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习近平反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最近,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令人惊心动魄,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习近平的强力反腐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口号的鼓励下,中国告别了阶级斗争的狂热而进入了发展经济的时代,按邓小平的说法,这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其实是一次理性的回归,从此以后,饱受专政与恐怖之苦的中国民众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这场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显露出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在向官员倾斜,其结果是,权大的发大财,权小的发小财,没权的卖苦力,于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表面上,这场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所谓改革,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中国民众得到了实惠,国力得到了提升,这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炫耀的资本,其实,现行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官僚市场经济。因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权力寻租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由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堂而皇之再到肆无忌惮。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所有竞争者都要面对相同的游戏规则,只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支持这样的规则。为了利益,官员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如果说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没有权钱交易,那纯粹是瞎扯。在庞大的官商联盟面前,市场的调节作用显得微乎其微,社会财富日益向特权阶层集中。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政治腐败的基础之上。

  习近平上台以后,高举反腐的大旗,将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绳之以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历史常规,令人刮目相看,既清除了政敌,也赢得了民意,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腐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同时也扼杀了官员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激情,出于对牢狱之苦的恐惧,他们懒政、怠政,拒绝升迁甚至选择了自杀。

  在现行的反腐机制下,官员腐败的线索几乎全部来自于知情者举报,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瓦解,当官员在原来的位置时,官威犹在,一言九鼎,懾于其权威,举报者往往有所顾忌,为了明哲保身,不敢行动,而官员一旦调离,对举报者的威胁自然解除,知情者就可以大胆举报,而且几乎弹无虚发,再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官至中央的苏荣、令计划、蒋洁敏,地方官员如山西的杜善学、聂春玉等都是在他们调离升迁之后,罪行败露的。

  按照中纪委的部署,今年的反腐重点将转移到国企,经过调查发现,与政府官员相比,国企高管的贪腐行为更加触目惊心,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经营活动。

  对于如日中天的习近平来说,抓捕几个贪官轻而易举,但要保持经济的发展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能无视这样的现实,十八大以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传统产业在不断萎缩,房地产业的肥皂泡已经破裂,对外贸易急剧下滑,股市的剧烈震荡令众多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农民工在抱怨:工作难找,工资下降;商人在抱怨:购买力低下,生意难做;企业主在抱怨:赋税沉重,效益下降……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总理李克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是收效甚微,再加上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搞得这位弱势的总理简直焦头烂额。

  而习近平对此状况却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经济新常态。

  作为政治家应该明白,反腐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繁荣、政风清廉、法治公正、民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眼下,习近平的反腐可谓一俊遮百丑,民众对此赞誉有加,一旦假以时日,经济衰退的恶果就会显现,民怨就会激发。

  以腐败的重灾区山西吕梁为例,自从市长丁雪峰被抓后,前两任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和聂春玉相继被抓,牵联到吕梁的三家龙头企业联盛集团、大土河煤焦有限公司、中阳钢铁公司的董事长邢利斌、贾廷亮和袁玉珠,这三人被抓以后,企业经营陷于瘫痪,吕梁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铲除腐败,还是发展经济?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摆在习近平面前,考验着习近平的执政能力。

  如何破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启动政改、实行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经济上国退民进,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唯如此,才能政通人和、民族复兴。

  独光达
  20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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