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把人“改造”成这样!

----“劳改队”中亲历之真实情


严家伟

 

劳改(Laogai),这个已被载入了《牛津大词典》的特殊名词,今天在世界上早已声名狼藉,成了恶罪的代名词与同义语。以至中共不得不将全大陆所有劳改队更名为某某监狱。虽然换汤不换药,但也足以显现某些人在正义的审视下的“心虚”情结。不过当年这个恶魔确也曾风光一时,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贸盛达三江”。劳改队员们在修铁路、公路、伐木、开矿山、挖煤炭、采石棉、炼硫磺……这一切艰险、高危、有毒、有害的场所,被迫进行奴役式的无偿劳作,挥洒血汗,为支撑毛政权的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都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而且人家在榨取了最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语)后,更志得意满地吹嘘:“伟大的劳改事业”是“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独创出来的、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最有效的方式”。 是什么“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伟大創举”。真应了那句俗话:“吹牛不必上税”。只要不要脸,什么牛都可以吹!

 

笔者从20岁“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又升级为“反革命)”后便开始与“劳改”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它的兴衰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劳改事业”资深的见证人。中共的劳改队干部,每天几乎必念的一句“咒语”就是“我们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改恶从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还得加一句“没有改造好,就别想出劳改队”。至于怎么才叫“改造好”?谁也不知道。下面就来看看他们究竟把人“改造”成了什么样子。用血与泪写成的事实来驳斥那信口雌黄的谎言。

 

“从劳改队成立时我就来了”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的一些党、政、军人员,有的甚至还是所谓“起义人员”。按共产党的“约法八章”等政策,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一律既往不究,还可“量才录用”。起义人员更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可是这些话都好像是说给外国人听,拿去哄“洋鬼子”的。至于我们自己的“同胞”,对不起,没杀你就对你是“宽大”的了,请君入“队”(劳改队)来“量才录用”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队”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关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我的那个犯人小组长叫詹裕彬,发似雪,齿牙缺,一副龙钟老态,是国民党的一位文职军官还是起义人员。他看见我完全像个孩子,便问我“你犯了啥罪啊”?我说“右派外加收听敌台”。他问“判多少”?我说“判了十五年”。我想他应为我叹息,谁知他一脸仿佛在为我庆幸地说“好,好,好,判得好轻”。我真有点生气,以为他在调侃我。他才给我解释说“我啥事也没犯,还参加起义,可劳改队一成立就进来了,还判的二十年。你又当右派反党,又收听敌台才判你十五年,还不轻呀”?我无语。不久这个和善的老头就去世了。可能这个时候的詹老先生就“改造好”了。

 

还有个也是“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了”的叫梁鹏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医。此人更“绝”,我看过他的判决书,判决日期是1950年初。是一张已发了黄的劣质纸油印的,但那上面明明印着的是“判处梁犯死刑立即执行”。我吓了一跳,在我面前这个人莫非是鬼呀?经他细指点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钢笔墨水划了一直杠(当时中国的文书都是竖排,不是横着排写的)就算是作废无效了。同时在“死刑”旁边也是用钢笔字写了“无期徒刑”四个字,并盖上了一个红色的方方正正的私章印。我问他这是咋回事?他告诉我死刑判下来执行的前夜,刚成立的劳改队负责人来找法院院长说,劳改队里一个医生都没有怎么办?该院长和他从前是一个连的战友,便说“老子送你一个嘛”!于是把梁鹏举弄来将其判决书上“死刑”二字划了一杠,添上“无期徒刑”四个字,盖上院长大人的私章,便送去劳改队了。可惜这个判决书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将是中国“法制”史上最珍贵的“文物”。

 

不管如何,这还总算有张判决书,我的另一位劳改“队友”叫王毕新四川古蔺县人。在当地曾当过几年的保长。当时的保长还没有现在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权力大和管的范围宽。可是“镇反远动”一来他就被抓了起来,关了一个多月后,一天来了个穿军服当官的,把他们十几个人叫出去,就像老师公布学生考试的分数一样:张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又是多少年,就这么一句话。当时给他宣布的是无期。王毕新便问“请问我是什么罪被判无期”?那个官答得更妙“你他妈的自已犯的什么罪还不清楚?还来问我?少废话,没有杀你就算宽大你了,还不老实点”?这个官说的也是实话,当年国民党时期的保长,在“镇反”中没被杀掉的确属凤毛麟角。王毕新一直关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才得以出狱,和我一起“就业”。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于十多年前去世。

 

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出来

 

语云“侯门深似海”,这劳改队的“门”比侯门、比海还深。进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风都吹得进去”,想“出来”那就困难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来”。我刚到泸州专区监狱与我一起干活的一个人,一看就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其父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一个官员。他本人是因“文化特务”罪被判无期徒刑。我第一次请问他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先生”两个字中间加个“我”字。在那样恶劣环境中说话还能如此幽默,到不失文人本色。这位先我生先生,当时不到四十岁,改造中非常积极,除了干活积极,还给大家读报,指挥大家唱专门编的“劳改歌”,我还记得什么“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罪犯要认清……”。在学习发言中经常听他说“我虽然是个无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会把我关死在劳改队里,我相信自已会改造好,回到社会上,回到人民怀抱里去重作新人……”。可是正如一句诗说的那样: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人家“人民政府”好像没听见他这些话似的。从五十年代关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别说出劳改队,无期徒刑也原封不动。

 

终于皇恩大赦来了,1975年一切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全部释放,先我生合此条件。但他却已一病不起,肺结核,肺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什么都一齐向他袭来。当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狱时,他一激动血压更升高,病情更加恶化。我当天就在病房值班。想着咱们毕竟相识几十年。我走到他病床前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要回回到到社会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劳改队里”。我也诚恳地对他说“先老兄,听我一句话,你千万别激动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么样嘛?何必激动”?我内心是想告诉他,在毛泽东暴政下,全国都是一座大监狱,从这“小监狱”走向那“大监狱”,何必如此激动?当然这话我不敢说出口。但他就是平静不下来。由于他已呈全身衰竭状态,我们也不敢大量用镇静剂。到了凌晨4点左右,呼吸开始不规则,出现医学上所谓的“潮式呼吸”。随着心衰也来了。什么山梗莱碱,可拉明之类的抢救药都收效甚微。黎明前他终于“走”了,这下永远离开了劳改队。

 

像这样从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从青壮年一直关到死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岂止先我生一个?我在劳政队医院里见得太多了,他只不过是个典型。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早已五体投地的愿意臣服于中共了,可是我们“伟大的党”就是对他们一万个不放心。总认为他们还没“改造好”,放了他们,谨防就要天下大乱。

 

许多侥幸出来了的人已是半痴半傻

 

平心而论,邓小平下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管是出于“统战”还是什么目的,都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些侥幸出来了的人,由于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被“改造”的时间太长,对外面的一切都好像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的人一样,一无所知了。一些人更被“改造”得来半痴半傻,说话行事往往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我前文提到的那位梁鹏举军医,他被释放出来后与我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大家几十年老相识,我于是主动向他打招呼。谁知他竟像告诉我什么喜讯似的对我大声说“哎哟,严生产员,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了”。弄得周围的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知这“严生产员”是个干啥的。“生产员”就是劳改队最早给“就业员”的一种别称。我当时只好转身就走开了。

 

更令人尴尬的是,那些被释放的人都是被关了几十年,不少人都是又老又有病。送他们回家除了劳改队干部到当地公安局办好入户手续外,还得加个医务人员带点急救药,以防他们死在路上。我这个“就业员”就成了“最佳”人选。1980年中大半年时间我几乎都在干这个差事。而这些被釋放者似乎已“习惯”了劳改队那一套,开口说话言必称“报告管教”。 如坐在火车上,他要去解便,竟然站起来对着劳改干部立正姿势大声说道“报告管教,我要去解个小便”,劳改干部一脸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他们这一“表演”不打紧,弄得车厢内的其他乘客像看稀奇动物似的看着我们,不知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上厕所还要“报告”请示?

 

有一次送一个姓黎的人回泸县,在沪州市把他一切入户的手续给他办妥了交给他。那劳改干部便对我说“你送他去泸县,我还有点事”。泸州市到泸县就过一座沱江大桥便到了。我也想偷懒去逛一下街,所以我把他送到离大桥不远处便对他说“你过桥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见”!谁知不一会儿他又慌慌张张回来找着我说“管教呢,管教在哪里”?我说“你回你的家嘛,还找他干啥,还想念他呀”?他哭丧着脸说“公安员不准我过桥,叫我滚开,过不了桥怎么回家”?我当时也让他搞糊涂了,不知是咋回事?他所谓的“公安员”就是把守劳改队大门的兵,这泸州过桥与他何相干?仔细问他,最后才明白,原来当时沱江大桥上有个岗亭,里面站了个武警兵,据说是“护桥”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这位老兄看见岗亭里站着个带枪的兵,便按几十年来进出劳改队的规距向这个兵用立正姿势报告道:“报告公安员,我要过桥”。这桥上之“公安员”自然不懂劳改队那一套,于是白他一眼不理他,他便以为那个兵不同意。于是按劳改队的规矩,二次、三次地“报告”。那个兵以为他是疯子,便叫他“滚开”!我当时听了,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才由我拉着他的手将他“护送”过了桥。这不知是笑话,还是悲哀?

 

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契訶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在俄囯专制制度下被压变了形的“可怜虫”。可是再伟大的文学家恐怕也构思不出这么精彩的情节。这大概就是劳改政策的威力与伟大吧!

 

丢掉没人要的“包袱”

 

还在邓小平“大赦”在押国民党军政人员前的1975年,毛泽东也特赦过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官员。这批人年龄大,关押到七十年代后期别说谋生,连生活自理都困难。有位王一鹗先生成都人,是国民党的团长,抗日将士。此人不但是位爱国军人且颇有文彩,还对京戏很内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劳改队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当年抗日战争中写的诗词与我看。我还记得有“拚将热血染疆土,喜看城头舞汉旗”,“决战沙场酒不浓,半轮明月似雕弓,男儿未管黄金印,潇洒风怀忆小红”。我问他“小红是谁”?他说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戏女演员。看来当年应是位倜傥风流的軍官。

 

“大跃进”中我们在古蔺“新生煤铁厂”时,那个厂长叫郑守坤,酷爱看京戏。于是叫王一鹗选囚犯中会唱京戏的组成个京戏班,并用公款制了些道具服装,名义是“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实则是他要看。当时劳改队中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许多人都累死、饿死。戏班里可以不干重体力活。王一鹗便把我选进戏班去。我悄悄对他说“我不会唱京戏”。他说,“不要紧,我有办法。我们这里没有女子,京戏可以男扮女装,你年轻漂亮,把你装扮成个配角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说几句道白台词就行了”。就这样,我“混”进了戏班,躲避了许多重体力劳役之苦。才免于被累死,王一鹗可以说是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后送回老家,妻子嫁人了,儿女怕受株连不管,当地政府东拖西推,老人家最后生活无着愤而投水自尽----我听见这消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另外还有个人叫李昌凡也是个国民党军官,七十多岁,却因中风留下后遗症,不但行动困难,说话吐字都不清,连大小便都要人护理。他有个儿子在重庆附近的万盛区。在此之前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人送回家去被其家人拒绝不收。最后只好找当地政府来施加压力強制执行,非常麻烦。于是监狱孙股长把我叫去对我说,你跟着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儿子还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们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务呀!大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样子。

 

我只好一切遵命。沿路全由我背着上、下车,喂饭,解便都须我护理。到了万盛,这位“蒲管教”先去公安局把一切入户手续办好,然后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开他家的门,我像冲锋陷阵一样地背着李昌凡便冲了进去,把他稳稳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见到儿子不禁老泪纵横,想说话却吐字不清,不知说些什么。他儿子、媳妇见了老人自然也一脸惊喜。还没回过神来,我们的“蒲管教”便对他们说“他好多年没回家太激动了,你们等他休息一会儿再和他说话好不好?我们另外还有任务,我们走了”。说罢递个眼色给我,我们转身便飞快离去。等到他儿子弄清情况后,一切都是“生米煮成熟饭”了,管他要不要,谁还理他……

 

最后一个是我的“笑话”

 

回到重庆我们休息了一天。那时囊中羞涩,只有到街上去逛逛。我看见山城影剧院正在上映电影,票价才5分。我想这点“消费”我还能承受。等我来到售票窗口只见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毒草影片《决裂》示众批判上映,外国人与四类份子严禁入内!”我像触了电似的,吓得回头便走。走出几十米外,心里才突然明白过来:外国人他们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这个“四类份子”,又没有像《水浒传》上的林沖那样脸上刻有“金印”,他怎么认得出来?你怕什么?想到这里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终于笑不出来。我一向以不接受他们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来,自己还并未完全作到,有时甚至和那位过桥要向“公安员”报告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罢了----这就是毛式赤色专制与“洗脑”的超级恐怖,无处不在,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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