全部烂掉了,手都是肿的,十指都无法并拢、无法握成拳头。


由于看守所不让治疗,所以病人们只能在监室里对伤口处挤点牙膏,但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疥疮是最害怕阳光的,如果有充足的阳光,也能杀死病菌,上午晒1小时太阳,下午就能消肿,但那段时间却恰好不让放风,最后,整个看守所90%的在押人程度不同地都感染上疥疮,极少数人的病情十分严重。至于那些牢头们,因为他们平时在睡觉时是和其他在押人隔开的,而且经常洗澡,因此,情况相对要好一些。


我最恐怖的时间是感染疥疮的第2个月之后,浑身都烂透了,没有营养,没有医生治疗,也不能晒太阳,就这样一天一天眼看着自己衰竭下去,走向死亡,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几乎每间号子都有烂到起不了床的程度的病人,而且监狱对转过去的犯人不予接收,将那些已决犯人又重新退到看守所来,这才引起看守所的重视。


所谓的重视,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天都带在押人出号子去洗热水澡,每个号子十几个人三、五分钟就洗完,洗完后赶紧往回赶,到监室里涂沫硫磺软膏,有结痂的部位把它抠掉,加上晒太阳,这样过了两个星期,这种病症在看守所才大幅度的消退。


第六、在囚室里,大小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主要是大便,囚室的规矩,一天一次大便时间,时间是固定的,由号长来决定。号子进门的地方有一个蹲式便池,每个人只能拉1、2分钟,但如果是大便,1、2分钟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但到点了你没有拉完也必须起来,否则就会对你施暴。而人的生理排泄功能是很难人为地随意控制的,因此经常有人闹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向“号长”求茅,但“号长”不会批准,在你再三乞求下,他就会安排打手把你头脚倒立起来,意思是把涨到肛门处的屎又重新倒回肚子里去,但实际上吃喝拉撒这本来就是人的本能,这种做法不可能让人不排泄,但必须经过这样一道程序,才会让你拉。等你拉完之后,再把你揍一顿,作为你在规定时间之外再排泄的代价。 在囚室里最常见的惩罚在押人的方式是把人飞在墙上,人靠着墙壁,做一个飞翔的动作,再由打手击打他的背部,腿部,这是一种很难受的体态。


号子里排泄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晚饭之后,有时候也会安排在早上,这是在号长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但一天从来没有过两次。“号长”的理由很“正当”:囚室里人太多,如果谁都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间拉,那整个房间太臭。不过,号长和那些打手们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 这是我对当时看守所的一些观感,不过,在看守所内也有一些花絮,那年正好是开亚运会,大概在九、十月间,亚运会前夕,“号子”里突然涌进来很多人,一度到了20-30个,几乎翻了一倍,挤都挤不下,所以铺和地板都睡不下。当局一到敏感期就会胡乱地抓人,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有个在押人因为有前科,曾经被判过两年监禁,结果被管片的警察看到他了,说“你还在啊”,就这样把他抓进来了。这样的人只要出现在警察的视线范围之内,他就有权力抓你。这个在押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抓进来,一些同性恋也被抓进来。


因为人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打手就有活干了,逮着谁就揍谁。他们知道这些新关进来的人在“号子”里呆的时间不会长,亚运会结束之后就会被释放,因此,不打白不打,随便找个茬,就往死里揍。另外,因为是特殊时期,囚室里的人多,构成复杂,通过不断地打人,制造恐惧,来维持他们的特权。 有几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15岁的小孩,在六月中旬被抓的,他和另外两小孩撬保险箱,小孩子是什么都不懂的,他一进来就问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能出去,他妈为什么不来接他?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进来之后就被打了一顿,后来也经常打他。照理,他是一个小孩子,未成年人,还不懂事,不应该挨揍,另外一个在押人,是个经济犯,他出来仗义执言,为那个小孩说话。结果牢头报复他,把他打得血流满地。


还有一个安徽人,据说是个小偷,为了让他招供,也为了恐吓其他在押人。狱警用麻绳把他牢牢捆起来(叫做“刹绳”),用扛子抬着,在监区里游街示众,抬扛的人都是在押人,这种酷刑是很危险的,因为血液不流通,很快,这个人就会被废掉。


这个人关押在我们号里,到后来也没有招供。他为人很老实,经常给号长做按摩,干活的时候也很卖力,十分能干。但在十月份,他突然得了痢疾,要求求茅,号长让他历练了一整套规定的程序。但拉完之后,他马上又要拉,这样号长就不干了,即使他愿意再挨揍也不行,于是,他就拉在裤裆里头,因为又脏又臭,号长就命令打手把他赶到风场,用凉水冲他,结果他突然之间就翻了白眼,浑身抽搐,不省人事。这时号长也害怕起来,赶紧求医。但医生一个多小时都没赶过来,最后,他在风场里晒太阳,又慢慢自己活过来了。


有一位普通的市民,在6-4时候捡到两颗子弹,被人告发,一年多时间没被判,我进去时他还呆在这间囚室,因为资格太老了,所以他当了囚室里的副号长。我出看守所之后,他被判了两年,但没有入监,就在看守所里服完了余刑。等他出来以后,和我讲看守所发生的故事,3通道当初我们隔壁的10号囚室有个在押人打死了一个人,这个死者有同案犯正好被关押在我们那间囚室,那是在晚上,这位同案犯突然做了个恶梦,梦见他的同伙压在他身上,醒来之后才知道他的同伙刚刚被打死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体重是135斤,被关押了209天,等到我出看守所,是103斤,瘦了30多斤,连小腿肚子上的肌肉也没有了,当时的小腿部位就处于“皮包骨”那样的状态,走路都迈不开步子。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差,我身上的疥疹始终没有完全愈合,后背的肌肉始终溃烂,皮肤长不上,但我出看守所之后,有了正常饮食很快就痊愈了。


当时进看守所也不叫刑事拘留,叫“收容审查”。“收容审查”的厉害之处在于,警察抓人不用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他抓错人不用承担责任。但某个人一旦被捕以后,想要出来却不容易,因为谁也不愿承担释放某个人的责任,万一放错了怎么办。对于那些没有证据的,或者需要花太多精力去调查的案件,警察就直接用这种方式把人关押起来,很方便。


到了年底,据说当时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个妥协,释放了45名因“六四”原因被关押的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

 
定稿:2014年10月17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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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2 20: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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