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受难者”讨论追记

程惕洁



  美西十日游归来,想把日记整理成游记。细读之下才发现,这次记述最多的文字,不是山水风光和奇闻轶事,而是三位同行游客沿途大摆的“龙门阵”,主要内容始终围绕“共产主义受难者”这个主题,观点犀利,耐人寻味,故冠以上标题,希望与读者分享。

  一,背景说明

  其中三位讨论的主角张、王、李,各有不同背景:

  来自纽约的张先生是位退休党官,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研究,来美探儿子一家。老伴儿不久前过世,自己已有绿卡,正考虑是否入籍,归化为美国公民。

  来自芝加哥的王先生是位离休军干,通讯工程师,曾有大校军衔,如今每年回国一趟。虽然他早已入籍美国,但仍拿着中国大陆护照,为的是来去方便,两边都不用办签证。按说双重国籍在中国犯法,不过他坦言:在他认识的离休军干中,偷偷拿双护照的人不少。“嗨,中国的事难说。民不告,官不究,这世道,谁管那么多闲事?”。

  来自旧金山的李先生,曾是我早年的同学,从厅长位置退休,首次来美探望妹妹跟其他亲友,先在美东住了一个月,又到美西来玩,打算年底前回国。

  我们四个古稀老人,年龄相仿,学历背景接近,被导游安排在两个房间内,大巴的座位常排在一起。每天见面,聊得久了,共同语言很多,形同密友。别的游客每天轮换座位,只有我们四人,主动要求固定在最后的空位。一来不挤,二来解手方便,三来可以耳语,“低声放毒”,免得“有心人”打小报告。据说导游和客人中间,也有国安线人,或者五毛党,“自干五”之类,充当安全部门的耳目。大家心照不宣,相约警惕为上。

  他们三位都很健谈,只有我寡言少语,因为舌头刚做过手术,讲话不灵光。但出于记者和教授职业本能,我爱找有趣话题,引导他们发表意见,挑起争论,有时面红耳赤,但过后仍能把酒言欢,谈得更为投缘。

  以下记录便是三人谈的内容梗概。斜体字是我的提问部分,正体字是他们回答的部分。

  二,“共产受难”话题的重要性

  问:各位是否知道,华盛顿有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专门组织各种活动,纪念那些因共产主义运动而遭受迫害和镇压的牺牲者。最近,他们联合几个海外华人异议组织,要在国会山召开首届《中国论坛》,能否请各位就这件事,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先生:我从网上看了消息的大标题,没细看小字内容。嗨,这几年眼花的度数不断提高,看小字日益困难,只好浏览一下标题算了。要是特别感兴趣的文章,就得借助放大镜慢慢看。据说,这个组织还颁发以杜鲁门和里根总统命名的一个什么自由奖,以前发给过魏京生、吴宏达、杨建利等人,今年可能要发给“赤脚律师”陈光诚。

  我说老张,你是搞宣传和理论研究的权威,这几天你给我们讲了对马克思和共产理论的反思过程,很有说服力。能否请你先发表点高见。

  张先生:我也是从网上看到消息,现在会议还没开,具体议程和发言的题目也不清楚,难有什么深刻分析,随便说说,仅供参考。我觉得这个组织跟这个论坛,有点看头。光“共产主义受难者”这个题目本身,就十分重要。我建议,“共产主义受难者”可以简化成“共产收难者”更加贴切。因为共产主义,多少还带有理论或学术色彩,“共产”两个字,更代表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只要针对中国的“首届论坛”能开个好头,并且一届一届开下去,越开越多,越开越大,最后遍地开花,肯定能释放意想不到的能量,收到难以估量的成果。

  放眼世界,看看如今继续举共产旗政党还有几个?能掌握政权,有强大国力,而且手握核武器的共产国家,还有谁?连古巴那个小穷国都在改变之中,跟美国恢复了邦交;越南虽然没改名字,但已经开放选举竞争,估计早晚也会公开抛弃“共产”这面破旗;剩下的难兄难弟,也就数朝鲜和中国大陆了。朝鲜那个小金胖,疯疯癫癫,反复无常,但估计他不会丢弃爷爷跟老爸留下的权力遗产,但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极端专制,究竟能延续多久,很成问题。

  刨去朝鲜,最后就剩下咱们中国一家了,有人戏称是“西朝鲜”,不无道理.......

  王先生:唉,老张,你先打住,有一点需要澄清。报纸上说,尼泊尔最近投票选举,毛派共产党的女候选人胜出,成了新总统。就连议会议长,也属于毛派共党。如果消息属实,那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岂不又多了一个?

  李先生:我说老王,这话有点言过其实。我认为尼泊尔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算共产党执政。那个国家我去游过十天,走马观花,有些了解。它是君主立宪,政府很小,百姓很穷,多数信佛,政治倾向并不明显。原来有个毛派共产党,从草根阶层产生,相信毛主义,要武装造反,从中国拿军援和资助。自从老邓改革开放,有限度走资之后,听从李光耀建议,停止支持印支共产党游击队。断奶之后,尼泊尔的共产党也逐渐式微。现在当选的几个领袖,都是以个人魅力取胜,并非靠共产党有组织的支持,更没有毛左那一套理论体系和竞选政纲。在根深蒂固的王国体制下,即使毛派共产党候选人上台,最多改善民生,多给底层社会点好处,不大可能实行毛泽东那样的共产体制和极权专制。至于对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嘛,我看可以忽略不计。

  好了,咱们先不谈尼泊尔,还是书归正传,听老张继续发表他对“共产受难者”的高见。

  张先生:好,那我就接着侃(“侃大山”之意,四川人叫“摆龙门阵”)。刚才说到中国是唯一的共产大国,即使不叫超级大国,叫次级大国应该没错。当然啦,说共产大国,并非说咱们的政策真有什么共产主义因素,我看连社会主义因素也谈不上,而是赤裸裸的权贵经济,或者叫前资本主义,加上半法西斯式的高压政治。之所以还把它叫做“共产大国”,是因为它的执政党是共产党,而且,无论党章党纲还是指导理论,还继续堂而皇之地把马列那一套陈词滥调搬出来。对内,它自称货真价实、永不变色;对外,自曝其丑,想充当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咱们党国,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硕果仅存的共产国家。

  说到共产或者共产主义,当然要追踪到它的老祖宗马克思,也许还包括恩、列、斯、毛等几位。不过始作俑者,还是马克思。因为所有的理论跟实践,都离不开他创立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从《资本论》开始,到《共产党宣言》为止。

  十月中旬,北大召开所谓“首届马克思主义世界大会”,据说有几百人参加,几十个学者发言,丑闻很多,笑料不断。可是那帮毛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声称要在北大建马克思楼,每年召开世界共产大会,大有把北京变成共产主义世界首都的雄心壮志。看来,他们有可能把这场闹剧长期演下去。面对毛左,海外及时召开共产受难者的“中国论坛”,针锋相对,不正好给关心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们提供一面镜子,或者一付清醒剂吗?所以我说,这个题目非常重要,这个中国论坛,意义更大。

  李先生:我同意老张的看法,也来补充几句。在我看来,除了跟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打擂台、别苗头之外,共产受难者还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想想看,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重大灾难,除了法西斯肆虐的二战之外,就数共产革命带来的祸害了。法西斯的专制暴行,人们都比较清楚,警惕性也比较高,所以它死灰复燃的危险性并不大。相对而言,人们对共产罪恶知道的比较少,警惕性也低。特别在西方世界,年轻一代没有受害的亲身体验,对共产空想缺乏免疫力,容易左倾。这就是为什么,咱们里面出来的人,容易识破共产党的欺骗宣传,而许多洋人和海外老侨,反而容易轻信大陆官方的花言巧语,更为欣赏中国大陆的经济泡沫。所以说,通过《中国论坛》,揭露共产灾难的真实情况,不但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也有教育海内外民众的现实意义。

  王先生:二位说的不错,经你们提醒,让我联想到另一层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那就是突破邓小平立下的“不许争论”的老规矩,继续就“姓资姓社”展开一场更深更广泛的大辩论,进一步肃清马列毛等散布的共产余毒,建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全民共识,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与道德重建。在我看来,这起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让真实情况说话,把中国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真相曝光,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

  第二,从理论上批驳共产主义的错误,指出它的空想性,虚伪性和煽动性;

  第三,共产宣传和实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在咱们神州大地,还是堂而皇之的主流话语。因此,咱们的任务不仅是恢复历史真实,还要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余毒,比方说权贵资本和高压政治所导致的种种恶果,号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其实,远比马克思说批判的资本主义更加肮脏。红色权贵,其实比资本家和地主更贪婪,更没道德底线,因为他们实行的政策,其实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三,如何定义“共产受难者”

  提问:三位讲的很到位,我基本上明白了共产受难者和《中国论坛》的重要意义。那么,接下来我想知道,在各位心目中,如果要纪念共产受难者的话,以中国为例,什么人应该被纪念才对?又是什么人,应该被视为共产罪人,或者共产凶手,应该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先生: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刁钻,我看不容易回答清楚。我先试试看,发表一孔之见,请各位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如何定义“共产受难者”和“共产施暴者”,是个十分困难,甚至自相矛盾的难题。它不同于对法西斯的定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大战犯,毫无争议都是法西斯施暴者,死有余辜。而千百万受害人,牺牲者,都是法西斯受难者,一般没有争议。相对说来,共产受难和共产凶手,就不那么好定义,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共产主义在开始阶段比较有迷惑性,特别是热血青年,容易上当,甚至真心实意为它去赴汤蹈火,于是干了许多蠢事,成为凶手。可是到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的欺骗性之后,许多原先的凶手,最终又变成了它的牺牲品。也有许多人,本来属于打手。可是,正如布哈林所说的那样,共产党是绞肉机,它经常要迫害自己的忠实信徒。有些人遭到迫害之后,才开始变得比较成熟跟清醒。对于这样的人,你说应该如何定义?

  李先生: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要清楚地界定比较复杂,可是,不界定又不能分清历史功过,说纪念也好,说批判也好,找不准目标跟对象,岂不成了无的放矢?比方说江青这个人,做为毛的夫人,文革极左派的核心人物,应该说,她是共产暴政的重要凶手之一。但是,她的青春岁月和爱情,也被共产邪恶剥夺,最后连尊严和生命,以及子女的合法生存权,都葬送在邓小平时代的共产暴政手中。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客观评价江青这个人,我看不能简单地把她定义为凶手,完全看不到她作为牺牲品的另一面。所以说,应该具体分析,不要非黑即白,可能她的多一半属于凶手,另有少一半属于受难者。

  张先生:哎呀,我说老李,你这说法有点玄。如果照你的逻辑,恐怕连斯大林跟毛泽东这样的共产恶魔,也能部分算成是共产受难者了。斯大林恶贯满盈,心脏病突发,趟在床上呻吟,守在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们,内心都怕他不死,谁也不想去叫医生,于是对外传令:“斯大林同志正在休息,请不要打扰他”,于是把他送进天堂;老毛晚年众叛亲离,谁也信不过,只有江青等人才能靠近。最后是江青不听医嘱,硬要给毛翻身,导致他回天乏术。这些例证说明,共产邪恶真是绞肉机,最后连伟大舵手也难逃劫运。不过话得说回来,不能因为共产魔鬼自己倒了霉,就因此减少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归根结底,是魔王给亿万民众制造了灾难。他们本人的悲惨结局,只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之一,那不是他们的预期,最多是副产品而已。所以说,谁是受害者,谁是罪人,必须要有一个容易把握的尺度才行,否则,正义和邪恶就没法区分了。

  王先生:这个问题,既涉及人性的正反两面,也涉及行为后果的轻重和主次,无论对于臭名卓著的共产施暴者,还是立场坚定的反共抗暴英雄,哪怕他们本人一时糊涂,也多少有过共产信仰,干过某些糊涂事情,这个历史定位都比较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了。对于历史事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受害者,定位也不难。我看比较困难的和复杂的情况,是如何给那些经历了人生转折的人物下结论,或者定性。比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都在中国共产势力兴起过程中建功立业,罪恶多端,影响深远,但在生命后期,都不同程度有所醒悟,有所反悔,也可以说他们也受过共产主义的害。对他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做出客观评价,结论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应该是《中国论坛》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李先生: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彻底摈弃中宣部那一套主观臆断定框框的惯技,王先生说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其实说到底,每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能洞察所有政治大势,每件事都做对。更何况,所谓对错,都是相对而言,没有什么绝对标准。只有样板戏中的人物主角,才可能百分百高大全。反面人物,也有他人性化的可爱一面;正面人物,也有某些污点和暇弊,这样的人物,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才能令人信服。

  四,如何纪念受难者

  提问:我看对“共产受难者”的定义,基本谈透了。很同意诸位说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具体人物具体分析,优点缺点都说清楚,罪恶和贡献也分析透彻。说到底,纪念共产受难者,并非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反思世界历史潮流及其教训,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个歪理邪说,在二十世纪曾经广泛流行,几乎吞并世界上一半左右的国家和人口。又为什么,到世纪交接的时候,它又失去吸引力,逐渐暴露了反人性,反科学,不可能实现的虚妄性。当然,像对“红色高棉”那样的血腥罪恶,绳之以法也很必要。接下来我想请问诸位:如果你有幸参加这次盛会,在如何纪念中国共产受害者的具体行动上,你能提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请王老先说说,怎么样?

  王先生:在纪念受害者的具体行动上,具体到我们华人,我看需要区分国内跟海外两大块。因为国内缺乏言论自由,连互联网也受限制,所以,能干的事情不少,但规模和方法必须讲究。目前我能想到的,大约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文字方面的工作。撰写各类文章,有研究条件的人可以著书立说,比方高华教授那本《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杨继绳的《墓碑》,就是成功案例。无论如何先按良心写出来,不要迁就出版社的审查要求,国内出版不了,就到海外出版。没有研究条件的,就写纪实文学,口述史等等,特别是现身说法的回忆录。

  第二,整理史料工作。除了撰写文字之外,收集各种原始资料也很重要,特别是有条件接触档案资料的人,应该千方百计把经手的惊人史料保存下来,有可能的话,复印多份,分存不同地方,以备上层可能下达毁灭档案的指令。我老伴长期在档案室工作,据说,周恩来就下令销毁过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邓小平也下令销毁过文革档案和天安门“平暴档案”。其它杀、管、关冤假错案资料,各地公安、司法、和人事部门,都有不同程度收藏。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许多已经自然流失,或者有意销毁,所以,抢救尚存档案资料非常紧迫。除了文字档案之外,还要抢救实物,比方受害人留下的日记,血书,图片,器物等等。

  第三,恢复“集体记忆”的工作。在大陆有限的自由内,公开搞集体纪念活动不大现实,但用非政治联谊活动掩护的小规模集体记忆活动,应该还可以。比方说,清明扫墓的时候,有心之人去给林昭墓献花,在过去不可能,现在已经管不住了。现在有所谓“同城饭醉”,也就是朋友们借机聚会,吃饭喝酒,交谈心得,谁也难以阻挡。如果各地的有心人,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给人们熟悉的受害者公开献点花,烧烧纸,公安未必都去干涉。久而久之,小圈子就有可能搞成中圈子、大圈子,在气候适宜的时候,亮出标语口号,公开声讨共产罪行,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四,变相展览和公开纪念。这需要策划者有相当的组织技巧和策略设计。能利用当局许可的方式,变相展览共产罪行,能收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比方四川大邑县原“刘文彩地主庄园”的对面,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樊建川博物馆”,很有创意。其中的“文革瓷器”,“川军抗日”跟“飞虎队抗日”等几个馆,办得很成功。我看过其中的“川军抗日”展,其中有些著名抗日将领,功勋卓著。但跟随刘湘和刘文辉起义投共之后,到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又遭到死刑处决。看了他们抗日的英雄事迹,再对比投共之后的悲惨结局,自然形成对共产党的无声控诉。

  国内朋友能做的事情,我就想到以上四种。至于海外华人应该做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还是请张老说吧,你在海外呆的时间比我长,在理论宣传上动脑筋多,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张先生:那我就不客气,把我这几年曾经有过的想法跟你们摆一摆。咱们说过就忘,不必当真。

  认真想想,其实海外华人能干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是华人门派圈子比较重,港人、台人、大陆人,干事情都各自为政。在大陆人中间,又分不同政治色彩,有亲官方的,有法轮功的,各民运山头的,假政治庇护的,还有更多“有奶便是娘”的。就算看起来反共比较坚决的,也难以统合到一起。

  现在咱们只能假定,有那么一批人,对纪念共产受难者真感兴趣,愿意奉献,当作一个神圣的事业去办,接下来才能讨论“我们可以干什么”。究竟能干什么呢?我想到了五条:

  第一,把共产受难者的《中国论坛》长期坚持下去,形成一个有经费,有雇员,更有大批义工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的必要性就不必说了,以上谈过的重要意义,已经说透了。至于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就应该策划各种有利于揭露共产受害者在中国的详细情况。有些事情,法轮功,劳改基金会,中国人权,妇女儿童组织,少数民族团体等等,已经在局部领域干了不少大体相同的事情,多少都跟共产受难有关。但是,全局性的纪念共产受难者协调机构,目前还没有。《中国论坛》,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另外,现有的人权或异议组织,缺乏战略高度和策略细节,往往局限在某些具体案例上,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联署签名,运动群众,白白浪费精力和资源,远远没有上升到反对共产的高度,也没法跟全球各地的反共产组织联合行动。所以说,提升反共事业的整体水平和运作力度,应该是这个论坛把握的大方向。

  第二,虽然中国大陆内部活动空间有限,但在海外华人世界,活动空间应该比较大。我看,凡是法轮功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也应该成为“纪念共产受难者”的地方。至于怎样才能开辟资源,动员义工,持之以恒地坚持活动,应该好好向法轮功学习。比方说,在港澳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还有欧美各国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都可以建立“共产受难者分会”,办媒体,搞展览,演歌舞,参加当地的节日游行,跟二战、韩战和越战老兵们在一起,共同纪念阵亡的战友,开展有声有色的反共宣传教育活动。

  第三,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文字和语言编写高水平的反共作品,争取能出版有影响力的书刊、电影和各种音像作品。试想有一天,我们能拿出高水平的脚本,把林昭、遇罗克、刘文辉等人的反共历史搬上银幕,在莱坞拍成电影,甚至获得奥斯卡金奖,那影响将会多么巨大,多么深远?

  第四,争取在中小学的世界史课程中,增加共产受难的资料,在大学的文科专业,开设和共产受难有关的选修课和专业课。现在不是许多国家开办了孔子学院吗,那好,如果孔子学院的学生,联名要求院方开设专门课程,介绍儒学如何受到共产迫害,成为共产受难者之一,是否可以成为考验孔子学院的一块试金石?

  第五,所有的反共题材,其实都可以搞成文化产业,用形象化的作品和实物,再现共产极权对人性的摧残,对经济的破坏,对道德良知和文化遗产的毁灭等罪孽,让受过共产压迫的人不忘历史,让没有亲身经历的青年人熟悉共产罪行,最终让人们明白真相,提高警惕,行动起来,参与埋葬共产幽灵的神圣事业。

  最后,大家都觉得这些建议不错,同意我整理成文字,向《中国论坛》的朋友们推荐。我问他们有没有顾虑,三个老人异口同声地说:“你尽管写,我们如今已经从共产恶梦中清醒,还怕什么?当然,为了不给回国造成麻烦,你不用真名字就是了。”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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