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都支持連戰?


  這一次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以個人身份前往北京參加中共舉辦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行為,在多年來以捍衛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為宗旨的台灣泛藍陣營內部引發了激烈的分裂危機。首先站出來力勸連戰不要去大陸的,是親身參加過對日抗戰的前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接著下來則有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以及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跟進。

  由於對抗日戰爭歷史論述權的掌握,關係到中華民國對台灣統治,乃至於其是否有權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正當性,上述幾位藍軍大老與領袖站出來對連戰前往北京迎合中共史觀,甚至於對參與閱兵的解放軍官兵鼓掌致意的舉動進行勸阻與批判實屬天經地義。然而,泛藍陣營內部支持連戰的聲音卻出乎預料的不比支持郝柏村與馬英九來得少。

  首先,向來開宗明義以推動兩岸統一為宗旨的新黨主席郁慕明,就在秘書長吳成典與青年委員王炳忠兩人陪同下,親自參加以連戰為首的三十三人訪問團,以最直接的行動表達了對這位國民黨榮譽主席的支持。隨後,另外兩位新黨青年委員林明正與侯漢廷也抵達北京,一同出席了於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前舉行的閱兵儀式。

  至於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則更是在中共還沒有向他提出邀請的情況下,搶先於連戰與郁慕明之前就表達了自己願意出席閱兵儀式的慾望。儘管宋楚瑜的這個願望,受限於中共對明年台灣總統大選的戰略佈局而無法實現,但是他仍然以委派其親信秦金生以親民黨秘書長身份參加連戰訪問團的方式,表達了對北京閱兵的支持。至於秦金生是否有登上城樓看閱兵,那並不是值得在此深論的議題。

  其他的泛藍外圍政黨與團體,如張安樂的中華統一促進黨、周慶峻的中華愛國同心會以及夏瀛洲的中華民族協會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替連戰出席閱兵儀式的行為背書。尤其是身為中華民國空軍退役將領的夏瀛洲,雖然在老長官郝柏村的百般勸說下而沒有前往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但是在接受香港媒體《中國評論新聞》訪問時,他仍對閱兵儀式表達了強烈支持的態度。

  至於廣大藍軍的支持者,就筆者個人在網路上的觀察來看,也是有近三分之二支持連戰,剩下的三分之一支持馬英九或者郝柏村者,也幾乎都是祖先參加過抗戰,或者是有家人在國軍中服務的軍眷子弟。從此局勢我們不難看出,傳統中華民國的反共意識形態,甚至於對日抗戰的歷史論述,在當前台灣島內的泛藍政治人物與支持者群體中已經越來越吃不開了。

  從堅決反共走向國共合作

  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台灣島內並非不是沒有在組織與意識形態上完全認同海峽兩岸應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統一的團體與個人存在過。然而,這些百分之百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台灣人,不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前就逃去了中國大陸,就是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期間先後遭到了軍警單位的鎮壓與拘捕。

  這一些所謂的「老左派」與「老紅帽」,就算沒有因從事顛覆叛亂活動的罪名而遭到政府處死,在離開了監獄也隨時隨地遭受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監控的情況下,根本就沒有在社會上宣揚自己理念的空間。至於從黨外運動時代開始便在這些老一代紅色統派影響下於島內推動中國統一運動的台灣知識份子,在今日藍綠兩大陣營猛烈廝殺的政治環境下,更是已經遭到了徹底的邊緣化。

  所以,討論像勞動黨或者中國統一聯盟這種聚集了上述的「老左派」,或者是他們今日在台灣的支持者如何看待連戰前往北京參加閱兵這件事情,在筆者看來是毫無意義的。畢竟從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作為謝雪紅領導下「27部隊」突襲隊隊長的陳明忠也跟著連戰一起在人民大會堂獲得習近平接近的情況來看,他們支持北京閱兵正如郝柏村與馬英九捍衛中華民國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

  不過讓筆者最感到意外的地方,是在於在媒體上與網路上支持連戰最大聲者,並不是那些在傳統意義上就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統一中國的紅色統派,而是一群仍舊喊著「捍衛中華民國」口號,在各種政治集會與群眾運動中仍然揮舞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所謂泛藍領袖。他們當中有些是國民黨黨員,但是有更多卻來自於新黨、親民黨、統一促進黨與愛國同心會等外圍政黨與民間團體。

  那麼,這些外圍政黨與民間團體是否都如同以宣揚「老左派」與「老紅帽」精神的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那般的有親近中共的歷史淵源呢?如果真的對70年代到80年代那段台灣政治轉型期的歷史有所瞭解者,就會發現政黨與民間團體的領袖不只沒有親共的傳統與淵源,而且還曾經扮演過比中國國民黨本身都還更激進的反共急先鋒。

  就以新黨主席郁慕明為例,他過去在美國留學時就已經是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中表現最為激進的右派學生。當1972年4月12日以莊則棟為首的中共兵乓球代表團剛抵達舊金山訪問的時候,郁慕明就親自率領愛國學生們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等在機場大廳表達「歡迎」之意,甚至還開著車一路尾隨他們上了高速公路以表達來自於自由中國的聲音。

  回到台灣以後,郁慕明又參與組織了1979年1月1日於總統府廣場前的迎接自強年元旦升旗活動,以鞏固受到美國宣告與中華民國斷交以來渙散的民心士氣。接著,他又出任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並且在1981年參選台北市議員的過程中,成為了第一位在公開造勢活動中懸掛青天白日黨旗的中國國民黨候選人。

  至於其他的泛藍政黨與外圍團體領袖,則沒有一個在當年不是參與過政府「愛鄉更愛國」運動的反共或者反台獨運動的急先鋒。甚至為了迎合蔣經國政府「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還處心積慮的阻礙兩岸的民間交流活動。時任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就親自出面阻止過愛國藝人鄧麗君前往中國大陸舉行演唱會。

  中華愛國同心會的會長周慶峻,則本身就是因為忍受不了毛澤東統治下天天都有人餓死的生活環境,而冒險由廣東逃亡到香港的反共義士。取得台灣的居留權後,他成立了立場比國民黨本身還要更右翼的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為了展現擁護政府反共政策的決心,周慶峻於1983親自組團前往漢城,要求大韓民國政府不得遣返卓長仁等六名劫機投奔自由的大陸人士。

  由於那個時候的島內根本容不得親共人士活動,因此做為極右翼團體的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很快的就將目標轉移到了當時已經公然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台獨運動支持者。為了展現對政府的忠誠,周慶峻等人一次又一次在公開場合與獨派人士上演全武行。這種過於激進的行為,卻也讓周慶峻自己還有他的同志們成為了派出所的常客。

  然而,當我們把時空環境拉到21世紀的今天,卻呈現了一幅完全不一樣的景象。這些過去曾經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尊嚴與意識型態,一度不顧自己的尊嚴甚至於生命財產安全的政治人物與意見領袖,現在全部都爭先恐後的成為了北京對台政策的積極附合與響應者。除了繼續批判台獨外,他們還會與中共站在同一立場攻擊馬英九領導下堅持「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的中華民國政府。

  一度在街頭上公然揮舞青天白日黨旗,給人強烈「忠黨愛國」形象的青年中國國民黨員郁慕明,後來居然會以新黨黨主席的身份在筆者等眾多年輕藍軍支持者面前公然表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已經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應該改為兩個半主義,只因為無限上綱的民權主義無法帶給兩岸人民穩定的生活。此種論調,顯然是在替中共的一黨專政進行辯護。

  曾經阻止鄧麗君去大陸演出的宋楚瑜,則在2012年參選總統的時候為了攻擊馬英九政府持續不斷的對美軍事採購,居然公然指出解放軍對台灣佈署飛彈是為了阻止美國與日本暗中鼓勵台獨運動,是一種為了維護國土完整不得已而為之的自保手段。宋楚瑜的此番言論,毫無疑問的是在替中共未來可能的武力犯台行為背書。

  周慶峻雖然與過去一樣的火爆,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主要敵人已經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甚至也不是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而是以法輪功為首的一切在台灣活動,並且以反對北京當局為宗旨的團體與個人。因此,他不僅將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正名為了中華愛國同心會,而且還開始公然的在台北101大樓前揮舞起了代表中共的五星紅旗。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昔日堅決反共的政治領袖與社會人士,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徹底改變了立場,去全面擁護起昔日誓言打倒的敵人中國共產黨,甚至掉過頭來否定自己曾經誓言捍衛的中華民國政府呢?撇開靠攏日益強大的中共可得到現實利益上的好處這一點不說,筆者認為這首先與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獨派勢力在島內的壯大脫離不了關係。

  民進黨對藍營生存空間的打壓

  所有藍色陣營的支持者,尤其是以捍衛中華民國法統地位為信仰的深藍支持者,從小都是接受國立編譯館教科書所灌輸的愛國教育長大的。而這一套愛國教育首先是以自19世紀中葉以來列強侵略與瓜分中國的「百年國恥」歷史,來強調維持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的重要性,其次才是以中共無法維護中國固有疆域與傳統文化為理由,強調反共的必要性。

  換言之,在幾乎所有泛藍陣營支持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中華民族主義信仰者的情況下,主張台灣脫離中華民國另外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台獨運動者理所當然的會被他們視為意識形態上的頭號敵人。過去在那個台獨勢力尚屬微弱,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尚還只有中共這個敵人的時代,所有藍軍的支持者都團結在自詡為中華民族正統的蔣家父子領導下反對共產黨。

  然而,隨著追求台灣獨立的目標於90年代初期成為了民進黨所主要信奉意識形態,而且又在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有意無意培植下逐漸壯大,原本團結在國民黨旗幟下的藍營支持者,也在是否該繼續反共這個問題的立場上產生了分歧。尤其是在陳水扁於2000年代表民進黨贏得執政權,實現了台灣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政黨輪替後,這種分歧更是逐漸強化。

  一開始,大多數的藍軍支持者還能夠出於國家大於政黨的理念尊重獨派陣營出生的陳水扁總統,認為他只要還能最低限度的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就算及格了。哪知陳水扁以吉他手下官員們治國的考量一切都以替民進黨贏得下次選舉為主,所以利用擴大統獨甚至於更極端的省籍議題來吸引來自中南部地區的閩南族群支持。

  藍軍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以1945年以後來台的外省人士之後代為主,再加上認可中華民國之閩南、客家以及原住民族群,因此綠營操弄省籍議題的手段,很難不引起他們的反感。尤其是陳水扁越到執政末期,為了消弭第一家庭因貪污腐化而產生的信任危機,就越要依靠推行激進的「去中國化」與「去蔣化」政策來穩住深綠基本教義派的支持。

  這樣的結果自然而然的會讓不少民族情節比較強烈的藍營支持者,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在民進黨籍總統的帶領下公然違憲,因此從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角度出發,產生不惜聯合中共來對抗台獨的想法。尤其是民進黨政府在台灣歷史乃至於整個二戰的史觀都開始向日本右派的思想靠攏後,這種想法自然也就更為強烈。

  我們必須要知道,目前在台灣還與中共擁有過直接交戰經驗,或者親眼目睹共產黨如何破壞抗戰的國軍退役將領或者老兵已經不多了,而且即便還在世者如郝柏村也已經退居二線,目前藍軍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已經與大陸的政權沒有直接仇恨。至於一般的藍軍基層選民,更是體會不到生活在中共一黨專政統治下的大陸民眾之苦。

  與此相反的是,他們天天在心理與認同上遭受到民進黨,乃至於台灣團結聯盟、建國黨、台灣民族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台灣教授協會等獨派外為政黨與團體的威脅,對於中共的提防與厭惡自然而然的會有所鬆懈。哪怕是對於家族與共產黨有過直接仇恨的外省族群而言,那一切都已經是父輩甚至於祖父輩那一代的歷史了。

  對於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外省人的本省籍藍營支持者,他們更是只能夠透過教科書去瞭解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台灣的教育部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已經大幅度的減少了對中共的各種批判,從而強化了年輕一代台灣人反對大陸的執政者就等同於反對整個中國的觀念。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不想要站在中華民族對立面的藍軍支持者,也就只能夠無奈的與中共站上了同一陣線。

  從各種主觀與客觀的因素進行分析,民進黨台獨勢力的崛起與壯大,是導致泛藍外圍政黨、團體與支持者快速又大規模轉向支持中共的首要與最直接原因。筆者不只一次的,從原本支持國民黨轉去支持共產黨的前新聞官郭冠英先生口中聽到以下這般論述:「現在要保衛中華民國最正確的做法是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如果沒有解放軍的武力威嚇,台獨早就已經把中華民國消滅掉了。」

  民進黨與其他獨派外圍勢力的自私與囂張,讓筆者不只一次的認為他們極有可能是共產黨安插在台灣,用來顛覆中華民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乃至於徹底孤立與邊緣化藍營支持者,讓他們出於取暖而選擇倒向中共的「第五縱隊」。而且從民進黨人在過去黨外運動時代,與以推動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為宗旨的左翼統派人士有過密切互動的淵源來看,這樣的指控並非不可能。

  即便民進黨政客上述的作為純粹是出於其本身的利益考量,而非來自於北京的指使,這種大規模消滅島內傳統反共勢力的做法,也還是給了中共以「一拉一放」的手段,在藍綠兩大陣營內扶植同路人,深化台灣社會內部對立的機會,對國家的安全帶來前所未有的危害。所以民進黨絕對是導致台灣島內紅色勢力得以快速壯大的頭號幫兇。

  不過,民進黨的崛起與壯大,只能夠用來解釋部分泛藍人士之所以不再反共的原因而已。畢竟在2008年馬英九實現了台灣的第二度政黨輪替後,許多原本已靠攏中共的海外華僑又因為看到國民黨恢復執政,而又再度恢復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傳統,然而島內轉紅了的泛藍支持者,卻還是一如過往般的與中共站在一起,甚至於否定中華民國繼續存在的價值。

  對馬英九的徹底失望

  許多泛藍外圍政黨與團體領袖,會轉而堅決擁護共產黨的原因,可能還是要由馬英九從台北市長任內開始到今天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為止,一系列雖然合法合理但是卻令藍營支持者們所極度失望的政策開始講起。首先是2004年總統大選結束後,馬英九以市長身分依法下令警方驅離聚集於凱達格蘭大道前抗議選舉不公的藍軍抗爭者。

  警方在這一波驅離藍軍群眾的過程中,因為遭遇到來自於張安樂所號召的竹聯幫與愛國同心會成員的激烈抵抗而被迫採用了較為激進的暴力手段。尤其是2004年4月10日那一天的壓制行動最為火爆,當時高舉國旗參與抗爭活動的林明正就當場遭到了鎮暴警察所擊傷,從此以後便對馬英九甚至於整個國民黨感到了絕望,轉而開始將希望投射到了共產黨身上。

  林明正對馬英九的失望還只是轉向而已,另外一位因為逾期在凱達格蘭大道前舉國旗而遭到鎮壓的愛國女子陳金珠,則是於當年12月5日以在台北市政府上跳樓結束自己生命。令人感到更惋惜的地方,則是陳金珠的屍體居然要等到整整半年後才被市府的工作人員於三樓露天陽台的一處死角發現。這場悲劇,讓許多藍軍支持者永遠的將馬英九視為一個對自己人極端冷酷無情的官吏。

  接著下來,馬英九又在參加2008年選舉的過程中,不斷的前往中南部傳統的綠營票倉進行Long Stay,以與所謂的本土選民「博感情」。此種作法看在從70年代開始就參與「愛鄉更愛國」運動的老一代深藍眼中,其實是很沒有滋味的。於是在藍營的支持族群中,又出現了對馬英九只會「拿香跟拜」的批評,認為他為了當全民總統而忽略了自己的鐵票。

  等到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後,他拒絕利用連戰經由國共論壇所建立的第二軌道平台與中共建立溝通管道,委任深綠台灣團結聯盟出生的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的行為,更被這群深藍人士視為疏離自己人去圖利台獨之舉。馬英九為了此一佈局而為許多深藍人士視為背叛民族大義的「叛徒」,雙方的關係也從那個時候開始走向了徹底的決裂。

  在隨後發生的郭冠英與夏瀛洲的「失言」風波中,馬英九對於深藍人士任何偏離中華民國政府立場的論述近乎都會在第一時間,有時甚至在毫無查證的情況下給予最嚴厲的批判。但是馬總統對於民進黨與其外圍團體的各種無理取鬧行為,則幾乎採取了全面退讓的態度,從而讓台獨的聲音在其任內喊得遠比陳水扁時代還要更加大聲,甚至於席捲了近乎六成以上的年輕族群。

  據筆者個人近距離的觀察,靠向紅色陣營最激烈者,還並非目前領導新黨、親民黨、統一促進黨與愛國同心會的這些在40或者50年代出生的中年或者老年人,而是70年代到90年代所出生的所謂「七八九年級」生。換言之,轉向的泛藍陣營者支持者中,越年輕者幾乎會成為越徹底的中共擁護者。關於這一點,許多觀察者可能並沒有注意到。

  這些年輕一代的深藍支持者,有些來自於外省軍公教家庭,有些則來自於擁有強烈中華民國認同的本土家庭,他們與絕大多數支持台獨的青年世代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是在台灣經濟起飛後,於一個絕對富裕與安逸的環境中長大的。然而,在整個台灣的教育制度開始往「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方向移動的情況下,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在學校裡面成為了被孤立的一群人。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乃至於蔣公領導北伐抗戰的歷史,對他們而言是經由家庭教育所灌輸而來,屬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光榮回憶。也因此他們一度也都有過迷信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與意識形態到盲目的歲月。然而看著與自己同世代的獨派青年們從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開始,一路囂張到2015年反課綱學運的畫面,他們慢慢發現這些信仰並沒有辦法解決台獨分離主義的問題。

  尤其是絕大多數「七八九年級」的獨派學生,在蔡英文所採用的「共產黨式鬥爭手法」指導下,藉由打著「公民運動」的旗號來掩蓋自己的綠色色彩,更讓藍營的學生群體對中華民國所實施的民主制度產生了強烈的質疑,認為那只是給民進黨支持者對自己使用「多數暴力」的機會而已。而馬英九面對這些「公民團體」的軟弱與無力,更是讓他們感到徹底的絕望。

  於是,這群年輕人當中的一部份人開始透過重新瞭解中國近代史的方式去追尋國民黨面對民進黨這種分離主義勢力,甚至於「日本皇民代理人」的時候會如此軟弱的原因。很自然的,他們會在網路或者課外讀物上接觸到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點,包括抗日戰爭的論述而直接對過去所接受的教育產生了質疑,完全重演了1971年海外保釣人士集體倒向中共的悲劇。

  其中由出生於1978年,身為六年級世代的新黨青年委員林明正打先鋒般的在藍軍內部提倡全面接受中共的抗戰史觀,以將共產黨論述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面對日本侵華時採取「寧與外人,不與家奴」態度的蔣中正與當今放任台獨,但是卻對統派強硬的馬英九做一個歷史的連接。此一比較,在年輕的深藍族群中出乎預料的得到歡迎。

  也就是在今年北京舉辦閱兵儀式的過程中,以林明正、王炳忠、侯漢廷、施長祐、李睿哲與胡少艾為首的新黨小將們,都不同程度的以此一史觀對包括馬英九、郝柏村與管中閔在內反對連戰出席者回擊。其中一度對國民黨抱有強烈期待的施長祐,甚至還多次在Facebook上撰文質疑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在沒有共產黨發動的人民群眾支持下,是否有資格被稱呼為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的領導者。

  如此一面倒認同中共抗日論述的做法,在郁慕明、宋楚瑜、張安樂與周慶峻等老一代轉向支持北京的反共統派身上看不到,因為這此一行為毫無疑問的形同否定了自己曾經捍衛中華民國的過去。假若蔣中正的政權如此的不具備正當性,他們也難以解釋父輩或者自己當年要死命的跑來台灣,而非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到來。

  至於夏瀛洲、李貴發與傅應川等主張強化兩岸軍事互信的退役將領,也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接受上述的主張,畢竟他們所希望追求的是台北與北京之間的平等合作,或者至少表面上的平等合作,而非直接的投降。然而在年輕時代的泛藍支持者看來,這些過去的意識形態與歷史包袱都是可以毫無留念與以拋棄的,畢竟他們所最重視的還是在中國崛起的大環境下,自己的未來前途與發展。

  其實相比起整體民族的崛起與復興,或者說白一點他們自己個人的崛起與復興,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乃至於三民主義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主義價值實在是一點也不重要的。以下這段筆者摘自網路的論述,大概最能反應他們的實際想法:「未來三十年後,沒有人會在乎誰領導了抗日戰爭,只會有人在乎誰讓中華民族站了起來。」

  中共崛起帶來的民族優越感

  正是因為身為民族主義者的關係,台灣的藍營支持者們在看到中共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取得的一切經濟、科技、體育、外交甚至於軍事成就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同屬中國人」的自豪感。這種心情,可能就如同1945年8月15日那天,許多生活在汪精衛政權管制區的老百姓、軍人甚至於公務員也以愉快的迎接抗戰勝利之日到來的心態如出一轍。

  理所當然的,對日抗戰的勝利是由蔣委員長領導下,位於重慶的那一個國民政府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幫助下取得的。可能在日本天皇裕仁發佈《玉音傳送》前沒有幾個小時,他們還將重慶視為「猶太資本家」所扶持的走狗看待,還在誇讚準備以肉身與敵艦同歸於盡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甚至於痛斥蔣中正為「米英鬼畜」的走狗。

  沒有想到的是,一待日本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這些人二話不說的馬上將那個由「猶太資本家」與「米英鬼畜」所扶持的走狗視為民族英雄看待。就連原本寫出《神鷲歌》一歌來歌頌神風特攻隊的陳歌辛,也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內又寫出了一首《迎戰士》來歡迎國軍。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想將自己服務與效忠汪精衛政權的過去,推卸的一乾二淨。

  包括當年由大後方回到淪陷區進行接收工作的官員在內,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藉由向勝利者表達忠誠來換取過去的罪行不被追究,甚至於取得財富與權利的「投機」表現。同時也有許多的學者從比較寬容的角度出發,認為這些「投機」行為的表現,只不過是突顯了淪陷區居民在沒有能力選擇誰來統治自己的情況下,所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自保手段。

  不過,倒是有許多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表示當時重慶與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都是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統一與富強而奮鬥,彼此所爭論的只是「美國路線」與「日本路線」哪一個更適合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而已。居然抗日戰爭的結果,證明了重慶的路線比南京更適合於中國,那麼原來服務於南京國民政府的自己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當然有資格為重慶的勝利一起歡呼。

  這一套論述,也很完整的為今日在台灣倒向了中共的藍營人士所借用,只需要將其中的「重慶」改為「北京」,「南京」改為「台北」,然後把「美國」改為「蘇聯」,「日本」再改為「美國」就可以了。換言之,居然北京所採用的「蘇聯路線」已經被證明更適合於中國,那麼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做為與大陸同胞同文同種的中國人,也該為了其成就感到驕傲。

  而這當中,還有在台北創辦了《中華雜誌》的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胡秋原,以毛澤東在1969年與蘇聯於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為例,為文證明中共已經擺脫了受蘇聯影響的紅色西化派路線,走出了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因此,台灣的國民黨也應該早早放棄受美國影響的白色西化派路線,重新回與共產黨一起為了建設祖國走向繁榮富強而努力。

  此一套理論,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很難打動中華民國的支持者,但是等到中共走上改革開放路線,外加台獨運動者在島內極度壓縮國民黨傳統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在藍色族群內逐漸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甚至於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過多的民權主義是導致台灣社會走向民粹化與極端化的亂源與禍根之一,要維持國家社會的長久穩定與發展,還是要支持目前中共所走的「開明專制」路線。

  由於在80年代參與「愛鄉更愛國運動」的藍營草根運動領袖,對於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中華民國經由軍政、訓政走向憲政的民主三階段論並不熟悉,他們很容易認為自己當時所捍衛,處於階段任務的戒嚴體制,就是整個中國國民黨所追求的終極目標。甚至還有不少人為了對抗黨外所高喊的自由與民主口號而成為了法西斯主義甚至於納粹運動的崇拜者。

  在這種極右翼思維的主導下,這些一度因為認為中共是蘇聯扶持之魁儡政權,而以極端民族主義為出發點反共的藍營草根群體,很容易因為相信北京政權已經「改邪歸正」,而全面接受今日大陸所推行的一黨專政制度。畢竟在兩蔣威權統治下,台灣也確實有過一段經濟高速成長的輝煌歲月,這樣的親身經驗讓他們對「開明專制」有著超乎尋常好感。

  除了誤讀了孫中山、蔣中正與蔣經國的政治理念,新黨與愛國同心會的領袖們從90年代開始為了與李登輝還有民進黨對抗,而與海外保釣運動的左派勢力,乃至於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的領袖們組織了所謂的「反獨統一戰線」。此一戰略,也讓過去左派所信奉的一些意識形態,包括毛澤東的一些理念也開始為部分的右派精英們所接受。

  過去身為反共急先鋒的郁慕明,在2010年底一次對青年的講話中就出現了一段非常矛盾的論點。他以70年代左派保釣健將何炳棣晚年後悔自己曾替文革辯護的行為為例,驕傲的指出自己從來不曾對自己當年參加反共愛國聯盟的選擇後悔過。讓筆者當場感到傻眼的是,郁慕明的下一句話便讚揚毛澤東如同秦始皇一樣,是一個將分裂的中國重新帶向統一的歷史偉人。

  郁慕明的這段表述,在泛藍陣營中開了一個很壞的例子。因為過去藍營的黨政領袖無論有多麼讚賞今天的中共,都不可能對毛澤東當年推翻中華民國的行為給與任何的肯定。從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老爹開始,一直到公開主張在一國兩制下完成兩岸統一的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大家的共識都是全面否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畢竟,肯定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就等同於否定了那個時代高喊反共復國口號的自己。然而,當時身為泛藍第二大黨領袖的郁慕明卻在新黨的閉門會議裡開了這樣的一條先例。隨後,又有如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這樣的泛藍學者公然發表論文,指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的成就歸功於毛澤東時代所打下的基礎,嚴重衝擊了藍色陣營的反毛傳統。

  如果連接受過反共抗俄教育,曾經在海外與親共學生進行過思想對抗,甚至親身遭遇過中共迫害而背井離鄉的藍營領袖們,都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開始擁抱起了北京政權,那麼不曾經歷過這些的深藍青年學子們,自然也會以更快的速度去認可與自己不曾真正處於過敵對狀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正是筆者認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正是因為沒有老一代的歷史包袱,年輕一代的藍營領袖與支持者能夠在更加沒有心理壓力的情況下去歌頌中共政權。王炳忠在參加閱兵儀式期間接受大陸《觀察者》網採訪時,便如此嘲諷了仍堅持傳統中華民國史觀的抗戰老兵:「他們走不出內戰思維,覺得一定要區分國民黨和共產黨,一定要講國民黨才是抗戰領導者,而且講國民黨還不夠,還一定要講中華民國才是領導者。」

  同時,他也對反對連戰出席閱兵活動的馬英九政府做了不留情面的批評:「這和國民黨的內戰情結有關,他們始終覺得中共對國軍的歷史貢獻講得不夠,但面對台獨分子在台灣把國軍羞辱、抹煞得一文不值,國民黨又根本無力招架。為了迎合台獨分子『去中國化』、『本土化』的論述,國民黨多年來也一直淡化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

  為了徹底瓦解目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正當性,王炳忠在鳳凰衛視的專訪中,又刻意將年輕世代分離意識的產生歸功到了國民黨的反共教育:「國民黨反共掛帥的教育,也令台灣人對於大陸有一種疏離甚至仇視。當反共教育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強調的時候它就會變質,到最後就變成反共跟反華、反中分不清。」

  至於王炳忠的同路人侯漢廷,則是以馬英九政府在統派女青年張瑋珊遭到獨派集體攻擊時不願意挺身而出為之辯護的例子,質疑國民黨是否仍是一個代表中華民族利益的政黨。他在文章中表示:「本是一個藍營可以藉機抨擊民進黨的機會,但是藍營不敢。因為國民黨不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國民黨不是統派,是獨台。」

  國民黨在太陽花與反課綱學運中,對獨派學生所展現的軟弱態度,也讓年齡更輕的一批泛藍學生憂心重重。於是他們也開始以中共比國民黨更加捍衛民族精神為由和理化自己親近北京的行為。施長祐便多次指出自己所在乎的並非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與政權之爭,而是國共兩黨誰更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富強。誰能做到這點,他就支持誰。

  反對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

  凡是參加過「迎接自強年」與「愛鄉更愛國」運動的藍營領袖,想必都不會忘記自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北京開始,一直到1978年12月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電視機螢幕前宣告與中共建交為止這段時間給自己所帶來的一系列心理衝擊。那是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被一個在生存上所強烈仰賴的強大盟友所拋棄的失落感。

  當然,國民黨在撤退台灣以後,在愛國教育中將大陸丟失的責任完全都推卸給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甚至於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的做法,也加深了這些本來應該是親美派的深藍領袖將美國視為一個習慣於出賣盟友的偽善國家之想法。所以在確認了美國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友,甚至於承認了中共的幫兇以後,他們走上了反美的道路。

  在70與80年代那個中共才剛剛開放,國力還不夠強的時代,深藍民族主義集體反美的原因是在於美國為了對付蘇聯,放棄了老朋友去承認一個處心積慮想要消滅中華民國的政權。同時,他們也極度的懷疑那些到大街上反對國民黨政權的黨外運動人士,尤其是台獨運動背後的操縱者就是當時已經開始高喊「人權外交」口號的美國。

  美國是否在80年代真的完全放棄了台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抗戰期間在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指揮下到中國駕駛P-40戰鬥機與日軍作戰,後來出任諾斯諾普公司(Northrop)副總裁的王牌飛行員約翰.艾利森(John R. Alison)仍積極推動台灣研發經國號戰鬥機的事蹟來看,就知道其實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

  因此蔣經國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深藍草根領袖的反美情緒,也如同今日中共面對大陸民眾的反日情緒一樣,懷抱著極度複雜的想法。一方面,他們被國民黨高層視為在街頭運動中壓制台獨與親共勢力的主要力量。同時這一批人的存在,也讓中華民國政府有了抗衡美國自由派人士透過外交壓力要求其加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民意基礎。

  然而,曾經在蘇聯接受教育,參加過共產黨並且擅於號召群眾運動的蔣經國也比任何人更瞭解民族主義是雙面刃,在砍向敵人的同時也會砍向自己。尤其是經歷過內戰的他也十分明白,過度的反美情緒最終必將導致社會走向極端親共得氛圍之內。於是到了蔣經國時代末期,台灣的社會輿論對於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這類極端愛國團體的厭惡感已經遠遠超過了黨外人士。

  台灣的警察出於防範1957年因「劉自然事件」的爆發,而導致群眾集體衝入美國大使館翻箱倒櫃的外交事件發生,對走上街頭的深藍民族主義者採取嚴厲執法的態度。同時對於在總統府前辱罵蔣經國為「豬」,以「老賊」稱呼大陸來台的立委與國大代表的台獨份子,警方則一律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態度。

  換言之,早從經國時代末期開始,中國國民黨與深藍極右翼民間團體的裂痕就已經產生。只不過在那個深藍人士心中對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還懷抱著高度向心力的時代,這樣的裂痕還不足以讓他們馬上與國民黨決裂。甚至在李登輝上台初期,他們對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仍然抱著近似於盲目支持的死忠態度,直到「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爆發為止。

  蘇聯垮台後,隨著「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社會的甚囂塵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非正式軍事合作關係自然有所提升。不過到了此一階段,深藍人士已經密切注意到李登輝的目的是想要利用美國與日本的保護來推動台灣島內的分離意識,理所當然的對於這樣的合作難以抱持歡迎的態度,並讓他們在維護民族大義的想法下,加速了向中共的靠攏。

  會讓原本反美更反共的深藍人士轉變立場,開始產生聯合中共對抗美國想法的原因,可能與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在這套論點中,杭亭頓明確提出隨著蘇聯的垮台,冷戰時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衝突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文明與種族之間的對立。

  而在杭亭頓的論述中,代表中國的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一樣的被判斷為了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文明之敵人。這意味著在他的觀點裡,整個信仰儒家文明的區域,無論其採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為何,都是西方文明的潛在威脅。此一論述不得不讓身為民族主義者的深藍人士緊張了起來,發現美國要消滅的可不只是中共這個政權而已,而是整個中華民族。

  對此,曾經身為國民黨反共理論家,已過世的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如此極端的表示:「西方美國所反對者不光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北京政府,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全中國,整個中國!所謂「中國威脅論」,並沒有加上『共產』或『紅色』中國威脅論。若是國民黨能像共產黨率領中國騰飛起來,西方美國照樣會大叫『中國威脅論』。」

  哪怕是民族主義沒有那麼強烈的一些藍營領袖,也對於美國無法如冷戰時代一般無償提供中華民國軍事援助,而是以世面上十幾倍以上的價格向台灣傾銷老舊武器的態度大為火光。他們逐漸認為,與其花那麼大筆錢去向美國採購這些沒有辦法在戰場上擊敗解放軍的武器裝備,不如透過與中共建立更為和平友善的關係來確保台灣的尊嚴與主體性。

  儘管李登輝主導下的國民黨採取了看似完全背離民族大義的路線,但是絕大多數的深藍人士認為這一切不過只是短暫的歷史逆流而已,等待哪天懷抱中華認同的人重新奪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控制權,撥亂反正的時刻必將到來。到了那個時候,國共兩黨必然將在一個能夠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存在的架構下實現第三次的合作,完成民族大一統。

  他們大多數的人,哪怕是信仰深藍路線的本省籍台灣人都相信,李登輝之所以走聯合美日對抗中國的路線,與其自幼生長於日據時代並且接受了皇民化教育的經驗有關,並相信換了一個如馬英九那樣的外省人來領導,一切就為有所改變。可惜的是他們忽略了最早替台灣制定了聯合美日對抗中共的軍事與外交框架者,不是別人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蔣家父子。

  2000年的政黨輪替,並沒有澆熄深藍人士對實現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渴望。反而因為國民黨淪為在野黨,並且在連戰領導下走上了反對李登輝,甚至於聯合中共壓制台獨的路線,深藍的民心士氣處於蘇聯瓦解以來的歷史最高點。他們全部都相信隨著陳水扁在2008年的下台,台灣終將在馬英九的帶領下,以一個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條件下與大陸完成經濟與政治上的整合。

  令他們大感意外的是,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雖然在經濟與文化交流上接替了連戰的積極開放路線,但是在軍事與政治上卻重新回歸了兩位蔣總統的路線,意即積極的配合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共的策略。這或許才是許多深藍民族主義者與馬英九政府徹底走向決裂的引爆點。許多人就此放棄了一切國共可能實現第三次合作的幻想,走上了完全否定中華民國存在價值的道路。

  沒有國共內戰遺緒的泛藍青年世代,產生這樣的情緒自然會比老一代的經歷更為強烈。絕大多數關心政治的七八九年級生,包括當年在美國讀書的筆者對於2003年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奉行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路線,在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貿然出兵攻打伊拉克,最後卻因沒有找到他所指控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大出洋相的歷史想必都留有深刻的回憶。

  也就是這樣的回憶,包括反戰乃至於「反帝」的文化從西方國家經由陳文茜主持的【文茜小妹大】等節目傳回台灣,都讓自認成長於「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台灣青年人幾乎不分藍綠統獨的對美國產生了他們父祖之輩所沒有,或者至少是被壓抑的強烈反美情緒。尤其是渴望中國能夠早日崛起,進而成為世界霸主的年輕深藍更是如此。

  祖父為第一屆立法委員侯紹文,來自於深藍家庭的侯漢廷,對於美國這個曾經在抗戰與冷戰先後兩次保住了中華民國的西方強權,在此一觀點的影響下,自然難以有任何正面的評價。他說:「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崛起帶給世界的是什麼?是用美元的強勢地位對各國掠奪無窮盡的財富,是假民主自由之名,對反美元者帶來戰亂與破壞。」

  王炳忠則認為美國與中華民國在二戰與冷戰時代的合作,說穿了也不過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相利用而已。甚至,他認為若要是中華民國當年少聽美國一點話,多走一些符合自己國家國情的道路,也不會落到把大陸民心都送給中共的地步。而在中共已經不走昔日毛澤東路線的條件下,海峽兩岸任何一方本來就不該再有利用外力對抗「自己人」的想法存在。

  他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如此訴說著自己對美國的不信任:「美國拋棄台灣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普天之下的中華兒女永遠不會拋棄台灣。今天很多台灣青年說沒有發展空間,可是大陸有大好河山、有這麼廣闊的天地,為什麼不來闖一闖?我們既可以分享中國崛起的榮耀,在台灣的中華兒女更有使命和責任,為中國崛起做出貢獻。」

  也因為從兩蔣時代開始,中華民國在各層面上對美國存在緊密依賴,留學美國成為了台灣年輕人想要在職場上獲得重用的一條快速捷徑。這樣的生態,自然會讓無法前往美國的青年產生強大的不平衡感。台灣民族黨中央評議委員楊智淵,就跟筆者表示自己之所以成為獨派一份子的原因,就是受到自己在軍中發展的外公,因英文不好而無法獲得升遷的刺激。

  獨派都尚且如此,那麼擁有同樣背景的深藍青年們當然也更是如此。因為這對於他們而言,可能已經不是藍綠或者統獨分歧那麼簡單了,而是更為激烈的階級鬥爭。為了對抗目前在台灣社會各行各業占盡優勢地位的「留美派」,他們顯然希望利用中共對台灣影響力的提升來改變自己當社會「魯蛇」的命運,民族大義可能也只是正當化這些作為的其中一種美好理由而已。

  中共也確實的利用了這些藍的綠的青年對現狀不滿的特點,藉由優惠台灣學生前往大陸留學,乃至於提升兩岸青年交流的方式,在島內培養未來足以取代「留美派」與「親美派」的「留中派」與「親中派」學生。王炳忠、林明正與侯漢廷等人,也不過就是這些所謂的「留中派」與「親中派」青年在藍色陣營中的指標性人物而已,在綠色陣營中,類似的角色也是同樣存在。

  理所當然的,這批藍營「親中派」對於以馬英九為代表的藍營「親美派」懷抱著不下於對獨派的極大仇恨。他們完全的不將這次馬英九總統在台灣舉行抗戰紀念儀式中,得到美國政府充分支持的情況視為中華民國的外交成就,相反的還以「跪美派」來反唇相譏。或許對他們而言,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奸」與「賣國政府」。

  藍營外圍團體集體親共的可悲後果

  從上面這四點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其實中共一直是採用兩手策略在對付中華民國政府的。在利用了民進黨的「本土化」政策瓦解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以孤立藍軍支持者。同時,中共再以高喊民族大團結的口號來向在島內遭受排擠的藍營支持者傳遞溫暖,進而慢慢的降低了他們心中對共產黨的敵對意識,然後成為北京在島內的傳聲筒。

  這種統戰當然是從外到內,以量變導致質變的方式緩慢推行的。先是愛國同心會、新同盟會、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與親民黨等外圍團體與黨派的支持者與代表性人物開始,然後則是張顯耀、張榮恭、江丙坤與連戰等國民黨領袖。這些人的想法,也逐漸的從一開始的堅決反共,慢慢的變成了擁護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

  久了以後,他們的整個意識形態都可能因看到太多中共想要他們看到的東西而徹底的翻盤。筆者已經不只一次的從許多戰後的外省世代口中聽到他們如何羨慕大陸人民在毛澤東帶領下,犧牲了個人福祉、安樂與生命,只為實現祖國強大而辛苦奮鬥所產生的精神力量。甚至還有人為了同一時代的自己只懂得追求學業、事業與婚姻的幸福而感到「慚愧」。

  更誇張的一點,則是中共很成功的利用了台灣的民主制度綁架了代表國民黨參加國家重要選舉的候選人。哪怕是對共產黨還有所提防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在自己所仰賴的選票來源,也就是泛藍陣營的外為政黨與團體,乃至於基層支持者都已認同中共的情況下,也不再敢對北京當局一切倒行逆施的政策,甚至於關係到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歷史觀點有所堅持。

  比方說代表國民黨競選明年總統的洪秀柱,就深受此種陷阱的影響,因為立法委員出生的她,本來就比馬英九與朱立倫更仰賴草根深藍力量的支持。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洪秀柱在從政的過程中曾經受到連戰的大力提拔。所以當連戰即將前往北京訪問的消息傳出後,洪秀柱也只能夠以「主席自有分寸」這樣的話來模糊應對外界向她提出的表態要求。

  沒有想到的是,來自於仍持反共立場的正藍人士,乃至於全台灣的反彈壓力就如此排山倒海般的向她襲擊而去,迫使已經因提出「一中共表」而遭到質疑為親共人士的洪秀柱不得不閉關三天,停止一切選舉活動。這在台灣選舉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發生,可見做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此次真的遇到了事關生死存亡的危機。

  遭遇到如此衝擊,國民黨內也出現了開除連戰黨籍的聲音,然而在王金平與其所支持的幾個中常委聯合阻擋下,此一提案很快的就觸礁了。這裡必須要提的是,王金平與連戰同樣是李登輝所重點培養的國民黨本土派。然而這些所謂的台灣地方實力派,從日據時代開始追求的就是自己家族與派系,而非整體國家的利益。

  本土派並不像那些轉紅了的深藍那般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但是只要中共的統治能夠確保他們的好處,這批人也會毫不猶豫的成為支持北京的統派人士。此點我們可從江丙坤、張榮恭與無黨籍聯盟總召集人林炳坤跟著連戰一起去看了閱兵這點得到證實。如此來看,同時堅持反中共與反台獨路線的正藍似乎也沒有不敗的道理了。

  眼看國民黨即將走向全面崩盤,一些深藍領袖如郁慕明也做出了一些行動與馬英九政府進行切割,以確保自己的政黨與團體不會同整個藍營一起滅頂。這也正是2012年郁慕明曾經公開宣告新黨脫離藍軍的原因。不過,包括郁慕明在內的泛藍領導人們,是沒有辦法完全與過去那個曾經反共的自己畫清界線的,同時也不可能割捨掉心中對中華民國的牽絆。

  即便對馬英九已經完全絕望,轉紅的泛藍支持者們仍然將從草根出生而且與美國相互依存度較有限的洪秀柱視為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希望。如同早年因擔任情報員的父親遭到國民黨的不公平待遇,而義無反顧投奔黨外,甚至於身為民進黨創黨黨員的林正杰,就對洪秀柱展現了前所未有過的力挺態度。據他個人所說,這在過去沒有發生在其他國民黨參選人身上過。

  據參與過林正杰所創辦之洪秀柱黨外後援會的一些網友轉述,該團體Line群組的代表圖片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從這點可以看出,這個組織已經完全得為由藍色轉紅色人士所掌握。另外還有大量的新黨與統一促進黨黨員在Facebook上發表力挺洪秀柱「一中同表」路線的文章,總體可見她的支持群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以偏紅人士為主。

  然而就如筆者所述,這些轉紅色的藍軍支持者最多也只能夠被稱為「紫色」而非完全的紅色,因為他們在心中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接受或者適應一個完全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中國到來。不論支持的是「一國兩制」還是「大屋頂中國」,已經認可中共為自己老大哥的他們,都希望在某種程度或者意義上將中華民國保留下來。

  畢竟中華民國對於他們而言,不只存在著太多童年、青年與壯年時代的回憶,同時也是自己父輩所曾經以鮮血捍衛過的一個旗號。他們之所以那麼反對民進黨搞台獨,那麼厭惡馬英九向美日靠攏的原因,可能並不是希望中國能早日完成大一統,而是不希望中華民國這個旗號成為「反華勢力」用來對付中華民族的棋子,那對他們而言在心理上造成的痛苦與兩難,是外人所無法想像的。

  尤其是泛藍外圍政黨與團體的領袖,反對馬英九的原因也未必真的是因為討厭中華民國,甚至於國家現行的親美外交方針,而是覺得自己沒有得到自己人的重用而已。因此,他們在發表各種論述與舉辦造勢活動時,就難以避免的出現了各種自我矛盾與脫序的行為。比方說愛國同心會在街頭同時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與五星紅旗的行為,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可能以為他們是在替「兩國論」背書。

  言論極度親近中共的郭冠英,在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時又是百分之百採納國民政府觀點,卻忽略了北京將此一歷史事件是定位為台灣人民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而發起的武裝起義事件。郭冠英為了消遣仍支持中華民國的正藍軍人士,曾經貼出中共為了悼念50年代在台灣遭到國民黨槍斃的共產黨人員而建立的無名英雄廣場紀念碑照片以表達自己對共黨的忠誠。

  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這座紀念碑所紀念的其中一個「烈士」,就是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曾經率領台灣民軍進攻嘉義水上機場的中共台籍黨員張志忠。面對這樣一位為了「解放台灣」而遭到國民黨槍決的共產黨人,不知道始終認為二二八事件背後為日本人操縱的郭冠英,是該要罵他為「台巴子」呢?還是「日本走狗」呢?人家可是在郭冠英出生前,就已經是根正苗紅的共產黨黨員了。

  其實從這次的閱兵,我們已經不難看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已經有要改變昔日聯合國民黨壓制台獨的政策,轉向拉攏本土派以徹底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換言之,習近平對於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位鄧小平以來最強勢的中共領袖絲毫沒有興趣,而且也頻頻打臉郭冠英之流,不給他們任何的期待與幻想。

  比方說,這次跟隨連戰去大陸,中共官方媒體刻意不提他所具有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地位,將他視為一般台灣的愛國人士看待。除了絕口不提國民黨,連戰的三十三人代表團中,還有兩個十分特殊的人物,一是因為在二二八事變中反抗國民黨而坐牢的陳明忠,另外一位則是抗戰期間到大陸參加李友邦所領導的台灣少年團成員曾東昇。

  對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有稍微了解者都知道,到大陸率領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參加對日抗戰的李友邦,因為立場親共的原因而在1952年為蔣中正所親自下令槍斃。曾東昇等台灣少年團成員,也受到牽連而長期受到警備總部的監控,直到解除戒嚴後才重獲自由。由此可見,習近平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排除國民黨,只有共產黨與本土台灣人共同奮鬥的台灣光復史論述。

  利用這個機會,習近平要所有由藍色轉紅色的台灣統派人士來一次總結算,對自己要認同哪一個中國做一次最後的選擇。一篇疑似是由中共半官方人士所寫,於今年5月25日刊登於大陸天涯論壇,名為《王炳忠不是中國需要的統派》的匿名文章,就做出了以下的有趣論點:「我寧可讓台灣人認同台獨,也要拋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不消失,台灣不可能統一。」

  從這樣的言論,我們可以看出這八年來對馬英九政府實施的一連串以經促統讓利政策下來,中共已發現堅持了多年的「九二共識」對於推動兩岸的政治統一根本毫無幫助可言。當然,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倒也不見得是真的表示王炳忠這樣的統派青年中共就不需要。此文章所要傳達的真正用意,是中共需要能夠真正與台灣草根基層民眾打成一片,至少樣子該像一個本省台灣人的統派。

  該文還對王炳忠近似於郭冠英的二二八立場提出了修正:「這兩天他居然為二二八中的蔣介石辯護,真是可笑。蔣在台灣的所作所為,有什麼資格立雕像,還是土豪金的,不應該拿掉嗎?二二八我們大陸的教科書寫的清清楚楚,那就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殘暴統治的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是解放戰爭的組成部分。多少本省人青年,為了理想,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

  也就是說,寫文章者希望王炳忠與其他的深藍青年們至少開始在政治上與傳統的藍營人士,如郁慕明等人做一次全面的切割,才能成為中共所需要的真正統派。很有趣的是,該文章還真的對王炳忠做出了以下的建議:「炳忠,想想你的前人簡吉、謝雪紅、陳明忠、許強、蘇慶黎、林毅夫吧。那才是你這個說台語的年輕人奮鬥的方向。」

  未來能協助中共穩住並且統治台灣的青年精英,從習近平的角度必須要「統」但不必要「藍」,假若可以夠「台」更好。因為中共希望王炳忠這些沒有國共內戰青年世代,能夠如同陳明忠那一代的「老左派」一樣,堅定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紅色祖國,而不是要像郭冠英那種又要紅又要藍,中華民國與人民共和國傻傻分不清的「紫」色人種。

  許多人看不懂中共的用意,所以就會如侯漢廷一樣,在柯文哲前往上海的消息傳出後立刻在網路上痛罵北京出賣了統派。實際上,習近平只是傳達要他們早點選邊站的消息而已。若連這點都看不懂的,恐怕沒有機會在中共接下來即將要推動的「統一大業」中扮演什麼重要的角色。而從王炳忠利用今年去北京參加閱兵的機會與陳明忠合影留念一事來看,他的敏銳度顯然高過了侯漢廷。

  筆者永遠不會忘記今年7月底去世,在海峽兩岸分治之日來臨之際因遭到國民黨通緝而逃往大陸的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袖陳炳基,在2013年3月初接受筆者採訪結束時所講的那最後一句話,即「馬英九是蔣家王朝的最後守門人」。從這句話裡面,我們完全明白進入後馬英九時代後,中共將致力於完成毛澤東當年所沒完成的霸業,那就是讓中華民國走入歷史。

  該如何應對藍軍「紅統化」的問題?

  以目前的這種趨勢來看,藍色陣營全盤走向「紅色統派」化,將伴隨著洪秀柱在明年的失敗而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不過平心而論,這次連戰去大陸,倒是真的讓原本為了對抗台獨,而暫時不分彼此的正藍以及染了紅的紫色勢力之間的分歧提早走上了檯面。正如王炳忠所言,這次的閱兵就如同照妖鏡一樣,照出了所有人看待國共衝突與兩岸關係的真實態度。

  筆者完全認同王炳忠所言,每一個人對這次閱兵的態度都會留下歷史的記錄,差別只在於我們對於誰是「人」,誰又是「妖」這一點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已。畢竟與這些統派朋友相處了好幾年,筆者完全明白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天真浪漫,真心希望中國早日走向富強之路的民族主義者,因而對馬英九抱有恨鐵不成鋼的強烈失落感。

  當然,也有人將馬英九執政時期視為國民黨帶領外省族群與認同中華民國的本省族群藉由平等協商的手段與大陸完成政治整合的最後機會。假若此一機會一旦被失去,那麼台灣人在接下來這條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上將完全失去參與的機會,成為任人宰割的棄子。很顯然的,他們更加害怕這個機會被民進黨捷足先登的搶走,害怕到甚至連想都不敢去想。

  在共產黨與民進黨合作完成統一的情況下,曾經做為國民黨死忠支持者的外省族群,將同時為大陸人與台灣人都視為政治不正確者,世世代代都抬不起頭來。還有一些外省人還誇張到去擔心民進黨可能會趁共產黨正式接管台灣前的那段空窗時間對自己實施大規模屠殺,所以迫不期待的希望馬英九在還有權力的時候提早與大陸商量出一個體面的統一模式,就算保不住尊嚴,也能保住性命。

  而在馬英九無法完成他們此一期待的情況下,這些統派對中華民國政府也就理所當然的產生疏離感甚至於仇恨。還有一些藍營政黨與社會團體的領袖則是在發現自己付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將馬英九送上總統大位後,卻沒有得到適當的官位與權力做為補償,從而也以向中共靠攏做為一種對政府出氣的手段,總體而言他們各種五花八門的變紅理由都有。

  不過在台灣根本缺乏民意基礎的他們,沒有辦法改變一個根本的事實,那就是中共與代表島內絕對多數的本土居民,甚至於民進黨人士的接觸與合作是遲早要來臨的。無論是任何人,哪怕是美國都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幕的發生。他們終將因為自己在政治信仰上的變節而負出可悲的代價,那就是再一次的被自己所寄予厚望的對象所拋棄。

  第一次拋棄他們的是做為「老盟友」的美國,第二次拋棄他們的則是自己從童年時代就被各種教育所灌輸要效忠,但是卻為本省皇民李登輝所篡奪了主席之位的中國國民黨。第三次與深藍族群分道揚鑣的是由外省人親美派馬英九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最後要拋棄他們的,則是他們所意想不到,多年來一直被自己視為骨肉同胞乃至於反台獨共同戰友的中共。

  我並不認為,這些無權無勢的紫色統派最後真的會因為民進黨,乃至於王炳忠這一票新的本土派紅色青年成為了中共的新歡而丟失自己的生命。在中共統一台灣後,他們只要不出面反政府,或者不要有太多的政治意見,當個良民好好生活的權利應該不至於被剝奪。這一批人所犯的錯誤,就是對現實兩岸與國際局勢的走向完全的缺乏瞭解,很多時候甚至還生活在過去。

  然而,這卻不表示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對於如此大批的藍色支持者轉紅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整體而言,筆者認為馬英九是一個合格的領袖,他的一切政策與做為,都只存在一個目的,那就是盡可能的讓中華民國以一個符合西方世界的期待,並且全面接受普世價值的國家之身份,長長久久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馬英九首先就必須要當一個全民總統,去謙虛的聽取綠營的聲音,並且以不沾鍋的姿態對待來自藍營的自己人。從西方國家法律與常理的角度來看,馬英九的做為著實而言並不能算是錯誤。至於許多民族主義者攻擊他靠攏美日,筆者則認為凡是對現在兩岸實力對比有基本瞭解者,都不會去質疑其正當性。

  但是,馬英九可能確實是受到西方的影響太深了,望了自己其實是處在東方色彩與華人文化氣息最濃厚的台灣。在這麼一個華人文化氣息強烈的地方,法與理的觀念其實是遠遠排在情後面的。一開始就不懂,而且也永遠學不會人情世故的馬英九,在當選總統後顯然全忘了自己競選時為什麼要到鄉下Long Stay,並且與農民群眾博感情的原因。

  最後,馬英九在讓大多數的綠色選民寧願接受中共統治,也不願意講他半句好話的同時,也將藍色選民的心給通通丟光了。就連很多到目前為止都還堅決反共的正藍人士,對於馬英九的行為也都表示無法理解。因為馬英九無論大方向有多麼的正確,若要是他無法將自己要做的事情正確無誤的告訴支持者的話,失去的信心與支持,是永遠也回不來的。

  馬英九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可能還記得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要讓全體中國人過上民主自由的生活,但是卻出於對綠營支持者的過度考量而不願明說。許多藍營發現當一個自由中國的中國人的偉大理想,都無法由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的嘴巴裡喊出來,久了以後自然而然會被其他看似更可行的思想給帶走。

  除了無法適時扮演帶領小孩向前走的父親之角色外,不願意高喊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是要追求中國走向自由與民主的馬英九政府,也更容易犯下將部分逃脫鐵幕統治的大陸同胞遣返回對岸的錯誤,客觀來說,馬政府遣返大陸人士的動機,倒也未必是畏懼中共的壓力,而是在長期獨台的國家認同思維下,把他們當成入侵本國領土的外國人給送回本國而已。

  換言之,政府這種不自信的表現與行為,已經確實給兩岸的藍營支持者都帶來了很大的心理打擊與障礙,並將不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的他們分別推向了紅色與綠色陣營的懷抱。然而犯下的錯誤居然已經造成,我們只能夠期待國民黨若能夠撐過明年的選舉,未來的新領袖能夠脫離這種不正常的心態,公開的承認自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明確的將目標告訴給支持者。

  文/許劍虹
  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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