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面对极左高压,也有不批斗我的人

陈世高


1956年,县里调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报到后开会时,秘书胡英术向我介绍,宣传部长陈树生、副部长殷浩、组织部长高运发、副部长左德华、学工部长苏发云、副部长杨世贤、农村青年工作部长冯新芳,办公室主任耿玉德、干事有陈子堂、丁正明、徐跃,共有十二人,都是从各条战线上调来的优秀青年,有文化,能说能写能干,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同志关系亲密无间,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和他们合作共事愉快,而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1958年大跃进时,虽然,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却跟形势不合拍,喜欢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也爱为农民说话,中共应城县委视我为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进行批判。

1958年那年,放了很多粮食高产卫星,从亩产两万多斤,到亩产二十万斤,秋收时高估产,高征购,把农民的余粮、口粮、种子全部卖光,农民没有粮食吃,都用野菜野草糊羹喝水,却还在紧急逼征购。
  
我常年累月驻队,同社员“三同”,也同农民一样,过着吃野草的生活,深刻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农民们在大跃进中炎天暑热,隆冬严寒,冒着风雪和酷暑,日以继夜加班加点地干,付出了辛勤劳动的贷价,个个累得皮包骨,最后落到饿肚子的下场,我对农民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向应城县委书记写信,反映农民的疾苦,县委书记接到信后, 立即找我回县,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我进行批斗,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到了1959年春,县委认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陈世高总是跟县委唱反调,这种人根本不够格任共青团委书记,把我调到黄滩区委任副书记。
  
当时县直机关干部怕沾我的“火”星,许多老同事见到我退避三舍,这都是情有可原,然而,共青团有十多个干部对我却十分热情,调动工作时,开了欢送会,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还宴请我到饮食店吃了一碗面,接着,到照相馆集体照了相,留作纪念。他们说:其他几位书记调动时都未开欢送会,唯有你享受这种特别待遇。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上班,区委分工我管多种经营,积极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1959年国庆节前夕,中共应城县委遵照上级的统一布署,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将我旧帐新算,把我从区里拉回到县里参加大会。县委书记认为要打倒陈世高,青年团的干部是关键,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这样,县委组织部几次召开团委干部会,动员他们勇敢地揭发陈世高的问题,陈世高攻击“三面红旗”,放了很多毒,你们和他朝夕处,最清楚,你们要大胆检举揭发,也是你们立功进步的好机遇。
  
大家表态,我们一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他所有的问题揭发出来。
  
县委安排红旗公社,县直机关干部多次召开对我的专场批斗会,与会者争先恐后踊跃批斗。可是,每次批斗会,青年团的干部虽然都到了会,但是,个个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县委认为 县直机关干部的发言,虽然积极热烈,但都是飞机作战——空对空,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他们为了获得重要材料。于是,又召开共青团干部会议,你们怎么言行不一致,怎么都未揭发,陈树生说:我们几个人管面上的宣传工作,负责组织突击队活动,小杨、小苏说:我们二人住在学校里,做学生工作,小冯说:我是女同志,虽然同他住在一个大队,平时难得一见,唯有在区里和大队开会见一面,会一散各走各的,他从来没有跟我谈什么。小高说:我负责农村团的建设,很少和他见面,不了解情况。
  
领导讲:你们说的这些,完全是哄骗领导,包庇陈世高,都成了陈世高的庇护人。
  
县委书记在最后 一次批斗会上说:你(陈世高)不仅同彭德怀在思想上共鸣,还在组织上有联系,彭德怀跟毛主席写信,你跟我写信,你们上下呼应,你是“应城的彭德怀”。你赶快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事实,你把我的脑袋割下, 也只矮五寸,顶撞了县委书记,他叫关灯开打,把我打成瘫痪。

最后,县委决定,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应城的彭德怀”,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处分。

1961年县委给予我沏底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三合区区长,共青团的老同事团聚叙旧,我问他们,所有的批斗会,外单位的人都积极踊跃批斗,却为何从未听到你们的发言。

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你写给县委书记的信,讲的都是事实,反映了农民疾苦,表达了农民的心声,也说出了我们心里话,我们不是“风”派,不是见风驶舵,跟‘风“跑的人,当时,我们非常同情你,想为你辩护,却不敢公开表明,不然,就会把我们打成反党集团。只好采取缄默不语,既是对县委错误批斗你的抗议,也是我们对你无声的辩护,总之,一切皆在不言中。

正是这些人,让我感到温暖,让我看到任何时候都有坚持正义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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