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青山、王守信到郭文贵

——论中国制度性腐败 (之一)


一平




郭文贵事件是薄、谷事件后,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其震撼力超过后者。郭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它透露了什么?说明了什么?从中,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走向?


郭事件的意义是从中国高层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们看到内里黑幕。中国政商之黑,于国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黑幕重重,有关最高层的黑腐,民众仅限于推测。郭爆料的意义在于,他曾置身圈内,亲身参与,是现场证人,提供了许多具体细节。民众本来就认为最高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郭的爆料坐实了他们的看法;即使郭的爆料仅有百分之一为真,这对于民众也是一叶知秋。


再,大多数人对习王反腐还是支持的,这是他们对这个政权和体制抱有的最后一点信任和希望。但是郭的爆料将这最后的一点信任和希望也打碎了:王岐山、中纪委反腐,而他们自身就是黑腐。


郭的爆料摧毁了民众对该党、该政权、该体制最后的信任与信心,使其难以重新弥合。这是郭爆料的实质意义,至于郭爆料的哪笔为真,哪笔为假,己不重要。中国的黑与腐,是体制性的,该党、该政权从上到下莫不如此,这早已是众所周知,郭不过是为民众提供了级别更高更新的例证,以及更具体更生动的细节,坐实了人们的看法。即使没有郭的爆料,国民对该体制、该党、该政权的看法已定型。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这些案件已充分说明中国高层腐败之普遍之严重。在十九大前——高层内斗的关键点上,郭的爆料重新凝聚了国人对高层腐败及内斗的关注。


具体而言,郭的爆料验证了国人对该体制、该政权、该党什么看法呢?


1、最高层的贪腐。中国的贪腐是由上至下的,从政治局常委始,权力越高越大,贪腐的规模也就越大。郭提示,高层贪腐早已不是简单的贪污贿赂,而是通过金融、房地产、国企,大规模地对国家、国民进行掠夺。王岐山是否是盗国贼尚不论,但高层各家族对国家巨额财富的侵占则毋庸置疑。再,郭披露了某些高层官员个人及其家族的腐败,如国籍、私生子、色情,等等。中国由上至下的官员,不仅贪,而且腐。


2、黑社会模式。比大规模贪腐更可怕的是高层的黑社会化。薄、王事件的要害是高层权力的黑社会性,权力私化,无法无天,想杀就杀,想抓就抓。但对于普通民众,薄、王事件毕竟是地方事件。但郭爆料的是中央最高层。郭提醒国人——即使爆料不属实,中国高层权力运作就是薄、王模式。鲍彤先生感慨,郭文贵是他的老师,因为他原认为中共是“红”,郭让他懂得中共的内里是“黑”。中共极权体制的最大危害是,其致使整个国家、全社会、由上至下的权力的黑社会化、流氓化。


3、官商勾结的经济模式。在郭爆料的海航、搜狐、房地产业等黑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官商勾结的经济模式。如果你不相信郭的爆料,那么在马建认罪的视屏中,可以看到官商勾结营私的典型范例。商人通过收买、贿赂权力,换取权力给予批文、特殊关照、摆平各种关系、打压竞争对手等等;而官员则从商人那里获取巨额财富。于是,公权力私化,国家法律、规章遭弃置,官商勾结取代公平竞争。


4、高层的权力生死恶斗。中共年拿出8000亿维稳,高压民间,防止发生“茉莉花”现象。但是1949年后,中国国家、社会的灾难、危机、动乱,从来都来自高层权力。当今,中国政局的危险不在民间,而在中共高层的内斗。郭事件本身就是是高层权力争斗的产物,郭的直接后台是马建,马建遭清洗,郭受牵连而外逃;郭站出来爆料,即是向对方的反击,而郭的后面亦有支持者。郭没有透露他的老领导、新领导是谁,看众也看不清具体是哪派和哪派斗,即使郭后面没人支持,但高层各利益集团的较量、你死我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未来很可能崩溃于此,


5、郭七条没有可能实现;习王反腐也必将以失败告终。中国的问题是体制性,是该体制的必然产物。比如,在该体制下,司法无效,因此中央要绕过司法,以中纪委反腐,可是中纪委本身也腐败,甚至习家族也腐败。清洗了旧腐败官员,而新官员还会腐败。习与整个庞大的腐败官僚集团斗,没有胜算,其或者投降,或者被“干掉”,或鱼死网破,全面崩盘。


6、郭仅仅是个商人,但一个底层上来的商人,却搅入中国权力中心,这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是很不正常的。而且,他一个人,仅仅通过海外爆料,就影响了整个国家,乃至威胁到国家政局、中心权力,而国家对之毫无办法。比如郭的爆料,给十九大提出了难题,王岐山是否继续留任?在

反腐中,王树立了大批的政敌,郭的爆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聚集点,使之结盟抵制王。郭事件说明中国政局十分脆弱,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偶然事件就会引发整体危机。中国政府打压民间,威严赫赫,但面对此类内部的危机事件却防不胜防。



关于中共体制,需要分两段看,即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后二者都是极权政体,作为政体本质是一致的;中央集权、一党专政、人治。但二者也有区别:前者是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极权政体,其目的是继续革命,毛实行领袖个人独裁——毛独裁;后者是,有改革的极权政体——后极权政体,目的是发展经济,实行寡头集团专政。


这里我们先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时代。


1952年,毛大张旗鼓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将此案作为建国后第一贪腐要案,以之警示全党。实情而言,刘、张乃冤死鬼。毛杀二人乃是借其人头祭中共刚刚建立的“新制度”。刘、张所为,是当时中共官员普遍之行;如果真要依此案执法,当时大部分中共官员都该杀。刘、张二人运气不好,赶到了点上,让毛抓了“典型”,做了祭品。


刘案的背景是,中共夺得政权后,建立各级政府,但是各政府均无资金运作,中央指示自谋财政。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政府纷纷搞机关生产,或经商或办厂或运输,风生火起。由于握有权力,政府捞钱自然是效果显著。但由国家来说,政府机关做生意,于民争利,本身就违法。但作为一个

造反起家的革命党,自谋财路是传统,也是生存保障。


以1927-1937为例,中共的经费除少量苏俄的支持,主要靠“打土豪”、抢劫、敲诈、绑票、强征等等。数年“长征”逃窜,沿途都是靠抢,否则数万军队何以活?国民政府将中共称作匪,有实情。延安时期,中共为生存,发动大生产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种鸦片贩毒。为谋财路,中共历来不择手段。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1946年,中共发动土改,直接目的就是为打内战征兵征粮。


中共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但共产学说仅是乌托邦空想,并不解决革命党现实生存的问题。如果真要按照共产学说的道义原则办,其一天也存在不了。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共产党行事与其信奉的学说是分离的。共产学说是美好“理想”,但是在现实中,共产党做事无底线,以达到目的唯是,无所不用其极。与其相比,黑社会是小巫见大巫。这也是中共最终能够打败国民党,夺得国家政权的原因之一。


见过初始,刘、张奉命组建天津地区政府,但中央并不拨发经费,政府运作的资金要由他们自己解决。刘、张也并非是别出心裁,不过是沿袭了中共“大生产”的老办法,政府机关自己办厂经商。政府经商办厂,但资金从何而来?于是刘、张即挪用公款,克扣民工钱粮;而经商自然要“投机倒把”,办企业也要靠权力、走关系、利益交换等等。这些在中共自谋财路的传统中,算不得事。至于,刘、张作为领导享用特权,多吃多占,就更算不得什么,况且那也是很有限的。种种这些,是中共建国后,各地各级筹建新政府的普遍运作模式。中共财政由打土豪、抢劫、贩毒,到办厂经商,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张鸣先生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中说:“刘张二人的问题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左右。问题是,当时所谓的挪用,并非像今天的贪污犯一样,挪用公款去炒股投机,而是去做机关生产。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一种积习。那时中共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根据地各显神通,自己做自己的。本事大,人员待遇就好,本事小,待遇就差。这种机关生产,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怎么能搞到钱和物资,就怎么做。……实际上,机关生产很多地方都在搞。……至于所谓的私用,当时其实很难界定。……作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一个标准的‘公家人’,怎样开销这些钱才叫私用,真的不好说。”

 

当时,各地政府各级官员都是如此,否则各级政府就无从建立,更谈不到有效运作。倒霉的是,刘、张遇到手下一位死叫汁的呆子,认准了党的原则,咬定刘、张二人违法腐败。于是这不是事的事,闹成了事件,收不了场。而当时,中共刚夺得政权,建立了苏式国家新制度。于是毛便借机杀了刘、张二人,给新制度祭旗。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它的神话,但是要认清中共政权,必需还原到真实的历史。中共革命主要有三部分人:1.少数狂热共产信徒,他们主要是受“五四”文化影响的青年;2.流民精英——流民中强悍者,他们是中共骨干,中共大多数干部是这一部分人;3.裹挟进来的愚昧农民,他们是大多数,是炮灰。中共革命,本质上是和传统农民造反、太平天国、义和团一致的。由此,中共无论作出怎样残暴、出格的事情,就都不难理解。不同的是,中共是苏俄领导、支持,并引入了苏共组织系统,这是中共取胜决定的原因。

 

中共的原型是一个“造反”的军事暴力革命组织,这是它的“基因”,对此我们需要认识清楚。我们提及塔利班、基地组织、ISIS觉得很恐怖,而当初中共革命与之相同,我们读读上世纪二十年代,澎湃领导的广东农民革命的史料,就会清楚;其恐怖不逊于ISIS;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共产革命就是当时的ISIS,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再看太平天国,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吗?

难道能相信洪秀全的天国说,而看不清他们行事的方式吗?于中国,中共革命不过是一场胜利的太平天国而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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