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派與鷹派對撞在即?——急獨急統疑雲】徵文


对“大一统”观念的再认识

----兼答两点心的反驳


程惕洁 《议报》首发


拙文《“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针对两点心文章《台湾的出路在中华民国》当中提到的“大一统”观念提出质疑,有幸获得作者的认真反驳(见《反驳邦聯者的錯誤觀點——對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的回應》)。为免不必要的枝节争论,我想再把我的主要观点重新梳理归纳,力争把道理说清说透。在此基础上,最后再回应两点心对我的反驳。



概念界定:什么是我所讨论的“大一统”观念?


所谓 “大一统”观念,应该是指主张、喜欢、倾向、或者怀念大一统的思想意识,或价值取向。“大一统”的英文对应字,应该是“Great Unity” 或“Supreme Unification”,包含“伟大的统一”“巨大的一律、一致、整齐、划一”等意思。那么,“大一统”应该如何定义呢?我搜索的结果,没有找到非常准确、令人信服的权威定义。总括各家说法,“大一统”的基本含义,可以大致归纳为下列三条:


第一,“大一统”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观念体系,乃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色之一。虽然其它民族历史上也有某些“大一统”行为,比如帝国扩张、文化征服、宗教迫害等等,但远没达到中国“大一统”文化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一统 ”基本是中国特色(若包括朝鲜,则是东亚特色,或东亚文化圈特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概念。至于为什么欧洲封建主义能自发进化到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只会一茬又一茬割资本主义尾巴,令代表新兴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主要得归功于王朝体制的超稳定结构,其形成有多种因素,包括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在内。有人认为,中国自秦以降,就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叫“水利共产主义”,大一统王朝势力压倒一切,既没有相对独立的教会制约,也没有民间社会生存壮大的足够空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此处点到为止。


第二,“大一统”又是个历史概念。有形成、发展、顶峰和衰落过程,在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多少都有“大一统”的成分,不外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属于“大一统“的雏形阶段。到汉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形成比较完整的“大一统”观念,包括三项主张:一是“大一统”永恒不变:“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不可改变”; 二是国土统一与思想统一并行:“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三是以制度和法律强制推行,维护上下统一,“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到宋、明、清之际,新儒学盛行以后,大一统又有新发展:内政方面,随着“男尊女卑,君臣父子”之道深入普及,王朝大一统意识也由国家社会的宏观层面,渗透到家族的微观层面,从法律制度层面,渗透到伦理道德层面,甚至演变到宗族家法可以补充(乃至替代)国法的程度,对越轨行为行使裁决和处罚权。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内涵方面的深入贯彻。在外延方面,随着地理知识扩展,也出现两个新概念:一是天朝和蛮夷的区别,二是中原和边陲的区别。 那时说的天朝和中原,主要指如今的中原十三省,后来扩展为22行省。其余周边土地都是未开化的荒蛮之地,对待办法是镇压加怀柔;至于更远的外国人,则视为“化外之徒,须拒之门外。”总之,对边陲番邦,居高临下,施以教化,不服就打,甚至种族灭绝(例如清兵对中亚小民族的征服等),从来没有换位思考和平等对待的观念。到所谓乾康盛世,“大一统”发展到顶点。之后,随着王朝衰落,西风东渐,危机四伏,大一统面临严峻挑战,新观念才开始抬头。


第三,总括而言,跟西方的领土主权观念不同,跟民主共和的观念更不搭界,完整的中国“大一统”观念,应该包括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君权神授,朕即法律,帝王(或中央)的绝对权力不容置疑,遑论制衡;其次,主张一元,不容多元。不仅领土要统一,制度、思想、文化、言论也必须统一,不容任何“异端邪说”;再次,崇尚暴力,拒施仁政:对排斥统一的“异己力量”,强制压服,压而不服就消灭(比如“留发不留头”等)。


对“大一统”的概念界定到此为止。如果有人既认同大一统观念,但同时又否认“大一统”包括上述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三个要素,那么,他(她)所说的大一统,跟我说的大一统就不是一码子事,外延跟内涵不同,没有讨论必要。



“民主共和”可以看作对“大一统”的否定或扬弃

这里口气不那么斩钉截铁,因为我不是哲学家,不敢肯定用词的准确性,只是一种不大成熟的思路,提出来供参考而已。谬误之处,望专家指正。众所周知,由辛亥革命开启的“民主共和”潮流,开始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其中“驱逐鞑虏”的意思,明显不过是反对满清的大一统。民国肇建之后,发现“驱逐鞑虏”不大合适,这“鞑虏”两字不但包括满族,还包括蒙族,因为八旗子弟中有满四旗和蒙四旗,你把他们往哪里驱逐?要是统统赶回原居地,那民国岂不要丧失北方大片领土?于是又改成“五族共和”。名为五族(汉满蒙回藏),其实也包括其它几十个更小民族,以此避免国土的分裂丧失。


那么,民主共和国就不需要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了吗?当然需要,但民主共和的领土主权观念,已经属于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是以“保土安民,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本质上有别于王朝大一统的那种家族天下观。既然共和兴新政,当然要抛弃王朝的“大一统”思维模式,改“君权神授”为主权在民,总统普选;改一元化为多元化,不再强求言论、思想和文化的统一。例如北大教授辜鸿铭,一生长袍马褂留辫子,成为国宝级遗老和师生的笑料,国府也没人给他麻烦。要在大一统制度下(比方“留辫不留头”),谅他也不敢如此“标旧立异”。


当然,所谓思想多元,并非一步到位,中间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回潮或逆流,就算老孙和老蒋等共和领袖,也都不免有过专制念头,不同程度打压过合法反对派,试图重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想”境界,说明历史的进步不会一帆风顺,但那仅仅是支流与回潮,是“大一统”的残余表现,从未真正成功过。即使革命军的东征与北伐,本质上亦非追求大一统,而是民主新兴力量与一统王朝残余势力(军阀割据,对抗共和)之间的新旧之争,跟美国内战中的蓄奴与废奴之争类似。从权力制衡的角度看,民主共和不但有横向的三权或五权分立,有反对党的监督制约,有言论自由和民办媒体,更有纵向的地方选举、地方财政、乡镇自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本质上都属于“大一统”的异化或对立物。


要说“大一统”在中国的成功复辟,最终还得归功于一代枭雄毛泽东。虽然毛共利用共和时代的多元空间成长壮大,但一朝夺权在手,就千方百计封杀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多元空间,一方面全盘照抄苏共集权体制,建立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精细到卡住每个人粮道;另一方面复辟翻新历代王朝大一统的历史糟粕,从商鞅的“路条”制(改为“介绍信”“通行证”,连要饭的也不例外),到明清的户籍保甲制(如户口本,准迁证,购粮证)。所以说,老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刻画比较准确。如果更准确的话,应该说是“马克思的皮毛,加上秦始皇的骨髓” 才算名至实归。


假如再看看民主共和如何对待“民族自决”或“民族分裂”问题,或许更能说明它与大一统王朝的本质区别。旅居瑞典的茉莉女士,在《开放》杂志2013年二月号发表过一篇“国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跟我的思路不谋而合。本节所讲内容,许多转述她的资料和观点,特此致谢(不再一一列明出处)。


上文提及,民国之初,把原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修改为“建立民国,五族共和”,有了初级的民族平等观,虽然在具体执行上,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和“大一统”的残余影响,有时甚至公然主张同化少数民族,强制推行“三民主义”等。比方孙中山1923年在广州号召:“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 蒋介石也说过: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有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意思。但是,民国毕竟没有完全沿袭(也不可能沿袭)王朝时代的大一统,所以,经过逐步修正调适,在对待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单方面宣示主权,主张同化,到愿意给予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渐进过程,跟后来中共强制推行的汉族沙文主义大一统政策,性质与后果均不相同。


1934年,国民政府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派官员黄慕松带团入藏。但藏人一心维护自己完整的独立,他们明确地向黄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为解决冲突,国民党曾一度考虑采用军事手段,有人极力主张“假手武力”、“施以兵威”。就实力对比而言,当时国府有镇压条件,光是驻扎在西藏周边川、青两地的国军,就多达数十万人。其时西藏噶厦的兵力总数不足万人,且缺乏战斗力。但是,国府最终还是摈弃武力,坚持和平主义原则,改变同化念头,转而承认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准许其高度自治。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新疆和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总之,从行省化到适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国民党的政策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越来越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与权益。国府迁台十年之后,中共派兵镇压藏人抗暴,蒋介石在台湾代表国府发表声明,承认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反观中共的民族政策,从早期主张“少数民族自决”,到建国后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徒有其名,从未认真落实过,再到近年来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干脆连名义也不再保留。六十多年来,中共走了一条与时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之所以有此区别,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原因,例如历史背景不同,国力强弱不同,国际大环境不同等等,但窃以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信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是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还是共产专制王朝的大一统?



“一体化/全球化”或许是对“大一统”的否定之否定


本节转谈“一体化/全球化”与“一统化”(追求大一统)的本质区别。我说“否定之否定”,仍然用试探口气,一来我对哲学外行,不想乱讲。二来“一体化/全球化”的概念太新,今后还有变数,不宜结论太早,所以只可试探。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科技革命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但必须注意,一体化的英文是integration,意即相互融合,全球化的英文是globalization,或global integration,即全球范围的相互融合。而一统化(或者统一化)的英文是unification,上文已有定义,包含持强凌弱、压迫同化的意思,与自觉自愿的相互融合有本质区别。


全球化过程由经济一体化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磨合调整,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且正在推动现代化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为什么全球化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开始呢?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用武力实现世界大一统了,因此,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导致了传统“大一统”政策的失灵,以及观念的陈旧过时。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人类扩展政治秩序的主导方式是大一统。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动机,都是大一统观念作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被日本强行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创痛犹在。日本投降后,美国试图把国共两党拉向谈判桌,实行共和共治,结果徒劳无功,最后还是共产大一统得逞,信奉共和的国府退守台湾。


反观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有五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和平谈判原则。坚持和平,反对武力,每个成员的加入,没有外力的强制和压迫。看看当年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强迫开放五口通商,再看看当今中国,如何冲破外国阻力,千方百计加入世贸组织,就不难看出“一统化”与“一体化”的本质区别。二是平等互利原则。凡想加入的成员国,都觉得有利可图,有利于提升本国的经济水平,而不是受到别国的压迫、剥削与欺骗。三是权力的整合与分散同时发生。全球化遍及各个领域,而治理单位又趋向小型化,整合与分权过程同时发展。以欧盟为例,它的一体化程度很高,但成员国内部的分权倾向同样强烈。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近20年来一直在搞分权,英国前两年向地方议会转让了重要的立法权力,比利时已经很小,可人们还想再分。这个双向趋势可以说明,越是尊重并维护小团体的切身利益,越有利于迈向大团体的一体化进程。换句话说,对小团体利益的尊重与维护,是大团体一体化的先决条件。从这个角度观察农业集体化很有意思:凡是尊重农户土地私有产权,坚持平等互利和自愿退出的互助合作,容易成功;而取消产权保护,强制参加的农业集体化,则必然失败。四是全球化成为拆解中央集权的巨大力量。虽然在特定方面,全球化也为中央集权提供借口,如加强对某个行业的管制等,但国家权力不同程度被国际组织(世贸、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民间部门(包括NGO)所分享,含有某种“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因素,这一趋势,未来可能导致重写国家主权概念。五是全球化将促进更多联邦和邦联的出现。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合,国家主义开始向联邦主义转变,例如联合国、欧共体、欧盟、独联体,等等。许多原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安全、经济一体化和人权保护,结成某种类似于联邦制的组织形式。因此,“联邦与邦联,不仅是一种政体形式,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形式。联邦与邦联越来越普遍的这一趋势,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扩大,而是国家形态的转变。以联邦和邦联为形式的联邦主义正在超越国家疆界的限制,走向世界舞台,成为缔造国际组织的一种新思维”(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13.htm)。


明确了“一体化/全球化”与“大一统”的根本区别之后,再回头看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许我们就不必执著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了,只要民主共和,实行宪政,多数民众自愿投票选择,在没有欺骗、恐吓和暴力镇压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国体与政体我都不会反对,让民众和实践去检验。以后如果大家觉得不好,还可以公投修宪,再尝试其它模式。至于源自帝国王朝的那种“大一统”思维模式,“不同意就打”的陈腐观念,应该收进历史博物馆了。



简单答复两点心对我的反驳


两点心的反驳文章我认真拜读了几遍,觉得还真不好答复。盖因为我原来的点评没有严格定义概念和范畴,许多地方说得不深不透,因此,两点心对我的反驳也难抓到要领,针锋相对,难免有鸡同鸭讲、自相矛盾的感觉。责任在我,所以无法对反驳进行再反驳,只好照单全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在下表示感谢啦。下面只答复三个看似枝节、但对理性讨论颇有意义的问题:


第一,理性探讨不宜妄下结论。比方说,对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这些东西,我并非内行。只依稀记得,多年前读过严家祺等人的文章,他们好像谈论过联邦制跟邦联制,可能更加适合未来民主中国,因此予以转述。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也不妨考虑或者尝试其它可能更好的制度选择,作为一种讨论意见,无可厚非。但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我一顶“邦联者”的高帽?我猜想那原意大约是“邦联论者”吧?若是,那帽子就更高,我实在承受不起。说实在的,我真不太懂联邦制和邦联制区别究竟何在,缺乏研究,不敢乱讲。只是觉得,邦联可能比联邦更加宽松而已。至于真的好与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我这门外汉不敢妄下结论,还是留给严家祺和胡平(好像也有这方面的专论)等专家为好。当然,即便专家们有了公认的定论,也还需要交给未来的选民决定取舍。另外,


第二,任何分析讨论,都应尊重事实,符合逻辑。例如两点心文章《台湾的出路在中华民国》当中,有一段话,是假定大陆民主化,而台湾坚持独立的话“如果這個新政權敢承認臺灣獨立,那麼已經民主的大陸人民會立即發動全國抗議,讓這個新政權下臺!”我的点评反问道:为什么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外蒙古宣布独立,江泽民时代又把相当于台湾面积的东北领土割让给老俄(忘了一提的是,满清王朝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当时中国百姓都没有抗议,更没有让出卖领土的政权下台?而未来台湾如果独立(可能性难以排除),为什么中国百姓就一定(而且立即)会发动全国抗议,让新政权下台呢?我的提问基于历史事实,而非主观判断。两点心如果不同意,可以用事实反驳,说当年是如何抗议的。如果没抗议,原因又何在?是当年人民觉悟低?还是消息不灵,被蒙在鼓里?没有抗议自由(民国年代也没有)?还是今后人民觉悟会更高?比以前更爱国?等等,总之,反驳与分析,要依据历史事实,做符合逻辑的推理,才能令人信服。不能把随意假定,自问自答,当成辩论工具。


第三,我跟两点心之间,在台湾出路和民主共和等主要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我点评的重点仅仅限于“大一统”思维,因为在我看来,它是国人的通病,往往深入骨髓而不自知,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之一,所以才值得提出来讨论。比方说,不就事论事,不以理服人,而是扣帽子、打棍子、猜动机、查背景等等,以势压人,文革余毒跃然纸上,无形中流露“大一统”心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不久前在天则经济所讲话指出:“现在这种专政思维,弥漫在整个社会里,不仅统治者有,被统治者也有,不仅左派有,右派也有,不少人看到不同的观点就认为这些人应该被灭了。 这是典型的专政思维,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思想市场,观念市场,让各种思想自由的竞争,不得使用暴力手段来压制一些人的观点。 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引自《从专政到宪政:困难与挑战》,2016在“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虽然两点心的文章认同“大一统”观念,并为论证它的合理性费了不笔墨,但文章结尾的一段话令人欣慰:“言論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權力(应为权利),這在國內卻是最缺乏的,也是我們大家一起致力追求的。我並不認為我所講的一定是真理,但我必須要對事關中國民族大義的問題上,闡明自己的觀點,指出別人的錯誤,以供讀者鑒別,做出審慎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權力把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其他人頭上,至於將來中國選擇什麽樣的國體,應該由全體中國人民投票決定,這是民主的最重要標誌,也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民主本質!”这段话的意思,已经认同了“民主多元”价值观。按照我上文对“大一统”三要素的分析,这段话本身,本质上已经不属于我所讨论的“大一统”观念范畴了,说明我们的对话讨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本文的《再认识》还有什么地方没说透,或者没说对,还请两点心及其他网络高手不吝赐教。



兩點心:臺灣的出路在中華民國: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65

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69

兩點心:反驳邦聯者的錯誤觀點——對程惕洁《“大一统”观念,需要讨论》的回應: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590

探春: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大一统”观念 --- 与程惕洁先生探讨“大一统”观念: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627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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