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推動六四申遺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19日 第30卷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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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利推動六四申遺

江迅

2016年6月19日 第30卷 24期



「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等民運人士及組織攜手,將「六四事件」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第一份申請。楊認為,這是二十七年來有關「六四」紀念的「最實在的一件活動」。
歷史長河中,總有幾個如珍珠般的記憶會被銘記。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不能抹去的記憶。五月三十一日,美國公民力量與美國新聞博物館、攝影記者Charlie Cole攜手將「六四事件」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第一份申請,正式遞交該組織,遞交的首件有關史料就是舉世聞名的坦克人照片和視頻錄影。此舉是讓歷史成為民族永恆的真摯記憶。

據悉,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美國國會舉辦紀念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五週年的記者會上,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協同在「六四事件」中失去雙腿的方政和知名盲人維權鬥士陳光誠,宣布「六四申遺」項目。「六四申遺」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涉及文獻收集和整理、文獻的分析和意義論述、知識產權的法律梳理以及外交遊說等領域,公民力量在與其他組織諮議的同時,建立了由韓連潮博士主持的籌備團隊,在過去幾個月做了最基礎的研究工作,確定了以坦克人的照片和錄影視頻作為第一次申請內容,以期獲得突破。

方政說過,「『六四申遺』非常重要,尤其對我這樣的直接受害者,但是我對『六四申遺』的關心超出我自己的傷痛,我雖然失去雙腿但是我還有生命,我們活下來的有責任為死去的奪回公道,讓世界永遠記住他們。我相信六四的真相和追責是中國政治變革的重要一步」。

隨後公民力量團隊與美國新聞博物館、印度國家甘地博物館合作論證坦克人形象的世界史意義,期間還接觸了與此影像有關的五位攝影記者和兩位攝像錄影記者,得到其中兩位記者Charlie Cole和Stuart Franklin的直接授權支持,在外交方面,團隊亦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NGO觀察員之一、「現在自由」(Freedom Now),以及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現任和退休外交官的指導。六月六日,楊建利在美國就「六四申遺」項目的推進,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最初是怎麼會想到這一創舉的?

「六四申遺」的概念是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形成的。當時我看了英國劇作家創作的《Chinamerica》,這個詞在英文裏也有和變色龍比較接近的意思。這個劇作家一語雙關,以此形容中美變化多端的關係(chameleonic)。這個劇以「尋找坦克人」為主線,看完我很受感動。一是這個劇的概念,二是它的結局。

你說「尋找坦克人」?北京「六四」長安街上那幕?

對。這部劇最終沒有找到坦克人,找到了一個叫王鵬飛,據說這個人的弟弟是坦克人。面對記者提問,他說:「我弟弟就是那個開坦克的士兵,他也是個英雄。」這時候這個概念就昇華了。坦克人「王維林」人人皆知,但是我們看錄像就會發現,開第一輛坦克的士兵是想躲開他,沒有衝壓他。而我當年在六月四日早上親眼目睹另一幕,四輛坦克車壓死十幾個學生。那我就想,為什麼在那裏坦克車壓死了學生,在這裏卻沒有?

你贊同開坦克的士兵也是英雄的說法?

我非常贊同劇中的概念:那個士兵也是一個英雄。很可能當時士兵接到的命令是要衝壓過去,但他拒絕了,說明這個士兵對生命的珍視。我把他叫做「坦克人第二」,那「坦克人第一」和「坦克人第二」的命運會怎麼樣呢?這兩個人都是可能被共產黨隨意槍斃的,當時我看完這部劇就在那裏流淚,因為我親歷了「六四屠殺」。事後,我就決定圍繞「坦克人」這個概念,做一些有意義的活動,這個活動不僅要對解決「六四」問題有所幫助,同時要對未來中國社會真正走向和解提供契機。這活動把兩個不同陣營對立的人的代表,挑出來作為一種昇華了的概念。

那怎麼會進入「申遺」勾畫的?

後來我一直思考這個事情,有一天遇到我朋友,他是我當時在獄中坐牢時的國際律師,我哈佛同學,他的組織「現在自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政府組織觀察員。他給我講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個世界記憶名錄。後來,我就專注尋找一些資料,研究後發現構思非常好,就形成了一個概念的兩個行動:一是「尋找坦克人」,尋找第一、第二號坦克人;第二個行動是以「六四」圖像和資料,形成世界記憶名錄,也就是說,這些資料都是對世界史是有意義的。這麼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採取各種措施控制資訊,讓大家忘記「六四」,抹去集體記憶,消滅與「六四」有關的形象與資料。但如果能讓國際組織承認這個形象,對世界歷史頗具意義。去年十二月十日,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五週年,我們在國會開了一個記者會,宣布「六四申遺」和「尋找坦克人」這兩個行動。

能說說整個申遺過程嗎?

「尋找坦克人」比較簡單,我們給習近平寫了一封信,當時方政、周鋒鎖還有我,我們三個「六四」屠殺親歷者呼籲大家在這封信上簽名。「六四申遺」就涉及文獻搜集、意義論證、版權釐清,還有外交遊說四方面的專業性工作。我們建了一個團隊,以韓連潮博士為主持人。他研究之後告訴我,我們不必把所有資料都搜集全了,作整體論證才遞交他們接受。實際上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只要有一個形象、一件資料,能夠被證明有世界史意義,就能夠申請,我們立刻決定:「那當然就是『坦克人』啦!」全世界都知道「坦克人」,今年好多人都以「坦克人」為形象做紀念。有關「六四」形象中,「坦克人」是世人知道得最多的,所以我們就以這個作為突破口,把其他的資料先放下。

先對「坦克人」作論證?

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我們團隊就在韓博士主導下,對這個圖像作出世界歷史意義的論證,同時找到照這張圖片的記者,希望他授權我們,有了授權會更容易推進,因為審查委員會有規定,有了授權就會比較容易合法拿到和使用我們的申請資料,我們找到兩位攝影記者授權,並開始論證。今年提交的截止期是五月三十一日,我們在當天把第一份相關的照片和錄像遞交了,它已經成為今年的候選之一,這就是整個的操作過程。

接下去會繼續走哪幾步?

下面我們要做幾件事。遞交後要了解他們怎麼作出決定的。十四個人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第一步會作審議,審議完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任,由她來決定要不要接受。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遊說這些委員會成員,他們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而是個人,所以會比較容易打交道。外交遊說工作和宣傳工作的跟進,需要在歐洲建立有力團隊,就近遊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比較關鍵的人物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頭兒」,這位主任,她是位女士。有消息說,她現在可能遇到來自中國的巨大壓力。因為「六四申遺」會讓中國政府感到很緊張,這可能是「六四」這麼多年後影響面最大而最實在的一件活動,所以中國政府肯定會施壓。有人說,面對壓力,她會屈服。我們也了解到,她正想競選下一屆聯合國秘書長。這種關鍵時候,她需要中國支持,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影響力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她要競選聯合國秘書長,她也需要正面的新聞報道,需要正面形象,支持「六四申遺」肯定是幫她正面形象的梳理,所以我們這件事,會給她帶來很正面或者很負面的新聞,這就是我們的槓桿,我們仍然有槓桿可以使用。

除了遊說這些委員會成員以外,還打算如何部署?

所以未來我們要組成一個外交遊說隊伍、專業認證、論證隊伍和鼓動宣傳隊伍,為今年的申請努力。同時我們要建立網站,搜集更多資料,為未來再遞交申請做準備。在推出「六四申遺」項目的同時,我們還宣布「尋找坦克人」項目,目前,在要尋找坦克人真相的呼籲上簽名人數接近一萬人。才開始不久,我們一定善始善終,簽名的人會越來越多,一旦多到某個高點,全世界就會問北京同一個問題:「『坦克人』到底在哪?」中共總要有個說法,告訴人們「坦克人」在哪裏,發生了什麼事。這就是揭開「六四」真相的開始。儘管對「坦克人」有各種解釋,我們不會去斷定對與錯,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追求真相」,中國政府必須告訴人民真相。

申遺成功機會大不大?

它是兩年申請一次,今年如果不能申請得到,那麼下一次就是二零一八年。我相信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就是在「六四」三十週年的時候,至少有一個項目會成功,最終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申遺不能成功。中共想從人們的集體記憶和歷史資料中抹去「六四」是徒勞的,我們做許多工作對中共的「六四失憶工程」作出反制,「六四申遺」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我們一定會成功。■

(實習生劉曉宇整理採訪錄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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