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二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大陆高层动态。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问题,但不是夜话,而是茶话。今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吸引读者兴趣,关注我们讨论的话题。


                              ---- 作者程惕洁 谨识



《光明日报》又刮“共产风”


张:茶饭都点好了。今天咱们讨论《光明日报》三月十八号在头版专栏刊登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作者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博导。我选它的原因,主要是好奇《光明日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刮起一股“共产风”?这个话题已经有多年听不到了,很稀罕!想必你们二位也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程:老张这个题目出得好。记得当年咱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公共政治是必修课。经济学、哲学、还有政法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重点课程,必须得通过三大门(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过关考试,不及格就甭想毕业。那时候咱们下苦工钻研,不光为了毕业,也还真心实意信仰过,认为它是真理。直到文革结束,特别是出国以后,才走出迷雾,恍然大悟。听说如今大学的公共政治课,共产主义那套玩意儿已经成了笑料,虽然教材上还讲老一套,但没几个人相信。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也不认真学。期末无非背背大纲,混个分数而已。现在《光明日报》得风气之先,又刮起一股“共产风”,动机和背景如何?会有什么后续发展?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时机微妙,动机明显


李:我也挺喜欢老张出的这个题目。我在国内的时候,比较喜欢《光明日报》,虽说也是官媒,必须给新华社通稿保留主要版面,但它还多少有点文化人喜欢的学术气息,偶尔有吸引人的报告文学,回忆录,或者学术争鸣什么的。比方说,戴晴女士的处女作《盼》(短篇小說),就是一九七八年,在《光明日報》头版發表,影响很大。文章讲的是知识分子长期解决不了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当时我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包括本人在内的三分之一职工,都是两地分居,还有十几位家属在农村,更是老大难。所以戴晴的文章反响很大,一年多以后,中央和上海市就有了指示,开始分期分批解决。我老伴儿就是八十年代初从湖南调到上海的。从那时候开始,直到离开中国,我一直是《光明日报》的长期订户。我的感觉,这家报纸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调门儿,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为改革开放代言。到九十年代明显保守,甚至比《人民日报》还左,最近鼓吹共产主义,就更有点邪门了。


张:我老伴儿跟两个孩子拿到“农转非”指标,从河南农村迁户口到到广州,是在1982年底,也因为中央跟广东有了新政策,看来咱们的命运都差不多。这次《光明日报》代头刊发鼓吹共产主义的长篇大论,肯定有背景。文章说“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这段话开宗明义,是专为响应习近平而写的“奉命之作”。当然,究竟是党组织授意他写,还是因为有感而发,无从猜测。我估计,此君除了写这类马屁文章,大约也没有其它谋生手段。


程:我的印象,这位陈曙光教授还真能领会习总圣意,基本上是对习讲话内容的演绎和发挥。我查了一下习的讲话,是2015年9月7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叫“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开头很长篇幅谈共产主义理想。从讲话口吻看,应该是照秘书写好的稿子念,属于假、大、空话套话,让江泽民、胡锦涛来讲,也差不多。问题是,前两任日子相对好过,用假大空能应付,如今击鼓传花传到他手上,定时炸弹眼看要爆炸,老话已经不灵。如果习本人真相信,只要念老经,日子还可以往下混,那问题可就大了。自从习上任以来,不少人认为他的坎坷经历,有助于他摆脱邓、江、胡保守思维,把中国停滞不前的改革开放再往前推一步。假如他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原来模式,那他走出困境的希望就很渺茫,中国的前途会更令人担忧。


李:我感觉习这个人的知识阅历太浅,别看他爱晒他的书单有多长,里面水分很大。读书这东西有讲究,并非越多越好,越杂越好,而看是否会读书,能否抓住要领。比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如果倒退回五六十年,我们没有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参照对比,仅仅从字面上看,很难看出马克思理论的破绽。可是到社会主义经济惨遭失败,我们经历过大饥荒的切肤之痛以后,再怎么笨的人,也能悟出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不灵,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更高。再加上西方经济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最终帮人们从共产迷雾中走了出来。习近平有没有我们的经历和体会,我很怀疑。


张:如果说时机巧合,我看《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出笼,应该跟刚刚召开的两会有关。中央宣传部门可能觉得,今年两会气氛异常,代表们目睹高层权斗的分裂迹象,散会之后会把不正常状态扩散到全国,造成进一步思想混乱,因此,有必要尽快用马列和毛思来收拢人心,尽可能避免更大的思想分裂。当然,据美国之音报道,反腐败和军改搞到一定程度之后,下一步可能全面清党,把上层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清理出去,以便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多少恢复一点百姓的信心。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不过,我实在看不出,重新强调“共产理想”,就能实现纯洁中共组织的目的,因为无论怎么说,“共产主义”本来就属于乌托邦,经历过大灾大难之后的中国人,谁还会相信它?



共产空想,害人不浅


程:老李的说法有点儿以偏盖全,我就见过两位深信共产主义的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苏绍智先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前任所长,因为六四公开支持赵紫阳而受到双开处分。因为是我的老师,他流亡美国期间,我们有过长谈。他是一位非常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也不教条,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最终归宿应该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另一位周先生则比较奇特,在国内搞近代史,也对马克思深信不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期间拿了六四绿卡,入了美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发达,马列主义应该更有市场,所以试图跟美国共产党联系。最后发现美共中央根本徒有其名,只有一份不定期刊物和一个设在纽约的邮政信箱。据说党员不足千人,常常受到FBI调查干扰,连中共大使馆也不敢跟他们公开接触。周先生怕引火上身,最后才断了加入美共的念头。


张、李:嗨,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居然有周先生这样的奇人,我们还是头一次听说。那么他究竟相信马列主义的什么东西呢?


程:说来有趣,这位老兄在国内是副研究员,八十年代末,收入跟地位属于中国的中上流社会,什么福利都有,用不着起早贪黑。来美之后没念学位,缺乏美国的专业资格,只能在餐馆打零工,后来到装配线当工人,属于蓝领阶层,直到退休。平常看的和听的都是美国的负面东西,更觉马克思说的有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搞计划经济,才能人人平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理想境界。


李:周老兄的问题在于“坐井观天”。我本人在上海退休,每月退休金七八千人民币,老伴儿五六千,总共一万多,等于两千来美元,在美国也属于低收入阶层。看问题不能局限在个人视角,而应该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看,特别要看发展趋势。除去比例极小的特高收入者(几十万到百万以上)之外,你就说美国普通工农和知识大众,无论蓝领白领,只要不残不懒,有份工作,有几个不是收入五六万到七八万的中产阶级?按加州和纽约州刚通过的最低时薪15美元计,年收入也接近三万,双职工就是五六万,也算中低收入。据说在西欧和北欧,失业者和上班族的收入差距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哪像中国那么大差距?人家之所以经济效率高,技术革新快,是跟产权保护(包括普通产权和知识产权)与比较公平的市场竞争分不开的。大家心平气和,社会冲突和民众怨气没有中国那么强烈,这都得归功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而中国的情况就过分奇特,一般洋人都看不懂。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不认可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又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拼命模仿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血汗工资制,通过巧取豪夺和剥削压榨双管齐下,加速极端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极少数权贵阶级的不正当暴富,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化过程。


张:老李的话让我想起胡平先生有篇文章,谈到共产党的两次剥夺问题,很有哲理性。他说,第一次是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化私为公,剥夺地富和资本家财产,变为国家和集体财产,还把原来财主打成阶级敌人;第二次又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变成权贵私产,而且编造一套理论,说什么前后两次剥夺都正确,两者不能互相否定。普天之下,哪有这么不要脸的歪理邪说?


程: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你宣传一种谁也不信的臭理论,包括宣传者自己在内,都知道那是自欺欺人,所有才会有如今弥漫全社会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即使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唱共产主义赞歌,也难阻挡社会溃败(孙立平语)的总体趋势。更何况,经历了九十年代末期的苏东波大潮洗礼,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部分,已经破绽百出,再难收拾涣散的人心了。如果没有替代旧理论的新思想及时传播,恐怕社会失序之后,各种五花八门的歪理邪说会把人心搅乱,让任何试图重建社会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批判马克思的共产邪说,揭示其荒谬性,应该具有异常紧迫现实意义。



“理想社会” “缘木求鱼”?


李:《光明日报》的文章说:“马克思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今天,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遥远不等于不可能,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这是铁的必然性。”这些陈词滥调,我们年轻时都相信过,因为那时候没有参照物。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移民美国之后,亲眼见证了什么叫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至于精神境界的提高,我们暂且不论,虽然古人都知道“仓廪足而知荣辱”,贫穷落后是不可能提高精神境界的。就说这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吧,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吗?既然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发展资本主义,维护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换,生产力才能大发展;而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废除市场,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物品匮乏,那岂不是证明,通过共产主义道理去寻找理想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吗?


张:更可笑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社会分工的描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里起码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社会调节”与“随自己的兴趣”之间。既然个人兴趣随时可变,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上午一样,下午又另一样,请问:面对千百万个体飘忽不定的布朗运动,社会怎么去调节?连人数都没法确定,更别说生产计划和原材料供应了。第二个矛盾是个人兴趣转变与社会分工之间的矛盾。如果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依然停留在原始社会,也许矛盾没那么明显。可现在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未来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分工状态我们没法猜测,但肯定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一个人穷其一生,能掌握一两种专业就不错了,哪有本事去掌握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比方我这个工程师,也就熟悉内燃机的冷却系统,很窄的专业,至于内燃机的传动、润滑、材料、制作工艺等,我仅有大概了解,根本不够专业水平。至于其它工程领域,比方建筑、化工、地质、水利、电力等等工程领域,我完全是门外汉。工程领域如此,其它专业领域也不例外,怎么可能想干啥就干啥呢?我倒想当个外科医生,给你开刀,可是没学过医,没有执照,请问有病人敢让我看吗?(三人大笑)


程:今天的讨论有意思!不过那边的服务员要收摊子了,今天咱们到此为止吧。下周该老李出题,不知李兄可有具体计划?


李:我觉得“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还没有谈透,应该继续深入。既然《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中央党校讲话,咱们仨老头,为何不给习近平提个醒,告诉他共产主义为什么不灵?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张、程:这个主意不错!那咱们下次的题目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不灵光》,行不行?


李:好,就这么定了,回家再抽空看看习的讲话。虽说咱们是茶余饭后侃大山,说话也要尽量有根据,别让读者耻笑咱们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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