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勉:《出身论》战“血统论”  无人权处争人权

——批判血统论的思想先驱 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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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遇罗克(三联生活周刊 李菁提供照片)

 

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了空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夺去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思想家并不以年龄和地位为条件,遇罗克遇害时,年仅27岁。

 

他因一篇文章而名扬青史,也因这篇文章被处以极刑。他在最黑暗恐怖的文革年代,以生命和热血,发出了中国第一篇人权宣言。他因反对血统论被杀,作为思想犯被杀。他是中国大陆人权思想的先驱,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他在铁桶一般的封闭的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他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里程碑。

 

他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正孤独的挑战者。他以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器,他是清醒的、理智的、独立的、勇敢的,锋芒所向,直指邪恶腐朽的血统主义意识形态。

 

他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遇罗克,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徒工,1966年写作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从理论上否定了当局推行的以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的社会政策,为数以亿计的受到歧视的中国人声张平等权利,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70年3月5日,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处死。

 

遇罗克(1942—1970)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工程师,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亦曾自费赴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小学时的遇罗克聪明好学,品学皆优,喜爱看课外书籍,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小学究”,父母的好儿子,弟妹们的好兄长。随着父母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上了初中的遇罗克也受到了另眼看待。班主任开始将他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并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遇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高中毕业后,遇罗克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被录取,参军更是没有资格。这些遭遇让遇罗克开始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这是为什么?遇罗克陷入了思考。早在读高中时,他就开始涉猎中外哲学著作。他说过:“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高考落榜后,他又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广泛的涉猎让他学会了深刻思考。

 

1960年底,遇罗克去京郊红星公社插队当了农民。在农村,他亲眼目睹“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更为残酷:一些地主家庭的小孩子都被批斗致死。行凶者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为“把地主阶级连根拔”。1963年,他开始写一些影评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1964年,患严重神经衰弱的遇罗克回到城里。曾在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从自己所受的不公,再扩展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在深入观察和大量阅读的同时,一边不停地思考。

 

1965年11月,御用金棍子姚文元批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遇罗克决心替吴晗还击挑战,讨还公道。遂写下《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的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寄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前一篇被退回。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另一篇虽然被删改后刊登,但遇罗克发现,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之后,他执着地继续写了《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寄给《文汇报》,摘要刊登了大约3000字。他感到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破四旧”愈演愈烈。遇罗克意识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于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危险随时会降临。为了不牵连家人,除留下自己思想精华的日记外,将其他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他将内中有对姚文元和陈伯达等人批判的这些日记交妹妹遇罗锦藏起,而遇罗锦竟不小心丢失,被人送到了派出所。遇罗克因此被本厂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挨批。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思考,那他完全可以活下来,但是当他听说红卫兵的暴行时,当“血统论”甚嚣尘上时,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遇罗克再次拿起了笔,以极大的勇气,于1966年7月写成了檄文《出身论》。

 

文章首先揭露了当局赋予不同阶级以不同权利的事实,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根据血缘标准将社会区分为“人民”和“敌人”两个截然对立阶级的荒谬性。他认为:个人权利不能因为其社会出身和其它外在因素而被否定或扭曲。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遇罗克还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文章中所说的个人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代人权一词。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他坚定地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文章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 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该文以缜密的逻辑思维,驳斥当时甚嚣尘上的红卫兵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而断然否定按照家庭出身来划分社会等级的阶级成份论。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种族歧视和黑奴制度,但美国于1861年废除了黑人奴隶制,这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历史现象。1945年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是世界史的大拐点。美欧一直在纠正不平等法制。中共党国却在倒行逆施,制造不平等。

 

自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间,神州大地上一直延续着比西方种族歧视和印度种姓制度更黑暗、更残酷的人权歧视现象。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份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是被叫做黑五类的贱民。他们的遭遇比之于古代的奴隶,或者呻吟在法西斯铁蹄下的犹太人,其悲苦,其惨烈,有过之而无不及。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它同龄人同等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被中共人为划定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在中国大陆,这些人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

 

就当时大环境而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即父辈、更多的是祖父辈的阶级成份越来越大地决定了个人的命运。这种以“血统”为标准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红卫兵,他们却又敢怒不敢言。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土而出,笔锋犀利,逻辑严谨,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凭借着那种非常马克思式的语言,写出了类似于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的解放黑奴文件。《出身论》可谓是一次精神上的揭竿而起,成为一份向毛泽东黑暗专制发起冲击的贱民解放宣言。

 

遇罗克将文章刻印了100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并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了遇罗克。他们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1967年1月18日,《出身论》在北京市《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三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加印六万份。

 

《出身论》被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发极大轰动,在出身不好的人群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文章触动了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旅美华裔学者宋永毅评价:《出身论》是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

 

其实,《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最简单的理论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遇罗克的不朽贡献在于:当“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现在看来已成为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但在红色恐怖的当时,这却表明了一种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1967年初,北京老红卫兵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其成员全是13级以上高干的子弟。这些人大搞打、砸、抢、杀,猖獗一时,惯于冲锋陷阵的遇罗克写出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3期。在与支持“血统论”的人进行辩论时,词锋犀利的遇罗克每每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著名政论家胡平在《不朽的遇罗克》一文中说过:“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五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

 

《出身论》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

 

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在宣传上高高擎起“平等”的旗帜,但在实践上却制造了空前的不平等!——这是极大的讽刺!也是本质的反映!

 

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所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问世不久就被打成了“大毒草”,1967年4月,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反动的,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在狱中他还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从逮捕到惨遭杀害,当局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审讯,想从他的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首都工人体育场被枪决。

 

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遇罗克既没搞党派,又没搞谋杀,他所有的罪,就是言论---在日记和报纸上写出了他心里的话,这本构不成死刑,但中共害怕的是“黑五类”及他们子女的强大。中共制造了太多的敌人,又为敌人的数量所恐惧。那些如雪片般邮寄到《中学文革报》给遇罗克的信已经让某些人惊恐不安,再加上他的不认罪,不交代别人,为了杀一儆万,非要他的人头不可。

 

遇罗克死后9年,1979年11月在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遇罗克被官方昭雪。

 

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此后全国各种媒体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一度在全国报刊广泛宣传。诗人北岛写了一首叫做《宣告》的诗给遇罗克:“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 我没有留下遗嘱 /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 我并不是英雄 /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 我只想做一个人 / 宁静的地平线 /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 我只能选择天空 / 决不跪在地上 /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 好阻挡自由的风 / 从星星的弹空里 /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这首著名的诗歌传诵一时,打动了一代青年的心。

 

从2007年开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自费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2009年,官方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建国六十周年特刊号”上,有“百年从屈辱到崛起的25个文本”,不仅介绍了遇罗克的《出身论》, 还把遇罗克的名字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并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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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的理论;另一种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敢于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他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却是生命。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像文革中赤膊上阵的“血统论”被克服掉了。但在中国,人权思想依然没有得到确立,平等观念依然没有真正兑现。在今天中国依然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包括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这些人高踞于政治权力和巨额财富的顶端,正是遇罗克当年所驳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观念的延续;现在固然没有“黑五类”这种划分了,但是当局在政治上依然对他们认为的敌对势力和其家属严重歧视。

 

如同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因坚持“太阳中心说”,而被教皇烧死一样,遇罗克是一位20世纪的殉道者,他的牺牲只是证明,一个哪怕多么丑恶的世界,也还有真理和绅士存在。遇罗克的牺牲是不幸的,比他的牺牲更加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在半世纪后正变成现实,一个完全被出身决定个体命运的死水社会已经成型。50多年前,红二代们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接班夺权。50多年后,太子党红二代红三代们已经登基,终身制世袭制已经成为体制的现实。血统主义已经变成决定一切的中国当下。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正在加速分化和板结。

 

反血统论的人权思想先驱遇罗克死难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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