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因采访“民间保钓与两岸和平”的帆船活动,被意外扣在位于台湾宜兰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或称“靖庐”,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大陆私渡客,其中一位就是“九爷”。

难以想见,眼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难解之缘。直到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聊到天黑得都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剩下故事徐徐清晰起来——它关于一部电台、一名少年“特务”和他的三十三年牢狱之灾。

此篇为《少年“特务”》的上篇。


1951年,一个寒冷的冬夜,囚于天津军管会看守所的最后时刻。

“军统”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跟前,紧抓住他的手,声音嘶哑地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那一夜同囚一室的十几个人里,只有“小九”侥幸活到了这么一天。整整半个世纪后,暮年的九爷执意要到达海峡对岸,把那半个世纪前的口信带到。也为七个亲人的死,为自己的三十三年的刑牢讨一个说法。

1

六七十年前,通县张家湾垛子村,姓钮是大户。这家的小儿子,大名钮益惠,按钮家同辈儿排行,他数老九,从小都叫他“小九”。

小九的父亲话不多,在家大事儿他全拿主意。小九的亲哥钮益培,同辈儿排老三,叫他三哥。他上的育英中学,进了保定陆军学校,参加过抗日的台儿庄战役。日本投降,他由重庆飞回北平,做了第五补给区副官。

这时候钮家搬到北平哈德门内,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那座大院儿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大门一开就能进汽车。一排五间大北房,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半人多高,添一次煤得二百斤。

三哥钮益培认识个朋友,叫刘景惠,老家是黑龙江的,东北沦陷后跑出来参加抗日。后来在上海当匪警,实际上也是“军统”特务。三哥把他介绍给小九的三姐——那时候,谁见了三姐都说她是个美人。三姐去了上海,见到警察队长刘景惠,没多久他就成了三姐夫。

上海被攻破前,三姐夫跟着往台湾退。三姐当时带孩子在北平娘家,没跟过去。三哥钮益培也把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后来,局势变化太快,他跑到香港,去了台湾,没来得及回家说一声。

1949年新政权成立,钮家感觉气氛不对,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老家通县垛子村。不久,他家在东单牌楼附近的大房子都没收了。

~~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入城经过东单牌楼

2

这年四月,三哥钮益培跟三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

小九一看,他们都做买卖打扮。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父亲说的消息,意思好像是由于朝鲜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

他们出发前,“军统”的毛人凤局长亲自在台北摆了酒席。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任命老牌儿特务秦应麟为中校组长,组里有小九的三哥钮益培和三姐夫刘景惠,他们计划从江阴偷偷登陆。可不走运的是,安排好在大陆岸上拿钱接应的人卷着钱跑了,一组人刚登陆就抓瞎,只能几个人分开走,好不容易到了天津,再转道北京。

口袋没钱,一组人寸步难行,决定把电台就安在钮益培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三哥钮益培一表达这个意思,他父亲当下就为他们做了准备。

不久,外面又来人了,大人不能去接,三哥钮益培告诉十五岁的小九:“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给你请的家庭老师,姓孙。”

大人不跟小九多说,他也很快就知道,孙先生名义上是他的家庭老师,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他在屋里架起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专门和台湾联系。小九整天跟着他转,觉得可有事儿干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儿。

先得解决电的问题——乡下没电,怕引起注意,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孙台长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供电。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发现钮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孙台长觉得那个行,小九马上把它抱来。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再好的东西都不会有人拦。

他俩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把一箱子电池联起来。天线扯得老高,小九登高爬低帮着从房上架过去。村儿里人就是看见了也不懂,顶多以为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发报的“滴滴答答”声还挺大,但是那阵儿到处都乱,加上把电台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所以没人注意到钮家的情况。

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钮家买了好多手电筒的电池。联络距离远,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特别费电。怕进货被人怀疑,钮家在东安市场还摆个摊儿。

小九心甘情愿,整天忙前忙后,小孩子跑来跑去也没人注意。他心里还想,我们钮家这是在“为国尽忠”的最前线哪!小九的任务是帮着看风声听动静,他想:“完全把孙台长当大哥,自己死都不能叫孙台长有危险。”小九也多次听见父兄们说起:“咱家的电台只要被人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他俩整天在家忙电报的事。译出来的都是数字,三个月,向台湾发报六十多次,收报一百多次。那边问什么情况,这边就想办法打探,答复过去。比如部队的调动,有什么攻打台湾或者抗美援朝的动向,他们报告过志愿军宋时轮兵团将要开赴朝鲜前线。还有党政军高干的情况,像车牌、住处等等。电报抬头是“毛经理”,据说是直接给毛人凤看的。

3

这天,小九在院子外面望风,就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从他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一边往院儿里看,一边笑着问:“小孩儿,村公所在哪儿?”村公所就在明面儿上,谁能不知道。他们一走过去,小九赶紧跑回家,告诉孙台长快躲躲,叫他先到村南头路那边的庄稼地里等消息。跟他说:“赶紧出村儿!我不去叫,你就别出来!”

这之前,他们刚收到过组长秦应麟的信,上面就一句:“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小九的父亲一看,脸上就严肃了,已经让他们有所准备,把天线什么的全收了,在灶房烧了不少材料。

那天没过多大工夫,小九在大门外看见又来了些人,到他家门口问问话,小九假装好奇地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态度挺和气,说是来调查受灾情况的。

天黑以后,哗哗全出来了,长枪短枪的。这回一点儿不含糊,到门口也不问话就进来了,见人就看起来。小九在院儿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专门盯着他,小九往后面走,回头看那人也跟着。最里面是二奶奶的屋,小九叫声“二奶奶”,撩帘儿进去。这人站在门外。二奶奶在屋里没明白怎么回事,小九已经上炕,从后窗跳出去,翻后墙跑了。

小九钻进玉米地,孙台长正蹲在里面观察呢,小九叫上他接着跑。

在门口盯小九的人肯定发现不对了,他们都往地里追,但地里的玉米长得老高,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小九道儿熟,猫腰就跑了。

这晚上这么一走,小九整整三十三年再没回家。

~~

当年的朝阳门

把钮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没找到电台,来了那么些人扑个空。小九的父亲就防着有这一天,一见苗头不对,把电台转移走了。小九的父亲没在家,小九也带着孙台长跑了。

那个晚上小九带着孙台长往东南跑下去,北京是在他们村儿的西北,小九要给造成假象,让人以为他们往天津跑了。那一夜他俩兜了大圈儿,顺着庄稼地先往东南跑,绕到北面,跑了有四十里,最后到朝阳门外。

路上孙台长说:“小九,咱们会成功脱险的,我带你回台湾。到时候我还回局里上班,你呢就上学去。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九问:“怎么能回台湾呢?” 孙台长说:“现在连大别山里都有咱们的游击队,在海上经常有台湾来的军舰和大船,咱们只要到了山东,一到海边就有办法了。然后我带你回台湾。”

他们明白火车站不能去,肯定设卡盘查,所以经过双桥火车站都没停。往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去,那里有去济南的班车。小九看过好些电影里的情节,他简直比孙台长这个特务还鬼,小九出主意说:“咱俩要分开二十几步走,你能看见我就行。”到了汽车站,每天有一趟往济南的,他们不能坐同一班,决定第一天小九先走,孙台长再坐下一班。

小九先上了长途车。车开的时候,他往里面走,身后有人叫:“小九!”小九一回头,麻烦了!

那人说:“你就是垛子钮小九吧?”是个便衣,模样随和。

这会儿小九倒横起来:“是又怎样?”

那人说:“我们就找你哪!”

小九说:“找怎么了?”他觉得抓到就是个死。

那人抓住小九肩膀问:“你说说,你把那个孙毓清弄哪儿去了?”

小九说:“谁叫孙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连孙毓清都不知道?”小九一拧脖子不回答。

又上来几个便衣,跟司机说一声,让调转方向,一车的人给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时候经常抓坏人,车上群众对于抓人没怨言。公安局在前门东,一车的人跟着小九全拉过去。挨个查,车里的上上下下搜遍了,但是查不到。就小九一人心里明白,这车上找不到孙台长。

回过头来专门关一屋审小九,对他说:“小九啊,你还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孙毓清去哪儿了,我们保证你没事,你们家人也都没事,都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小九一听,明白家人全被抓了。但他还硬着脖子说:“你们小看我了。我从干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们发现,我们谁也活不了。叫我出卖孙大哥,你们那叫瞎想。我还等着他有一天替我们全家报仇哪!”

公安人员说:“这小家伙比谁都反动!”

4

朝阳门外东大桥的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往济南的班车就一趟,结果在车上把孙台长也抓到了。到后来小九才知道是台湾派人来送钱,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汇票到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铺交接。这边的人去领钱的时候就被盯上了,等你把钱领走,然后跟踪抓捕,一网打尽。可以说这个王永祥一到天津,他们全组就完了。

全组预审完以后,在送往军管会军法处临判之前,会把同案的人临时放到一个屋里。自抓到以后就这么一次,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那天是1951年1月11日,很冷。他们都没睡,一整夜说了很多事情。因为小九才十五岁,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他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小九的三哥钮益培知道要到绝地了,就说:“到时候都多喝点儿水啊,痛痛快快的!”

1月26日,一清早起来不开门、不放茅、不倒尿了。这时候三哥和小九隔一个牢房,两个屋中间用一盏灯,上面挖个洞。每个牢房十几个人,小九听见三哥在那边说:“九儿益惠啊,我今儿个就走了。”这句里有很多意思,起码包括“家里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小九答应一声:“唉……”就听见哗啦哗啦地开门往外带人。谁都不言声了。

孙毓清没判死刑,估计有立功表现,也可能因他精通电台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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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钮家起获的美制收发报机

195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军管会军法处判决反革命案二十余起,首要匪犯三十八名判处死刑,于二十六日上午执行枪决。刑场周围有群众万余人用复仇心情看特务们的最后下场。”

自从小九三哥和三姐夫把电台弄到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小九的父亲安排。

得知走漏风声后,他在家把所有东西都处理掉,把收发报机拆开装到大缸里,运到离家几百米的破草棚里。破案后,所有的人都抓齐了,就是找不到电台。

小九的父亲在外躲了一个多月,到处风声紧,后来落脚到西直河的五弟家,五弟知道迟早要连累全家,就去告发了。

公安随即押着小九的父亲去起获了电台,就地正法。

5

小九在1953年由天津西头反省所转到北京第一监狱。他是在监狱长大成人的,从少年小九熬成犯人中的“老大”钮益惠。

外面饥荒最厉害的时候,钮益惠的母亲上监狱来过一回。从大羊坊的家到陶然亭这边的监狱,长途汽车在大羊坊有站,可她没舍得花车钱,一清早出来,正是天冷的时候,小脚老太太背着二十多斤吃的一路走到监狱的南大门。管教告诉钮益惠,有特殊接见,打开牢门把他叫出来。

钮益惠一进接待室,看见母亲坐在那儿,知道自己不能哭,本来母亲就够难受的。母亲在哭,很克制。母亲原来富态的,现在变成干瘦老太太了。母亲问:“九儿,你不是该到期,该家走了?你到底判了多少年啊?”他说:“是无期”。母亲不懂,问他:“什么叫无期啊?”

旁边坐着干部,钮益惠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叫回去。”母亲说:“那你好好的,你快好好改造,妈在家等着你早点儿回来。”

1983年春节过后,3月6日那天,劳改煤矿的管教一早告诉钮益惠:“法院讨论了你的案子。”当天上午全体犯人大会,宣布减刑名单,都特别激动。但钮益惠没当回事,因为他减过刑了,离刑满还有日子呢。上面念着念着,一听念到:“钮益惠,减去余刑,予以释放。”才发现真有这么一天。

坐了三十三年牢,钮益惠被“宽大处理”,减刑释放。听说是清理积压的档案,说这家伙关三十多年了,也没杀人放火,当初就是个孩子,释放得了。加上正赶上“严打”开始,监狱和劳改场所都地方紧张。

“镇反”时进去的,“严打”时出来的,钮益惠是都赶上了。

临出去时,发一张盖了公章的《释放证明书》,相当于出去以后的身份证明。不少原来先出来的狱友就住在监狱外面,有人还送给他一件军大衣。钮益惠一天都不打算在劳改煤矿过夜,3月6日当天晚上就往回赶。身上没一分钱,矿上以伤病补助的名义给了四十块,很大一笔了,二十块买车票,怀里还剩二十块。钮益惠提个网兜,里面是脸盆和杂物,上了火车。

在北京站下火车,出来一路走,为省车钱,更为了多看看,钮益惠一路走到天安门前面。三十三年后第一次到这儿,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两样,知道这里已经是最重要的地方了。

钮益惠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风挺大,有照相的,排队开票,他穿着狱友送的草绿色军大衣,照了张留影。照片上的钮益惠倒是像个来北京出差的国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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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6日,钮益惠在释放后回到北京

钮益惠来到大兴县大羊坊的羊北村,母亲是从通县垛子村搬到这里的。但这个时候,母亲早在“文革”中死去,改嫁的三姐也在那时上吊了。

过条小河,钮益惠向人打听:“劳驾,请问钮益海住哪儿?”那人说:“噢,您找四爷啊。”旁边有个小孩儿,那人说:“快领着去,找你爷的。”小孩子一路跑在前面领钮益惠去。一进院子,钮益惠看见钮益海正在屋里坐着。

钮益惠站到门口叫:“四哥!”他俩是一爷之孙。

四哥瞪眼问:“你谁啊?”

钮益惠迈进门说:“我是老九,益惠啊!”

“哎呦,老九啊!”兄弟俩抱头痛哭。

钮益惠还到西单商场去找外甥女,她是三姐上吊后留下的一个女儿,根本不知道钮益惠还活着。钮益惠进了商场走过去,好像看见三姐在卖服装,外甥女长得跟三姐一模一样。

钮益惠走近了,在旁边看着这闺女,她也看看钮益惠,俩人互相看着。钮益惠声音不高地问:“闺女,你有个舅舅吗?”“哎呦!”她说,“您就是我舅舅啊!”站那儿就哭了。

钮益惠站她旁边,当时什么也没多说。他连眼泪都早没了。

6

与当年相比,在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的人看来,他最大的变化,是由小九变成了九爷。

九爷发现外面的世界完全变了样,北京完全不是他小时候的北平了。赶上开放搞活,多数人不敢干,他怕什么?用借的一点儿本钱做个体户,前后干过几样买卖,做什么都挣钱,是那年头先富起来的万元户。

九爷知道,要想有朝一日实现几十年前接受的托付,去海峡对岸一趟,把那些人临死前的口信带到,也为七个亲人的死要一个说法,做这些没钱都不行。所以自从赤条条从大狱出来,他就忙着挣钱。那些年他在东大桥农贸市场卖牛羊肉,数他卖的羊肉好,还不缺分量。最多的时候一天流水上万,纯利两千多,雇七个伙计。

上个世纪末,除非有直系亲属探亲,别的大陆人还没法去台湾。九爷弄了个韩国的邀请,准备先到韩国,再想法从那儿去台湾。但他虽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护照却申请不下来。九爷到派出所开证明,人家都认得他,说他是“重点保护对象”。

7

九爷想起给他打工的一小伙子,福建人,说家乡那边能偷渡台湾。九爷叫他回老家去渔船打打工,探听下门道。不久,小伙子从平潭来电话说:“您快来吧,从这里去台湾可顺啦!”

当年十二月,九爷到平潭,有人接头,先交两千定金。一拨二十多人被安排上了条不大的渔船,趁着天黑就送出了海。其中有一半是“小姐”,她们不交钱,什么东西也没带,到了那边得先挣钱还账。

在海上漂了十多个钟头,船小,又旧,大家都晕得够呛,吐得厉害。九爷从舱里上来,坐在外面,海水直往身上打,四周黑漆漆一片,就船上亮着一盏灯。有个“小姐”在底下受不了,到上面来,船总在晃,她就偎着九爷,迷迷糊糊睡着了。

到了台湾海峡中线,换到接应的台湾渔船上。随后在基隆一处渔码头靠岸,有老板或老板娘开车来接那些“小姐”,当时点钱领人;也有出租车等着九爷他们这些人,按地址把每个人送到要去的地方,直到看着你给家里打通电话,这单活才算完成。你家里从银行把剩下的一万八千块汇到指定账户上。

九爷住到台北火车站旁边的高架桥下面,那儿有一些流浪的,九爷也像他们那样找纸箱子铺着睡。

第二天,九爷从地上爬起来,找大厦的卫生间洗漱干净,穿戴整齐。然后按事先查出来的地址,直接找到军情局的大门口,在台北市中正区一个半坡上,门口没牌子。当年十五岁的小九,现在六十多岁的九爷真的走到了这个大门口。

正在他愣神儿的时候,站岗的宪兵厉声问:“喂,你干什么的?”

九爷说:“麻烦你给通报一下,我来找军情局的人有事。”

让他出示证件,九爷拿出北京市居民身份证,宪兵很吃惊:“北京来的?”接着通知里边,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人要找你们。转头对九爷说:“等几分钟吧,会有人出来接你。”

九爷抬头望望里面的大楼,深吸了一口气。几乎用去一生的磨难,总算换来这几分钟的等待,总算要把那句要命的口信儿带到了……

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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