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文革中做过的一件对不起毛主席的事


陈大超




尽管文革期间,连我们小学生,也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也要用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还经常开各种形式的会“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可我这个学生头头,还是干下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并且还被人抓了现行,逼着向毛主席画像低头认罪。


那时候,到处都挂着毛主席画像,有人要你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很容易。


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张宝新的男生,在班上当着一个组长,跟我玩得特别好。他爸爸是“南下干部”,转业在南漳县棉花公司当经理。张宝新排行老二,给人的感觉是表面上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却特别沉得住气。他打乒乓球,开始总是漫不经心,等到输到最后一两分时,便会全神贯注——抿起平时咧得很开的嘴唇,把目光聚成两道很细的幽光,一分一分地往回赶,最后反败为胜。


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逮到鱼时的那种鱼在手心里活蹦乱跳的生猛感觉。只是,他在这方面远比我有能耐。他不论摸鱼,还是钓鱼,都可以当我师傅。那时候,他经常是顺着离他家不远的一条两人多宽的河流,一边摸着鱼,一边来上学。那条河恰好从我们学校后面流过。他摸的鱼,放在一个胖胖的罐头瓶里养着。那个养鱼的瓶就锁在他的课桌里。为了摸鱼方便,他是不带书包的。全班的同学,就他一个把课桌改造得可以把书包锁在里面。有一天上音乐课,那个教我们唱歌的男老师,总是张开嘴没唱几句,就猛地一吸鼻子,然后皱着眉头朝不同方向嗅嗅,最后他觉得实在没法唱下去,就离开讲台,一个组一个组地俯着身子去嗅,看他闻到的那股异味,到底源自哪里。


闻到了四组的倒数第4排,在张宝新的座位跟前停住不动。那天张宝新恰好没来上课。他一点点地把身子俯下去,当他的脸接近张宝新的课桌的时候,禁不住猛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用手捂住鼻子,气急败坏地把我喊过去,让我把它撬开。撬开一看,是宝新养的一瓶子鱼,全都肚皮朝天的死在里面。我屏住气息,把瓶子拿出去丢到平时倒垃圾的地方。音乐老师大发脾气,让我一定组织全班同学,开张宝新的批判会,还要他写检讨。


文革期间,“批判”这个词极度走红,不论是大事小事,都可以用上它,都可以用大批判来开道,来解决。


等张宝新来了,早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跟他讲了。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可能真的开他的批判会。有权的人,总会护着跟他臭味相投的人。


到了1969年秋,我们读四年级的时候,张宝新已对逮小鱼不感兴趣。有一个星期天,他找到我说:“走,我们去钓黑鱼!”说有个地方有黑鱼,他前些天钓到过,“好家伙,回去一称,有两斤多!”在此之前,我只在一个河边的洞里,摸到过一条半斤重的黑鱼。那次还摸到几个小鱼,我把它们弄得干干净净放在碗里,心想下午既有鱼吃,还可以用鱼汤泡饭。可惜,一只该死的猫,恰好把那条黑鱼叼跑了。


听说能钓到两斤多的大黑鱼,我的心隐隐兴奋起来。我想象着那么大的鱼,把它钓到手的时候,它在手上噼噼啪啪活蹦乱跳的劲头,该是多么的让人感到刺激。我问他这么大的黑鱼怎么钓?我想着我们平常用的竹竿,钓个几两重的鱼都会弯成一张弓,要是有两斤多,那它还不咔嚓一声给折断了?他很老道地告诉我,用一根一米多长的很结实的竹竿,上面绑着纳鞋底的索子,索子上绑着大号钓鱼钩,鱼钩上挂着小青蛙,青蛙一定要是活的,把竹竿插在水塘边的淤泥里,让青蛙在水面上挣扎着乱动,“这样,就能逗引着大黑鱼来吃它,我们就能钓到大黑鱼。”


那时候,一般家庭里,都是自己做鞋穿,那种纳鞋底的索子,我们家就有。我们很快就做成了这种专门钓黑鱼的工具,然后兴冲冲地朝他说的一口水塘奔去。那时候的南漳县城远不如现在这么大,从我住的梁家巷出发,走不到五分钟,就出了城,出城就是乡下,就到处是水塘。


宝新说的那口水塘,离他们棉花公司只有几里路远。他逮了两只小青蛙,挂在钓钩上,把渔杆插进塘边上的水草丛里,让青蛙在水面上挣扎,然后就拉着我退到离水塘还有几十米远的土岗上守候。土岗上种满了高粱。我们就藏在密密的高粱林子里。“保证能钓到大黑鱼。”宝新拉我坐下来说,然后就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透着密密的高粱棵子望着水塘里的动静。


我问他干吗要跑这么远躲起来,他说现在只要是水塘水库,都是集体财产,只要是集体财产就有人管。听他这一说,我心里就有点暗自紧张:“那要是被人逮着了怎么办?”他说不会,这里很少有人来。


正说着,水塘里就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哈!大黑鱼上钩了!”宝新兴奋得一跃而起,用手分开高粱棵子,向水塘边冲去。我则紧随其后。刚跑到水塘边,就听得一个人大吼一声:“我看你们往哪里跑!”抬头一看,见一个来挑水的农民,放下水桶就朝我们扑过来。


吓得我们转身就往土岗上那些密密的高粱棵子里冲。虽然我跟宝新长得差不多高,但他这个久经“沙场”的老手,跑起来是脚下生风,而我则是两腿发软。我们跑进高粱棵子深处,宝新说:“快蹲下,别做声!”紧接着,那个农民也跑进高粱棵子,他居然冲着我们高喊:“快出来!我看见你们了!大白天里,你们竟敢偷集体的鱼,我非把你们抓住不可!”


我一听到“集体”两个字,更是心里一抖。文革期间,“集体”被抬到无比崇高的地位,它让除最高领袖之外的任何“个人”,都不是“集体”的对手,都在“集体”面前显得非常涉小、卑下。


做贼心虚的我,以为他真的看见我了,只好站起身来,分开高粱棵子,向那个农民走去。我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次跟一帮大孩子跑到剧院里去玩,然后跟他们一起趴到座位底下。他们告诉我,只要躲过清场的人,就可以看不要钱的戏了。南漳剧院的后门,是通着我们梁家巷的,那些大孩子,常常用这种方式看不要钱的戏。不一会,果然有人来清场了,只见他一边在过道里走着,一边叫着:“出来!出来!快出来,我看见你了!”一听他这样说,我便以为他真的看见我了,便吓得带着哭腔爬出来——被他教训着带出了剧院的后门。“光线那么暗,他根本看不见你的,他是瞎咋呼!真笨!”大孩子第二天这样说我。但这次是白天,我便以为那个农民不是瞎咋呼。


“走,跟我到我们队部去!”那个维护了集体利益的农民,水也不挑了,兴冲冲地押着我朝他们队部走去。那时候的人,能够做一件维护集体利益的事,心里面会充满了荣耀与自豪。我垂头丧气地走在他的前面,心想张宝新真是沉得住气啊,他明天见了我,一定会说我胆子小,没有用。走了半里多路才走到。他把我交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村干部模样的人手里,跟他说了我们偷钓黑鱼的事,笑着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他一定会在村里的大会上受到表扬。那时候的人,特别喜欢听领导表扬。


那时候,领导的表扬真的能当饭吃。那时候很多农民都吃不饱肚子,但能经常受到领导表扬的人,说不定就有机会当个会计、保管、记分员什么的——让自己手里多少有点权。有了权,就有机会明里暗里多吃多占。


那个被喊作“书记”的人,好好地把我这个城里的孩子打量了一会,就用一种严肃里透着和善的口气说:“知道吗?你们做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事,毛主席的好孩子是不会做有损集体利益的事的。”我低着头,可怜兮兮地点点头。只听他又说:“进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赔礼认罪去。”我就跟他进了一间刷着白石灰的平房。这就是他们的队部。中间一间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张毛主席的大幅画像。


他让我站在离毛主席像有几步远的地方,说:“你给毛主席鞠三个躬吧 。”然后就喊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也就在他的喊声中,一再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向毛主席“赔礼认罪”。


鞠完躬,他就带我进了左手的一间房子,让我在一间办公桌前坐下。这显然是他们的办公室。办公桌虽然摆了好几个,可除了这位书记,当时并无其他办公人员。他仍是严肃里透着和善,坐在我的对面,跟我讲了一番道理后,就给了我一枝笔一张纸,让我写。见他这样处罚我,我虽是满心的惭愧,但却不再感到害怕,浑身绷紧的皮肉,也就慢慢松驰开来。


在此之前,我没有写过检讨。但我好像天生的不怕写东西。那时候不论写什么,都要先写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用毛主席的语录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我知道,既然是写检讨,就要承认自己思想觉悟低,承认自己一时糊涂,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用毛主席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才犯下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错误。我说我只是觉得钓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稀里糊涂地跑来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钓的鱼,是集体财产,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创造的财富,说我今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做一个让毛主席他人家完全放心和满意的好孩子。


我知道,不这样写过不了关。当时的那个形势,那种宣传,让总无数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哪怕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你也得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久而久之,你的脑子里自然就让它扎下了根。


我把那一张纸写得满满的。我把写好的检讨递到那个书记手里,他看了看,点点头,却说:“你这孩子的字,可要好好练练呢,字好一半文嘛。”把我送到大门外面,摸摸我的头,说:“你回去后,要叫你那个同学也到我们这里来,他也应该向毛主席老人家赔礼认罪,也应该写检讨。”见我点了头,他就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开始还是慢慢地走,待走远一点了,就撒腿朝着回城的方向跑起来。第二天上学后,我还真的向张宝新转告了那个书记的话,他撇撇嘴说:“我才不去呢,哪个像你这么傻。”


他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傻”?是不是他的家庭教育跟我不一样?还是我在广播小组里老是念报纸念语录,真的让报纸上语录上的东西把自己给驯化了?


待我长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我做下的这种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实在算不了什么,而毛主席做下的对不起全国人民的事,那才值得一说,那才值得他向全国人民写检讨,认罪。同时我也庆幸,幸亏那时候我还小,不然,我恐怕也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掉。在他老人家发动的“反右”斗争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该有多少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大实话,就被绑赴刑场,集体枪决(在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图片)。


2004年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写作,突然接到张宝新的电话,一时间,我的周身都被一种少有的亲切浸透。他说他从《读者》杂志中看到一篇署名陈大超的文章,他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他说他问了很多人才问到我的电话。当我说到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他居然说:“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士”。我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把那么多的人弄得热爱“集体”,连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那样极其自觉地捍卫“集体财产”,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只可惜,他自己却是那么的不热爱“集体”——总是想凌驾于“集体”之上,一步步让自己在走向专制的道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呵,他如果能把他自己也弄得热爱“集体”,让他和所有的领导都生活在一个不得不接受“集体”规范的制度之中,那他就真的是太了不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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