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试探“二月镇反”的内幕


■周伦佐



                               (一)

   

“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一月至三月,发生了一个“文革”史上著名的事件:“二月镇反”。当时,由中央军委批准或各大军区和省军区自作主张,“支左”部队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抓捕造反派,各级公、检、法部门积极配合,一时间全国监狱人满为患。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除了北京、上海、贵州、黑龙江等少数地方,都抓捕了大批造反派成员。


这次镇反主要分六种类型:第一种是镇压极端保守组织、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织,例如北京市、陕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第二种是镇压全国性造反组织,例如北京市、贵州省;第三种是镇压造反派中反对大夺权的一派,例如安徽省、山东省、四川重庆市;第四种是镇压造反派中激进的一派,例如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第五种是纯粹镇压造反派,例如青海、内蒙、新疆、西藏;第六种是混合型,保守派有人被抓,激进派有人被抓,反夺权派也有人被抓,但没有搞成镇反运动,例如山西。“文革”中人们所说的“二月镇反”主要指集中发生在二月至三月间的第三、第四、第五种类型,因为这三种类型的镇反都是针对造反派而且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随后都被中共中央定性为路线错误造成的大反复而彻底否定。

   

   从全国范围看,中共中央因为这三种类型的镇反事件而对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问题的逐一解决,成了保守派正式失势和造反派正式得势的一个转机,也成为造反派终于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契机。造反运动最艰难困苦也最可歌可泣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事件中。


这次抓捕来势之汹猛令人终生难忘:当地驻军和公检法机关在大街上贴出巨幅通告宣布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名单,勒令所有骨干成员限期自首;固定广播站和移动宣传车昼夜吼叫,“镇压反革命”的声音响彻城乡;保守组织拥护军队“镇压反革命”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更是贴满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成都军区还出动直升飞机在四川省各主要城市上空散发中央军委《二一七公开信》,创下1949年以来“镇反”的先例。在这种恐怖氛围中军队实行全城大戒严,一辆辆军车装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四处抓人,或白天或深夜,吓得小孩都不敢啼哭。最后将所抓造反派人员五花大绑挂上黑牌,大会批判小会斗争然后游街示众。真正是一次闻所未闻的“红色恐怖”!


有些地方军队在实施这次镇压时,采取了中共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的一贯策略。例如:在广州,扶植和依靠保守派“工人赤卫队”、“红色工人”、“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压制和团结稳健造反派“工联”、“红旗工人”、“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孤立和打击激进造反派“八一战斗兵团”。在武汉,扶植和依靠保守派“百万雄师”,压制和团结稳健造反派“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团”,孤立和打击激进造反派“钢工总”。在成都,扶植和依靠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成电红旗”,压制和团结稳健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孤立和打击激进造反派“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使得保守派全部死灰复燃并趁势报复,也使得稳健造反派为了派别利益而趁火打劫。由于有这些群众组织积极参与,这些地方这次镇反的声势和规模超过中共建政以来的任何一次整人运动。


这次镇反全国抓捕了多少人?至今依旧缺少统计资料,只有个别未必完全准确的数字。例如:广州市抓了2467人,登记116000人;湖北省武汉市抓了3000多人,天门县就抓了1365人;四川成都市抓了20000多人,自贡市抓了13000多人1。湖南省就抓捕了约10万人;青海抓了10157人,西宁市还开枪打死169人,打伤178人2。我所在地区也抓了1000多人,每座监狱都人满为患。仅以一个大城市平均抓捕10000人、一个中等城市平均抓捕1000人、一个小城市平均抓捕100人计算,全国被抓人数至少不下百万。受害者百分之百是造反派,其中“黑五类” 子女和“政治嫌疑人员”占多数。


这近百万受害者,大多刚在数月前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整人运动中被打成过 “反革命”、“右派”,这次再度挨整。


高皋和严家其在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写到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时,可能因为他们生活的北京没有发生过“二月镇反”,手中掌握的资料又没有关于“二月镇反”的记载,所以笔墨尽落于权力高层那点可笑的政治斗争,而对军队在全国各地抓捕成千上万造反民众之事只字不提3。这绝非对历史的客观记述,而是对历史的主观疏忽。



                            (二)


国内“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认为:“‘二月镇反’军队镇压造反派的原因,并不是发现其中混入大量成份不好的人,而是因为造反派对军区采取了游行示威、静坐、冲击等行动。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又是由于军队镇压了处于少数地位的军内造反派所致。”4


我认为这种说法似乎忽视了事件的“原因”与“导因”之间的联系。他所否定的论点和所认定的事实,其实正是“二月镇反”的原因与导因。


军队历来是中共阶级斗争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和实践工具,“文革”中自然成为保守心态最顽固的群体,对家庭成份复杂的造反派及其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在心理层面一直充满敌意,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之所以招致镇压,就是因为军队早已从“人员不纯”这一阶级底线上,认定造反派属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所说的“右派”——右派冲击军事机关当然必须镇压。1967年青海军区赵永夫和武汉军区陈再道对造反派的镇压,甚至1968年广西军区韦国清对造反派的屠杀,尽管导因不同,但共同之点不都是认定造反派“阶级成份不纯”、属于“反革命右派”吗?而且,1967年初,全国省会以下中小城市的造反派很多并没有冲击军事机关,他们大批被抓又是为什么?不看到导因之后的原因,便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从逻辑上推论,造反派与军队的冲突也难以避免。从中共建政时起,为了党指挥枪,中共大区、省、地、县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历来都兼任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第一政委,地方干部与军队的关系十分密切。现在看到自己的第一政委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残酷批判斗争,军队官兵自然很难接受。他们介入地方“支左”时,就按“阶级路线”的标准对两派群众组织进行过调查,并发现保守派老工人多、贫下中农多、党团员多、劳模先进多、基层干部多,造反派不仅缺少这“五多”,还混杂着不少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应该依靠谁打击谁他们早已胸有成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把上方宝剑只是把他们较为隐蔽的本能倾向变为有恃无恐的行动罢了。而在造反派心目中,既然兼任军队第一政委的地方党委第一书记是“走资派”,那么与他紧密搭档的军队司令员之类人物也一定脱不了关系,这些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的“走资派”在地方上有同党和爪牙,在军队里也必定如此。军队对地方造反派的敌视态度,及其对揭露他们与“走资派”黑幕关系的军内造反派采取的镇压措施,更让造反派认定:“走资派”在地方权力机构中的同党可以打倒,他在军队权力机构中的同党也照样可以攻击。这场从1967年一月至七月历时半年并围绕所谓“二月镇反”爆发的冲突,便由此而来。


                 (三)

跟“文革”中发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一样,1967年“二月镇反”的高层内幕也异常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


只从现象上看,其复杂性已足以令人左顾右盼难下判断。例如:在1967年2月军队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压正式铺开之前,全国已出现某些镇压行为和镇压气氛;在1967年2月军队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也曾积极参与。中央文革参与镇压的证据至少有两个:一是在福建军区镇压造反派之时,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报》不仅于1967年2月17日给予报道,而且将福建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动定性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二是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直接下达《二四批示》,将湖南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和“红旗军”定为“反革命”,致使全省约十万人入狱。虽然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中批评中央文革“何必轻信一面之词,匆匆忙忙发出‘二四’批示?”仍难抹去中央文革参与镇压造反派的事实。认为这次大镇压纯属中央军委个别敌视造反派的老派人物背着毛泽东指令军队所为,或者属于各地敌视造反派的军队利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擅自行动,都显得比较偏颇,很难令人完全信服。


国内“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曾谈到对其中内幕的猜测和疑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中激进的一派,几乎无例外地在1967年1月底2月初攻击当地军区并引起极为严厉的反击,使我认为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与中央层文革派与军方争权有关,虽然,我至今仍无法对这个推想提出直接证据。”5


海外学者杨小凯却认为其中内幕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推行镇压”6。“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周恩来1967年2月发动了一个全国性镇反运动。所有全国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省的造反派政党型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7


这两种观点,虽然前者比较谨慎,后者有些武断,但都窥见了这次大镇压所暴露分属于两个层面的矛盾冲突。是的,从针对“联动”等保守组织,到针对“全红总”等全国性造反组织,再到针对各地激进造反派组织,这次镇压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整个事件表现了两种矛盾冲突:

第一种矛盾冲突存在于整个中共政权与造反民众之间;

第二种矛盾冲突存在于权力高层内部两种政治势力之间。


                           (四)


第一种矛盾冲突由于被当时弥漫全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烟幕所掩盖而遭到遮蔽,长期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种掩盖和遮蔽,来自1967年“二月镇反”很快否定后,人们忙于欢呼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和批判从中央军委到各地军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将整个事件的症结完全转移到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上去了。今日的研究者也大多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问题和寻找答案。然而,只要注意到当时所出现“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很像要失去控制的全国性局势,并仔细分辨官方采取的各种应急举措及其连带后果,这种矛盾冲突仍然可以发现。


1966年10月以后的全国形势,真正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如火如荼;全国除军队之外,各行各业各单位纷纷成立起自行其是的造反群众组织;各级当权派普遍受到攻击,军队之外的中共党组织完全停止活动,所有政权机构全部处于瘫痪状态;受迫害人群要求翻案平反的浪潮越过“五十天”的界限漫向“十七年”甚至更远。可以说,除了毛泽东所控制的中央权力中枢与军队以及各种特殊保密机构和各地的监狱,当时几乎很少有什么地方没有遭到造反民众的冲击。进入1967年1月,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虽然停止赴京串联的中共中央紧急通知早已发出,但北京仍然汇聚着一百多万不愿离去的外地告状人员。以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为主体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等全国性群众组织,相继在京成立并挂牌办公。一些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具有准军事力量性质的群众组织,也在北京和各地陆续成立。这时旨在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正席卷全国,按逻辑推论,在京成立的全国性组织也可以夺中央相关部门的权力。“全红总”能够轻而易举召开30万人大会的力量,不能不使中共诸公感到威胁。而此时,顽固保守的“联动”公然炮打中央文革和冲击公安部的行为,各地造反派对实际支持保守派的军区的冲击,更使形势变得异常复杂。


如果说保守派的疯狂行动只构成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某种威胁,那么全国性组织的出现和各地造反派的反军活动,就使整个中共政权感到了某种危险。虽然1967年一至二月,最高领袖毛泽东珠穆朗玛峰一般屹立在造神浪潮中,绝不会有人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可是周恩来这样身处国务中心和政治前台的领导者,却不能不对当时的局势有所忧虑和警惕。杨小凯依据海外披露的材料认为:“1967年2月,周恩来再三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像政党一样出现了,如不及时镇压,共产党江山会危险。他特别用‘风起于清萍之末’来警告毛泽东。”8 周恩来虽然可能对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发动造反派攻击各级当权派心存异议,但对毛泽东的忠心和对中共政权的忠诚却无可置疑。这种忧虑和这番言论完全可能属实。


毛泽东虽然绝对自信对于全国人民的感召力和对于全国局势的控制力,但也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最大的组织措施自然是1967年1月20日突然宣布军队介入地方“支左”。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也在此时紧急出台——1月13日出台了严禁“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和借机翻案的《公安六条》;1月28日出台了严禁冲击军事机关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严禁冲击各种档案室和档案库。


与此同时,各种行动措施也在采取:

1月16日,《红旗》杂志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正式将湖南保守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定为“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将顽固保守并大搞打、砸、抢的首都“联合行动委员会”和西安“红色恐怖队”定为“反动组织”,头头定为“反革命”,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抓捕了“联动”骨干分子。

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将湖南由转业军人组成的造反组织“红旗军”定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并抓捕了负责人。

1月22日,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群众的讲话中,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旗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1月25日,哈尔滨驻军将保守组织“荣复军”定为“反革命组织”给予镇压。

1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将“联动”和“荣复军”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首次提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取缔了“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群众组织,相继逮捕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

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也贴出布告,将“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群众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勒令相关人员主动自首。


一时间,“反革命组织”的帽子,从起初专门戴在保守派的头上,再慢慢戴到造反派头上,其中的变化几乎把人弄糊涂了。


甚至直至今日我们也才大体看出:如果说当时对保守派的镇压还限于维护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权威,那么对“全红总”等全国性造反组织和湖南“红旗军”的镇压,就完全属于维护整个中共政权的范畴了。


1967年4月以后,被镇压的造反派全部得到平反,就连被抓捕的“联动”分子也全部释放;只有被逮捕的“全红总”等组织的领导成员不仅不予释放,反而都关押至1968年又被判刑,直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才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遭到逮捕的“全红总”负责人,方圆被判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20年,王振海被判5年,贵州分部的毛胜年被判15年,石应宽被判15年,李伯特被判10年,欧阳林被判7年。其中,毛胜年于1969年提前“教育释放”,欧阳林坐满刑期7年,其他人都坐了10年以上的大牢——直到“四人帮”被捕后才获平反。


1967年“二月镇反”前后对“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群众组织的镇压,既证明了毛泽东所谓“大民主”的虚伪,更说明民众造反一旦威胁到中共政权,权力高层内部的两派政治势力就会齐心协力团结对敌——就连素有“爱民”美誉的周恩来也会露出铁腕的一面。

 

 各地针对造反派的镇压便由此演变而来。可以说这是持保守立场的军人深受这段镇压序曲感召和深受这种镇压气氛感染的必然结果。军人的本意自然包含了对中共政权秩序的维护,却无意中成了权力高层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


                    (五)


第二种矛盾冲突发生在权力高层内部两派之间。两派——自然是中央权力席位上坐在左边席位的中央文革成员和坐在右边席位的老帅老干部。“文革”中造反派挨整,大多来自他们所谓的“形势反复”,也就是保守势力自上而下对造反派的伺机反扑或反攻倒算。实质上,它是毛泽东在统领全局时对权力高层极端派和务实派的左右权衡一时失控的必然表现。这在“二月镇反”事件上表现最充分。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时中央高层的第一次权力再分配。当时人们就怀有一个疑问:为何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老干部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时,同样坐在主席台右排的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却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疑问存在了几十年,今天我们才大致看出:这无疑是权谋大家毛泽东的有意安排。当时毛已确定以林彪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但一生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并不完全放心让林独揽军事大权。徐、聂、叶三人的反常晋升,以及让叶剑英继续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应该是毛为了在军内制约林所采取的同步措施。


1967年1月14日,山西省继上海之后宣布夺权。毛泽东首先发现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指示军队要介入地方支持革命左派。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月2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

叶剑英和聂荣臻闻讯后,立即赶来与时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商议,提出搞一个军委文件具体授权。这时,各地的军队因大多实际支持保守派而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三位老帅认为这纯属右派造反。他们要求授权的意图,自然是为了便于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完全与毛泽东关于军队支左的意图相反。1月24日,徐向前向林彪陈述了这个意见,林不明老帅们的真实用意,当即口授了八条,交由中央文革讨论通过。1月28日,林与徐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面呈毛泽东审批。毛同样不明其中真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八条命令》明确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只从字面上看,毛泽东与老帅们并无任何分歧,但双方对字义的理解却完全不同:毛显然认为造反派是左派,老帅们却认为造反派是右派,毛显然认为保守派是右派,老帅们却认为保守派是左派。所以在毛放心地批示照发之后,叶剑英高兴地认为: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决不手软地镇压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了。


与此同时,老帅们积极准备利用毛泽东急欲依靠军队进行全国大夺权并稳定社会局势的机会,对高层极端派文人实行反击。徐向前、叶剑英、陈毅三人商议后,决定以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联络站”造反派代表时,未经组织程序就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之事作为突破口向毛反映,附带报告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问题。三人写了一封联名信,由叶剑英面呈毛泽东。


毛泽东因中央文革打倒陶铸未向自己报告而非常气愤,加之为了安抚老帅以稳定军队控制权,便于1967年2月10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历批评,逼得陈差点自杀。2月11日的政治局碰头会本来是讨论生产形势,但叶、徐、陈、聂四位元帅和李富春、李先念、潭震林三位副总理趁热打铁,将其变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会。2月24日,中央文革按照毛的指示召开整风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的错误。反击气氛愈演愈烈,直至2月26日爆发了政治局中的“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抗争”事件。


                      (六)


1967年全国各地军队大批抓捕造反派的“二月镇反”,便是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大背景和高层老派反击新派的小背景下发生的。


有的地方是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和徐向前在“镇压反革命”和反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气氛中,巧妙利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批准执行的,例如拉开四川“二月镇反”大幕的中央军委1967年《二一七公开信》。有的地方是军队利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自己先动手,然后得到叶、徐的支持,例如叶剑英对青海1967年“二二三事件”军区屠杀并抓捕造反派行为的赞扬,徐向前对1967年2月内蒙军区枪杀和抓捕造反派行为的支持。有的地方是军区利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主动采取的行动。例如武汉1967年3月实行的“镇反”:3月17日,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利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抓捕了造反派头头和骨干3000多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将武汉造反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全国更多的地方则属于上行下效或互相仿效,例如我所在地区的军分区和铁道兵八八一五部队,在中央军委给四川省发出《二一七公开信》的第二天,就立即发布了镇压造反派的《二一八通告》,其语气、措辞、内容比中央军委公开信严厉百倍。


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一度被“镇压反革命”的氛围所左右,这才有了《人民日报》对福建“镇反”的正面报道和中央文革对湖南“镇反”的直接批示,毛泽东才会对全国范围的“镇反”不置一辞。


全国“二月镇反”形势的扭转,来自毛泽东的忽然醒悟。1967年2月2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居中掌舵权衡左右的毛泽东忽然意识到“三老四帅”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立即于2月28日连夜召开会议怒斥老帅老干部们,将其定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也着手扭转社会舆论。3月8日,首都“三司”为首的造反派召开声势浩大的“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联合发表关于全国局势和反击“二月逆流”的《严正声明》,但中央的报纸和广播没有报道,对全国影响并不很大。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但提法还比较谨慎——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的还只限于红卫兵小将,没有包括学生之外的广大造反群众。4月6日,中央军委紧急发布几乎与《八条命令》针锋相对同样由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的《十条命令》,实际否定了军队大批抓捕造反派的行为,才使“二月镇反”的漫天阴霾为之散开。   

   这期间对于否定“二月镇反”最为有力的自然是中央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措施。1967年三月至八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陆续对安徽、青海、内蒙、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二月镇反”问题进行处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否定了这场全国范围的整人运动。其中,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意见,确定了解决“二月镇反”问题的基本原则,对全国影响最大。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在左派组织之间,严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要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压倒一派是错误的;不准一派组织攻击另一派组织;对因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又以中发[67]117号文件名义将《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批转全国贯彻执行,使“二月镇反”成为十年“文革”期间中央正式发文否定的又一个镇压民众事件。

这时,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木已成舟。而且,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在风向转变上存在时间差,不少地方三月底还在抓人,全国否定“二月镇反”并释放被抓造反派之事,也延至1967年5月才基本完成。其中,两湖地区算是例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一再对抗中央对湖北“三月镇反”的定性和否定,仍然坚决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镇压造反派“钢工总”,直至1967年7月发生了绑架中央全权代表王力和谢富治并差点危及毛泽东生命安全的“七二0事件”后,才被摆平。湖南省的“二月镇反”问题,直到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八十决定》下达才彻底解决。


                      (七)


1967年围绕“二月镇反”,历来令行禁止的中共军队发生了两起以下抗上的骇人事件。第一起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前,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竟然夺了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的权力,而且公然抗拒自己的直接上级——兰州军区意在保护“八一八”造反派的“三条指示”。第二起便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七二0事件”中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悍然挑衅。可见下层民众造反对军队政治神经刺激之深,以及强硬派军人政治心理反应之强烈。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全面整顿”运动中出现的反复,内幕关系与1967年“二月镇反”大体相同——无不是出于中共政权的全局需要和权力高层两派的互相争斗。当毛泽东从理论上将其总结为“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时,他当然不会说出其中的真相。


这类“反复”的发生,离不开四个条件:一是无论“文革”中政局怎样演变,权力高层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二是每次导致“反复”的运动,都是毛泽东为了这个时期的全局需要而批准开展的。三是这些运动的矛头指向或概念含义,至少存在不利于造反派的一面,才会被中央到地方敌视造反派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四是这些运动贯彻起来总是雷厉风行,纠正起来总是再三拖延,表明“文革”中的各个不同时期,各级地方政权的当权者都是倾向于打击造反派的。


中共政权的全局需要和权力高层两派之间的拉锯战,无疑是造反派反复挨整的最深根源。他们被拉来锯去,如同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受尽折磨。毛泽东却轻松地认为这是在“锻炼群众”,造反派则一直糊涂地认为迫害自己的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2 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7月,第47-54页。

3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26-145页。
4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5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6 杨小 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8月号,第44页。
7 杨小凯:《再谈“文革”》,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10月号,第79页。
8 杨小凯:《再谈“文革”》,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10月号,第79页。


                                            

                                                  2014年11月10日

                                               修改于古蜀都河边树下村


作者简介:周伦佐,大陆体制外思想者,民间文革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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