遒真言實:大撒币,实行金钱外交!人民怎么爱这个国?(二)


中共大撒币最可恶的是:不顾中国百姓的疾苦(毛泽东时代,混帐魔头把中国折腾成了全球第一穷国;2010年代,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富悬殊,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劣——相当于非洲,而且有1 / 5.6 的赤贫穷人),不顾中国平民福利之低下(全球最差),大把大把将国库银子撒向国外,开展金钱外交。


上一篇谈了中共党国财政支出“金钱外交”的第一部分——近些年(2001—2016)的对外大撒币。应该指出,其所作所为虽然可恶,但毕竟还有所回报,对中共党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些积极作用,最可恶的是大祸国贼毛泽东和万恶的毛泽东时代(1949—1976),对外大撒币完全是:白扔钱,养了一群白眼狼!——为此,多饿死了上千万中国人!


当时,全球第一穷国援助了110个国家(每个受援国都比中国富。资料来源:2010—03—19中共人民网-《环球时报》发文《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中国慷慨多少钱!》)。本文谈四个例子:三个国家和非洲——重点谈朝鲜,限于篇幅,其他简略叙述。


一、援助朝鲜


(一)抗美援朝——史无前例的无私军事援助——最荒唐最窝囊最无耻最卖国的战争


毛共当年欺骗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弥天大谎早已破碎。实际上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的父皇——斯大林所策划,苏联、朝鲜是侵略者,毛泽东共产党替父上阵,甘当马前卒(苏联不上战场,躲在幕后),为金氏王朝保家卫国——也就是说,毛共为邪恶朝鲜两肋插刀。


战前毛泽东将全副武装的三个师另两个团(6.9万重兵)送给了金日成,旋即成为朝鲜的主力部队。1951年1月,中国又为金日成输送了10万名朝鲜族战士,重建溃败的朝鲜人民军。


还无偿赠送了大量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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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浩大的援朝军费支出


现代热武器战争,是巨大的物质消耗。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战后出现了严重危机。其时,中国又进行了四年国内战争(实际上是苏联输出共产革命的侵华战争),可谓灾难连连;然而,祸国贼毛泽东又发动了“抗美援朝”,多灾多难的中国雪上加霜!


1950年军费占全年中国财政支出的41.1%,建设费占25.5%;1951年军费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只占28.7%;1952年军费占32.9%,1953年占34.2%,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

   

“抗美援朝”,中华民族牺牲了100万条年轻的生命!并且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债——高达34.85亿卢布(约合235274.3亿元中国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这笔巨债,直至1960年大饥荒时期才还清(不过,并不是苏联逼债)。


“抗美援朝”,助纣为虐当帮凶,1951年2月1日,中国被联合国定为“侵略者”,遗臭万年!


1961年7月11日,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又承担了武装对抗苏联保护朝鲜的责任。


(二)前所未有的长期无私经济援助


1、战前


中共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始于建政之前——1949年,中共东北占领区即主动调集大米和玉米开始支援朝鲜。 


2、战时(1950—1953)


战时中国援朝物质高达14亿卢布(当时折合5.2亿美元)。1953年金日成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折合新币8亿元人民币,折合3.25美元)。


援朝,不惜血本,慷慨解囊,自己却背负沉重的外债!世界史上哪有如此混帐的政府?


战后(1953—1958)


   《中国对朝鲜~坚定支持~背后的历史真相》(360网2013.2.20):


   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如上所述,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以及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


4、中国大饥荒时期(1958.10—1961)


在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1949—1973)中共党国爆发了五年毛祸大饥荒,1960年死亡最惨烈。1961年开始进口粮食,灾情有所缓解,但整体经济形势仍然十分恶劣。196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46.5%,财政收入较1960年减少37.8%,国家财政出现10.96亿元的赤字。


就在尸骨如山苦难深重的大饥荒时期,由于毛泽东挑衅,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中共党国的外交重心由反美帝转向反苏修——不自量力不顾人民死活的毛泽东同时向全球两大超强国家“剑拔弩张”。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撒钱交友外交变本加厉.


1961年初,由于特殊困难,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1月20日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抢运对朝鲜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采取紧急措施,由黑龙江省每天保证双鸭山特原煤2500吨,辽宁省每天保证抚顺中块煤500吨,山西省每天保证大同中块煤500吨,再加上不在计划内的河北省开滦煤矿每天保证开滦焦原煤1500吨发运朝鲜。同时由铁道部配合运输。国务院发出指示:对朝鲜出口的煤炭,一吨不能少。为了防止拖欠现象再度发生,1月底,国务院下达一季度对朝出口煤炭计划通知时,特别强调:朝鲜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焦煤一向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对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会影响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影响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于是,中国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尽其所能。1961年底朝鲜向中国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中国决定于12月底预交1962年煤炭出口额中的8万吨给朝鲜。为此,外贸部、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调拨:由开滦煤矿供应洗煤3万吨,峰峰煤矿供应焦原煤1万吨,双鸭山煤矿供应焦原煤2.5万吨,抚顺煤矿供应块煤1万吨,大同煤矿供应块煤0.5万吨。朝鲜的这一突然要求打乱了中国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调拨这8万吨煤炭,中国不得不削减国内企业的用煤数量,从冶金部直属企业的用煤量和国内各用户的煤炭数量中划拨解决。为确保8万吨煤炭及时运送,外贸部还协同煤炭部、铁道部制定具体运输计划,以保障煤炭能够如期运抵朝鲜。中国对朝援助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1961年7月,金日成来华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与周恩来谈话中提及中国出口朝鲜的煤掺有石头、存在亏吨等现象,周恩来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过问,并提议双方“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对于不好的设备,中国“该返修的要返修,该调换的要调换”。这与苏联拉来旧机器敷衍朝鲜形成鲜明对比。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1961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进一步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吨,另外还要10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锭的棉纺全程设备(包括附属设备及器材)供给朝鲜。


中朝蜜月时期(1962-1964.10)


   1962年——中国大饥荒的最后一年,已经破裂的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为了拉拢朝鲜,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经济援助。因此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在这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亿元赤字的缺口。而且对苏联尚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然而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由是,年中朝鲜方面得寸进尺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10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25%,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11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1963年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6、苏朝关系改善时期(1964.10—1965)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对亚洲事务给予更多关注,在增加对越援助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苏朝关系显著改善。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则进一步加大了拉拢朝鲜、越南的力度。1965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一份是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1965年12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万吨石油和3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中国如此慷慨出乎朝鲜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万分感激,说朝鲜“只有靠中国,无别人可靠”,并对朝鲜在经济往来和贸易中亏欠中国很多债深感歉意。金一还反复对中国大使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向给我们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应团结,共同对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与李强会谈后,朝鲜又提出三个要求:第一,300万美金不必作为无偿援助,可以作为贷款,3年后归还;第二,朝鲜大米卖不出去,想请中国帮忙,明年用英镑收购5至10万吨;第三,英国人不让朝鲜人进入香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在香港做生意。12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往朝鲜签署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金日成在与李先念的会谈中,抱怨苏联在进口商品中坚持要有色金属、苹果、鱼类,给朝鲜人民生活造成影响,对于中方所提供的支持大为称赞,直言中国是在帮助朝鲜还债,中国在长期协定中克服自身困难每年供给朝鲜的钨砂,朝鲜炼成高速钢卖给苏联1万吨,折成2000万卢布,抵消一部分因贸易逆差产生的贷款。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中朝两国是兄弟,将始终共命运,将来一旦有事,还要并肩作战。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关系改变。现在帝、修正在掀起反华运动,企图孤立中国。我们同中国站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孤立中国的斗争,并有决心准备同中国一起受孤立。至于对苏联的看法,金日成承认中朝两党的认识不同,但强调朝鲜“反修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今后也会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斗争”。但这时,朝苏关系也因为苏联重新恢复对朝援助而开始升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朝,大谈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说美国是侵略性的国家,还承认过去反斯大林不对,以后不再攻击斯大林了。柯西金访朝后,苏联开始重新向朝鲜提供机器设备,大量苏联专家也进入平壤。朝鲜隆重地接待了苏联代表团,在宣传中强调朝苏友谊是在长期斗争中凝成的,进一步肯定苏联新领导人和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对于中国,朝鲜仍旧保持友好关系。1965年10月28日,金日成接见中国人民代表团时说:“今后在朝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求援的,要共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东北是我们的后方,全中国也是我们的后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朝鲜左右逢源在中苏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两面受益。


韩国国防问题研究所专家洪成彪认为,若没有苏联和中国在50~60年代的无私援助,朝鲜不可能在“和平建设竞赛”中全面超过韩国。


1966年中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7、文革后期——1970年代


1970年代,在中苏的大力援助下,朝鲜经济已相当繁荣。彼时全球一流贫穷国家——中国,陡然发现朝鲜已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时代——中共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景象,朝鲜民众的生活通过多部电影传到中国,电影展示的朝鲜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制度令中国人羡慕不已,当时甚至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移居朝鲜。

  尽管如此,1970年代初,中共党国调整外交政策,还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重新恢复了对富裕朝鲜的援助。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军工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33型潜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可年装配4艘潜艇的工厂。援朝潜艇项目被称为“13号工程”,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


(三)最无耻的是卖国——拱手送出国土


1962年,为了这个“同志加兄弟”,毛泽东将中国吉林长白山天池的一半(一说百分 之五十三)拱手送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


二、援助越南


上述《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中国慷慨多少钱!》指出: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助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折合3.25亿美元)。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在五年大饥荒时期,随着中苏决裂),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南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人民币,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的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质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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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


三、援助阿尔巴尼亚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资料来源:《对外援助六十年》)——注意了:其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个国民4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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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拖拉机


上述《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中国慷慨多少钱!》指出: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定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定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四、援助非洲


上述《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中国慷慨多少钱!》指出: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一万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是坦赞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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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东非交通动脉。东起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全线完成。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由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合作建成。为赞比亚、马拉维等内陆国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

坦赞铁路是中国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工程共耗费约5亿美元——中国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

工程中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截止1999年底,中方累计派出专家近3000人次。

有49位中国援建人员被夺去了生命,约有30%牺牲在工地,40%牺牲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死去。

五、看看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何其贫穷悲惨


彼时,普通中国平民没有钱买照相机,即使有照相机的共产党干部(包括记者)也不会或不敢拍毛共党国的贫穷景象。所以,很难查到影像资料。以下几个方面可供判断——


(一)背景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球进入空前的和平时期,1949—1973年是世界史的黄金时期,各个类型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顺利一片欣欣向荣。


2、中国经济长时期领跑于世界,祸国贼毛泽东创造了“全球第一穷国的”奇迹。


3、毛泽东主政时期(1949—1976)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发生大饥荒;在人类史上,面积广达近千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只有一次发生了连续四五年的全国性大饥荒,这个国家就是毛共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从三个方面看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


1、住房——农村基本上都是茅草屋、土坯房或窑洞;城镇普通居民两三代五六口——八九口人住10平方米左右的破旧屋比比皆是。


2、饮食——全国城镇居民定量供应主食,难以果腹;全国农民常年基本上以清一色的红薯或土豆为生,蔬菜极少,鱼肉更少。


3、衣着——全国城镇居民有句流行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平民,人人都有补丁衣服。农民如何?全家只有一床破被子只有一条破旧裤子决非虚妄之言。请看——


(1)《那是一个女人没裤子穿的时代》(天涯网楼主:chixinmin 2009-03-27 ):


改革前的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说出来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比如说过去的毛时代很多地方女人都没裤子穿,现在年轻人就很少人相信。因为女人没裤子穿这简直不可思议。可是,这尽管不可思议,但的的确确是真实的事情。


我母亲是个中学教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学校有一项教学活动,叫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每年都要由学校组织学生下农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一般都是在夏收或者秋收的季节。听母亲说过,她们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是夏收夏种的时候,女老师在田埂上走都要带把雨伞,因为很多农民在插秧,不穿裤子。带把伞到时好遮挡一下自己,免予自己太过尴尬。所以我对此是有所了解的。我母亲他们学校下乡的地方还不是边远的山区,而是离大城市不过几十公里的江苏和安徽交界的地方。至于边远山区,那就更惨了。


我的大学同学曾经参加过襄渝铁路的建设,曾经到过川陕鄂交界的山区,他和我说他还真的看见过那里的山区是怎么个贫穷法,他说了很多细节,其中一个就是女人没裤子穿。全家就一条补了无数补丁的破裤子,给要出去种地或出门的男人穿,家里的男女老少都没穿衣服,外人一来全村的人都躲起来了。那个时候,粮食,布等一切物资都是要凭票供应的,农民吃不饱饭,又必须要干活,就把发的布票等一些票证拿到集市上卖了,为的是能换点粮食回家,毕竟不穿衣服死不了人,不吃饭人就活不了啊。……

(2)《布衣将军皮定轶事》(中华皮氏网 2012年7月24日 万家姓):


某日,皮定钧将军至甘肃张掖视察,见途中山穷水恶,颓垣破屋,心中不悦。吉普车进山,山民聚而围皆破衣烂衫,一个十余岁女孩衣不蔽体。将军不悦,问地委书记:“何不着衣?”答:“此乃傻女。”将军下车进山民家,屋里数妇人盘腿坐炕上,无一起迎者。见将军到,遂用双手将衣襟拼命往下拉,炕上人均未穿裤子。将军更不悦,怒问地委书记:“看到了没有,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有裤子穿。”地委书记答曰:“这里的老百姓就是这个习惯。”将军大怒:“你家的女人有没有这个习惯?!”书记呐呐无言以答。


(皮定钧,兰州军区司令员)


(3)《万里的勇气:无视中央压力 坚持包产到户》(2008-12-19 中国青年报):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显示了万里作为一个“解决难题能手”的魄力。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在安徽农村,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万里深受刺激。在安徽金寨,这块曾经养育百位共和国将军的英雄土地上,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冰冷的床上,裹着网状般的破棉絮。出来后万里才知道,因为铺上的女人没有裤子穿,根本羞于见人。


(万里,中共党国人大委员长,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4)李新《四清运动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在兰州,我碰到了副省长王孝慈。抗战时期他和我在太行分局同事,向我介绍了不少甘肃的情况。他说:甘肃的灾情很严重,饿死的人不少。省里对你们来参加这里的“四清”很重视。李友九(省委书记处书记)担任“四清”工作团总团长,汪锋(省委第一书记)也要去参加。……在兰州,决定我们“四清”的地方是张掖的乌江公社……
  

进村后我们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便知,何待访问?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北墙跟就有一群“日光浴”者,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凄惨的景象呀! 


经初步了解,这里遭受“大跃进”的灾难很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很多,几乎每户都有。中监委书记钱瑛曾于当时带领工作组来作过调查……


(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


(三)为什么说,毛共中国是全球第一贫穷国家?


大饥荒时期,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穷的国家,及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再度崩溃。


因为1958年中国全国比赛吹牛皮,臭名远扬,直至1978年,中共都羞于公布经济数据。197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名义第一贫穷国家是小国尼泊尔(90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只有70美元。而实际上,当年全球最贫穷的国家是中共党国!


根据是——


第一,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出了该校周天勇教授的《三十年前我们为

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一文指出: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当年,失业的城镇青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居民食品消费占总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城乡分别高达56.66%和67.71%。1980年时,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权贵家庭);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按当时的公用电话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


第二,《1978年世界只有0.5%的人口比中国穷,现在是近50%!!》(天涯社区2012—11—13)显示:


(这个是外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大家看看吧,中国近几十年发展世界无人能及)……在1978年时,只有0.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低于中国人均GDP的国家,73.5%的人则生活在高于中国的国家 -- 中国自身就占了25.9%的世界总人口。到了2010年,用同样的方法计算,生活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的人口只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1.3% ……  


   第三,《中国都作了些什么,让潘基文如此高兴?》(2016-09-05 19:28:08来源:中国之声)写道: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1981年,中国约有8.351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84.0% 。


第四,最权威的,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数据,中国GDP占全世界的比重:1976年2.20% ,

1978年 2.32 % (360网站2014-10-12《历年美国、日本、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变化一览

(1970—2007)》


第五,1976年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平均日工值 0.13元!许许多多生产队日工值只有五六分—七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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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得上3000多年前的商代吗?——中国古代人民的主食是黍、麦、稻!能穿得上衣服!


上述《1976年前外援110多国,中国慷慨多少钱!》指出: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中国人民不能不愤怒地喝问万恶的毛泽东:你为什么不考虑不管管自己的百姓?为什么对中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却大把大把向外撒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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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共党国大撒币,这些钱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不是你共产党的钱!


这就是中共党国财政——刮民财政——的第十四宗罪恶!(与上一篇是同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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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共党国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掠夺严酷至极!


一个国家执政党如此残忍剥削掠夺自己贫穷的国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一贯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如此暗无天日的国家,叫中国人民怎么爱?怎么能爱?怎么会爱?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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