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孙立平教授的一篇发言稿,题目叫《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不由为之叫好,同时也想借题发挥,就“三感问题”发表几点不成熟看法。


孙立平教授是清华大学社会系的知名学者,据说被外界尊称“帝王师”,因为他曾是习近平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之一。200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带澳门大学本科生,去清华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暑期班,有幸认识社会人文学院的院长李强教授,和他们社会系一帮中青年学者,孙立平属于社会学系的元老级别。我多次听他发表高论,也曾在课上课后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当时的印象是,他言谈比较谨慎,避免评论时政,但言必有物,妙语连珠,隽永深刻。比如他讲到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和胡锦涛的“难有作为”等等,能在十年前就看透这一点,并深刻分析其中原因的人,内地学者中并不多见。


这次有关“三感”的亮丽发言,是孙教授今年6月28日在“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三个关键问题,即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和百姓的希望感。确实点到了中国政局的关键问题,其中又以国家方向感为关键的关键。用孙教授的话说: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接着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这次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浅。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引自2016年6月28日的《南都观察》)


对他的讲话,我做个反向推理:先说精英的安全感。安全感可以细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政治精英对选择性反腐的恐惧心理。因为认真说来,在现有政企不分、规则不透明、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权钱勾结无处不在,洁身自好的官员根本找不到,谁屁股上都有屎,想抓你腐败你肯定腐败,证据随手拈来,更不用说那些靠买官上位、要“抓紧捞一把”的实权派了。中纪委巡视组一到,没有谁心里不敲小鼓。第二种是知识精英对意识形态收紧的担忧。原本提倡解放思想,如今又强调“看齐意识”,“不许妄议”,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就会成为下一轮整肃对象;第三种是经济精英对改革方向的迷茫困惑。究竟是“市场机制”优先?还是“国进民退”正确?是否今后还会再来一轮“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三种人的不安全感,说到底,还是国家方向感不明造成的后遗症。


再说百姓的“希望感”,其实也就是大家对未来感到“没戏”,看不到出路何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老邓给国家指的方向相对明朗,就是解放思想,甩开膀子,大干“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只是不明说而已,反而要套上一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罩,好自圆其说。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血汗工资制),加上“国垄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听任甚至鼓励权钱勾结。也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赚到真金白银就行。


没料到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经济奇迹”,权贵经济跟既得利益集团终于坐大,“低人权优势”过份透支,贪污腐败病入膏肓,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拒绝配套改革所造成的体制弊病,如今已经表露无遗。江胡两朝坐吃红利的好景不再,剩下的硬骨头,只能由习李王的新班子去啃了。


极端吊诡的是,新班子似乎看不透问题的症结,源自当初邓走资不够彻底,没有听从胡耀邦赵紫阳的正确意见,一再拒绝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最终延误了中国体制顺利转型的最佳时机,难以步上健康的市场经济之途,也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相结合的人间正道。有人反而怀疑邓当初的改革开放本身有问题,试图重返老毛左倾冒险主义的死胡同,再次把中国带往万劫不覆的悬崖峭壁。


孙立平教授所谈到方向感,其实质说白了,也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班子,究竟要把中国往哪条路上领?当然,上层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和角力无法避免,各路人马都想在权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厚黑学加上潜规则,什么招数都可能使,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嘴上说的跟实际做的更不一样。怪异而无奈的气氛之下,我怀疑近期内有解决方向感的突破性进展。而方向感不解决,安全感和希望感也无从谈起,什么深化改革,健全法制,都不过是放空炮。


据说各路人马正在开往避暑胜地,希望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不叫会议的会议?),多少能透露一点有方向感的明朗化信息。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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