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异见作家,出路何在?


“塑造强大的公民”是个梦

大陆异见作家,本来就被大陆媒体边缘化,如今网络免费时代,更使以稿谋生的独立写作者生存困境一日比一日恶劣。海外中文有酬媒体,倒闭甚多,而类似我这样纯以稿酬谋生的作家,不在少数。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该往何处去?

为追求民主与自由,我们曾经丧失、牺牲了太多太多,也曾沉默过,乃至沉沦过。但是,胸中那团火始终未能熄灭,那就是:经过若干人、若干年的奋斗,中国的民主与自由总有一天会到来,我们是推动时代的宏大潮流之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份子。不谦虚地说,无论官方使用何种方式予以封杀,我们始终拥有强大的读者群体,是中国最敢于发出尖锐声音和重视民间真相的人。但我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威胁着写作道路的前进,每写一篇文章都不知这文章最后的去处,犹如一个个没有父母保护的婴儿,被推来推去,头晕目眩,有的则被活活“饿死”。

媒体之于运动的重要性,在此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我曾努力过,在大陆、海外及港澳台寻找能够发出敢言之声的有酬媒体,绕过漫长的旅程后,如今元气已损毁大半。尤其是大陆,不是因这文章不够好,而是因为它不适合、有风险,不在编辑的既定方针和政策限制范围内。大陆民间不是没有独立媒体,但那些独立媒体几乎没有稿酬。因其立于言禁时代的大陆,其存在的状态大多只能靠无偿的互联网。而中国的互联网又封锁甚严,但翻墙阅读者甚多。中国人渴望知悉最真实的声音,看到最独立的意见。这是追随民主的运动,是我心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理想。

奋进且勇于思索,塑造强大的公民,是终我一生的梦。我至今不敢承认自己是民主运动人士,而只以“公民”二字自居,只因这确是实情——那是巍然于上的高远信仰,我仅仅是永久的追逐者之一而已。我们之奋斗,为的是让中国人能够广泛地分享到独立的见解和深层的中国真相,为的是中国的意识潮流趋于开放而非保守和沉默。我们本来就已面对着够多、够大、够狠的意识钳制和言论威吓,倘若连释放良心与正义的罕有空间和平台也被消灭,那实在是走投无路,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挣扎,最终彷徨到丧失独立,也自毁良知了。这种精神失踪、良心泯灭、被迫沉默的灾难,我们不愿看到,我们之外的更多人也必不愿看到。

寒风呼啸的异见媒体

我们的平台,究竟还剩下多少?仅我所知,美国民主基金会就欲撤消对《北京之春》的资助,这份被誉为“民运旗帜刊物”的杂志目前面临停刊局面。为此,我曾专门致信美国民主基金会:“今天,我为《北京之春》呐喊,不仅仅基于这本杂志是有酬媒体,更基于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在我心中是那样地有份量。这是一个有大担当、大责任、大胸怀的媒体,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希望,太多太多的血泪。《北京之春》在多年经营下,已经积聚了超高的人气。这个平台倘若倒塌,将进一步扼杀异见作家们的空间,也将使民众失望、灰心、动摇。我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利益共同体,将是现代文明的合流,绝非纵容对不同声音的扼杀。我希望美国民主基金会能够继续资助《北京之春》。”

其它不少媒体,皆与《北京之春》相似,寒风呼啸。自由亚洲电台经费不足,已无法聘请额外的特约评论员。《观察》已负债运行大半年,“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没有经费资源,无力支付稿酬,甚至预计:“关门大吉,大概也是早晚的事儿。”美国的《民主论坛》和澳洲的《自由圣火》,“实在可惜,但是也无奈”,到目前为止仍未筹措到稿酬经费。覆盖全球的综合型媒体《大纪元》,已将近两年停发稿酬,即使是名家投稿,也是义务支持。高举“共和革命”旗帜的《黄花岗》,主编已非辛灏年,对于作者的酬劳,仅以评选“优秀奖”的奖金来抚慰。至于加拿大《华侨时报》之类的媒体,全靠各方文友义务支持,不设稿酬。澳洲《真话文论周刊》,再无起死回生之日。我的一些曾经供职于香港文艺杂志的朋友,拼搏几年,也因“理念不合”而纷纷离开。市场压力大,没办法,文章必须调整可读性,尽量图文并茂,将深度与敏感度降低,迎合大众。

港澳台的大部分媒体,固然更能包容不同意见,但因欲在大陆市场发行,又不能不顾及大陆政府的脸色。如《澳门月刊》就曾来信告之:“文章必须是具有前瞻性的澳门发展路向,并且让中央和澳门政府都可接受。”另一本知名的澳门杂志《九鼎》,虽然每期也有一两篇文章事关大陆与台湾,但大多数评论是关于澳门的政治、社会、经济。港台容纳异见作家的空间较大,譬如香港的《争鸣》、《动向》、《开放》、《前哨》、《明报月刊》、《亚洲周刊》,以及总部设在台湾的《看杂志》和《新纪元周刊》。最近一年内,还有五家敢言媒体崛起,分别是美国的《纵览中国》、《中国民主报》,香港的《多维月刊》、《明镜月刊》,澳洲的《天安门时报》。曾经一度有《天安门通讯》呈现于世,但现在已难觅芳踪。

由大陆人主编的独立有酬媒体,《公民》是我见到的硕果仅存的一家。而能在大陆见到的香港杂志,如《凤凰周刊》、《中国财富》、《中国评论》、《领导者》、《二十一世纪》,确实未被屏蔽,但因内容更倾向于高谈阔论的“务虚”,看似高屋建瓴,其实是在刻意回避底层怒火,于公民维权的切实需要而言,还相距甚远。此类杂志,其实大陆人早已办出,如《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财经》等。胡舒立离开《财经》后,负责《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及《财新网》,其内容甚至比香港发行于大陆的杂志还要务实。如最近的罢工潮动向,《财新网》就是冲到最前面的大陆媒体,比广东一般的敢言媒体(《南方日报》集团)还要尽心尽力。但这些期刊,早已拥有了稳固的作者群体,是一批绝对的精英,外稿想要插进去,除非有天纵奇才的惊人洞见,否则如徒步登天般艰难。

对异见作家避之不及

异见作家们的老阵地,虽然一批批倒下,但也有绝处逢生的罕见例证。如《中国人权》双周刊,就是将原来的《人与人权》月刊和《华夏电子报》周刊合二为一,降低经费消耗,又提升刊发门槛,力求精品。《民主中国》曾是月刊,一月几篇而已,后来变成滚动式网刊,出稿频繁,门槛大降,但金融风暴以后,又把门槛抬高,选稿严厉,且刊发文章数量大减。这两家媒体,无论境遇如何糟糕,也始终没有停顿过。

《北京之春》就惨了,最惨时差点停刊,但仍坚持出了杂志,至于稿酬,优先照顾大陆作者,不管“粮仓”所剩多少,倾尽所有。《议报》也曾停刊,这种“周刊”级别的媒体,其停刊对作者的打击是特别大的,尤其是在《议报》停刊的同时,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竟也解散,整个网页完全失踪,就更是雪上加霜,看似一去不复返了。孰料,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议报》竟奇迹般地复刊,且提高稿酬,是我所见的宣布“断炊”后恢复“吃饭”的极少数异见媒体。另一家是曾停刊的《当代中国研究》季刊,该刊助理编辑写信鼓励我:“这本杂志虽经过组织变更,但比之前更加完善。”

异见作家,最初多是仅仅追求文学,尤其钟爱杂文、时评。大陆设有时评版面的报纸确实有成千上万家,专门的杂文平台也有《杂文报》、《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经典杂文》等十余家,不愁文章无处发表。但是,这杂文必须具备文学性,不能太实,与时政批评和独立调查这两种文体完全不搭架。天真的人以为,评议一个热点事件,文章必然被刊发,若在本世纪头两年,还有这可能,但如今官方恐惧时评,一些媒体已直接将时评版改为文化版,不接受时评,即使你投杂文,那杂文也要关注文化现象、影视图书等软主题,而非实际的热点案件。而另一些媒体,深得时评的推动效益,将时评变成纵深评论,又是一般功夫的写手所不具备的能力。这类代表,是《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现代快报》等,最近《东方早报》旗下的《理财一周报》也在走这条路。

我们这些人,要想知道声音能在何处呐喊,只须去搜索冉云飞这批人在大陆还有多少活动的空间。一搜索,情况很严重。谈文化,谈历史,大陆的《青年作家》、《万科周刊》、《晶报》、《东莞时报》,港台的《中国财富》、《艺术时代》、《传记文学》等少数媒体还可承受。但若谈时政,则等于自己枪毙自己的稿件。即使谈文化,若将《议报》、《民主中国》这样的深度文章投过去,也必死无疑。我有少数文章,就是在大陆媒体发表的,坦率说,那种滋味极其难受。编辑也许在第一时间就认定“此文极好”,但会提出若干条件,譬如:独立调查必须列出一系列的背景证据,包括大量图片、视频;不允许有任何评论和分析,倾向性可以有,但不能太明显;评论性文章,必须点到为止,不要对政府有任何伤害性。

最易在大陆发表的文章,是情感类、文化类、历史类。文章不能太实,一定要从语言的文学性下功夫,而不是找深度,更不是去攻击政策,甚至不能像法庭辩护那样列出一系列的铁证。诸多杂志编辑和报社时评编辑,在私下里与我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朋友归朋友,一旦他们身在体制中,以一个被套死了的身份面对锋芒毕露的稿件,就“必须坚守刊物的办刊方针与原则”,不敢冒险。长此以往,给大陆媒体投稿就不是带着满怀希望的心情,反而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没发表你难受,发表了我们难受”。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很麻烦的人,是个祸害,就像不可预防控制的瘟疫、病毒,即使是朋友,也对你避之不及。

把闲云野鹤逼成闲人野鸭

时政不过是一时一地之事,更大气的作品,将是超越时空的。甚至,每当一个焦灼事件爆发于社会,你真正该去着眼的,却应是焦点背后的浩大背景,而非法律辨析般枯燥无味。我的文章,向来题材不尽、体裁不限,在评议时政、独立调查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公民维权的同时,我写过文学,实践过“务虚”。但我反感大话空话,讨厌精英姿态。我之所有的努力和定位,仅仅是“公民”。没写过长篇文学,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傻。当你压抑数年,力图超越各种禁锢去写就大作,最后你这大作被纷纷抛弃。

抛弃的原因是,或者是:这是文学,我们不接受虚构的题材,我们重视现实的真相,不要回避现实正在发生的矛盾。或者是:这是长篇,字数太多,无力承载,没有那么多稿酬给你。或者是:这是社会在关注但市场不关注的题材,也是境外支持但政府禁止的题材。或者是:拜托,杨大作家,你难道就不能舍弃犀利与批判,写写青春、爱情、玄幻、武侠?听说过架空文学吗?就算要批判,写点含沙射影的历史也好啊,把真实史料变成另类评书,“采用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的合理取舍的表现原则,从而形成以故事讲人物、以人物讲历史、以历史讲文化、以文化讲人性”,就像易中天或袁腾飞,杨大作家,你会写吗?……这原因一条又一条,逼得你从此不敢再碰长篇文学。即使写短篇,也须在提笔前勒令自己勿要携带半点反骨,正如韩寒抨击的那样:“本来男作家都应该是闲云野鹤,结果全成了闲人野鸭。”

对于自毁道义的伪装要求,我有不服从的权利。于是,继续把眼睛放在当下,放在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和汹涌澎湃的思潮激流当中。当富士康跳楼、本田罢工,全国罢工潮此起彼伏,我已无法再“文艺”起来,于是写罢一篇篇檄文,去寻找专门的劳工报刊。大陆就有一大堆,但全是政府工会领导下的媒体,而我居然在大谈特谈独立工会之迫在眉睫,视政府工会为政企帮凶,这不是找死吗?于是,到境外寻找,结果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台湾的《劳动者》,全无稿酬。这么大的劳工群体,在中文世界中居然没有一家有酬劳工媒体来刊发文章推动他们,实为残酷。难道大陆的《打工妹》、《打工族》、《打工》,以及号称“打工文学”的《知音•打工》、《西江月》、《江门文艺》,会去支持罢工?

我们看似有巨大的活动空间,但一一排查下来,可谓“十室九空”。所谓异见作家,多是流离失所的可怜人。《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曾致信鼓励我:“我非常欣赏你的文章,对你充满着希望与期待,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万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展现你的威力,希望你不让韩寒专美于中国。”洪兄有所不知,非不愿也,乃不能也。头顶上,是压得我几近粉身碎骨的五指山,在这人间炼狱,能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已被一一抽去,接近窒息了。混身是力,握紧拳头打去,打的却是空气。从高处俯视而下,此时的我,就是一个悲剧。前方是暗道,再前方或许是光明,或许更暗。我一直在这不知明暗的劲风中吹拂着,吹拂了整整七年,可哪一天“如果风不再吹”,这社会完全一潭死水,我该选择自杀还是沉默?未来,当那一堵堵森严铁壁的高墙被推倒,抚今追昔,我究竟是罪人,还是好人?

有信念有实力,就有出路

每日打开信箱,倒是约稿不断,看似形势大好。仅这两天,经统计,就有47家报刊向我约稿。报纸约稿,或者给你区区几百字的空间,“连擦边球也不要玩”,或者给你2500字的篇幅,谈情感、谈文化,“不要涉及政治,不要涉及维权,不要涉及苦难”,“要温馨,要柔和,要舒服”。而杂志,则尽是一批号称“学术核心期刊”实则要你拿钱买版面的“评职称最佳平台”。简直无法想象,我耗时四天,投去辛辛苦苦写的《新式劳工的工运诉求》论文,结果编辑要我交700元。再投到另一家,变成1500元。心惊胆战地再投一家,编辑终于不再收我的钱,但须填写详细的个人简介。一看到“独立中文笔会”六字,编辑顿时来了火气,回复道:“你竟然是这个反动组织的成员!对不起,以后不要再给我们投稿了!”

我曾想过用笔名“杨子昂”在大陆写稿,初期有效,但有的编辑一旦得知我就是杨银波,干脆拒发稿酬,不再回复我的任何投稿,并挂我电话。倒是一些不设稿酬的杂志和网站,纷纷来信,希望转载我的作品,而且用我的真名。我的理想,是要在将来办一份《公民报》。网上一查询,获悉《公民报》已被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注册,投稿过去,这《公民报》却是拒绝我这种公民的。今后,倘若我能在新闻出版局获得《报纸出版许可证》,我就到工商局去注册《公民中国报》,而非《中国公民报》,因为在我看来,公民必须高于国家、大于国家、先于国家,那“国家”不过是手段,其存在之目的终究还是公民。

这几年,尽管有企业老总欲聘我为助手,有基层政府欲聘我为秘书,但我都一一回绝了,我热爱独立写作、独立调查,未来更将热衷于独立办报、独立参政。尽管我没有在大陆获准出版任何书籍,那些主流报纸在报道我时也总是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但这条路我是铁了心,走定了。今天的异见作家,在物质层面一直活得很卑贱、很窝囊,用仅有的50元人民币来支撑半个月的生活,用16个小时抽着四块钱的“红梅”烟,不眠不休地奋笔疾书,用穷极一生的激情和才华,来倾注这个时代已发生、正发生、将发生的动向与阻力。某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彻底干枯,血液会彻底榨尽,但我们的信念在、实力在,则出路就在,谁都挡不住。就算我们因此而坐牢,或者遭遇非常痛心疾首之事,也不愿控诉苍天无眼、天妒天才,只会认定生有此命,插曲而已。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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