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晚清何以一败再败(下)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节选

 

四、庞大的帝制国家

 

各文明可以相互比较,但是不可用一种文明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文明,因为其是不同的体系。科学家可以分析、比较苹果与梨的营养成分,但是不能将前者作为价值参照,衡量要求后者。为避免误解,要多说一句,各文明共处,需要共在的空间,因此在各文明之上,尚需要有各文明共认共守的道义原则。

 

秦朝大体奠定了其后中国政体之框架,去分封,而确立统一的帝制国家。其后两千余年,虽然分分合合,但该体制结构大致不变,仅是不断完善。冷兵器时代,作为大陆型自然农业国家,该政体模式能延续两千余年,且不断完善丰富,且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国体,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可谓发展到了极致,用尽了该文明体系的可能。

 

但是国家越庞大、越稳定、体系越完备,其变化也就越困难,甚至是在变革中崩溃。2018年3月,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Toys Rus”倒闭,700多家加连锁店关门,3万多人失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因为孩子们都上网打游戏了,不再光顾玩具店。如果是一家小店,玩具卖得不好,可以改卖电子游戏卡。但是“Toys Rus”这样的巨型公司却做不到。所谓尾大不掉即是。此类事情比比皆是,是规律。商业如是,国家也如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多是这样灭亡的。

 

一个国家或王朝进入中期之后,便稳固了,而且政体结构也健全了,但由此也就有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各种权势,依靠该政权及体制寄生攫利。国家越大,政权机构也就越庞大,其既得利益集团也就越庞大,越有势力,他们与体制共生共利。国家改革意味将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使之失去其权力,因此他们会竭力抵制、拒绝进行变革。而且他们本身掌握权力和财富,又由于其权力相连,利益一致,他们会结成权势集团,结构性地阻碍国家变革。这也是大国进入中晚期后,走向没落,难以变革的重要原因。

 

庞大的帝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而改革一旦消弱中央政权,地方即民间权力便会顺势兴起、纷争,国家由此瓦解、分裂。现代国家体制,核心是宪政及分权制约;宪政在于国家需遵循立法规则运行,分权制约在于保障国家尊宪。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制国家,中央权力一旦势弱,国家即动乱,乃至分裂;分裂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于中国分裂即意味内战。

 

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核心是实现宪政;而最困难的也正是实现分权制约。分权意味限制、消弱中央权力;而中央权力一旦消弱,国家就可能陷入动乱。因为中国过于庞大,而又没有足够坚实的社会稳定力量——没有贵族或成熟的“资本阶级”。由此,中国的体制变革需要有一个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改革中有序地将国家过渡到现代宪政国家。这是晚清先贤们

所期盼而努力的,但竟然失败了。

 

辛亥之后,中国随即陷入各种内战,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势弱,控制不了各地军阀。袁世凯称帝、孙中山欲军政,都是欲强化国家中央政权。

 

日本明治维新之变,是废封建,收地方领主权力,集中于国家中心政权——以天皇为代表;并且其是通过战争,强制而完成的。而晚清的立宪改革则是分国家中心权力。二者的权力取向是相反的。英国立宪成功在于有制约君主的贵族阶级(英国立宪不是由光荣革命一次完成的,《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贵族与国王较量了450多年,其间并经历了多次战争。)。而中国则是统一的非封建帝国,没有贵族,又是小农经济,因此没有抗衡皇权的政治力量,虽然官僚集团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官员毕竟仅是皇帝的雇员,没有独立性,可以随时“解雇”。因此,中国中央权力一旦弱化,国家便会动乱,分裂、内战。当然,在工商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产生有实力的“资本阶级”——他们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者,但这需要时间。问题是,这段过度时间由何而来?而且,在这段过度时间中实行怎样的政治?

 

中国传统帝制政体经过两千年的磨合、完善,已经成为一套完备的国家运作系统,可以说是达到了自然农业文明的极致。作为一套完整的运作系统,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危机,甚至崩溃。比如科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于前现代中国,其既国家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民间精英人才晋升的通道,可谓于国于民至关重要。甲午后,求维新,维新派提出“兴新学,废科举”,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想的很好,说得也对,但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培养出管理及建设现代国家的人才,需要时间,起码二十年,这个时间从何而来?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可谓是顺应了时势。十多个世纪,科举制于中国根深蒂固,科举是“士”的命根子,而“士”阶级为国家中坚,国家之管理全依仗着他们。废了科举,也就废了“士”;于是“士”也就与国家“byebye”;没了“士”的支持,国家之厦就像撤了梁柱子。这就等于大清朝散伙。进而,青年学子们没了前程和出路;于是在那个激烈的年代便纷纷转向革命,连梁启超的命也要革。这是当时的梁启超们绝想不到的。文明是完整的有机系统,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处似乎是该对了,但却带来了别处的大麻烦,甚至是整个系统的崩溃。

 

五、散漫的国民性

 

中国传统文明,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农业文明,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其将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十九世纪后,中国遭到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猛烈撞击,一败涂地;中国要自救,只能学习西方,改变自己,晋身至现代工商文明。也就是,晚清面临的改革是由自然农业文明体系向现代工商文明体系的转型,而非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因此,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种文明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经过不断的经验积蓄、选择,而逐步形成的,其潜移默化,渗透人的潜意识,而成为人日常的生活习性。比如,作为自然农业文明,人畜种植很是艰辛,但是却不需要严谨与秩序,加之是小农经济——自由的个体户,重私利——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中国人勤劳,却比较散漫,做事差不多即可;其不太适合大社会、集体化、秩序化;也缺少公共意识、民族和国家意识。甲午之战,中国军力尚强于日本,但却战败;中国非败于武器、经济,而是败于散漫的国民性,军队组织、后勤保障、将士素质、指挥调度等等均做不到日本人的严谨、秩序、服从、效忠、一丝不苟。在战争中,后者是取胜的关键。

 

以上国人之弱点决定中国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迅速强国强军。日本是封建领主制,农民附属于领主,没有人身和经济的自由,而且日本是等级制,并有武士阶级,加之日本式领土狭小,是岛国,这些造就了日本国民的服从、效忠、尽职、守秩序、集体化的民族特性,这些决定日本容易进行全民动员,一体化,实行国家主义。

 

关键所在,中国散漫的国民性很难形成法治与契约精神。中国儒家讲秩序及社会性。但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国乡村是宗族社会,规模不过数百人,社会管理有族长,有儒家伦理道德就够了,用不着法治和契约,在中国,走出乡村宗族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非秩序的民间社会,其原则是暴力加侠义。因此中国一向缺失法治和契约精神。但法治及契约精神则是国家实行宪政的基础。国民缺少法治及契约精神,即使是确立了宪法制度也难以实行。辛亥后,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立了宪法,成立了议会,但由上至下没有遵守的,尤其是共和之先行者孙中山。

 

国家经济向工商业转型,当然要靠民营经济,民营厂矿、铁路......,这是方向。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起始只能是官营,因为民间尚没有这个能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1904年,四川官府筹办川汉铁路,其后四川乡绅要求官办改民办,政府应许。但是接手修路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并没有修筑该铁路的能力,因此难以维持,而且公司管理混乱。该公司主管挪用筑路资金去炒股,却赔了300多万两银子。此时,正赶上清政府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全国;而“川汉铁路公司”也正维持不下去,顺势欲敲诈朝廷一笔,让其补上炒股亏损的300余万两。

清廷自然是不答应,公司炒股亏损,拼什么要转嫁给国家?该公司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向股东们隐瞒炒股亏损,以“爱国反帝”为口号,在民间发起保路运动。结果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且此事件引发了辛亥之乱,大清灭亡。保路事件显示,清廷和民间都没有法治和契约之精神:政府不能强制收购民间资产;该公司也不该隐瞒炒股亏损,敲诈政府。权力及国民如果没有法治和契约精神,即使立宪也是一纸空文,宪政无以真正实行。辛亥之后的民国正是如此。

 

此仅是个案例。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商文明,是一个整个国家全民族全面而逐步学习、改变、调整的过程。文明在于细节,也就是成熟的文明需要渗入人的亲意识,进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而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点滴成河的漫长过程。进入现代文明,并非只是确立国家宪政体制,如果现代文明的主要元素未能成为权力及国民的品质,该体制即不能运作。

 

就国民性,中国人很适合私人经济,即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因为国人崇尚私利与财富,并且不辞辛苦。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国家除垄断政权之外,其它大致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民间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按晚清洋务的路数,只要无战乱,历史给予充裕的时间,中国就会自然出现有实力的工商阶级,而成为社会中坚,由此也就会逐步健全法治及契约制度,国家从而走向宪政。不幸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重重,未曾有此时间与环境。

 

六、结束语

 

理想地看,晚清或民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需要5个条件:一、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二、稳定的国内政局;三、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四、保守儒家“仁义”之道统;五、开放、宽松、自由的经济及文化。

 

此仅是个过度时期,但如果具有这些条件,晚清可以有序地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商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成为于中国民族、国民及人类有益的国家。可惜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阴差阳错,中国最终却走上了1949绝命之路。

 

2018年5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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