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青山、王守信到郭文贵

——论中国制度性腐败 (之四)


一平

 

 

 

极权体制,权力是一切的中心,当然也是古国家经济运转的中心,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经过权力的中转,才能进行。权力资本主义的要点包括:1.以权力将公产转换为个人私产;2.以权力对国民掠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3.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必需中介;4.权力可兑换为资本或货币;5、权力是最大的股东。

 

极权体制是一种对国民严厉控制的政治系统,其全部目的是为了极权统治,因此它是抑止性的;也就是说它和自由是全然对立的。在此体制内,如果完全按照中央规定去做,邓的经济改革也还是运作不了的。比如孙大午集资案。孙大午是很好的企业家,也是很正派的人,他办企业坚决走正路,拒绝行贿。但按照国家正规渠道,他却贷不到款。没有办法,他招股集资,于是便违法,被判罪。因为,金融为国家垄断。相反,薄熙来在重庆搞“红薄膜式”,向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贷款数百亿,一句话的事。二者对照,我们看清,维护红色江山与自由经济的关系。

 

再看,郭文贵32亿骗贷案。由结果看,这是一笔好的借贷,郭借了32亿,还贷42亿,是双赢。但是,如果走正规的贷款渠道,郭就贷不到这笔款。因此,他必需向上托金融大佬项俊波的关系——不知是否有回报,向下他要下属私刻公章。你可以说,郭有违法。但是非此,郭就贷不到款。按照郭的说法,此贷款要186个公章;真要照此办,什么样的生意都会被搞死。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大多都需要托人、行贿、给回扣、做假账,就这款也还是很难贷到。因此,中国地下高利贷应运而生。这都是不得已的;值得嘲讽的是,这些“违法乱纪”、“腐败”,“黑市”却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发展的“功臣”,类似刘青山克扣民工钱粮、王守信的小金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违法乱纪”、腐败,真按照中共的条文法规行事,邓推行的经济改革就运行不了。由此,腐败变成了盘活中国经济的最大推手。可以说,贪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功臣。极权体制的功能是控制,目的是国家全民一体,最高权力操控,因此其本质是抑制性的;而民主社会立足在个人,维护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因此其是激励性的。邓坚持国家极权体制,而极权体制就是控制,重重叠叠禁止和障碍,但是如何使禁止、不允许,转为放行、允许呢?这就是腐败,贿赂各级官吏,以钱财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通过买通他们的权力,获得许可、批文、地皮、特许、资金、市场等等。

 

腐败买通了重重抑制的闸门,盘活了中国的经济。大大小小的企业正是通过贿赂,得以行业、贷款、原料、买家。因此,邓、江、胡对腐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改革就无法进行,经济就无从发展。在中共的体制下,腐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阀门、链条、润滑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腐败推动的。

 

习上台后,中国经济明显下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习王反腐,导致官僚集团的怠工。在前,他们积极“搞项目”,因为有政绩,有私利回报;但是反腐使他们怯而止步,“搞项目”不仅费力不讨好,而且会牵连进腐败,遭整肃。

 

在中国极权体制下,国有也好,私营也好,企业要活下去,进而有利润只能“违法乱纪”,搞腐败,如同郭文贵的骗贷案。孙大午倒是不搞腐败,结果却是被治罪。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因为这个制度不给人以正路,凡正当的事也要在地下“违法”进行;非潜规则、非黑、非腐败、非假、非骗,即无从做事。这和刘青山克扣民工钱粮,王守信搞小金库,七十年代普遍的走后门,是一致的;只不过经济改革是这些演变为直接捞私财的腐败。极权体制本就是逼良为娼的体制,将好人变成坏人的体制。

 

 

 

三十年改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财富最终流向了哪里?我们看到,中国的财富主要流向了金融、房地产、国企,这些垄断性的财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财富,而他们的背后多是高层权力及其家族的操纵。权力与资本、财富合流,并私人化。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官倒”是权力资本主义的起步;那么到了各高层权力家族用金融圈钱的地步,那么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就已到了它的晚期。近年来,中国在海外大规模投资,购买不动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向海外转移资产。权力资本主义模式最终是掏空国家,致使国家崩溃,权力资本感到了危机,因此向海外转移。未来中国的崩溃,很有可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

 

腐败有效地腐蚀了中共极权制度,节节胜利,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奇迹。但是,腐败却也带来了更严重问题,即整个国家、社会、各级政权的黑社会化。“黑”、“贪”、“腐”、“假”、“骗”、“暴”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由上到下的运作模式;正面的文明价值遭全盘颠覆;以致善良、本分的人很难生存,更不要说出头。中国民族整体滑向流氓化。这是万分可怕的,其之有害不下于文革,遗患可能将延续百年以上。一个国家、民族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为未来备下了大灾难。

 

腐败不仅腐蚀了极权制度,也腐蚀了国家、社会和民族。权力、经济界的腐败可以理解,但是郭伯雄、徐才厚案让人触目惊心,其显示国家军队已经烂透了。司法、教育、医疗清廉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帜,如果它们也沦入腐败,国家就没了希望。

 

最近网上流传一份海军中将杨世光狱中忏悔书。读后,很让人心痛。杨出身于基督教家庭,自幼好学求进,有大志,勤勉、自强、敬业;如果在正常国家中,乃是佼佼俊才,当承重任;但是在这个体制内却也沦为了贪污犯。中国大部分贪腐官员与杨类似,如果在好的体制中,他们会成为奉公的好官员,包括郭、徐二人。从底层平民奋斗到那个阶位是不容易的,没有数十年的克制、勤勉、敬业,晋升不上去的。如果在美国的体制内,他们这样的人腐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的体制内却沦为巨贪。不能不为之痛惜。郭文贵算是奇才,在美国他可以正正当当地成为大亨,但是在中国他却要为安全部效力、向高官行贿、“骗贷”、偷偷给官员录音、最终沦为“逃犯”……。郭文贵披露的北大的种种丑闻,让人痛心,北大乃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旗帜,在该体制内却沦落到如此地步。这些图景,显示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沦落和败坏。

 

中共极权体制毁掉了中国几代精英,毛时代是杀、关、管;邓后则是腐蚀。中国自古有“士”的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949年后,此种精神、人格即灭绝,而今中国的精英者多沦为小人,轻则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唯利是图,钱理群教授责之是“精致的利己者”;重则助纣为虐,同流合污,贪赃枉法。一个国家、民族不怕有坏的,人性本然,但可怕的是消灭好的,以坏为尚,为价值、为目标;当其优良传统中断,

整个精英阶级腐败而委琐,也就没有了未来。

 

 

 

腐败严重地腐蚀了中共极权体制,到了习上台,中央权力已经不能有效控制党、军队、国家。胡时代就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如果持续下去,该党、该政权都有覆灭的危险。对习本人来说,如果放任,他就会是一个图有其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因此,习、王反腐是必需的,这关系到新政权是否能真正掌控国家权力。习、王反腐,由私是要切实掌控国家权力;由公是要救党、救国。至于王是否另有所图,不得而知;但这是习的反腐初衷。

 

郭文贵指责习、王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不是依法治国。说得对,但是在该体制中,如何依法治国?如何不以贪反贪、以黑反贪?该体制中,无司法独立,各级司法部门均隶属各级地方党委。因此习、王无法绕开地方党委,通过司法系统查办其官员,由是习、王中央只得通过特务机构“东厂”——中纪委,绕开地方党委,查办其官员。非此,如何能拿下郭国雄、徐才厚等大贪?该体制下,反贪腐,要绕开司法,通过中纪委——特务机构来执行,以黑反贪,说明这个体制已经走入绝境。

 

更严重的问题是:绕开司法,以中纪委反贪;但中纪委自身也腐败,又该如何?是否需要再成立“西厂”查“东厂”呢?如果确实如郭爆料,王是最大的贪腐,那该怎么办呢?说到底,该体制只能一时、部分地抑制腐败,却不能杜绝腐败,而且风头一过,腐败将卷土重来,甚至更嚣张。由刘青山、王守业到郭文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腐败就是极权体制的本质,离开它,该体制就不能运作。

 

“黑”“腐”“贪”“骗”与焦裕禄、雷锋是中共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后者是说的、看的;前者是做的、用的。习、王反腐,不管下多大气力,最终没有胜算。腐败是制度性的,只要在此体制中,就不能幸免。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贪腐,习、王反腐是与整个官僚集团作对。

毛发动文革,收拾官僚集团,但最终一败涂地;习、王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最终很可能会像毛一样,向官僚集团投降,不了了之;或者其本身被拿掉。

 

该体制已并入膏肓,如癌症晚期,想不到还有什么救治的办法。毛时代,事情就已做绝。得益于美国,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毛后中共体制又延续了三十年,且经济成就非凡。但这是表层的,中国内里的危机,已积重难返。中国的前景很悲观,这个体制是要覆灭的,但同时其会连带国家一起崩溃,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017年6-7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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