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因采访“民间保钓与两岸和平”的帆船活动,被意外扣在位于台湾宜兰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或称“靖庐”,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大陆私渡客,其中一位就是“九爷”。

难以想见,眼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难解之缘。直到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聊到天黑得都看不清对方的脸,只剩下故事徐徐清晰起来——它关于一部电台、一名少年“特务”和他的三十三年牢狱之灾。

此篇为《少年“特务”》的下篇。

九爷真的渡海而来,把埋藏了几十年的口信带到了。

就是他们家私藏情报电台一案,一九五一年临刑前,情报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紧抓住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小九的手说:“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半个世纪过去,此刻,九爷正站在台北军情局大门外,宪兵验过他的北京市居民身份证。几分钟后,一位便装的工作人员,招手让他走进接待室……

1

在接待室里,九爷说了当年情况,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这次来,带着那些人临死前的最大心愿。不是邀功,也不是领赏,就请你们看在死者的份儿上,给查一查,当年到底是谁,派一个叫王永祥的人非要给送钱来?”

坐在九爷面前的官员,好像并不理解现在还追查这个有什么用。九爷心里有准备,但自己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不能不把那些人临刑前的托付问出来。

坐在对面有个林小姐,见别人未置可否,顺口来了句:“真要那样,也只能说是用人不当吧。”

九爷大出意外,“林小姐,就这么一个‘用人不当’,我们就是十条命啊!”

他们虽然跟九爷谈话,但并不是正式接待。像是听一个与己无关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不否认九爷说的情况,但也没有回应。唯一明确说的,就是不能给九爷办理救济。不能办理的理由出乎九爷意料:“因为你是犯法人员。”

“你这次是偷渡来的,我们不送你去警察局,就是对你最大的宽容了。”对方说,“你现在这么来了也没用,在军情局一分钱也领不走。现在国防部有规定,谁要领什么钱,就回去开领什么钱的证明来。”

九爷说:“能证明的材料我都带来了,连当年公审的报纸都有,上面有照片,还要开什么证明?”

工作人员答:“要能证明是由于为我们工作而坐牢的,才好证明你说的是实情。”

“谁会给开这么个证明?”

“那你得问谁给你判的刑,谁关的你。让他们开证明。开不来证明,就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这年的最后一天,九爷又去了军情局。接待他的胥先生说:“你来了也白来。要的证明你根本开不来。如果你要代表他们,必须有大陆开出来的烈士死亡证明。”

这要求听起来如同玩笑。

一天一夜没正经吃饭睡觉了,九爷没有办法,想着不是“有困难找警察”吗?如果他是刚登陆台湾,作为偷渡客,到警察局去肯定要遭殃。但现在已经和军情局接上联系,应该不会再被当作普通偷渡客了。

来到警察局,屋里坐着的警察上下打量他,九爷说:“我遇上点儿困难,能帮我解决一下吃住吗?”其中一个警察问:“你哪儿的?”九爷答:“北京的。”对方好像没听清:“北京?你怎么来的?”九爷也不隐瞒:“偷渡来的。”结果警察不再听下文,马上把他抓起来。笔录的时候还叮嘱九爷,不要说是自首的。九爷听说过,这样他们能拿到几千块新台币的抓偷渡奖金。

九爷赶紧提出让对方给军情局打电话,给胥先生打电话。可警察不打,也不许他打。认定只要没有入境身份,就是非法来台的偷渡客,和其他“大陆客”没两样。

2

他们派车把九爷拉走,送到了新竹县的“靖庐”。名字好听,实际是个“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后来九爷才知道,要遣送回去的大陆客很多,有偷渡打工的,有越界渔民,有小姐。在新竹、宜兰、马祖三个“处理中心”同时关着数千人,都要排队等,一批一批遣送,等个一年半载是常事。

一进处理中心架着电网的大铁门,带进大房子,先进行人身检查,站到墙角,一丝不挂。屋子中间有半米高的木凳,被检查的光身抬腿迈过去,再迈过来;在板凳上坐下,再站起,进行两次,为的是看藏东西没有。给一双塑料拖鞋、一条裤衩、一件背心,自己的东西都打包封存。

警察押着九爷,从前区一路走到后区。每个进监的人都要走这段路,两个警察提着棍子,有一点儿不对,就在旁边敲一下。头不够低,敲一下;往旁边看一点,又一下;走慢一点,也是一下。

走进后边监区的铁栅栏门,看到墙上有五个铁圈子,“真像小时候垛子村拴毛驴的”九爷心想。每个新来的都得先拴在那上面,登记,拿号牌,再送进一道铁栅栏门的监室。九爷看了一圈,里面关着四十来人。这帮人也都瞪眼瞧着他。

照墙上贴的规定,新来的必须先在水泥地上打坐,面朝墙,抬头、挺胸、闭眼,两腿盘好,两臂抱膝。不是打坐一两个小时,是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打坐三天。

新来的关在最差的丁区,每天除了早起的一刻钟排队洗漱、放茅,还有三顿便当之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在硬板铺上打坐。时间长了换一下腿,必须报告长官,不然巡视长官手里那根小棍儿也不是白拿的。

3

这一趟渡海完全无果,却让九爷的坐牢经历又增加了九个多月。遣送回大陆后,他无法甘心,决计再去一趟。转年的二月,还用老办法,从福建平潭搭蛇头的渔船出海,二月四号晚又登上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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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爷坐在随时要拆的屋里,天天坚持收看两岸话题的节目

总结头一次的教训,他想了想台湾的“衙门”会怕什么,于是联系了媒体。九爷打听到台湾最大的报纸是《中国时报》,就找到了编辑部。九爷说了情况,负责人马上打电话,找来一位资深女记者林照真。

林记者跟九爷谈了两天,主动问九爷想不想见立法委员,并担保“一定给您办成。”九爷提出要去国民党党部,毕竟他家经历的一切跟国民党有关。林记者说:“您哪里也不用去,用不了三天把您的事迹在报上一发表,会给您开欢迎会的。”

第二天在咖啡厅坐下来。林小姐向国民党籍立委陈学圣介绍:“这位钮先生,专程从北京来,他可是个英雄呀!”陈委员听了表示敬佩。正聊着,林小姐低头想想,忽然对陈委员说:“咱们不能这么办呀。把他的事迹一报道,那他肯定回不成大陆了。”陈委员和助理陈以信都点头称是。

之后,九爷在台北活动了两个多月。其中有十几次都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面,但不是等着接见,而是在外乞讨。

4

在台湾,警察每抓一个大陆私渡客,能得三千块新台币奖励。

那天九爷在大桥下面睡觉,警察突然来查证件,别人都跑,九爷往那儿一躺。警察过来叫,他闭眼装睡,踢他一脚,九爷坐起来,“哇哇哇”装哑巴。不能说话,一开口北京腔;就算会闽南话也不行,盘问怎么回答。

有的警察问个没完,九爷就不停地叫唤带比划。旁边人都议论,就是个聋哑人,别难为他了。弄得警察反而没了理。

后来,九爷去了宜兰县的一个乡,按写信的地址找到在那儿定居的五哥。他当年作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被俘后,跟着去了日本,又送到台湾。没别的专长,在医院打扫卫生。他问:“九弟,你怎么来的?”九爷说:“偷渡的。”五哥不信。九爷知道他不敢帮自己,就不再去他家了。

到四月二十七号,陈学圣委员的助理陈以信对九爷说:“军情局说了,只要您回去,马上给您三千美金救济。我们也就帮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您得去警察局自首,不自首违法,我们也不好再帮您。”

走投无路的九爷又一次去了警察局,却再一次被抓了起来。他最终被送到东北部宜兰县的靖庐,一关又是九个月。

九爷被关在处理中心,军情局派员来见,是林小姐。九爷说不见。狱警急得瞪眼:“军情局的要见你,你能不见?”

勉强见了面。林小姐说:“局里决定给你三千美金。但你是偷渡人员,按规定不能直接领,需要绕个圈子,委托在台湾的合法居民替你接这钱,再寄到大陆去。”他们连这个人都找好了,就是陈以信。她叫九爷签名、按手印。

九爷说:“这钱我不要,不签。”接着谈话,九爷直接回头对狱警说:“不用谈了,带我回监房吧。”

5

2011年,九爷第三次登上台湾岛。这回是名正言顺找旅行社办的“大陆居民宝岛自由行”。八月二十七号出发,在海上飞行两个半小时,傍晚到台北。军情局得到消息,第二天就派人把九爷接走了,他们提出带他去“国民革命忠烈祠”。这回九爷终于看到胞兄钮益培和三姐夫刘景惠的灵位,牌子上写着名字。当时还没到换岗时间,军情局专门疏通,让礼兵换一次岗,说是“让老爷子好好看看”。

在“忠烈祠”转了转之后,九爷正感欣慰,对方对他说:“现在台湾在选举呢,您还是早点儿回去吧。”九爷不明白自己能妨碍选举什么事。

九爷说:“按预定我可以玩儿十五天再回去,这宝岛连十五天都不叫我待够吗?”他知道不会是眼前这两人的主意,就说:“我已经买了不能改签的机票。”

对方却道:“这个您放心,我们都能给您办好。”结果他们把不经本人同意不准改签的机票改了,提前八天把九爷送走。飞机是下午的,上午就来车接九爷去机场,送一个人,他们来了六个。开车把九爷送到飞机的肚子底下,看着他进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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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九爷终于到了台湾忠烈祠

九爷办的台湾旅游证件有效期五年。他要再去,旅行社的小姐告诉他:“您这回的手续没办下来。台湾那边‘拒签’了,不批准入境。”

九爷往台湾移民署去电话,那边的解释是,移民署接到军情局通知,只要有钮益惠这个名字就不让他入台,不签发“入台证”。后来,九爷又写了封信,寄到台湾监察院总务处,问凭什么不准自己入台。之后军情局一位小姐来电话了:“你到处告状有什么用,到哪里告状最后还得送到我们这里。”

再后来,九爷在台湾的五哥,那个当志愿军被俘去了台湾的钮小五,临终前把三哥钮益培留下的女儿办到台湾去了,在那边嫁了个姓肖的台湾人。她到军情局去领她父亲的抚恤金,没想到姓肖的已经先一步领走了。

当年,他们那一案的人一门心思想,是不是那个王永祥或者什么人把他们出卖了;九爷现在细想,就是没被人出卖,他们能在北京埋伏下一部成天收发报的电台吗?而即使没这电台,他们钮家当年那情况,后果也可想而知。

6

2012年正月,我陪着九爷走过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出城后一直向东南,一路都是开发了又开发的地盘。经过一个大镇,这是张家湾。再走,被河沟围绕的有个大村,九爷说:“停车吧。”路边树下蓝色路牌:垛子。

进去一看,像刚拍过电影的战场,都是残垣断壁和砖头瓦砾,几棵孤零零的树散落其间,一个人也没有。一向从容的九爷茫然立在路口,自语:“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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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九爷回到老家垛子村,这里已是一片废墟

九爷在了无生机的垛子村独自走在前面。按照裸露在地面的墙基,找到了自家曾经的宅院。甚至在那宅院的西北角确认了那部要命的电台安装的位置,记起天线是怎样从房上绕过去;记起十五岁的他跳窗跑出家的方向,先是隐没在村外的玉米地,之后带着孙台长消失在垛子村的东南了…

这一去,转眼就是六七十年。

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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