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半个瓦加斯主义”很危险!
——关于中国模式的必要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环球网”几乎是破例地转刊了来自《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文章《“中国模式”只是一种想象》。文章作者、独立评论人袁剑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务的想象。

回顾“中国模式”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人士不难发现:

(一)这个概念是著名投行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很牵强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用来为“政治封闭、经济开放”的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变种——北京共识——找一个诠释性描述。

(二)把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含义神化的是宋鲁郑,他在《比较政治:中国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一文中,列出了中共政治制度的六大优点,其中第三项说一党制可以有效遏止腐败、第五项说一党制避免了人才浪费,云云。

现在,不妨对以上两论做出评判。第一,回应雷默的说法。1,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中国模式”和(或)“北京共识”应当具有经济快速发展与本身可持续性特征,但是,在中国“发展”完全被“增长”格式化、不可持续的趋势已经难免;2,雷默的真实用意并不像袁剑说的那样,是要用中国模式替代什么,也即“北京共识”不应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而是互补,而是主张中美“共同进化”(他使用的原词是co-evolution)。可惜,推赞“中国模式”的人们断章取义,完全忽视了后者。同时,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多数也未注意到co-evolution之含义。

关于宋鲁郑的理论总结,至少存在两项缺陷:1,普通百姓都能感觉到腐败已经为一种受全民心理推崇的文化现象,所以,清水衙门也大肆腐败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灯泡贪官”,而且从政治学上来看,腐败已经成了执政党生存的必要条件——借反腐之口而聚拢民心,尽管民心实质已“不再反腐(而是推崇)”;2,中国的人才浪费在全世界应当是最高的少数国家之一,正如在“失败国家”中2009年排名比2008年上升了11个位次一样。人才浪费直接的表现是贫穷白领的增多,而贫穷白领陷入生计维持之状后,给社会贡献的创造力必然大力缩减。人才的间接浪费表现为对外移民的规模与速度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的情况已有说明,比如新华网7月12日刊文《中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专家称为追求安全感》所揭示的内情。

“中国模式”既然是个伪问题,那么真实的中国政治生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现在正处于“半个瓦加斯主义”时代,或曰中国版的“瓦加斯主义”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政治导向。

瓦加斯主义是两任巴西总统(1930-45,1951-54)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其主要含义有三点:(一)新国家理论,即靠军队支撑的一党制;(二)工党主义,即实现劳资矛盾的调和;(三)民族主义,即高强度的国有化对抗外国资本的进入与分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情形,基本上是:

1、实行了半个新国家主义,军队支持一党专政的前提先验性存在,而未实施“解散议会”的政策——人大与政协虽然政治制约性很小,但还得以存在。

瓦加斯的新国家主义扩大工会的自主权,在中国,这项不可能,就不用说立法允许民间成立自由工会了。

2、不但无法实现劳资关系和谐,而且社会的整体分裂性呈现多维度、多层次,换言之:劳资冲突只不过是严重社会不公的一个很小的选项。实际情况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官方媒体也承认这个现实。

3、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国有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资源浪费,以“增量的资本—产出率”(ICOR,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需的资本增加量)来衡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产出需的资本量低于3,现在是一个产出的资本需要量已经接近5。其间近乎一倍的效率损失,如此下去,不用说“科学发展观”难以实现,就是维持温和通胀不可能,必然会爆发破坏性的通货膨胀。

由于“半个瓦加斯主义”不仅压抑了社会政治创造力,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国家财政对维护稳定的开支达到了惊人的额度。这些支出如果用于支持基础教育与风险科研,对社会的贡献同样也将是惊人的。如果用于提高极低收入人群(请注意“极低”的限定!),那么,社会总体福利必然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恰恰相反,被称为“天价维稳”的数千亿支出,到现没有任何一个审计行为来向社会报告。维稳背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腐败集团,是很值得疑问的事情。

不可否认,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对国家强大、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性,今日巴西能在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也与瓦加斯主义的历史密不可分。然而,瓦加斯主义在政治正义上却是“专断的与非法的”,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如此总结。由于程序的非正义,它也给巴西社会留下种种冲突的诱因。

而不管怎么说,瓦加斯主义在军队支持下的一党专政下,还向平民社会提供了两项实质性民主:其一,工会自主权的扩,使劳方有了更大的政治生存空间;其二,有真才实学的人可以顺利进入政府序列,为国家工作,为社会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的“半个瓦加斯主义”情状又何何呢?

第一,工会的权力不可能覆盖到底层社会,农会的出现也遥遥无期,党内民主转化为社会民主越来越“画饼化”。

第二,政府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官职买卖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具有高级职务的政治家毫无个人廉耻——假学位装作真实的资历存在(公诸)其公开的个人简历中。

尤其第二项给公众的直观感觉,简直是羞辱性的。而时下炒作的唐骏假学位问题,也不过是“只打狐狸,不问豺狼”的机会主义行径。可悲的是,任何看似具有公正性的舆论追问,背后都以颠覆好的传统价值为代价,而传统又不分好坏被纳入意识形态里面去。

所以,如果传统廉政价值尚能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作为其构成内容之一的话,那么,今天关于唐骏学位事件的风波,不过是消灭更多的苍蝇,来为老虎们提供更舒适的政治生态;打击更多的狐狸,来为豺狼们的肆志创造先决条件。

狐狸与豺狼、苍蝇与老虎在政治学上的隐喻,其实就是中国“半个瓦加斯主义”的最形象的注释。简单地说:拉美化,是一种政治幸运,“半个瓦加斯主义”恐怕使中国并无法获得这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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