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十九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有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高层动态,尽管田早已自杀身亡。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动态,不是夜话,而是茶话。现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抛砖引玉, 激发更多讨论。


                              ---- 作者 谨识




“媒体造假”与“新闻自由”



程惕洁


张:今天我做东,按上次约定,咱们谈“媒体造假”。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新总统川普多次对媒体发飙,大骂CNN和路透社等主流媒体造假,败坏了他的声誉。咱们在中美两国都生活过,总觉得媒体造假是中国特色。如今川普骂记者,好像美国也不例外,跟咱们“两报一社”彼此彼此。毛左又抓到一跟救命稻草,嘲笑美国新闻自由,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希望大家讨论。


李:哎,李兄且慢!什么“两报一社”?应该是“两报一刊”才对吧!


张:听我解释。文革年代,有过“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三家官媒常常联合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重要性等同“最高指示”。到邓时代,“两报一刊”联合体不复存在,《红旗》杂志寿终正寝,改头换面为《求是》杂志,重要性大为降低,《解放军报》主要面对军内。如今高层的喉舌,变成《人民日报》跟它旗下的《环球时报》,一红脸一白脸,再加上《新华社》,不就成“两报一社”了吗?



虽然都有新闻造假    性质特色大不相同


程:看来中宣部很懂“与时俱进”的重要性,比方《人民日报》这只老母鸡下个蛋,孵化一个貌似非官方的《环球时报》,经常发表《人民日报》不好意思直说的出格言论,以测试外界反应。这就比过去单调死板的“两报一刊”显得高明。地方报纸,也加开晚报、周末版等趣味性内容,至于造假问题嘛,还是一如既往,本性难移。现在川普大骂美国媒体造假,甚至说CNN一贯造假,撒谎成性,还“拒绝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这等于给中宣部提供口实,更好讽刺挖苦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了。


李:说美国新闻骗人,忽悠封闭状态的老百姓相对容易,但现在是信息时代,几乎人手一机,重大新闻即时传遍全球,再想封锁消息已经很难。对于咱们两边来回走动的人,大陆官方的欺骗宣传更不起做用。比方川普对媒体发飙这件事,那是因为记者追问他跟俄国人的私下交往,触到他痛处。所以他破口大骂,但究竟情报来源有误,还是媒体刻意编造?现在还难说,敬业的记者会继续深挖。万一今后事态发展证明,川普自己确有问题,恐怕丑闻的规模和分量,会远远超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


张:话说回来,美国新闻有没有造假案例呢?当然有,比方NBC电视台主播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在2015年1月30日说,在2003年采访伊拉克战争时,他乘坐的飞机中弹降落。当时参战的美军事后指出,威廉姆斯乘的那架飞机没有中弹。随后媒体发表对威廉姆斯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要求惩罚他的呼声。威廉姆斯不得不在电视上认错道歉,电视台宣布暂停他的工作,后被降职到另一个位置。这个例证说明,第一,美国媒体(特别是著名媒体)出现造假情况极为个别;第二,一旦发现造假,媒体主管不会听之任之,除了赔礼道歉,责任人还要付出代价。这跟咱中国媒体“有组织、有领导、有对策、不道歉”的制度性造假,完全是两码子事。


程(笑):张兄总结的这“三有一不”的制度性造假,简明扼要。我在中美两国的媒体都混过饭吃,对此体会较深。我曾在中国省报当三年记者,正值文革,新华社通稿都用明码电报发来,报社的电台部译成中文,发给夜班编辑组织刊发。对于刊发要求,电稿简直细化到“无微不至”,比方说:哪条新闻必须上头条?标题必须占几栏?使用几号字?等等,都明确指令。报社的“自主权”,仅仅是横排还是竖排。采访地方新闻的时候,只许报喜,不许报忧。什么“一位老工人说…”“贫下中农愤怒地表示…”等等,都是记者闭门造车,一边喝茶一边编造。来美之后,我又在美国电台当过三年编辑,入职之初先培训,工作守则写得明明白白:禁止编造假新闻。采访稿件要求不带主观偏见,对于有争议的事件,要兼顾各方不同观点。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真相如实采写,即便真相令你的上司愤怒,下令你改写,强制你歪曲事实,你也有权坚持真相,拒绝无理要求”。这样的工作守则,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新闻机构。因此,张兄的“三有一不”很精彩,美国新闻造假是个别行为,并非制度性;而中国的新闻造假,是制度行为,或政府行为。有时候我也纳闷:为什么都是新闻机构,两边的情况能有天壤之别?



看似文化传统差异   实为政治理念不同


李:我看呀,这也跟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虽然从春秋战国就有“不怕死的太史公”,宁可丢命,也要如实记史,那只发生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历代编史,都有“为尊重讳”传统。因此不能全信正史,需要野史配合。据说袁世凯称帝,就跟《顺天时报》有关,那是他儿子袁克定为欺骗他,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假报,上面都是各地劝进的假新闻。而反对帝制的声音,老袁根本听不到。后来,国民党也搞过新闻封锁,就连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也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美国报道之后,出口转内销,才引起国府重视,开始救灾。所以说,文过饰非不光是党国的毛病,老祖宗有悠久传统。


张:我说李兄,看来你深受冯小刚电影的影响。网上有人批评冯编造历史,误导观众。真实情况是,早在白修德报道之前,中国媒体多次发消息,而且国府调粮也已开始。但中国朝野对洋人报道更为重视,至今依然。造成饥荒的原因复杂,既有官府的低效,也有战乱的干扰,还有信息的阻塞。要说新闻封锁,40年代肯定没有60年代那么彻底。起码从影片上看,无论日占区还是国统区,都没禁止饥民流浪乞讨,而毛共年代,就连乞讨也属反革命行为,收容遣送站会立即押送原籍让你等死。因此,后来的大饥荒,其惨烈程度比先前大饥荒可怕十倍百倍,希望冯小刚有机会再拍一部《1960年》,向奥斯卡进军。


程:另外,就说新闻封锁,民国跟毛共也不是同一档次。民国的新闻审查断断续续,并不严厉,民营报刊和自由言论随处可见,不信你查查三四十年代的《申报》《大公》《文汇》等旧报纸,痛斥执政党和政府的言论非常普遍。偶有被查,开个“天窗”敷衍一下,仍可生存。所以胡平称之为“流产”,而毛共根本就不许民间办报。就算官媒,未经审查的文字也不能刊登。因为没机会“怀胎”,所以称为“避孕”。当然,那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如今信息革命,社交媒体爆炸,比文革大字报威力更大。大陆朋友发给我的微信,成为我了解国内动态的主要来源。这种趋势,对今后社会演变的影响程度如何,值得观察。


张:所以说,中美两国新闻自由的差异,主要不在文化传统,而在政治信仰。有网文提到,华盛顿出任美国首届总统之后,威望如日中天,但也有报纸批评他的政策,于是有幕僚献策,建议封闭那家报社,遭到华盛顿断然拒绝。他说:“我宁肯不要政府,也不能不要独立的报纸!” 由这一信念支配,国会於1791年12月15日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簡稱: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權利法案的一部分。它禁止美国国会下列行为: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国教;妨礙宗教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等等。国民党之所以不敢大禁新闻自由,是因为它信奉的三民主义源自美国。而中共之所以封杀媒体毫不手软,是因为它信奉马列,坚持媒体是党的喉舌,“党媒姓党”。而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是西方套路,在中国“水土不服”(王岐山语)。忠实执行党国意志,才是官媒天职,而且党库通国库,都花纳税人的钱。



新闻讲究质量信用 伪劣假冒无人问津


李:经二位这么一说,我茅塞顿开,闹清了两国媒体的本质区别。其实仔细琢磨,媒体类似工厂,新闻也像商品,通过竞争满足市场需求,受众就是消费者,当然追求质量和信用。假新闻老是骗人,早晚声名狼藉,失去市场竞争力。毛共垄断阶段,官方报刊只能凭行政命令推销,由单位集体订阅。后来有限度开放,允许媒体追求特色,于是才出现《南周》、《南都》等热门报刊。追求市场效益,“自由化”必然随之出现,中宣部叶公好龙,拼命打压。看看唐人街华人报摊的情况,因为左中右报刊都有,只有大胆敢言、消息可靠的报刊才受欢迎,而《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类,最没市场。


张:李兄这“新闻市场论”蛮形象,我也有类似感觉。民主国家为什么政府不办报?那是因为有“利益冲突”,政经消息来自政府,如果允许政府办新闻,那不成了“自产自销”吗?民营报刊怎么跟你竞争?另外,官员都喜欢文过饰非,讨好上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天然倾向。人家明白这层利害关系,因此不许政府办新闻。至于BBC、VOA之类的广播电视,也是针对国外,而不对内。况且,即使对外,人家也如实报道政府不喜欢的新闻,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等等。中国官媒如何?因为是党的喉舌,所以官员喜欢什么报什么。最讽刺的是,根据形势需要,以往的历史也造假,比方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本来是朱德跟老毛,但文革中老毛跟朱德闹翻,想让林彪接班,于是教科书修改成毛林会师。到913林彪出事后,又下令教科书再修改,恢复朱毛会师。更可笑的是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毛跟其他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但在后来一次次运动中,被迫修改,一次去掉高岗,另一次去掉刘少奇,再一次去掉林伯渠,等等,作者董希文为此饱受磨难。


程:看来理念不同,产生不同新闻政策。我在中国当记者时,从来没听人讲过职业操守,到美国电台之后,才知道新闻五要素,也就是五个W(What, Who, When, Where, Why)。据说现在国内传媒也开始讲这一套,但这五个W都可以随着领导的意图改变。前不久央视春晚,出现一个86岁的“老红军”朱光斗,被网民揭露造假。因为最后一批红军在1937年改编(当时朱光斗只有6岁),后来的共军都叫八路军、新四军、或解放军。把50年代的解放军冒充30年代的“老红军”,居然是央视水平。网民的批评都被屏蔽,也不见央视赔礼道歉。


张:我还接着发挥李兄的“新闻市场论”。按照美国“第一修正案”和后来的法庭判例,言论自由包括若干重大原则,比方说人民有“知的权利”,也就是无论政府还是社团,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都必须向媒体公开。媒体有权“刺探”内部消息,就算合法定义的政商机密,保密原则也由掌握机密的人自己负责。新闻机构花钱买情报(港媒叫挖料)并不违法,有权为消息来源保密,因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样才能维护媒体之间的良性竞争,保证新闻的时效性、准确性、趣味性和严肃性。至于政论分析,谁对谁错,自有事态发展证实。总之,媒体的质量和记者的名气,不靠政府褒奖,也不靠广告吹捧,而靠读者受众心里的一杆秤,就跟名牌产品靠质量信誉走红是同一个道理。


李:张兄说的有理,这让我联想到更加宽泛的市场概念,比方说文化市场和政治市场,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允许自由竞争(当然是规则和监管下的自由,不能胡来),才能打破垄断,把死棋走活。比方开放党禁搞普选,不也是让选民有鉴别和挑选空间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开放比空言改革更为重要,只要开放准入,允许竞争,让老百姓(消费者)自由挑选,不想改革也得改革。当然啦,说到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公共福利事业,我不赞成无原则“产业化(市场化)”,这些领域原则上是花钱办事业,不是办企业赚钱。但是,也不等于不竞争。同样是干好事,搞慈善,也不能“武大郎开店”,只许跟政府有关系的人经营。垄断封锁的结果,好事也能变成坏事。而应该订立公平竞争的准入条件,凡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与竞争。谁搞的好谁搞的不好,不由政府说了算,而由消费者自己评价,“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坚持这个原则,我看没有解决不了的社会难题。


程:今天时间又到了。下次我请客,讨论题目选什么好呢?我想继续探讨伪劣假冒问题,从今天的新闻造假扩展到其它领域,包括政治造假、学术造假、商品造假等等,你们有兴趣吗?


张、李:当然有兴趣!如今中国简直就是谎言治国,“无人不造假,个个都受害”,咱们身处海外,有讲真话的条件,“我们不说谁说?(毛语录)”下周详细谈。再见!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茶叙,2月13日星期一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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