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力量翻译组译:个体的力量

 

雪崩发生时,没有哪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斯坦尼斯诺·雷克

 

被遗忘的英雄

 

拉乌尔·瓦伦贝格举世闻名,在被苏联以间谍罪抓走、从此消失以前,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拯救了上万犹太人的生命,几十年来,他的英雄行为一直广为传扬。

 

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卡尔·鲁兹的名字则很少被人提及,而这位瑞士外交官同样拯救了上万犹太人的生命。

 

卡尔·鲁兹的营救是成效显著的。出自他的个人良知,鲁兹虚构了一个使馆移民部门,并制作了铜章。他设立了一些安全的办公室,声称这些瑞士管辖区域隶属于瑞士外交使团,使之享受外交豁免权。这个虚构部门的总部位于万提斯大街29号的一家玻璃商的房屋,因其几乎完全被玻璃覆盖而被称为玻璃屋。

 

德国勉强接受了鲁兹的涵盖8000名犹太人的保护信,对鲁兹来说,这是不够的,他故意曲解为这是8000个家庭,而不是8000人。而且他悄悄地让工作人员制作更多保护信,以便发放签证。他让他们制作了十万封保护信,而这正是纳粹准备送往集中营的人数。西奥·茨屈为鲁兹所写的传记《危险的外交官》一书描述了1944年玻璃屋外的情形:“几千人排队领取神奇的纸,的确,这些纸张就是奇迹……每一张纸意味着一个人的得救。”用这一办法,鲁兹奇迹般地救出了六万人。

 

鲁兹和瓦伦贝格密切合作,二人的合作路线十分清晰,鲁兹鼓励瓦伦贝格开始了他的生命救援工作。1944年,这位瑞典外交官刚刚来到布达佩斯,鲁兹就向他介绍了险峻的局面以及成千上万人的迫切需要。

 

但他们被世人了解的程度却有相当惊人的差异。瓦伦贝格于1945年被苏联逮捕后,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是广为人知的国际英雄,他的失踪和无人知晓的死亡命运广泛地成就了瓦伦贝格传奇。

 

相反,当鲁兹在1945年回国的时候,他的上司对他展开了调查:为什么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蔑视指令,去拯救这么多人?法官对鲁兹出手相助,并责问政府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调查。鲁兹保住了外交官身份,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道歉。

 

不仅仅瑞士对鲁兹的战时行为感到不快。“中立瑞士”在被占领的布达佩斯还代表英国利益,英国政府对鲁兹生命救援的卖力做法予以断然拒绝,1944年,一位英国外交官生气地指示鲁兹不要救太多的人(这将加剧英国移民政策的压力),他在一份照会着重强调:“5000=5000个人,而不是5000个家庭。”此时,纳粹集中营的大屠杀正处于高潮。

 

1975年,鲁兹默默无闻地辞世。在去世二十年后,因为他五十年前不为人知的壮举,他才被视为英雄。1995年,鲁兹,这位违反命令的外交官,被瑞士政府誉为瑞士历史上最杰出的公民之一。

 

***

 

战前我们本可以做很多事来帮助欧洲的犹太人;战争开始时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现在我们仍有许多事可以做,以拯救一些生命——希望是更多的人……有人说总统不应该在选举前冒险(救助犹太难民来美国),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的侮辱……这是有关勇气和信誉的问题。

             ——L.F.Stone 1944年6月10日《国家》杂志

 

1940年,32岁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代表稍后到来的国际救援委员会(IRC)抵达法国港口马赛,以帮助那些从纳粹铁蹄下逃出来的人去往美国。弗莱的工作十分出色,以至于开始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使弗莱可以为那些纳粹占领下的逃生者安排“紧急访问签证”,他帮助这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从法国逃往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那里横渡大西洋。但是,正如西拉·以森博格在《我们自己的英雄》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一行动难以持续,支持弗莱工作的美国驻马赛副领事海勒姆.宾厄姆在1941年被突然调走,负责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兰则处处作梗,希望官员们“推迟、推迟、再推迟颁发签证”,他倾向于“美国人的美国”政策,当弗莱帮助更多人获得机会抵达美国海岸——不管有没有签证,不管有没有合法文件——的时候,官员们却将弗莱看作一个好事者。

 

1941年6月,美国领事馆希望弗莱从此离开法国,他被告知除非回到美国,他的护照将不允许展期。而当弗莱回到美国家中的时候,他的护照更新申请仍被拒绝,而且他的通信也受到审查。

 

直到瓦里安·弗莱1967年去世,他的事迹仍不为人所知。三十年后,他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被授予以色列荣誉公民,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这一场合有点轻描淡写地承认:“他的英雄之举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平凡之事

 

卢旺达在很多层面上都是个失败国家……很多证据表明这是一个西方民主踏足却又无法消除灾难的国家;这是一个让美国对“种族屠杀”定义错误的的国家;这也是一个让联合国未能兑现和平保护承诺的国家。

 

所有这些只能归结为言语的失败。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语言是人们弹药库中最有效的致命武器,这也是关于生活的最有效的工具……现在我明白在我的酒店里拯救1268条生命的唯一的工具,是语言。不是酒精,不是钱,不是联合国,而是对抗黑暗的普通的话语。

 

——保罗·路斯沙巴吉那 1994年卢旺达千山酒店经理

 

十八世纪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说:“邪恶的胜利归因于好人的袖手旁观。”在卢旺达,他被证明是正确的。1994年4月6日,当一场精心策划的种族灭绝的阴谋开始实施,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什么都没做,这让邪恶的得逞成为可能。三个月内,胡图族极端分子屠杀了80万图西族人和具有独立思想的胡图族人,政府却不闻不问。

 

在这段时间里,一位卢旺达人单枪匹马从胡图族屠夫手中救出了1268条男人、妇女和儿童的生命。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千山饭店的经理(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卢旺达饭店》),多次向屠夫们挑战,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尽管如此,在他的《一个普通人》一书中,他坚持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壮举……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该做的普通的事。”

 

而国际行动与路斯沙巴吉那等人的勇气不相匹配。外国人提出的警示多次被压制。种族灭绝开始的三个月前,获悉秘密武装的抓捕和处决名单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加拿大籍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向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报,提议收缴武器,阻止正在酝酿中的种族灭绝阴谋。他于1994年1月11日发出的电文以乐观的口气结束,“Peux ce que .Allons-y!”——“有意愿,便有办法。开始吧!”在纽约,却根本没有意愿,所以没有什么办法。达莱尔被禁止行动,他的抗议遭到拒绝。

 

大规模屠杀开始的时候,卢旺达的深度观察者并不感到意外。卢旺达人权活动家莫妮克·穆贾瓦马里亚在种族灭绝开始前就预言了“精心准备的闪电行动”的威胁。行动开始第一天,当凶手们前来敲门的时候,穆贾瓦马里亚挂断了人权观察组织的朋友艾莉森·黛丝·弗基斯打来的电话,她告诉黛丝·弗基斯(后来她写了《不留一个人说出真相》一书,详尽记录了这次种族灭绝),“请照顾我的孩子。我不想你听到这些。”这次种族屠杀开始前的四个月,比尔·克林顿曾对穆贾瓦马里亚说:“你的勇气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鼓舞。”躲藏在屋顶的穆贾瓦马里亚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她逃离卢旺达,讲述她的遭遇和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但政治家们懒得听。乐施会和医生无疆界等人道组织也多次发出警告,但政治家们依旧对采取行动的呼吁装聋作哑。

 

当联合国安理会中有勇气的小国如捷克共和国和新西兰发出呼吁时,甚至遭到大国的训斥。英国大使对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捷克同僚说,如果安理会讨论种族灭绝,那将会成为“一个笑柄”。普利策奖得主萨曼莎·鲍尔在她的《从地狱中来的难题》中披露,美国国务院行政当局禁止官员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以免美国背负救援的压力。鲍尔说,美国国务院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文字游戏以避开这个以G打头的字眼(Genocide,种族灭绝——译者注)”法国政府走得更远,甚至接待应为大规模屠杀直接负责的政治家。

 

宣扬仇恨的广播电台是种族灭绝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电台实时指挥,鼓励对图西族“蟑螂”的杀戮。众所周知,对这些宣扬仇恨的电台进行干扰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可以拯救人的生命,种族灭绝后的一个月,五角大楼却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对电台的干扰花费太大,每小时可能要花费8500美元。对几十万可能被拯救的生命来说,这被认为是一个太昂贵的价格。

 

仅靠勇气和他的言语,路斯沙巴吉那却拯救了许多生命,无数的卢旺达人也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如果被发现,每一次善举都可能让施救者付出他或她生命的代价。尽管缺少来自纽约的支持,达莱尔和他指挥的小规模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在救人。达莱尔的行为在卢旺达备受赞颂,但因为这段经历,此后几年中他几乎神经崩溃,后来他撰写了获奖传记《与魔鬼握手:在卢旺达的人道挫败》。

 

可是,和三十年前的米尔格伦实验(涉及电击和道德勇气,见本书第七章)一样,那些有强烈负罪感的人似乎更愿归咎和责备别人。比尔·克林顿总统事后就其政府在卢旺达灾难中置身事外的做法发表了敷衍性的道歉,总统用一句有趣的短语“职责所在,无可推卸”来谴责这次失败,但不是针对自己,而是“把主意拿给我的人”。

 

为罪恶命名

 

事情从1921年对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审判讲起。所罗门·特利扬因为刺杀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而被起诉,二十一岁的波兰犹太裔法律系学生拉斐尔·莱姆金不理解为什么被起诉的是特利扬,而不是对1915年亚美尼亚几十万平民的强迫迁徙和屠杀负责的土耳其内政部长,莱姆金问他的法律教授为什么犯罪被定义为“杀死一个人,而不是杀死上百万人的暴行”?莱姆金断定:“这是不合理的。”

 

二十年后,当希特勒展开了他的屠杀运动,人群被整体屠杀而无惩罚的问题显然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一个称谓。(希特勒告诉他的同伙,大规模屠杀更容易被淡忘。“现在谁还记得那些亚美尼亚人?”他说。)

 

1939年10月,希特勒入侵波兰后一个月,莱姆金从波兰逃往瑞典。两年后,他到达美国,并在北卡罗莱纳的杜克大学获得一份教职,在那里,他对那个困扰他二十年的问题展开研究。1943年,他发表了《轴心国在沦陷欧洲的统治》,这部长达七百页的专著致力于探讨希特勒在欧洲东部的杀人机器,该书内容包括“重新定义的建议”。莱姆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醒目而独特的术语来界定这一尚未被定义的罪恶。考虑到homicid意指杀“一个人”,Infanticide与杀婴相关,而在希腊语中genos的意思是种族或部落,莱姆金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gonocide。

 

这个术语很快被确定下来。但即使在1945年以后,很多政府仍然拒绝承认有此必要来针对无法无天的种族灭绝。莱姆金在全球范围内顽强地继续为此努力,绝对的顽强!由于莱姆金的坚强意志,1948年联合国成员国特别通过了预防和惩治种族灭绝罪的公约。

 

即便如此,一纸空文并不能改变什么。莱姆金的传记作者约翰·库柏引用过一位莱姆金的法律系学生的话,在1951年写给老师的信中,他认为这些努力的成效只能于未来展现,“的确,你无法看到你的工作的结果,但你的工作是伟大的,大到超越这一代人。”

 

莱姆金死于1959年,只有七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他的学生准确无误地看到了他工作的远景,在莱姆金与其法律教授讨论这一问题的九十年后,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种族灭绝遭遇前所未有的反对。

 

在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一些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在波黑、柬埔寨、伊拉克、卢旺达等地被起诉和定罪。由于达尔富尔几十万平民的死亡,成立于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庭在2009年起诉了苏丹总统奥马尔·艾哈迈德·巴希尔。在顽强的莱姆金去世半个世纪后,他的影响比以前更为强大。

 

 

公民力量翻译组 孙楠 选译自《小行动,大抗争》(作者:史蒂夫·克劳肖  约翰·杰克逊)(Small Acts of Resistance,Written by Teve Crawshaw & John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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