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中国政治犯监狱生活——基督教会牧师 刘凤钢(一)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刘凤钢


受访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受访人简介  刘凤钢:北京人,出生於1959年,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教案”维权遭到逮捕,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简单回顾一下您被捕之前的生活经历。

 
刘凤钢(以下简称—刘):我参入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当时,我是首都“工自联”的成员,当局镇压之后,“工自联”的主要成员都遭到通缉,而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纠察队员,因此,并没有纳入到警察的视线之内。


1989年11月19日,我在崇文门教堂正式受洗,归主,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教堂的牧师和当局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还带领基督徒去慰问所谓的“戒严部队”。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就是因为对当局镇压民主运动才受洗归主的,所以我离开了教堂。1990年春,一个主内的弟兄给我推荐了一个家庭教会,这样,我就进入了相对独立于政府管辖之外的家庭教会。


从1989年到1995年我第一次被逮捕之前,我一直在从事因政治坐牢的异议人士家属慰问活动,1992年,北京的一些政治活动人士组织了一次“香山踏春”,邀请我们一些基督徒作为宗教界人士参加,但是,警察不允许我们参加,我从家里被带到派出所,这是当局第一次把我的名字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单”。此后,警察到访的次数就开始频繁起来。


对我的监控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总的来说,大概分为四个阶段,四种不同的形式: 从1992年到1995年,警察对我采取跟踪、盯梢的方式,用警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宁醒不丢”,时刻睁大眼睛警惕,不麻痹大意。


1997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监视趋向公开化,主要形式是监视居住,每逢“敏感日”,警察就把我控制起来,软禁在宾馆、农家院,有时甚至是洗浴中心。


2007年到中共“十八大”前,采取所谓的“手拉手”方式,秘密警察将我交给地方的派出所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警察和我一块吃、一块住,形影不离,将我的生活纳入到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十八大”以后,对我的监控又有所变化。平时还是采取常规方式,每逢“敏感日”,警察就让我离开北京,由他们支付路费和基本生活费,一天一百块。而在外地,一天一百块钱根本不够花,但只要你离开了北京,警察就不会管你了。如果你因此拒绝离开北京,警察就派人24小时蹲守。


因为和警察打交道比较频繁,有国外的朋友说可以借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传基督福音,感化他们的内心世界,我确实尝试这样做过,但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警察来说,你是感化不了他们的,警察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他们把这条界限划得很清楚,只对共产党的命令负责,而且,当局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内部人士的迫害往往比对付那些异议人士更为残酷。


2007年,我们教会有一次聚会,派出所有个管片的警察打电话给我,希望去我们教会看一看,还问我穿警服合不合适。我当时不知道他的来意,但是我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说基督对穿什么衣服去教会没有什么要求。

这个警察就来到我们的教会,等到我讲道完后,有一个基督徒内部交流的环节,我们教会上访的市民比较多,有位市民就对这位警察说,他有个什么事,本来想采取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但听过刘牧师的讲道之后,心里的愤懑得到了缓解。这位警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看来宗教(基督教)还是有作用的,本来这是一句场面上的话,结果当时的现场被另外一位信众拍下来,配了文字公布在网络上,说警察认为基督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有作用。

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博讯纷纷跟踪报道了这件事情,美国之音甚至还把采访电话播到了这位警察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安局马上介入调查,向我了解当天聚会的情况,调查这个警察。后来,管片的警察被更换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名警察,这位新的管片警察还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不要把我们之间的交往向外界公开。警察自己的恐惧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次,我询问监控我的秘密警察,问之前那个警察的近况。他们哼了一声,说他的情况你还不清楚啊。我估计先前那位警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自此以后,警察跟我接触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意识到跟我们接触对他们自己不安全,指不定在哪里就捅了篓子,哪句话说漏了嘴就会有麻烦,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界限划得很清楚。

 
马:请谈一谈您第一次被逮捕的情况。

 
刘:当时我很同情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每年春节,我都会去探望北京的民主人士,国外如果有钱资助这些异议人士或者家属也找我去转交,还有,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受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委托,去通知那些与会的代表,等等。


1995年,我还和朋友一起成立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并安排我和刘念春负责去民政局登记,与此同时,8月,刘念春又成立了“劳动者保护同盟”,关注工人的生存权利,而时任公安部长的贾春旺有个指示,要汲取苏联解体和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把宗教和工人运动进行分离控制,这样,我们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警觉。


1995年8月7日,刘念春被抓以后,我去他家了解情况,他妻子给了我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还有北美学生给中国大陆民主人士的一封信。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当时天气比较炎热,回家以后,身心很疲惫,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在半睡半醒之间,有人敲门,我姐姐开门,有人问:刘凤钢在家吗?我姐说:在。说话之间,我醒过来了,出来到客厅,看见满屋子的警察,那时的警察仍然着装黄色的警服,秘密警察也不叫“国保”,叫“一处”。警察向我出示了由宣武区公安局长签发的传唤证,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我大声抗议,说我连门都没有出,扰乱什么治安了。警察说:到派出所再说吧。我被他们连拖带扯地带到了派出所,后来,我知道,等我们离开以后,余下的警察顺带抄了我家。


警察把我安置在派出所的电视房,一直看守到凌晨三、四点钟,警察这时已经抄完了我家,“国保”回到了派出所,冲我说:刘凤钢,你又给我们惹事了。说话的同时拿出一份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声明,让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力安排情况?他一怔,没有反应过来,我接着说:这是你们警方的内部事务,你们不会告诉我,而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声明是我们教会的内部事务,我同样也没有义务告诉你们。


沉默过后,他宣布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对我进行拘留,我抗议,说你们凭什么抓我?他回复这个问题到时候再说。这是警方办案的规矩,一般都是先抓人,把人控制在手里,然后再找定罪的证据。宣布完之后,他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另外一个“国保”则在屋里来回走动,看守我。


后来我说:你们直接把我送看守所去吧。这个“国保”说:这个时候进看守所人家都没起来,你不挨揍?他的意思现在去看守所把别人吵醒了。我火气上来了,说:我在看守所挨一次打,就算作是你们警察授意的,我进的是公安局,不是土匪窝。之后,这个警察也不再说话了。


天亮之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宣武区拘留所。在拘留所,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狱警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调侃他,说:为你们的事进来的。他有些奇怪,关他什么事?我说:你们这些退了休的老人拿不到退休金,我为你们呼吁了一下,这不就被送进来了。他一听,似乎明白了,说:你这属于煽动行为。

 
马: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刘:我先是被送到拘留所,当时安置在拘留所的5通道9号监室,监室的面积不大,大概关押了23、24个人,我进去时,在押人正在坐板,盘着腿,手平放在膝盖上,脸冲着墙,有人站在门口值班,屋内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进去之后,我作了一个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基督徒,替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吃了官司,请多关照。话音还没落下,躺在板上的牢头就冲我大吼:去你妈的瞎唠叨什么,坐那!手一指,命令我坐到板上最末的一个位置。


在进拘留所之前,我还要求回家一趟拿一些洗漱的日常用品,“国保”说过几天给我送来,让我先呆着,因此,我进拘留所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没有东西要整理,于是,我就按着牢头的安排,坐那个位置。


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监室时人又拥挤,而我的心情又不好,因此,一连三天我都吃不下饭。拘留所给在押人发的窝窝头,每顿两个,而牢头只给那些外地人发一个,剩下的那个被撕碎,用来刷碗,然后,冲到马桶里,其实是欺负外地人,我就自己的窝窝头给那些外地人吃。


因为人太多,所以新来的人都只能睡地板,但我获得了某种“优待”。有一个河南的外地人,外号叫“皮袋”,在公园扒树皮,这种树皮可以入药,被抓。他在地板上睡了半年,刚好在我进去的前一天有人出去了,板上空出来一个位置,轮到他睡板上。结果,只睡了一个晚上,我进去了,牢头对他说:“皮袋”,下去,睡地板,让“教主”上来睡。于是,他又老老实实地回到地板上睡,把铺板上的位置让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给我起了个“教主”的代号。


当时,哪怕是睡铺炕,也是非常拥挤的,整个板有一半是牢头占着,一个学习号,两个打手,他们仨占着三个褥子宽的位置,其他在押人不能占用他们的位置,其他人只能睡“立板”,根本没有平躺的空间,所以,即使是获得了“优待”,其实也只是得到一个睡“立板”的机会。而睡地板更挤,在板和墙壁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其他人睡不下的人就睡在这条过道上,像沙丁鱼一样排着,一排睡四个人,睡不下,就把人往人缝中间往里踩,有的确实睡不下,就穿着黄马甲站着值班,2个小时轮一次班,当然,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监室里最底层的人,叫“鼠辈”。


在拘留所,各种各样的在押人都有,很多都呆了几个月,甚至关押了几年,只要被送进来的人,不管是收容审查、劳教、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的人,都混合关押在一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厕所的情景,监室里有个马桶,人们如果小便就在监室里,但大便则必须到监室外头,在每条通道的尽头,有个公用厕所,厕所大概有五、六个坑,整个通道的人都到这里来大便,等到上厕所的时间,狱警就站在通道的这边看着,由劳动号打开牢门,20多个人一哄而上,等到人进去之后,劳动号就站在厕所门外面喊:蹲、擦、起——。就这么短的时间,在押人就要完成一次大便的机会。因为警察在八点半上班,而在警察上班之前,所有人都要把洗漱、放茅、早餐等这些生活琐事完成,等着警察提审。因为整个通道有那么多间监室,因此,留给每个监室上厕所的时间很短,而每个监室又关押了那么多人,因此,轮到每个人头上的如厕时间就更短了,基本上,每个监室只有牢头真正有时间拉出屎来,因为他可以第一个进去,占用一个茅坑,最后一个出来,而其他人根本没有时间拉屎。


拉不出屎,怎么办?在监室里,如果谁要是便急,就报告牢头,如果牢头同意,可以拉在监室的马桶里,这些人必须是跟牢头关系好的,在监室里呆的时间长的,牢头会给分面子,就可以“蹲桶”。但一般的在押人牢头是不会同意的,因此,有人就直接把屎拉在裤裆里。


在此期间,看守所的“管教”找了谈过一次话,对我说: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就收容审查一个月,没多长时间就出去了。他让我不要和其他人说话,特别是不要谈政治上的事情。


三天之后,“国保”进行了第一次提审,来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先发话:刘凤钢,怎么样,考虑清楚没有。我没有说话,他见我不搭理他,就自顾自的接着往下说:好,不跟我说,你就跟**说吧。说完,他就出去了,另一个警察接上话茬,说:刘凤钢,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嘛,说完了早点回去,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呆的地方。我还是继续沉默着。


过了一会,先前那个警察又进来了,见状,说:怎么样,刘凤钢还是不说,那我把你交给看守所了,他们可不像我们这样对你客客气气的。他说到这里,一股无名之火从我心头涌上来,我大声冲他们说:随你们便,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我什么时间说。他们都一怔,说:刘凤钢,我们什么时候不把你当人看了。我说:我要回家拿东西,你们说过几天给我送过来,你们送了吗?这里面要什么没什么,这是人过的生活吗?一个警察接上我的话,说:别人可以过,你怎么就不能过,把你关马棚了,还是关牛棚了?另外一个警察则在一旁打圆场,说:走走走,给刘凤钢买东西去。


这就是第一次审讯的过程,接着,他们给我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并把我从拘留所调到了里面的看守所。看守所的条件比拘留所稍微好一点,比如,上厕所不用去监室外头了,监室有便池,还有水管,我所在的监室一共只有11个人,甚至还可以平躺着睡觉。


在这间监室呆了一个月,本来说对我是“收容审查”一个月,结果一个月过后,他们没有释放我,也没有再审讯我,就好像警察自那次审讯之后就把我给遗忘了,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情。


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值班的狱警对我说:该吃饭吃饭,我向上面说说。


绝食的第二天,牢头把我的情况向一个狱警头目汇报,这个小头目对我说:共产党有一味药包治百病,你知道什么药?不等我说话,他接着往下说:叫“概不论秧子”(北京土话,“不信邪”的意思),什么美国之音,什么法国电台,都他妈扯淡,该吃饭吃饭。


第三天,我中午昏倒了一次。第四天,管室的狱警头目在监室巡班,还是劝我说:你一来我们就和你说过了,我们是按票收人,你如果真有冤,到时出去之后可以去告他们,你先得把身体养好,该吃饭吃饭。到了晚上,狱警让牢头端进来两盆面条,上面还有鸡蛋,牢头说:“教主”,这可不是给你送的,因为这几天你绝食,大伙看着你,都累了,这是看守所慰劳大家的。接着,他凑到我跟前,说:不过,你可以偷偷地吃点儿,不让他们知道。我还是没有吃。


一直持续到第六天,我才应了他们的劝说,喝了一点白糖水,刚一入喉,就好像久旱逢甘雨,浑身都舒服。第七天,看守所的所长来了,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整个看守所的人都害怕他,躲着他,他让劳动号和牢头架着我,从监室架到“管教室”,把我放到一条木凳子上,他先是和我了一通大道理,说我的行为属不属于特务行为他不知道,不过中国人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不要到外国去说,并告诉我,他会向“国保”通报我的情况,叫我该吃饭吃饭。这是看守所给我的正式回应。


晚上,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在看守所,洗一个热水澡是非常不容易的。狱警还让劳动号送来一大盆面条,过了不久,狱警过来问牢头:吃没吃?牢头回答他:正在喝面汤。因为这么多天没吃东西,牢头担心我吃面条会噎着,就先喝汤,暖一下胃。狱警又问:鸡蛋吃没吃?我和牢头都齐齐一怔,因为面条里面没有鸡蛋,牢头说:没有鸡蛋。狱警一惊,赶紧叫那个端面条的劳动号,问他鸡蛋去哪儿了。劳动号吱吱歪歪答不上来,他把鸡蛋给偷吃了。后来,狱警对这个偷吃鸡蛋的劳动号动用了电刑。之所以说到这个细节,是说明看守所在押人生活条件的艰难程度,人处于饥饿困苦之中,是什么险都会冒的,无关理性和规则。


到了第八天上午,我被抬到预审室的墙角,那里已经坐满了看守所的狱警,都是“国保”请来给他壮声势的。不久,这些狱警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谈到最后,只剩下我和那个“国保”。后来,他宣布了对我进行“劳动教养”两年的处罚决定。


1995年11月,我被送到“团河”严管队,这里相当于监狱的遣送处,所有的劳教人员都要去这个地方中转,在这里等待分配劳教地点。

 
公民议报首发载请注明出处
2015/5/31 19:46:1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