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杀人党从未改变



   中共修宪方案,毫无悬念地经过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共官媒表示,这是超越西方选举制度的“超级民主”,这种“稳定而高效”的制度可供全球各国学习借鉴。

 

   香港资深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立将此举形容爲“政变”,他指出:“从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政变。怎么政变呢?习近平实际上是骑劫(劫持)了整个党中央,骑劫了全党也包括了国务院、军队等等,因为整个党只服从一个人的指示。”林和立表示,习近平的做法无疑侮辱十四亿中国人的智商,也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与习近平一样当过知青的作家马波(老鬼),在人大投票前夕发表了与此前反对修宪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相似的五点反对意见: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神圣不可侵犯,「不能换个领导人就修一次宪」。二、修宪应该透明,让全体公民参与,听取各方意见,「不能几个人决定」。三、一九八二年宪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国家主席两届任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取消任期限制,是「严重的倒退」。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任期制就是「限制权力的笼子」,取消任期制等于取消笼子。五、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遵守了宪法,红二代不应该特殊,更应该「模范执行」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规定下来的、不搞终身制的决定。

 

   我不同意林和立和马波的看法。他们的反对立场诚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反对的对象是什麽,以及他们树立的正确的标凖是什麽。

 

   首先,只要是共产党一党独裁,“寡头共治”与“一人独裁”,差别其实并不大。共产党内部的政变,从一九四九年至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清除刘少奇为首的党务官僚集团;毛泽东清除林彪;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罢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任党魁;以及江泽民清除“杨家将”,习近平清除“周薄徐郭令”集团……比起修宪来,这些事件才是货真价实的“政变”。修宪只是细微的政治操作而已,人们对修宪感到愤慨,只能说明人们对中共或习近平此前还保佑希望。如今,希望终于全盘破灭了,也是件好事。实际上,无论修宪还是政变,大部分都是赵家“家务事”,跟“吃瓜”群众无关。

 

   某些习近平的批评者,以“邓小平的遗产”来反对习近平,若是出于自保的“叙事策略”,倒还情有可原;若是真心实意,则根本就未能认清中共之邪恶本质。对于中共之本质,习近平的认识比他们更准确。二零一三年一月五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即“两个三十年”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承续、统一的。习近平又说,“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如果毛泽东和邓小平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言论,一定会倍感欣慰——再没有比习近平更称职的共产党接班人了。



邓小平就是毛泽东第二



   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叛徒,而是比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更忠诚的接班人。少数极端的毛派不喜欢邓小平,认为邓是“走资派”,殊不知,“走资”路线是毛在一九七二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确定下来的,邓只是“毛规邓随”而已。相当一部分开明派知识分子则肯定邓的若干“走资”政策,尤其是邓恢复高考让他们的命运为之改变,因而视邓爲救命恩人——邓小平死的时候,我还在北大唸书,去一位教授家请教问题,居然发现他在客厅中高高悬挂邓小平的遗像,而对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的事实只字不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极度自私自利的表现:只要得到一根肉骨头,就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毛与邓是一体的。毛让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却留邓小平一命,区别对待,别有深意。早在江西苏区时代,邓就是铁杆毛派,邓与毛的渊源比刘更深。毛将邓作为一枚棋子留下来,以后随时起用,可以平衡林彪集团、周恩来集团或文革派势力的膨胀。

 

   林彪事件以后,果然邓可以“废物利用”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谈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隆重宣布推出邓:“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第二天,毛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邓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然后,毛又专门对邓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所谓“钢铁公司”,就是毛深知邓是一个跟他一样心狠手辣、残酷无情的独裁者,惟有这样的人才能传承他的事业。

 

   而邓确实不负毛之众望。邓掌权后,宣布淡化对毛的个人崇拜。对此,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在采访中提出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法拉奇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邓小平的这两段回答,清楚地表明:他是毛遗产的继承者。他并不是全面揭批、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更不是“背叛社会主义道路”的戈尔巴乔夫。邓以此回报毛昔日对他的网开一面,更以此来确保共产党永远掌握权力。习近平对邓的心思深有领会:否定毛,整个共产党就完了。



“列宁党”与“梁山泊”的三次转换



   一九四九年以来,共产党的本质从未改变过,改变的只是其具体的统治方式。如果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共是学习苏联模式,以列宁式的政党和技术专家的团队治国;那麽,文革十年,就是自诩为“泼猴”的毛泽东将权力从列宁党和技术官僚手中夺过来,直接用“梁山泊”的方式统治,不惜“炮打司令部”,不惜“全国内战”。此爲第一次转换。

 

   毛去世,邓复辟,统治模式又从“梁山泊”回到“列宁党”。此为第二次转换。元老派抓捕了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内的“四人帮”,拱出被毛泽东二度罢黜的邓小平作为“共主”。邓步步为营,迅速架空并罢黜了毛指定“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但是,邓并未全部放弃毛的理念,正如邓让毛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引进西方技术和经济模式,并非邓的发明,毛的秘书、文革派理论家陈伯达二十年前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想法,而华国锋刚一执政就大举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生产线,后来还因此被批评爲“洋跃进”。比起林彪家的太子爷“老虎”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改革方案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若用历史学者刘仲敬的话来说,邓小平不在乎经济,所以允许民间自行试验;在乎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因此绝不允许违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邓最初的方针是治理整顿(六四以后,愚不可及的江泽民、李鹏又来一次治理整顿,结果遭到早已有过失败经验的邓小平的痛斥),即恢复计划经济的劳动纪律,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却无足称道。反之,民间力量如野草般生长,政府力量退却的地方处处生机盎然。邓小平区别对待,准许或杜绝: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完成了自我拯救,邓小平予以追认;知识分子擅自引进“自由化”的西方思想,他坚决清除“精神污染”;学生胆敢挑战一党独裁的权力模式,他毫不留情地斩尽杀绝。所以,刘仲敬总结说:“邓小平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总把关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支持这个结论:邓小平欣然接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帽子,却将发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法的鲍彤关进了监狱。

 

   文革之后的“列宁党”加“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走了三十年,又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习近平的“戊戌变法”施施然地上演了,此为第三次转换。习近平要恢复文革期间那种“梁山泊”模式,打破江泽民、胡锦涛“管家时代”的按部就班、陈规陋习,他本人不拘一格、天马行空,他任用的也大都是些不按理出牌的“妄人”:如驱赶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喜好“人奶宴”的前网信办主任鲁炜(习近平拿掉鲁炜就像毛泽东拿掉文革小组的秀才“王、关、戚”,如同掐死失去利用价值的虱子一样毫不手软)。习近平的一系列“组合拳”让人眼花缭乱:反腐、军改、修宪、设立监察委、从国务院手中夺过经济政策的决策权……由此,“列宁党”与“梁山泊”的第三次转换基本完成,而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



这个党从来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在共产党的框架内的左右之分,基本上毫无意义。只要共产党还在杀人,八二宪法以及被阉割的八二宪法,对被杀者来说,区别不大。

 

   毛的杀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罄竹难书,不再重复。邓的杀人,六四屠杀,举世震惊,也不必再重复。邓还有一件被遗忘的杀人壮举,即所谓的“严打”运动。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邓小平语录:“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杀可不杀的要杀。”

 

   一九八三年“严打”动员会上,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是继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可见,“严打”不是邓的异想天开,而是毛时代“杀人运动”的延续,邓确实是毛的好战友、好学生。对于“严打”的受害者来说,八十年代并非某些开明派知识分子回忆的那麽美好。那不是一个“白衣飘飘的时代”,而是一个血迹斑斑的时代。

 

   “严打”开始后,为配合中共“从重、从快”判决处死的目的,“人大”和“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通知“新规”,完全无视已经生效实施的刑法和刑诉法。如死刑上诉期由十日缩短为三日;将死刑审判权授权给基层法院;取消律师的无罪辩护等等。再加上邓小平、彭真等中共各级官员不在法律框架下的“严打指示”,下面的执法如脱缰野马,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尽管有了修订后的中国刑法作依据,但为了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冠以“反革命”三字,如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官方披露,严打期间判死刑的有二万四千人。但这个数字是被严重压低的。财经网博主司法野史在《严打亲历者话第一拨严打》一文中写道:一九八三年九至十二月份杀的人比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杀掉的人还要多,而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三年杀的人又要多得多。那麽,粗略估计,处死刑者当在百万之谱。克拉蒙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林长盛披露,他的一位朋友亲眼看到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绝密档,“严打”杀的是九十六万人。这是邓小平不能逃避的一笔血债。        

 

   作为“后邓时代”的江胡统治时期,在杀人上亦非白纸一张。江泽民时代对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和法轮功的镇压,证明会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的江泽民绝非善类。胡锦涛时代残害人权斗士李旺阳,在香港激发十万人上街游行;而西藏“三·一四”屠杀和新疆“七·五”屠杀,无论冲突规模、惨烈程度、死亡人数,都远超胡锦涛二十多多年前在西藏的那次镇压——那次镇压恰恰是胡锦涛给邓小平的“投名状”。

 

   习近平执政以来,残害了曹顺利、刘晓波、彭明、李柏光等数十名人权活动人士,并掀起薄熙来重庆“打黑”的升级版——全国范围内的“扫黑”运动,宛如邓小平时代“严打”的重现,不知又有多少无辜者人头落地。

 

   杀人党的“杀人行凶”从未停止过,不管它的最高元首有无任期。所以,我赞同全美学自联成员古懿在接受台湾央广访问时表达的基本观点:“应该反对的不只是终身制,更要彻底反对中共政权合法性。习近平不是国家主席,并不是因为他要做终身主席,而是他的权力来源缺乏合法性。中国人没有选举过他,没有人给他投过票,怎么他就成了国家主席呢?!”而身在中国国内、不畏危险表达反对意见的山西大学学生也指出:“习近平首先是不合法的,有无限期无所谓,共产党推举谁上来都不是合法的。这样的历史在无限上演,就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时代。我觉得我这么做是正确的事情,我就去做了,不能因为害怕做一件事情就不去做,做人就得讲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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