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陈世高


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


毛泽东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中,除了报刊上刊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同时内部刊物也刊载一些资料,当时,我在汉川搞四清,既忙于运动,又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看这些文章,在三年困难时期,地委副书记韩国治对我们讲:说海瑞是清官,刚正不阿,敢干反皇帝,提倡发扬海瑞敢于说真话的精神。现在忽然又批判海瑞,把我搞得糊里糊涂,我认为文人吃了饭没有事做,反复无常,我就采取不管它。

1966年6月下旬,我从汉川赴湖北省参加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会议上学习了原文革领导小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二月提纲》、又读了新的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五,一六通知》,以用打倒彭、罗、陆、杨的材料。听了张体学传达中央精神,与会者个个感到毛骨耸然,耽心共产党出大事了。会议由武昌开到随县的大洪山,张体学省长作了总结,会议精神到此为止,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当我从大洪山回到汉川时,武汉科学院、华中工学院已到我们工作队揪走资派,抓牛鬼蛇神,大字报已上了街。甚至将党的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全部上街了,根本不需要我们传达得。刘少奇在博斗中下沉、刘少奇在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被林彪所代替。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这场运动如暴风骤雨一般,席转中国大地。

汉川离武汉近交通方便,来往的人多,消息灵通,武汉一阵风,汉川就一场雨,武汉造反派来到我们工作的杨集公社点火,突然出现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妇女的马桶、持剪刀剪女青年的双辩子、查抄旧书、信件、笔记本、打祖宗牌匾、撤祠堂庙宇等等,还把曾经在国民党中干过事和信过迷信的人都当成牛鬼蛇神,给他们戴着高帽子,用竹扫箸压在他们的头上到各个大队游行,还游到城隍镇。我认为说四清“左”,这比四清左多了,这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武化革命。农村已出现混乱局面,四清工作队已无法控制农村局势了,领导四清的上级领导都已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没有领导,于是,我们于十月初提前结束四清工作,我回到了应城三合区。

我回到区里,区委们一致认为在此工作一届,就要为群从办实事,这里历史上的干旱困扰着农民,为了解决干旱的问题 ,向县委申请建设伍家山电动抽水机站,10月上旬,县委主要领导集体步行到伍家山现场察看,当场拍板批准区委的申请,区、社干部和群众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十分高兴,立即进行了动员,组织干部群众立即上马。

为了在一冬建成抽水机站,成立指挥部,由区委副书记邹光汉同志任指挥长,实际上全体区委委员和区里干部都全力以赴抓工程,都没有考虑文化大革命和个人问题。集中全区五个公社干部群众,建机站、安装机械、土方工程和从云梦县架电线到机站,齐头并进,劳动力上到1万几千人,摆在三十几华里长的战线上,区、社、大队、小队的干部都上到了工地,很快形成施工高潮。

 

“打招呼”是阴谋 捆绑”当权派”手脚

一天,区委办公室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我赶到黄滩区开会,而且要我在天黑时动身,当时我的身心全集中到水利建设上,不想去开会,就叫区委办公室同志向县委请假,或者派其他同志参加。县委回电,不准请假也不准派其他人代替。于是,在夜幕即将降临,我从伍家山工地,骑一部破烂的自行车动身,走到城台公社,天就黑了,摸着前行,绕开应城县城关,直接往黄滩方向走,那时黄滩到应城只有8华里,不仅路面狭窄,而且崎岖不平,到了文峰塔天黑如漆,弯路我直行,结果连人带车跑到了河里,不知道方向,恰好有两个人经过此地,听到河里的水声,并问是谁?我当即向他们求援,好心人立即把我扶上岸,到区里更了衣,连夜开会,主要是各区向县委回报文化革命的动态,以及采取的应对的措施,次日清晨各人回到自已的区里,由于我在文峰塔摔跤受伤,浑身疼痛,在区里治病,不能上工地。

不几天,县委又通知我赶到城郊区开会,我说请病假,县委又不批准,非去不可,于是,我以带病之身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和上次会议一样,回来后我立即赶到了工地。

有一天,天下着大雪,县委先电话通知,要我回到区里等着,事情由来人跟我面谈,于是,我回到了区里,下午,中共应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金保同志来了,他神密兮兮地说,我们到你寝室里谈,他说:“县委召开区、社党委书记会议,白天不能去,只能夜间动身,而且要我带着公社书记一块走,自带被子行李,会议的地点十分保密,他没有跟我说具体地点,他说你们上汉宜公路朝西边方向走,途中有人来接你们的,此事十分机密,任何人都不能讲,一切由你亲自安排。

黄走后,我跟公社书记打了电话 ,要他们在天黑之前,背着被子,赶到城台公社开会,十分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我见天黑,把准备好的被子背上启程了,我到公社时,公社书记已到齐了,我们一行六人冒着狂风怒嚎的鹅毛大雪,背着背包急匆匆行走在白皑皑的大地上,规定在行走时是不准说话的,可是,城台公社书记邓先祥忍耐不住了说:“我们这象在打游击,秘密行军。”惹得大家笑了起来,我就叮咛同志们不准说笑,从此,再就没有人说话和笑声了,如同过去的战马一样,含枚急走,我们绕过县城,在汉宜公路上继续西行,行至西十公社曙光渡糟,黄金保同志下来了,什么都未说,他走在前面,带着我们上北面的小路前行,由于行走的人比较多,路上泥烂路滑,虽然,当年我们皆是风华正茂小伙子,走在崎岖狭窄的小路上,加上寒冷,体力消耗很多,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燕子山水库管理处。各区、社书记都已到齐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都在那儿,过去这些人在一块相见,总是打打闹闹,谈笑风声,亲热得不得了,此次,和过去不同,县委领导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没人说说笑笑了,此时已是深夜,我们解开背包,就睡觉了。

次日清晨开早饭,我看到县委书记黄铮亲自抬饭甑,拿碗筷给大家吃饭,于是,大家都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寻常,大有来头了。

县委书记黄铮同志传达了省委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他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求与会同志要相信毛主席,要紧跟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大家要做拥护文化革命的革命派,促进派,绝对不能站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放下官架子,主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即使造反派有过激的行动,也要接受得了,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不要与造反派闹对立,唱对台戏,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了黑龙江省商业厅长,造反派把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后,他马上上班工作。还讲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子,伏首甘为孺子牛,要我们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牛”。从此以后,县委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同你们联系了,你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即使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也要游上岸,不能被水淹死。

当时,我们听了县委书记黄铮的报告,很不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如此对待呢?会议只开了一天,大家都表态按上级的指示执行,吃罢晚饭,夜幕已经降临,县委领导和往日完全不同,都站在大门口为大家送行,并且是一个个握手而别,各个区的返程路线,都作了规定,不准走同一路线,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大家一出门从四面八方离开,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准进县城,我因为上次到黄滩区开会时摔跤肋骨受伤,仍然隐隐作痛,要到县医院透视,故而在县里打站,当我化装去县医院就诊时,经过县委大院门前,看到造反派把县委大院团团围住,当时我就想,说造反就造反,文化大革命来得如此之快,令我惊诧不已。

后来,造后派把打招呼的会当成“黑会”,文化大革命之初,在全县范围内首先追查的就是“黑会”,有些区、社领导经不起造反派的追查,就把打招呼的会,向造反派坦白交待,造反派对我追查时,我严守县委的规定,什么也未说,他们说我的态度坏透了,并在县城里和各区、镇贴大字报,说“陈世高负隅顽抗”。

后来我想,不是县委召开几次打招呼的会,当时基层领导手中有权,又受到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甚至会形成武斗事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里也受到抵制和反抗。

自此以后,县委主要领导成为造反派主要斗争对象,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矛头都对准他们,都被斗得很厉害,有的被斗病,伤痕累累,更有甚者,有的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现在回想起来,打招呼会就是捆绑领导干部的手脚,叫各级领导干部向造反派投降,任其批斗,这是一种阴谋,如果不开打招呼的会,干部手中有权,又受到群众拥护,造反派肯定敌不过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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