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发 配”老 马 号

                                  

马的胃不用说很强壮,连柞木的马槽和围栏都能啃吃;牛的胃比马更强、且有四个之多;我的胃可比不了它们,从小就弱。所以,北大荒特别是老马号给予我的精神草料,我反刍了四十多年才初步消化……

                                     ——题记

【内容梗概】

1974年,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因不是党团员,且曾被站领导暗中定为内控人员,免除文书职务,发配老马号。

这件事与朱站长被批不无关系……

我到老马号是新手,骑马、检温……虽然是赶鸭子上架,一关一关也都过来了。

在长达半年的冬牧期间,我和老马号的牛犊一样,体力消耗很大。牛犊们是“秋肥冬瘦春死”,我则于次年10月得了森林脑炎……

因为心里有气,我用业余时间拟了一份稿子,想给朱站长贴大字报,却被妻子发现,塞到灶膛里烧了。就此我心灰意冷、工作懈怠,放牧时去采黄花菜,牛马们趁机啃吃了玉米苗,虽然面积不大,但站领导认为性质严重,责令我在全站大会上作检讨……

 

引  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迭起,一波连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大陆都变成了红色的液体。1974年1月到3月,我被省出版社借调去三个月,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省城的工农兵大学生们闹上了街,给省革委会领导人贴大字报,冲击省直机关。我以为与我无关,谨遵出版社领导的嘱咐,不去大学和省革委会大楼看热闹。逢星期日我就去版画家晁楣家里看书。

不料,借调结束,回到我的原单位种畜站,却得知我还是有“幸”成为运动的一部分:我被免除才干了一年的文书一职,发配到老马号当饲养员。

免去文书职务,并不仅仅是以这个岗位不能离人为理由,而是说我非党员非团员,没有资格担任这么要害的职务——文书保管着单位的公章、唯一一部电话、全站七百多人的档案,最要紧的是还有几十枝枪及弹药。所以上级有规定,文书须由党团员即可靠的人担任。

免就免了吧,我无话可说。可是按照“常理”,文书好歹也算是连部(种畜站相当于连级)的会计、出纳、卫生员等一干人马的小头目,班长一类、“兵头将尾”的“干部”。不当文书了,到排里怎么也该安排个副排长、班长干干吧!何况我又没犯啥错误,这个文书又不是我要当、而是朱站长提议的,怎么弄得跟给我个处分似的?别人会怎么看我?

所以我到老马号上班怀着一肚子的委屈。

 

老马号

种畜站全称是种畜繁育站,担负繁殖良种马、良种猪和改良本地马、本地猪的任务。繁育种马的是统称马号的畜牧二排;畜牧三排是养种猪的即猪号。二排一班、二班是种马班,分别饲养种公马和种母马,又称新马号;三班就是我去的那个班:役马班,不用说就是老马号。

新、老虽然仅是一字不同,区别可是天差地远!

新马号是两栋长长的、高大轩敞的砖瓦房,饲养着二三十匹从前苏联进口的母马及十来匹公马。这些被统称为大洋马的家伙,分为两个品种:乘骑马和挽用马;乘骑马的品名叫奥尔洛夫,挽用马品名是苏维埃重挽马,又称苏拉车。

要说良种马的培育,俄国即前苏联那是真有成就。大概在辽阔的顿河草原或者乌克兰平原,长久以来畜牧业非常发达,更由于冷兵器时代战争的需要,哥萨克等民族培育出了优秀的良种马。奥尔洛夫马体态修长高挑,奔跑起来称得上是“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姿态优雅之极;而苏维埃重挽马简直就是一座肉山,臀部横宽达近一米,体重近一吨,一只蹄子就有一个小饭盆那么大。据说每匹马的挽力,可达十四吨。

既然是进口的马中贵族,待遇当然不能低了,我印象里成年大洋马每天的精饲料定量是十八斤,重挽马大概还要多些。每天还有四个鸡蛋,磕开拌在精料里;拌料时还要统一加入盐、骨粉、维生素等等。(要知道,知青在连队,整年也吃不上一个鸡蛋)

这些马到我国来可不是为了干活,它们是用来改良我国本地马的。本地马的品种叫蒙古马(另外还有伊犁马、三河马等,这里不涉及),又称蒙古球子,个头矮小,跑得也不快,人骑在上面脚可以拖到地面,威风不起来。所以大洋马每天就是吃饱了遛遛弯,为了给本地马配种养精蓄锐。

再来看我们老马号。

老马号饲养役马和牛,只是畜牧排的附属单位,可见地位卑下。可是它又是种畜站跑运输的大车队的“运将”(借用台湾的词汇)、即拉车役马的饲养场,不可或缺。

老马号距新马号西侧有一里多远,距南侧的种畜站住区也有约一里地,背后紧挨着一片小树林,孤悬在公路边上。马厩是一个破旧的特大号草房子,原先是整个农场的总仓库。高五米有余,相当于两层楼房,比起当时为了保暖盖得很低矮的老职工们住的草房,就是巨无霸了。自从总场场部迁至南边十多里远的白桦林,建了新的总仓库之后,这旧的总库就弃置不用了,渐渐地,大门框也坏了,两扇大门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只余一个巨大的黑乎乎的门洞,像一个衰老的巨人张着没牙的口。夹板墙也歪了,上面的木板翘棱着,里面的锯末流洒在蓬乱的草丛里。西半部的草顶塌陷,但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于是就被当作牛号,养着几头奶牛和使役的公牛,以及大小十来头牛犊。东部相对完好的部分则是马圈,养役马,即杂交二代马。新马号是一间马厩关一匹种马,这边同样大小的地方关四匹役马。

 

老马号依傍的公路是个三岔路口,往东通往雁窝岛、远达饶河;往西连接宝清县城,往南十二里就是团部,再往南是虎林。

1958年农场初创时期,这个三岔口南侧的居住区,是当时的场部,曾经热闹一时,并且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曙光镇。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老兵新传》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外景。总场搬走之后,这里好景不再,人称老场部。

 

老马号里面因为年久失修,泥巴墙已经变得乌黑,马厩里铺的圆木缝隙间是积久的马粪尿,浓烈的尿骚味充斥其间,熏人欲呕。白天,没有玻璃的窗洞,有斜射进来的阳光;夏秋之际,光柱中飞舞着密集的蚊蝇;夜晚,蚊子吸饱马血,都趴在黑泥巴墙上,需挨近方能觑见,巴掌大的地方,能有十几只,个个饱胀着暗红色的肚子。有马血敞开供应,它们倒也不大骚扰人类。落满灰尘和蝇屎的、发着暗淡黄光的电灯高挂在三角房梁下,只有马儿们安静地咀嚼声和偶尔的马蹄踩踏地板声。冬天,也没有任何防寒设施,无论多么冷,有没有风雪,牲口们全靠自身抵御严寒。初到之时,我曾有疑问,为什么老马号四门大敞,完全不加防护,居然没有狼,也没有盗马贼!

 

我之前与老马号从无接触,唯一一次是文革初期,我们几个男青年没事干,就半夜里扛着长梯,拿着手电筒,到老马号草檐下掏麻雀(那时还没有马),还真掏住二十来只,回来弄干净炖了一大锅麻雀白菜汤,七八个人一顿风卷残云,造了个精光,连麻雀的骨头都嚼了嚥了。都说从没喝过这么鲜的白菜汤。

 

种畜站大车队最壮大的时候,拥有七八挂马车,每挂车三匹马,一匹驾辕,两匹拉帮套即梢子马;加上几匹备用的马、还有几匹产驹子的母马,共有二三十匹马。拉车的马全都是母马或骟了的公马。没骟的公马性子烈、不好调教;母马和骟马老实听话。

所谓杂交二代马,就是用前苏联的大洋马与本地母马交配产下的母马、再次与大洋马交配、产下的马就是。因为杂交一代优劣基因各占一半,且性状也不稳定;杂交二代优良基因占四分之三,性状也比较稳定。其优点明显:个头与大洋马差不多,挽力也大,可是性格温顺多了,尤其是骟马,整天蔫头耷脑,心无旁骛,只知道拉车。加上北大荒产粮之地,麦麸子、玉米面、豆饼还有酒糟之类,喂得足实,那些役马个个体壮膘满,毛色油亮,跑在公路上威风八面,是那么引人注目。

那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大荒各连队的主要运输工具就是马车。总场有汽车队,多的时候达上百辆解放牌卡车,可是农场地面那么广,有上千平方公里,最远的连队距总场一百多里,除了上缴粮豆时卡车下连队,连队有什么事情跑分场部、宝清县城;平时生产,往地里运送肥料、拉麦秸豆秸等等,全靠自己的马车。

我1964年到北大荒时,从总场分配到种畜站,就是坐马车。马车跑起来,一颠一颠的,有一种特别的起伏感,很像小时候玩的跷跷板。时间长了,坐马车机会很多,以至于我返城回京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凌晨有马车从我住的楼下经过,清脆的马蹄声的的入耳,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坐在马车上,奔驰在北大荒辽阔的雪野上,参差就是“铁马冰河入梦来”……

 

朱站长

朱站长,辽宁开原人,1974年时四十岁出头,一米七五的个子,眼睛大,因常吸烟而眯着;长得还是挺精神的。

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国立完全小学”,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在辽沈战役中成为“解放”战士,当过连队文化教员。参加过朝鲜战争。归国后分配到陕西汉阴县公安局工作,听说老战友们都转业到北大荒,他也转调过来。1962年前后,因种畜站的前身老场部地区的领导犯错误被撤职,他被派来担任领导。

他这个人很聪明,也有能力。但那时候讲“突出政治”、学习领袖著作,我1964年9月、十七岁到北大荒时,心理很不成熟,自然而然地就把朱站长当作父亲一样对待。我每周交一份思想汇报,把日记、书信都拿给他看。有空就往他家跑。还公开说:在种畜站只佩服朱站长和某干事。这就把一批副职干部都得罪了。朱站长就说我是“撅嘴骡子卖了驴价钱——吃亏吃在嘴上”。

还真是“现世报”——1965年底,因为我在当时东北农垦总局机关报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更由于有个诗人父亲的缘故,《东北农垦报》给种畜站发来了商调函,欲调我去报社工作。朱站长正在外面参加“社教”运动,我站的其他领导就给报社回复说“郭小林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我们推荐另一名表现好的知青去报社”云云。果真那个知青就调去总局机关,当了干部。

朱站长起初并不“待见”我,站里如此处置,他也是知道的。

我因此对站领导产生怨恨情绪,认为他们对我有成见,不看我的积极面,专门盯着我的毛病……

其实我如果真的刚到北大荒一年就调去总局那样的大机关,我的性格缺陷、幼稚、浅薄等等,必然导致我栽更大的跟头——1974年在省出版社的表现就是证明。

 

我在青年班时,有个外号叫“董大晃”的青年操着一口范县口音开玩笑说:“你爹叫个郭小川儿,你叫个郭小林儿,这不乱了辈儿啦?成了哥俩啦!”父亲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我觉得受了极大侮辱,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从容应对,只有涨红了脸干生气。平时交谈又总爱表现自己比别人懂得多,看不起人。结果,在半年试用期满后,同来的几名知青都顺利晋级为农工一级,月工资由25元升到32元,我却因“群众关系”问题只提半级,为“下线一级”,月工资调为28元。钱虽不多,事关评价,还是使我很没面子。

 

我当时忽略了一点,其实站领导把我从文书岗位“拿下”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1968年我就被站领导暗中定为“内控人员”,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更不能提拔。我却一直没当回事,还总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在兵团(东北农垦总局1968年改制为兵团)的机关报上发点儿诗、经常被上级单位找去参加个“业余创作学习班”什么的;这次去省里借调,心里就难免有“你们有谁能借调到省里”的小得意,把我在站里、在群众中的恶评给忘在脑后了。

 

文革初期,边陲的消息滞后,我们那里是大约1966年8月份了,才见到《十六条》的报纸。我们几个知青拿着报纸,兴奋万分地、挨家挨户走进老职工的草房里“宣讲”《十六条》,却发现老职工们反应冷淡、态度漠然。这就使我产生一个很片面的判断:他们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都很“愚昧”;站领导也“很不得力”,于是几个激进的知青在曾划为右派的气象站技术员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只有十二个人的少数派组织,自诩为最革命、最积极, “一蒿打翻一船人”,把全站几百名群众都斥为“赶浪头、走过场”的保守派。不用说,得罪了广大群众。而十年实践证明,群众的消极态度是对的,是经历多次运动给他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那个组织攻击多数派群众的大字报基本是我起草的,因此到了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多数派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我作为“黑笔杆子”被抓进“临时监狱”——托儿所。虽说不久即“获释”,却被掌权的站领导班子内定为“内控人员”。

文革开始前,朱站长作为种畜站的“最高领导人”——集站长、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于一身,曾志得意满地对人说“我现在既是站长,又是指导员,我说了算!”却忽视自己刚调来不久,立足未稳;他不去和那些在此地工作多年的副职干部们搞好团结,而是自命不凡、看不起他们,又好出风头——在晒场干活休息时间,总爱找青年职工摔跤,还要让人抱后腰,相当于下棋的“让子”。

不料文革初,他却被那些副职干部“摽起膀子”“摔倒”了——借口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士(实际上是下士,夸大是文革惯例)的“历史问题”,又有在朝鲜战场搞女人的“作风问题”的传闻,轻易就把他“罢官、夺权”。

我所在的少数派也同意打倒他。但我觉得朱站长虽然有毛病,但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观点来自我父亲等人。1967年夏,我们那个只有12个人的“组织”拟派人去内地调查朱站长的材料,苦于没有经费,我自作主张地提出让我的父母出钱垫支,这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

我回到北京,见到分别三年的父母,他们虽然处境艰危,却暂时未被关入牛棚;等我外调回来,父亲已被抓进位于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是全国文联)地下室,与臧克家、冯牧、李季、严文井等20余“牛鬼蛇神”“同聚一窟”了。

当时我请教父亲和他的好友贺敬之,朱站长算不算“走资派”,他们根据《十六条》规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致认为,种畜站只是连级单位,其领导者即使有错误也是执行者,够不上“走资派”。

在一次我们“组织”召开的批斗会上,一个拖拉机手打了朱站长一个耳光,我忙劝阻说:咱们不搞武斗。加上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和朱站长都被关进托儿所,一块干最脏最重的活,他逐渐扭转了对我的看法。

所以到他1972年恢复职务之后,他就痛感没有自己班底的难处,着手选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人。

为了解决我长期入不了团的难题,他还以党支部书记身份到团支部去为我“说项”:“团组织的大门应该是敞开的,郭小林是有很多毛病,但他大的方面、他的主流还是好的嘛!”由于左派们的抵制,我直到满25周岁仍然未能入团。

朱站长在领导班子里说我有文字能力,虽未能入团却不泄气,又在积极申请入党;还搬出一位副职干部的话说是“咱们单位不用郭小林,别的单位就会把他挖走”,终于在1973年说服其他站领导,同意我担任文书工作。

如前所述,文书干了一年,我被借调,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兵团,种畜站左派早就对朱站长复出不满,正好借此机会,攻击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搞复辟”,不用说,这“逸民”就是我了。

   朱站长前几年深深尝到了失去权力的滋味,他绝不肯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在支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表示“一定要把印把子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里,坚决解除郭小林的文书职务……”

  

柳班长

老马号的头头是柳班长。

柳班长那年四十多岁,1926年生,河南范县人,看着却像五十开外的人,一张黄褐色无表情的瘦脸上是一双三角眼,下巴上的焦黄胡子稀稀拉拉;穿一件黑色对襟薄棉袄,袖口和底边都磨破了,露出发黄的旧棉絮。

他对全班的饲养员说:郭小林也是老同志了,从今天起到咱们班上干活。接着吩咐道:干活吧!

先是起圈,马儿们多数套车走了,没出车的也都赶出去了,要把二三十匹马一夜排的粪便和弄脏的草料清理出去。

刚清理完,柳班长发话:郭小林去放牧!

我感到挺意外的。今天,上班第一天,就让我放牧!这放牧,意味着要骑马。我可还从来没有骑过马!

我小心眼地计较的是,1968年来的知青到新马号培训学习了好几个月才让他们骑马,怎么我初来乍到,就赶鸭子上架呢?

柳班长是“老铁兵”,即最早转业来到北大荒的铁道兵,他们才是真正的拓荒者。1956年朝鲜战争结束第三年,铁道兵部队十余个师的战士回到国内,集体转业开赴三江平原。当时创建的农场皆以铁道兵原番号命名,什么八五零一、八五零二……八五零九、五九七等等。尔后,陆续来的是1958年的“十万转业官兵”和1959年招募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农民,再后才是据说多达四十万的知青。

“老铁兵”与“十万转业官兵”的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早两年;前者多数是士兵,后者多数是军官。既然是士兵,多数就没有什么文化,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因为长期在山区挖隧道,就患了矽肺病。

柳班长不是风钻手,幸免于矽肺病。他到北大荒一直是当饲养员。我到北大荒时,站里只有三两匹蒙古球子,一栋无人居住的废弃草房当马厩。就他一个人喂着,晚上就睡在马厩里;之前他还喂过猪。1968年四营畜牧队并入种畜站,设立了新马号和老马号,他当上了老马号的班长。

我来之前,柳班长手下仅有五个人,男的只有他和一个叫小段的四川青年,女的有两个家属工是挤奶员高××和张××,她们主要工作是早晨三四点钟来挤奶,顺带喂喂牛、清理牛圈;其它的活儿,比划两下,早早回家去了。还有一个女的家属工叫唐××,是王医生的妻子。她似乎受到格外照顾,是班里的特殊人物。王医生因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医务兵,所以文革中被撵出卫生所,到农业排干活。

长期以来,夜班全靠柳班长和小段——老马号特点是白天活儿不多,夜班才是重头戏。

 

到老马号之前,我对柳班长知之甚少,只有两件事:

一是1964年9月6日,我到种畜站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听人们议论纷纷,说是昨夜马厩(不是现在的老马号)遭了狼了。我们跟着人群跑去看热闹,位于住区边缘的破草房马厩,北墙原有的破洞可容人进出,墙外一人高的荒草被凌乱地踏倒一片,赫然可见寸断的带血肋骨遗留,踏倒的荒草逶迤地向北边小树林子隐去。人们告诉我们这些新来的人,昨晚半夜,闯进来几只狼,拖走了一匹半大的小马驹。

当时的饲养员正是柳班长(那时还不是班长,姑且称他老柳),就睡在马厩里,凶猛扑杀与激烈挣扎近在咫尺,他从梦中惊醒,吓得半死,躲在蚊帐中一动也不敢动……

狼害发生之后,人们才想起有老柳这么个人,有人说,如果……似有埋怨老柳,嫌他胆小怯懦的意思。

我倒觉得,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敢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发突然,换作我也是不敢上前的:本能地感到害怕,也无可厚非。

一时引为人们谈资的是,老柳过去养猪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老场部养着一些猪,用于逢年过节或生产大会战时改善伙食。饲养员一共两人,一个是老柳,一个是家属工林莲变。

林莲变是个朝鲜族妇女,是老铁兵李春青的妻子。那年也有四十多岁了。年轻时她可是很漂亮的,瓜子脸上总带着笑意,据说也很风流,前任领导刘大麻子甚至把她接到家里住过一段,后来徐娘半老,嫁给了老李。而老柳的妻子身体不好,病病殃殃的,也不上班,长期在家养病。

那时由于刘大麻子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带坏了老场部地区的风气,虽然上级严肃处理了刘大麻子:开除党籍、撤职,调到别的单位去了,但男女关系问题在职工中还是时有发生。

总与林莲变独处,老柳就有点儿心猿意马,他向林莲变求欢,心说你本来就不是正经女人,还叫刘大麻子搞过。林莲变觉得和老柳硬顶不行,就假意应允,但提出条件要老柳给她二百块钱,趁着老柳犹豫,抽身逃脱,并向领导告发说老柳想强奸她。

老柳想占便宜,结果是竹篮打水,名声还搞臭了。

那时候人们没有同情心,冷漠算是比较好的态度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看热闹。如鲁迅先生指出的,人们感兴趣的是“脐下三寸”。

其实,在一些腐化堕落的基层掌权者性放纵的同时,却普遍存在着无权的弱势群体的性饥渴,那些贫穷的老光棍或因为打仗耽误了时间,娶不起媳妇。

老李与林莲变结婚时已四十多岁,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老李在这次婚姻之前就被骗婚过。那是他刚转业北大荒不久,他带着积攒的钱,回老家想讨个老婆。经人撮合,一个年轻女人收了彩礼、同意嫁给他。他带着女方坐上火车,准备回农场结婚。女方说你带着钱我不放心,让我帮你拿着吧!老李就把办婚礼以及置家用的三百多块钱交给了女方。过了几站地,女方说去解手,竟趁机下车跑了。老李左等右等不见女方,才知被骗。他下车追到女方家中,女子早躲了出去。几次三番追讨不得,诉至当地政府也是说没有证据,推诿不管。

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即1965年,老李把我邀到家中,为我杀了一只大鹅,炖了一大锅,请我帮他给家乡有关部门写申诉信,继续追讨这笔钱。因为公家的伙食缺少油水,我觉得老李炖的鹅肉格外好吃。

我那是第一次帮老职工写信,我很认真地听了老李的讲述,以我当时初中生的写作水平为他写了信。不过后来究竟能否取得效果,就不知道了。

 

我到老马号上班之前,曾去柳班长家给他送了一双新的高统雨靴,以为可以讨好柳班长。这种最为笨拙的送礼方式,当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是老兵,当然知道我从文书岗位上下来、到老马号干活的意义。

我到了他家,他的病老婆正在灶屋地下剁猪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好闻的味儿。他面无表情、也不说话、手也不抬,我只好把高统雨靴放在门旁。

后来渐渐知道了,他待人很冷淡,对牛马也是如此。挤奶员曾说起过,有一次他曾把一头公牛惹毛了,那公牛把他顶得在地上滚,直到他滚到一条浅沟里,牛犄角顶不着了才罢休。

柳班长2015年去世,活了八十九岁,这在北大荒人中堪称长寿,因为我所知道的种畜站老职工中,死亡的人多数没有超过七十岁(不包括非正常死亡)。

 

我呆立的场院上,不知该干什么。

柳班长指示小段:让他骑6542!赶紧把马归拢起来!

小段是个矮个子四川小伙儿,瘦瘦的,叫段佐清,十八九岁的样子,看着还像个孩子,却已经在老马号干了好几年了。他是老铁兵李××的内弟,从家乡投奔姐夫来的,在北大荒属于最低一等的人,被称为“盲流”。

6542是一匹乘骑用的杂交二代母马的名字,黑色,体型和它的父本奥尔洛夫一样修长紧凑,只不过小了一号;性格温顺,老马号专门用来放牧的。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1965年生的,在谱系中排第42号;已经九岁口,是匹老马了。下文提到的6914是它的儿子,骟了,现如今五岁。

小段看我是个“棒槌”,是真不知道从何做起,不像是装的。就放下手中的四股叉、拉着我进了马舍,到一个马厩迅速牵出一匹黑马。出了马舍,到场院的牲口棚里,他将缰绳交给我,转身抱出一套马鞍鞯,先给马背上铺一个毡垫,再把带着厚垫子的马鞍放在上面,把马肚带从马腹部下面兜住,系紧了,把马鞍牢牢地固定在马背上。

我看着他做完这些。因为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第一次,要从头学起。虽然已在北大荒干了十年农活儿,十八般武艺学了十七般,可当饲养员还是“大姑娘坐轿”。马牛都是“大牲口”,以前从没有机会接触,所以一进马号,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生疏的。

 

柳班长不耐烦地催促道:快点儿!牲口都跑了!

小段刚才麻利地帮我备好了鞍鞯,一直在等我上马。

骑马?我哪儿会呀!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马!可柳班长哪管这些,看到我在马跟前犹豫不决,他跑过来,喊道:快骑上去!快点儿!

我笨拙地抬起左脚认鐙,可马是活的,而且它也知道我是生手,有些不耐烦地喷着鼻子,后腿挪动了几下。

上马要几个连续动作一气呵成,左手不仅要握着缰绳,还要抓住马鞍的前沿;同时,左脚踩住马镫、左腿及双手同时用力,身体向上腾起、转身、高抬右腿跨过马背,瞬间完成上马动作。若稍有犹豫,马就感觉出你是生手,它就会反感、不配合。

我慌乱地试了几次,不是脚从马镫里脱落,就是因为马的移动、掌握不好重心,总也上不去。情急之下,小段托着我的右脚,把我掫上了马。

6542没等我坐稳,急不可耐地就起步跑开了,我猛地向后一仰,差点儿从马上摔下来。幸亏我抓住了缰绳。耳边只听小段在喊“抓紧缰绳!”,马儿已窜出十米开外,一转眼跑上与公路平行的乡间机耕道,我扯动缰绳它根本不理睬,因为我像一截木桩一样,立在马背上一顿一顿地向下撞击着马背,而不是像骑手随着马的步伐有节奏地一起一伏、把全身重量放在马镫上。因此生手骑马,由于全身重量生硬地、直接地冲击马背上的几个部位,往往一趟下来,就能把马背的皮肤生生磨破,露出红肉、渗出血丝,行话称“打背”。你想啊,那该是多么地疼痛!而且,由于马身上很脏,伤口特别容易感染,一旦磨破,几个月都难以愈合。马儿是最怕打背的,若不幸打了背,它是很不情愿再让人骑的,非骑不可,备鞍时,它的背部肌肉抖动着、哆嗦着,马头不停地甩着、频频回头看着受伤的马背,表示无言的愤怒……

 

马也有马的智慧,它看你是生手,就不愿意让你骑,或者说是看不起你。跑着跑着,会忽然左躲右闪,畜牧人称之为“摆道”,甚至故意紧挨着路边的电线杆跑,想把人蹭掉;往往使骑手的膝盖撞到电线杆。我的右膝盖就曾这样被撞肿过。

后来是小段赶紧骑上6914追上我,牵着6542回来的,因为我不会让马调头,“喔、吁、驾”这些口令不会运用,拉缰绳它也不听。

 

经历过“摆道”、“打背”等等波折,我终于能自如地驾驭6542了。我渐渐与它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在场院里,我只要远远地叫一声“6542”,它即使没戴笼头,也会主动走到我跟前来。

后来骑马久了,我甚至编出一个谜语来:“常挂在腰间、总踩在脚下——打一生产工具”。这个谜语吊诡之处在于谜语的本体做了偷换,什么东西挂在谁的腰间、踩在谁的脚下?这个“谁”不是一个,而是两种,即人和马。但如果说得直白,成为“常挂在马腰间、总踩在人脚下”那就不成其为谜语了,而谜语的趣味也正在于此。

 

白天,六七挂大车,每车三匹马都出车了,它们辛苦忙活一天,晚上回来,全靠夜里喂好饮好,二天早上才能精气神十足地去拉车。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得承认,种畜站的大车队出去,  外人没有不夸这些马膘肥体壮的,一个个毛色光溜,眼神清亮,堪比唐朝的昭陵六骏了。

 

骑马的事有惊无险地过去,还不算完,第一天白班快要结束时,柳班长又发话了:今晚郭小林打夜班!

打夜班就打呗,没啥。我到北大荒十年了,经常打夜班,白班夜班连轴转也没事儿。

可这次遇上新问题:检温。

 

检 温

老马号的夜班仅需一个人,而且必须是男的。

我想是老马号地处偏僻,又无任何遮拦,而且夜班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孤身一个女人很不安全。虽然夜班有很多活儿要干:喂马(喂草料)、饮马,打水(开动卷扬机从机井里提水)、挑水(基本上每匹马要喝掉半桶水,这就需要挑十几担水)。这些活儿,一个男人干也足够了,

常言说“马无夜草不肥”,所以夜里要让它们吃到足够的草料。现在草料不用两个饲养员一架铡刀,一下一下地铡了,新马号那边有铡草机,铡好的干草堆到了房顶高,需要饲草时,我们只需赶着马车或牛车去拉就行了。

夜班除了上述惯常的工作之外,与众不同的是,还要检温。

检温,就是给马测量体温。好像是从新马号传过来的洋派做法,咱们中国的喂马哪有这一说。

 

马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起圈的时候,留在圈里的马,蹄子踩在草料或马粪上,你轻轻碰碰马腿,说“抬抬,抬抬!”它会很听话地抬起腿来。

但马也会记仇。

我在别的排劳动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讲的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大洋马。

某个饲养员因为马儿不听使唤,把那匹马狠狠鞭打了一顿,马肚子上面都是一道道凸起的鞭痕。随后又把那匹马关在圈里好几天,不让它出牧。几天之后,以为风平浪静,就把它放出来了。那马刚一获得自由,在场院里跑了半圈,就径直奔着那位打它的饲养员去了,到了跟前,一口叼住饲养员的肩膀,一仰头就把他叼离了地面,随后叼着他就跑进马号后面的树林子。众人一看不对,马上呼喊起来,有人抄起叉子、铁锹,有人拿着鞭子,就追了过去。

进了树林子,远远就看见那马低着头,对躺在地上的饲养员又咬又啃,两个前蹄不停地踩踏,饲养员蜷缩成一团,两只胳膊紧紧地护着头脸。众人上前赶走了马,才把那人救下。还好,头部脸部只是有点儿擦伤,胳膊有几处啃破了皮,肩部脱臼、肋骨断了两根。如果不是救援及时,那人恐怕有生命危险。后来那个饲养员死活不愿意在马号工作,坚持要求调出去,换了别的工种。所有的饲养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鞭打马儿的事情。

但这件事特指的是大洋马,对那些老实的杂交二代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一次检温,对于我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柳班长当晚就叫我打夜班。这可以理解,因为老马号长期缺人手,男的只有柳班长和小段,而检温必得两个人协同进行。所以他们俩一直是白班干完了又接着干夜班,得不到休息。

晚上十点,小段过来和我检温,检完了他再回去睡觉。

给马测体温,须一人进入马厩里,贴着马屁股、一匹一匹地撩起马尾巴,轻轻地把体温计插进马肛门;过一会儿再取出来。十根体温计分成两组,五个一组,竖放在一个蒙着纱布的小铁罐里,内有酒精;每根体温计都拴着一节细绳,上面系着一个小金属夹子,为的是插进去之后,把夹子夹在马尾巴的根部,以防体温计脱落。先检五匹马,再检五匹马,循环往复,依次取出先检的五个体温计,对照马的名字报出读数,马厩外的那个人就在专门的表格纸上记录下来,然后把体温计水银柱甩下来。所以是一项每天必须做的、繁琐且细致的工作。

第一次检温,小段坚持让我负责插体温表,他一口的四川话:早晚都得干,没得拖!并一再劝告说:没事儿!没事儿!外人不晓得,其实根本没得一点点事儿!

我站在马厩外,紧张害怕得不行。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心想这马要是撂起蹶子来,我非一命呜呼不可!越是这么想,也就越是不敢、也无法抬起手来。小段看看开导了半天,我实在是不行,也不耐烦了,他钻进马厩,熟练地给五匹马插了体温表,示范给我看。我看马儿们确实没有什么反应,照常吃草,至多甩甩尾巴,像是驱赶讨厌的蚊蝇,只得硬着头皮学着干。

 

昏黄的灯光下,我鼓起勇气,低头钻过栏杆,踩进马厩那稀糊糊的粪尿汤子里,要是在平常时候,那股强烈的阿摩尼亚味儿就足以把人熏一跟头了,可是现在哪儿还顾得上那些!面对着近在咫尺、与我个头一般高的马屁股,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战战兢兢地抓住第一匹马的尾巴,撩了起来……

也怪!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世界还是老样子,马儿们斜着瞥了我一眼,就管自悠闲地咀嚼草料去了。

我的心跳慢慢回复平静,就一匹一匹马地照葫芦画瓢地干下去了。说是这么说,其实具体操作时,还有许多细节是有窍门的,比如站在马屁股后面,可以轻轻拍拍它,意思是告诉它“我来了”。撩马尾巴时动作也要轻柔,体温计不要直对着马肛门往里插,要先轻轻地贴住马肛门边的皮肤,慢慢斜着滑过去,实际上是让马也有一个心理准备。偶尔也会有点儿小小的意外:不是正好马儿要排气(放屁),就是赶上马儿扑啦啦地屙出一堆马粪蛋儿来。此时人紧贴在马屁股后面,人后面就是马厩的墙,没处藏没处躲的,只好把脸扭向一边,憋口气忍着。

大洋马金贵,每天检温以预防疾病是必要的,这些拉车的役马有必要走那个形式吗?后来我明白了,老马号何以什么都可以比新马号差,唯独检温要坚持比照着新马号做,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那批大洋马。防止这边役马发生疫情,传播到新马号去。

检温关键是要克服心理障碍。后来熟悉了、习惯了,才知道,其实马们早都习以为常了,我的紧张害怕、手心出汗,其实都是自己把自己吓的。

 

干完了马厩里的活儿,该打水了。打水是在老马号马舍外,露天的一个高高的、原木搭就的井架旁。

清冷的月光照着老马号外面的天地,也洒满无边无际的荒原;茫茫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遗世而独立”。满月用独眼巨人的那只石眼,冷冷地睥睨着我,虽然是患了老年白内障,却令人感到更加冷酷……

 

成  家

1974年我二十八岁了,现实的婚姻问题摆在我面前。我决定在北大荒“成家立业”(有关我的恋爱情况,详见我的另一篇作品《内控人员》),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要表现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扎根边疆干革命”,二是显示自己要“和工农相结合”,未婚妻找的是农村姑娘。这都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做给领导和群众看的。实际上是因为1974年9、10月间,我和未婚妻请了探亲假回北京和女方老家,在探亲假期间我们同居,未婚妻怀孕了。所以回到种畜站,在当年12月就匆匆结婚了。

在我看来,和未婚妻一起请探亲假就是旅行结婚,但当时人们认为举行婚礼之后才算结婚,那么我这就属于未婚先孕、“奉子成婚”。这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就是一种错误,人们可以冠冕堂皇地批判你是资产阶级思想、生活作风有问题。

 

梦境虽然浪漫,现实却很苦涩。

对于“过小日子”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后来我才发现,成家立业并不意味着响应了党的号召,你就如何光荣,如何先进了。实际上你成了和所有老职工一样的人,每天要烧火做饭,挑水劈柴,养鸡种菜……有了孩子还要把屎把尿、洗尿褯子。你就从一个“有志青年”变为一个“小生产者”,真正跌落到生活的最底层,陷在无穷无尽的生活琐事堆中了——这是由不得你的——这里我也替老职工辩白一下:不是老职工就甘于庸庸碌碌,只有知青“可以大有作为”,实在是他们收入太菲薄,那点儿工资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不得不起早贪黑种自留地(甚至“开小片荒”)、养鸡喂猪……春天要挖猪菜、夏秋要撸草籽,冬天要上山割荆条,活儿多得数不清、干不完。

海子的那首诗《春暖花开》被广泛传诵还被改编成了歌曲,但一般人从字面上往往误读。“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其实是海子对庸庸碌碌的现实生活感到绝望,是对所谓“幸福生活”的反讽。他用他的死诠释了这一点。

 

我成家后,亲身体验了这种“幸福”,所以很理解海子的感悟。(在写这篇东西过程中,我上网查了有关海子诗的评论,野墨2010年3月1日文章《对海子诗歌<春暖花开>的再解析》证实了我的看法。)

各级宣传部门发现我没用了,立刻弃如敝屣——我们站里出黑板报也不再找我了。

 

到了半年以后,我陆续得知一些内情,对朱站长的不满日积月累,终于起意给他贴大字报,我利用夜班后补休的时间,把对他的意见整理了十几条,写了十几页草稿,准备抄出来。被妻子看见了,劝我不要写,我不听,她预感到事情不妙,趁我上夜班,把草稿塞进灶坑烧了。从此我渐渐觉得妻子和我没有共同语言,不是一路人。

我那时受极左思想毒害很深,用以批判朱站长的理论“武器”竟然是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扯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去。其实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只有以血统论为基础的权力代际传承及其封建主义的权力至上观念;我的举动不过是唐吉珂德式的与风车作战般地荒唐可笑罢了,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搬起石头打天啊!”。

                 

王医生

2004年,我带着女儿回了一趟种畜站,为的是让她看看一岁就离开的出生地。在红兴隆(原师部驻地)偶遇当年的接生员宋××,她告诉我们一个三十年前的“秘密”。

我女儿出生时,因为是头胎,妻子生得很困难。从夜里一点到早上八点,一直生不出来。接生员小宋束手无策,只好去求助王医生。

王医生并没有到现场来,听接生员说明情况后,给她出了个主意:隔着产妇的肚皮,用“双手复位法”把胎儿的位置正过来,孩子终于顺利生下来了。

正是王医生的经验保住了我女儿的命。不然,时间耽搁太久,再往团部医院送来不及,胎儿就会憋死。然而我们一直不知道功在王医生。

王医生和朱站长类似,也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卫生兵,到解放军中,继续当卫生兵。他没有上过医科院校,所以不算医生。我们农场的医院可不简单,是原驻佳木斯的陆军第××医院,是农垦部长下令整体迁来我场的。而其前身,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院。医疗设施相当先进完善,医生大都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所以王医生只能在连队一级的卫生所工作。但他资格老,是个干部;老唐是佳木斯那家军医院的护理员,她嫁给王医生并没有留恋军医院,而是跟随王医生来到老场部,在卫生所里当了王医生的助手。1961年农场经济困难,让大批女工下岗,称为精简(这也是后来“家属”这个称谓的由来)。老唐也回家了。虽然她有四个孩子,靠王医生的工资,她倒也把孩子们养得壮壮实实的。后来农场扭转亏损后,又让妇女们复职,每月发25元。因为卫生所有人了,老唐没有再回卫生所。

好在王医生长期从事本职工作,又善于钻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为可贵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老职工的态度,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哪怕严冬刮“大烟炮”,谁家有病人,深更半夜,他都提着马灯,脚深脚浅地赶去诊治,凭着经验与责任心,从无误诊,能治的治,治不了的,马上找连里安排马车送总场医院,十余年来没有出过延误治疗的事故。所以深受老场部地区群众的爱戴。自从1956年此地有了人烟以来,这里的妇女生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虽说文革初期,造反派免去他卫生所长职务,到农业排参加劳动,但却是唯一没有被关进托儿所的“牛鬼蛇神”。老职工们仍然尊称他王医生,有什么疑难杂症的还是去请他出诊。而不愿意去找顶替他担任卫生所长的“于对付”。

 

我在老马号得罪过他的妻子老唐。

一次在马号起圈,我因为对站领导有气,发了几句牢骚,老唐知道我这个人好得罪人,就好心劝我,说某某领导又没得罪你,你别说他坏话……我正在气头上,就怼了唐淑兰一句“某某领导是你爹呀!”(意思是你这么维护他)。老唐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侮辱过,尤其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特别生气,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对老马号黑白班连轴转有意见,曾在班会上提出,为什么女同志不能打夜班?暗指的就是老唐。

老马号原有五个饲养员:班长老柳、男工小段,女工(即家属工,通常无论年龄,都称为小×,有轻视妇女之嫌)老唐、小高、小张。小高和小张是挤奶工,老马号养着三四头奶牛,两头公牛、十几头牛犊,归她俩管。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她们来到老马号,一番清洁工作之后,挤奶,过滤、煮开,约得四五十斤鲜奶,用专用奶桶盛了,然后两人抬着,送到站部门廊处,那儿有两排格子架,放着订奶者的盆盆罐罐,她们分别给盛上。分发完牛奶,她俩就回家了,下午再去上班。

老唐微胖、长圆脸,大眼睛,眼皮比双眼皮多一层,个子比王医生还高,年轻时是个美人,现在当然也不丑;脾气也随和。

她的身份有点儿特殊,说她是饲养员吧,她既不会骑马、也不会挤奶,所以她不用放牧,也不用打夜班,也不和那两个挤奶工在一起干活。而是和我们(柳班长、小段还有我)仨一块干活。她每天就是来一上午,下午没什么事她就不用来了。

 

挨 踢

就在我请探亲假获得批准、离动身还有几天的时候,一天上午,兽医到老马号给一匹小马驹打防疫针;我负责“保定”:所谓保定,是兽医术语,即把马固定住,免得它受惊吓乱踢乱蹦,马一旦惊了可是大麻烦。成年马有专门的保定架,把马牵到架子里,它想蹦跶也蹦跶不了。小马驹不用那么麻烦,只须饲养员一只手把住它的鼻梁,另一只手用力撅起它的尾巴根部、把尾巴紧压在它的背上,它就蹦跶不起来,以便兽医用特制的金属注射器给它打针。

打完针松手的时候,必须先松开压住尾巴的手,然后才能松开把住鼻梁的手,以确保人能够控制住马头,让它的头对着饲养员方向,这样才是安全的、正确的做法。我当时是头一次保定小马驹,兽医告诉了我固定的手法,却没有告诉松手的次序,这一小小疏忽,导致小马驹在我先松开把住马鼻梁的手后,把屁股调整到了正对着我的位置,说时迟那时快,没容我反应过来,小马驹已撂起蹶子,一只小蹄子一下子狠狠地踢在我的脸上!

只听“梆”的一声,我脑袋“嗡”的一下懵了;头部就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打了一下,却一点儿没感觉到疼痛,眼镜一下子飞了出去,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旁边老唐见我被踢,惊呼“哎呀!赶紧,赶紧用清水冲冲!”因为她知道:破伤风杆菌就生存在腐败的马粪尿中。

我顾不上别的,第一个动作是本能地蹲到地上,用还能看见的另一只眼睛摸索着寻找着,寻找我的眼镜。

还好,眼镜在马厩旮旯找到了,沾满马粪汤子,但没被踢碎。我抓起眼镜,捂着被踢的半边脸,飞快地跑出马舍,到大木桶那里,撩起清水反复冲洗伤口。然后在众人建议下,捂着脸、跌跌撞撞地跑出老马号,向着五百米外的卫生室狂奔而去。

 

到了卫生室,外号于对付的于医生,一看吓了一跳,说都露出骨头的白茬了!他哆嗦着给我缝合伤口,缝了三针,弄断了一根弯月形的缝合针。

我心里这个恼火——脸上贴着纱布回京探亲,弄得跟电影里的汉奸翻译官似的。将来说不定还破了相呢!我就够倒霉的了,连他妈小马驹也敢欺负我!

人有时候很容易放大自己受的那点儿小委屈。

下午,趁着柳班长等都不在,我从大竹扫帚上抽了一根手指粗细、一米多长的竹枝条,到马厩里牵出母马,拴到另一个马厩里;留下踢我的小马驹,用竹枝条狠狠地抽打了小马驹一顿。疼得小马驹使劲低头,想往自己肚子下面躲……直到小段来干活才制止了我。

事后小段曾对我说:算你万幸,要是让大马踢到,不把你龟儿子的天灵盖子掀掉才怪!

还好,破伤风没有找上我。右脸颊上也只是留下一条一厘米长的浅沟,不注意看就像是条短短的皱纹。

老马号的牛奶当时的价格是每斤一毛钱,凭在会计那里买的奶票,虽然便宜,也算是奢侈品。奶票放在盛奶的容器里,预先摆放到站部门口内侧的架子上,到时候两个挤奶员把奶桶从老马号抬来,将已经煮沸过的、当天挤的鲜奶逐一分盛给各个订奶户。奶票还是我当文书时刻钢板印制的,上面盖有会计的私章。我记得我的女儿在北大荒长到一岁,因为母奶足,没有喝过牛奶。

    

冬 牧

北大荒每年十月中旬至来年三月中旬是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春夏秋三季只是匆匆过客;主人严寒,不是隐藏在麦海绿浪和玉米青纱帐里,就是躲在地下一米深的永冻层里,到了冬季,才露出零下三十多度的本相。

冬天,晴朗无风的时候,蓝天、红日、白云仿佛都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河冰冻得发脆、空气冷得麻嘴。由于积雪的映衬,大自然的光照度增强,远近景物历历在目,遥远的地平线上偶尔可见排成一字队列的野鸡,拖着长尾,后边踩着前边的脚印在行进……

到了狂风暴雪肆虐的日子,天地混沌,万物迷茫,一切都暂时归于“大烟炮”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了。

耳边只听呼啸的风声,淹没了一切天籁,包括平常电线发出的“嗡嗡”声。

在一片白茫茫中,只见与我放牧路线平行的公路上,由于汽车的碾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狂风组练起千万条银蛇在冰壳上朝着同一方向疾速蜿蜒游动,像冰冷的白火焰灼烧着大地。我曾见过一辆卡车,在这样的公路上瞬间凭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原来朝北行驶突然变成头朝南了——估计是踩了一脚刹车,路面又光滑又坑洼不平,导致它做了个“后外点冰半周跳”的高难度动作……

白火焰的灰烬覆盖了一切,人们称之为积雪……

巨大到无边的冰雪世界中,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踽踽独行……

牛马们出牧时很不情愿地、慢吞吞地顺着风向往前走,一说回去,就都小跑着往回赶,哪怕是再破烂的牛圈,毕竟是它们的家啊!

我渐渐觉得,冬季放牧,牛马没有什么可吃的,纯粹是走形式。

 

零下三十度,再加之以白毛风,大烟炮,真是风刀雪剑,狂风卷着雪粒像砂纸一样,把斜拉着电线杆的铁丝都打磨得锃亮;裸露的脸上、尤其是鼻尖很容易被冻得皮肤发白,那就是细胞里的水分结冰了,要马上用手套捂住,即使手套冰冷,结满白霜,也没关系,能挡住寒风,就会渐渐缓过来,不然就会生冻疮。

冻伤和烧伤、烫伤的痛感其实是一样的。

我仅凭公家发的棉袄和家里寄给我的栽绒帽子御寒,侧着脑袋,躲避着风头,身体尽力缩成一团,蜷缩在6542背上,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马的身上也覆盖着一层雪粉、唇髭上、睫毛上挂满呼气结成的冰晶。想必我和它一个样儿,放牧几个小时,回来全身都冻僵了。说是茕茕孑立,并不确切,根本不能站立,只能在狂风的裹挟下蹒跚而行;说是形影相吊,影子早被弥天雪阵吞没了,只成了形影相离……

我曾在诗里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暴风雨袭来/凭青春烈火烘干衣裳”,现在抵御严寒的也只剩下年轻的生命了……然而经历了六个月的冬牧,体力还是不知不觉地下降了,到了1975年的十月,终于被疾病击倒。

到了春天化冻时节,我赫然看见一个翻毛羊皮大氅扔在休息室的炕上,它这才使我意识到,原来冬天放牧是有这样的劳保待遇的,也令我醒悟到柳班长对我的真实态度——明摆着“就不让你穿”嘛!不过我转念一想,脏了吧唧的,说不定长满了虱子跳蚤呢,不穿更好!不穿不是也过来了吗!

我感到不解的是:

冬牧既然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为什么还要做?我当时并不知道“秋肥冬瘦春死”这个北大荒俗谚,但我亲历了一次完整的冬牧,见到牛犊们一个个死掉。另外,到了开春,陆续死亡的牛犊都弄到哪儿去了?埋了,还是柳班长偷偷拿回家煮着吃了?第三,我在老马号待了一年多,从来如同粗使丫头一样,连给牛马们投喂精料都无权与闻,这里面又有什么“猫腻”?

我发现,牛犊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牛犊子不能没有,只有产下牛犊子,母牛才分泌乳汁,而且还要有一段时间牛犊子跟在母牛身边,刺激母牛产奶,之后牛犊子们就没有价值了,它们被十几头关在一个圈里,被剥夺了喝母奶的权利;每天喂一点精料,还被几头稍大的牛犊霸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大的吃完。我曾看见挤奶员把洗涮奶桶的水拿给小牛犊喝、饿坏了的牛犊们把脑袋挤进水桶里那种拼命的惨状……

就在1974年,一位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写了一封给全国农场生产队长的信,号召“大养其牛”,说是活牛运到香港,每斤毛重即可卖四毛七分钱,有利无害,何乐不为?我偶然见到这封信,就向班排长建议重视养牛,说咱们畜牧排重马轻牛,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喂大运到香港卖钱……不料养了多年大洋马的排长眼珠子一瞪吼道:我就是重马轻牛!你才养了几天马?黄嘴牙子还没褪,就敢教训我!管好你自己那二斤半(指脑袋)吧!我顿时被噎了回去。

后来我想,我这人好管闲事,多次给领导提过建议,如1969年广播电台介绍叶洪海利用闲置的水泥涵管搞发酵饲料的事迹(其实就是青贮饲料),我还给电台写信,人家还真的寄来了材料;我把材料上交领导,过了一段时间,只见猪号的空地上乱扔着一些水泥涵管,发酵饲料的事却再无人提起。

不管客观原因如何,自我反省一下,就是因为我当时并不懂得应当怎样巧妙、生动地、有理有据地说服领导、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建议,而是简单地浅尝辄止,提一下就完了;而且并不具备生产经营、经济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管闲事”不仅“管不到点儿上”,反而令领导觉得“就你什么都懂!”“看不起领导”……

 

我当饲养员一年半多时间里,只干三种活儿:起圈、打夜班、放牧;给牛马喂精料是不让我参与的。

马舍有一个隔间,放着一台粉碎机,是粉碎豆饼用的,里面也锁着豆饼、大麦、麦麸子(小麦的)及骨粉、咸盐什么的,我从未进去过。

豆饼是团部加工厂榨油后的副产品,圆饼状,厚两三厘米,有洗脸盆那么大,重约十几斤,轧制得很硬实,有一股炒熟花生的香味。我大致知道,要依配方、按比例,把泡发的碎豆饼和大麦(亦须粉碎)、麦麸子、骨粉、咸盐,加少量水拌和,是为精料;投喂给牛马们,定量多少我不清楚,大概役马比种马少,牛更少些。

有一次,我无意中碰见挤奶员小张正把粉碎了的干豆饼一把一把地装进上衣兜里,看见我,若无其事地按着鼓鼓囊囊的衣兜走了。

多年后我问起老高,他坦言,小高小张偷拿豆饼是一贯的。

挤奶员一贯往家拿豆饼,不知道这与牛犊们的死亡有无关联?

 

我看到老马号的饲料间又乱又脏,玻璃都是破碎的,到处落满了粉尘,就想,粉尘最容易引起火灾,向柳班长提出,他却不在意。

据说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马号果然失了一次大火,而且从此老马号就衰落了。到本世纪初的2004年、2006年我两次重返种畜站时,居然一匹马、一挂马车也没有了,老马号的旧址一片绿草如茵,只有一个大坑,塞满了破木头之类,提示这里是一口枯井……

 

白  骨

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

                           ——T.S.艾略特《荒原》

 

夏天放牧时,我在北边小树林里看见死人的白骨。印证了园艺排老职工告诉我的“冬天赶着牛车沿路收尸”的事情。

他们回忆说,1960年前后农场职工也挨过饿,说实话,没有饿死过人。大家都很老实,守着“北大仓”、仓库里有粮,可是谁也不会去动,宁可饿得都患了浮肿病。

那时候发明了很多“代食品”,有一种是把泡发的豆饼做成鸽子蛋大小的丸子,用豆油炸了,四个小丸子一盘,卖一块钱;有一种是把玉米棒子的外皮用石灰水煮得软烂,用木片把软烂的部分刮下来,熬成糊糊,被称为粥,可是人们喝了一大盆,过一会儿“撒泡尿就没了”,还是感到饥饿。有些人到水泡子去捞老头鱼、泥鳅、蛤蟆,不管是啥,弄一脸盆,也不论腥啊臭的,煮熟了就吃。

看来比内地农村略强的是,还没惨到吃野菜、草根的地步……

死的是劳改新生(这个称谓不确切,姑且跟着老职工这么叫吧)。

劳改队离这里很远,具体位置谁也不清楚;而且据说劳改犯们定量并不低,四十五斤(原粮),可个个鸠形鹄面,瘦如饿鬼;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冬天释放他们,他们穿着单薄破烂的衣裳,夹着一个小包袱,走着走着,累了,坐在路边休息,可就再也站起不来了。

我所在的园艺排男工班,在那时候的冬天有一个任务,就是赶着牛车沿公路收劳改新生的死尸。

高振波没有干过这个活儿,他证实说,他见过两次死人,都是在1960年冬天。

一次是在三号地南头,红旗桥旁边;三号地的大豆已经收割完了,傍晚远远的见一个人在捡地里的豆子吃。第二天过去一看,那人已经死了。大概是太饿了,吃了生豆子,到肚子里胀气胀死了。

另一次是在老马号东边、八号地的公路边上。那次他们奉命去六分场鱼亮子打鱼,每个人发一个豆饼,几斤麦麸子当干粮,和牛马的待遇一样。坐在小马车上老远看见路边有一个劳改新生蹲着解手,站起来、裤子刚提到一半,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死了。这时又有一个劳改新生路过,见他戴的棉手套比自己的好些,就摘下戴走了。

当时听了,并不能理解事情的内涵;现在知道,那些所谓劳改犯多是些为民请命的热血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一腔热血哪里抵御得了北大荒巨大的严寒啊!再加上超强的体力劳动,虽然说是定量不低,但那是原粮,又没有油水,说不定还被克扣,所以死神就盯上他们了——刑满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心情该是多么迫切,可是从劳改队走到总场长途车站大约百里之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过路的卡车、马车见是劳改犯,想必是不肯捎他们一程的……

据我场的《场史》记载,1956年铁道兵集体转业开发北大荒时,其先遣队“限期抢通虎宝公路”的,是3000余名劳改犯;他们由铁道兵某师警卫连一百三十余人押解着,在亘古荒原上、在荒草甸子、水泡子密布的沼泽地上开辟出了如今经过我们种畜站的这条路。公正地说,他们也是北大荒建设的功臣、甚至是首功!

老职工说,死尸拉到北边小树林里,地冻三尺,无法挖坑,起初还弄点儿炸药崩个坑,后来就胡乱捡些冻土块、枯树枝什么的盖一盖了事。这些死者连名字都不曾留下,我骑马放牧,有时候钻树林子,还能看见野兽刨出来的白骨,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古代还有王阳明这样的贤人写过一篇《瘗旅文》哀悼无名死者,说“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对死于旅途的无名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我当时却不能领会此类事件所蕴含的深意。

不知道这些“路倒”中,有没有当年“抢通虎宝路”的建设者?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修筑的将是日后自己的“死亡之路”,又该作何感想?

 

检  讨

年轻人轻狂是难免的,和我同在兵团业余学习班的温州知青朱月瑜就常常模仿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拍着自己的后脑勺夸耀说:“你他妈怎么这么聪明啊!”

我的狂妄,则表现在有关人员问我:“听说下来一个名额,是某省师范学院的,你愿意去吗?”时,我一听连想都没想就不屑地回答道:除了北大清华,哪个学校我都不上!

然而,我们那时的思想资源,除了“‘三突出’理论”就是林豆豆的《爸爸教我写文章》乃至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及其有关讲话……不仅贫乏,更可怕的是有毒。

从省出版社和兵团宣传部门看重的知青业余作者,跌落到生活的最底层,反差够大的。虽然我一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但内心的沮丧还是渐渐滋生了。

面对这种窘境,却无力摆脱,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灰心丧气一下子就从心底把我击垮了,昨天还“芒鞋见天子”呢,今天就一丁点儿诗情都找不着了。

 

1975年夏,依然是白天放牧,晚上打夜班,我没能像王冕那样,利用放牧的时间读书或写诗,而是摘黄花菜、采榛子,终于导致牛群吃玉米苗事件。

偶然见到杂志上刊登的徐匡作品、木刻版画《草地诗篇》,看见画中那个姑娘意气风发、倚马千言的模样,我不是涌起一股诗情,而是自惭形秽……

那天,我摘黄花菜走进草甸子深处,忘记了牛群,猛然间抬头一看,牛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赶紧起身去找,发现牛群走进小树林另一边的玉米地,正啃吃刚半尺高的玉米苗呢!我大惊失色地策马来回奔跑,把牛们赶出玉米地,但仍有很大一片,约有两亩地的玉米苗被扫荡了一遍。因为玉米苗又矮又稀,所以牛群啃吃的面积就显得很大。我心想这下子麻烦了!于是迅速收拢牛群,赶回老马号。又马上挑了满满两桶水,赶到玉米地,好在玉米地离老马号不是太远,大约有五百米吧。我到了玉米被啃吃的地段,从出苗密集的地方挖出多余的小苗,栽到缺苗断垄的地方。

就这样来回挑水、补苗,大约忙乎了一两个小时,眼看天快黑了才罢休。

这次错误出现在省出版社那次错误之后,我却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不懂得在逆境中要“独善其身”——人要是堕落起来是很快的。

柳班长把我放牧时牛群啃吃青苗一事报告给排里,排里决定让我先在全排会上检讨,接受群众批评,然后上报站里,站里决定我在全站大会上检讨,视认识错误的程度决定给予何种处分。

在全排会上,有的老职工说:郭小林平时唱高调,做工作却不怎么样,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有的说,毁了很多庄稼,少收了很多粮食,会饿死一些人!(类似阿城小说《会餐》里队长讲的“要想着世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过不上我们的日子……”)柳班长说,郭小林到老马号工作一年来,表现不怎么样,骑小马驹、让小牛犊滑冰、还发生过打小马驹的情况,由于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松,终于造成今天祸害庄稼的大事故、大错误……

全站大会在我们自建的、能容纳四五百人的礼堂里召开,没有聚光灯,只是两只一百瓦的灯泡,长长地从屋顶的三角架上吊下来,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我尽力上纲上线地把自己“臭骂”一通,说自己如何不学习领袖著作、长期以来拒绝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个人主义恶性发作,只想着自己的蝇头小利,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而且平时骄傲自满、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不守纪律,才导致今天的重大错误,愿受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云云。

《检讨》全文如下:

检  讨

我在6月22日早晨放牧时,为了自己的私欲,损公肥私,丢下牛马不管,去采黄花菜,严重失职。结果牛马跑进了八号地,啃伤四亩玉米苗,共8000多棵,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给我连“农业学大寨”运动和粮豆双上纲要带来了重大的危害,并且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破坏,客观上起到了阶级敌人杨杏林他们希望起到的作用,使全连群众非常痛心,使阶级敌人高兴,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的主要想法就是:放牛放马,把牛和马赶到草甸子里吃草就行了,这些时间可以利用来干私活,为自己个人目的服务。又以为牛马吃饱了,就不会乱跑,也没有人看见。所以。就放心大胆地为个人谋私利,完全忘记了一个工人在工作时最起码的要求,完全丧失了一个革命战士起码的责任感,更没有想到国家利益,想到老同志是怎样干的,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结果牛从树林子里穿过,进了地,见了玉米苗就大吃起来。当我发现后已经进地大约十分钟到半个钟头左右。我把他们赶进草甸子后,仍然执迷不悟,又接着采,过了一会儿,牛又进了地,终于造成了这样严重的损失。

事故发生后,自己没有认真查看损失情况,以为只进去了一会儿,没吃几棵苗,问题不大。回到班里也没有向班长汇报。说明自己完全不像别的同志那样爱惜青苗,吃了几棵,自己一点儿也不心疼,无所谓,更没有认识到事故的严重性。

这次事故,不是一般的失职,这是损公肥私,侵占国家利益的行为。对小生产不加限制,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在工作时间,不专心放牛,侵占公家时间去干别的,就已经是错的,又让牛马跑进地里糟蹋庄稼,造成严重损失就更不对了,错上加错!工作时间,国家已经给了我报酬,而自己追求个人的私欲,还要额外的报酬,这就是为了增加私有财产而侵犯公有财产,这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不干公家活,一心搞“小兰图”。这说明,不加以限制,小生产就会越搞越厉害,会发展到占用公家劳动时间,去获得私人的利益,再发展就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更加证明了列宁的教导:“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即使是一个出身不坏,自以为想革命的知识青年,如果不自觉改造世界观,不自觉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也就不要很久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做出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事来。

特别是今年正是学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高潮,夺取粮豆双上纲要,回答北方农业会议提出的“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的问题的最后一年,全连群众下决心,鼓干劲,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推动下,拼死拼活,累掉几斤肉,起早贪黑,大干苦干,大搞群众运动,冬天积肥运肥,春天抢播抢种,现在又抗旱灭草,在严重的灾害面前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一定要实现团党委提出的“学习大寨狠抓纲,拼死拼活双上纲”和重灾之年夺丰收的战斗号召。麦类作物受灾之后,大田作物更重要了,所以,每一株苗都十分宝贵,都包含着全连工人和家属的汗水。损失一棵苗就增加一份上纲要的困难,我却完全没有认识到我们开展学大寨运动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夺取丰收,上纲要,多生产粮食,也是在和帝修反争时间和多支援第三世界革命人民,以及培养我们大寨式的队伍,提高我们的路线觉悟,以便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说明自己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还存在模糊认识,更没有和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所以,抱着让我干我就干的雇佣思想,受了灾自己也不着急,吃了苗自己也不痛心。

我前一段时间在工作中接连出了不少事故,先是打伤马驹和牛犊的眼睛,接着又是放牧丢牛,这次又严重失职,发生严重事故。平时工作也不是很负责任,有时上班晚下班早,义务劳动有时也迟到,还有一次没去。这说明,这次严重事故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和前几次事故在思想上是有联系的,前几次事故发生后,虽然连排长都批评教育了自己,我也写了检查,但自己心里却没有引起震动,认为谁还不出点错呀!马驹牛犊的眼睛总算治好了,牛也找回来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有不在乎的思想,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相反有时还有盲目自满情绪。现在确实应当认真想一想,为什么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出事故,而别的同志就不犯错误,或者犯一次错误就改了?为什么自己说是要革命,行动上却是这样糟糕?难道还是一时的不注意不小心吗,难道不应当从世界观上去找原因吗?

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从去年下半年起自己开始陷入小家庭的圈子,小家庭,实际上是带有小生产的性质的,如果认识不清在社会主义时期,既存在这些小生产而又必须加以限制,认识不清小生产的危害性,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加以扩大。我正是这样的。特别是自己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十二年来忽视了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也没有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处处总是先考虑个人得失,不懂得革命利益,国家利益,是和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人民最根本的、最长远的利益一致的,不是用主人翁的态度,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总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些、舒服些。所以,自己的时间不够,就占用公家时间,干公家活、想私人事,这实际上和拿公家的木头、搞小开荒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发表以后,自己又以为主要是为了改造别人,忽视了改造自己世界观是同样重要的这样一点。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曾说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我却忘记了这个教导,或者说没有去实行这个教导,没有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行专政,结果就使自己在小生产的圈子中越转越迷糊,发生了资产阶级作风:一个是个人利益第一,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把革命利益放在一边;第二个是“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第三个是有人的时候一个样,没人的时候又一个样,等等资产阶级庸俗作风。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致。

由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自己对本职工作是不够热爱的,有嫌脏怕累的思想,这是由于自己头脑中受资产阶级等级观念还很深,想到的不是消除三大差别,而是保持和扩大这种差别,总想去干挣钱多、不脏不累的工作,这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我来到这里已经十二年了,安心边疆建设,扎根农业第一线的思想是不是树立了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得怎样呢?看来,还非常不够。可是自己却有一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认识,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其实,来到边疆,在边疆工作,这只是继续革命路程中的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改造世界观,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很长久的任务。稍微一松懈,就会倒退,就会使资产阶级思想在头脑中复辟。我自己所犯的错误正在一次比一次清楚地给自己从反面以这种教训。

总之,自己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私心很重,学习很差,又理论脱离实际,结果所作所为和主观愿望相反,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反而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在今天,是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面貌完全背离的。我们的全国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在以国家的主人的革命态度,“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要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我没能为这个极其伟大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反而为因为自己狭隘的私利,给这个事业造成了损失,感到深深的惭愧。今后我要把毛主席和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教导拿来针对自己,专自己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政,痛改前非,彻底改造,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功补过,弥补我给革命造成的这样多的损害,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农业工人。

也希望同志们毫不客气地对我进行批判教育。批判教育无论多么严重。只要是出于好心,都是只对我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又不是咬我一块肉,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同志们的批评帮助。

检讨人

二排三班 饲养员 郭小林

1975.6.29

(《检讨》照录原文,错字病句未加更改)

 

检讨完后,岳副站长宣布,由于郭小林认错的态度还比较诚恳、检讨比较深刻,且事情发生后能够立刻采取补救措施,挑水补苗;班排领导及群众都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也表示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将功补过。站领导经研究决定,免于行政处分。

 

脑  炎

1975年10月某日半夜,我的头突然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并伴有喷射性呕吐。妻子去敲于对付的窗子,答曰:闹肠胃病,天亮再说。

坚持到早六点,妻子看着势头不对,决定直接送我去团部医院。

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我们在路边等到了头班长途客车。团部医院那位四十多岁的陈姓女大夫很有经验,马上让我做腰椎穿刺,检验出我的脊髓液中有红细胞,诊断我是得了淋巴脉络膜脑膜炎。

女大夫告诉我,淋巴脉络膜脑膜炎是森林脑炎中症状最轻的一种,我估计是在草地被草爬子叮了,或打回来的夜班饭(馒头)被老鼠啃了,我又吃了老鼠啃过的馒头,就被传染了。

妻子回去把家里三四只半大的小公鸡杀了(她不敢杀,我十二岁的外甥自告奋勇,一刀一只把鸡头都剁下来了),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住院半个月就痊愈了。

种畜站的环境卫生状况,到1974年的时候,污染已经很严重。由于没有下水道系统,禽畜的粪便及人类生活垃圾、污水在地表随意排放……苍蝇之多,屋里挂毛巾的绳子,已不是绳子,而是一根苍蝇棍。所以我患脑炎也是有某种必然性。
   

迷  失

正如当时有人调侃我的:马都比你聪明,因为它脑袋大!确实的,人的脑袋重二斤半,大脑容量1400毫升,马的脑袋起码十几斤重,容量是人的好几倍,至少比我有智慧——马牛都知道躲避寒冷,我却傻子似的驱赶着它们去顶风冒雪,只知道服从命令,不是比牛马还笨吗……

我一直把对自己的评价建立在别人的看法上,没有自信心,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省出版社借调我等,一个主要原因是:本来出版社想按照上面所谓“掺沙子”的精神,从兵团选调一些写作能力较强、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东西的知青,作为新生力量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来。当时借调了四个人,梁晓声、牛耕、毛四维和我。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突兀而至,打乱了社里的构想,三个月期满,社领导只好让我们先回原单位。

至于我,还另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借调期间,犯了违反纪律的错误:

借调到省城,社里安排我住在出版社附近、道里森林街一个旅社,每天下了班,没事可做很无聊。有一天我白天经过科技编辑室时,瞥见屋里有大部头的外国科技图书,大幅图片印制精美,对我来说如果能看看,可是大开眼界。我贸然向编辑们提出借阅,却被拒绝。我就想着晚上趁下班无人,溜进去看看。

晚上我就从旅社返回出版社,传达室的牛大爷见是借调的人、熟面孔,问了问,我就说是看稿子,就让我进去了。我到了楼上,用类似今天电话卡那样的塑料片,把科技编辑室撞锁顶开,进了屋、开灯,坐在桌前就开始翻看。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想法,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裸体女人的照片。

一本画册还没翻完,传达室的牛大爷大概是例行地上楼查看来了。我听见楼梯的脚步声,有点儿慌张,就顺手把灯关了。不料弄巧成拙,本来牛大爷在楼梯上已经看见有一间屋子亮着灯,怎么他一上楼就关了呢?他上楼直奔科技编辑室而来,当然逮了个正着。

我解释说就是为了看看科技画报,但牛大爷怀疑我另有不轨,何况科技编辑室是重点巡查科室,岂是外人随便进得的。就给社领导打了电话。他是职责所在,当然会看得严重些。

社领导赶来听我解释后,又想我孤身一人,也跑不了,一时也难以查清短少了什么,就放我回旅社了,明天再作计较。

话是这么说,但场面很是尴尬,领导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第二天,上班之后,科技编辑室的编辑们各自清点之后,都说没有丢失什么东西。我算是解除了偷盗嫌疑,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坏印象是留下了。

究其原委,还是受到极左口号“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蛊惑,又不懂得什么公序良俗,在北大荒散漫惯了,以致失去道德约束。

过了不长时间,借调三个月期满,领导找我谈话,并未提及此事,只说根据新开展的运动的新精神,让我暂时先回原单位。但我自己觉得,这件事肯定对我留下有负面影响,因为人家想挑优秀的知青,四十万人里才选四人,这种行为能算优秀吗?

当时另外三人也先回原单位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听说牛耕是正式调到省出版社了。梁晓声后来被推荐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

 

调  离

我患脑膜炎的信息传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他因为卷入高层的斗争,1975年底,被指令到中原某地农村暂避一时,那里是我的两个妹妹插队之地。此时五十七岁的父亲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五十岁那年牙已全部掉光,还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1974年被“勒令”返回湖北咸宁干校,两三个月里心绞痛发作十几遍;衰弱得提不动半桶水、走十里路途中要歇好几次……

他哀伤地对我妹妹说,把小林调过来吧!也许以后就见不到了……

这是父亲一生唯一一次“走后门”,他借着刚到当地、县领导还有点儿“新鲜劲”,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县领导满口应承“欢迎欢迎,来了后,到县一中、县委通讯报道组(去工作)都可以。”

我对老马号已无可留恋,但离开北大荒,当时确实有一种树木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的感觉……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贴出给朱站长的大字报,也就是说没跟他撕破脸,他在我调走的事情上没有刁难我,而且在我向他借钱时,他代我向郑副站长转借了二百元钱。当时仅行李包装费和火车托运费就用了一百五十元多,还有火车票钱等等,钱就花光了。可以看出朱站长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怕我对他心存芥蒂——此一去,千山万水,恐怕再难见面,万一借钱不还呢?

这郑副站长可是种畜站学历最高的人,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二战时期曾在美军远东情报局当过翻译,军衔少校。到北大荒时已是近六十岁的垂老之人,大概反复审查,排除了特务间谍等嫌疑,投闲置散,到我们站当了个什么事都不用管的副站长。老头对任何人都十分客气,甚至有些谦卑。他老伴林技术员是农业专家,他们有个女儿和知青差不多大,不在身边,儿子郑小虎年纪尚幼。老两口相濡以沫,每天早上必定要喝用老马号牛奶煮的玉米面糊糊。

我到了北京,立刻向母亲要了二百元钱,给老郑寄去了。

朱站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到总场任公安分局局长。2005年去上海治疗心脏病,不料死在手术台上,享年八十。他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从小放在开原老家寄养,到快成年了才接来,他们都长得壮壮实实的,可就是张不开口叫爸爸,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朱站长的心病。

 

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我终于带着我那个小家调离北大荒,然而世事变化如白云苍狗,县领导原先的口头承诺不作数了,我和妻子一时没了工作。这种隐性失业状态,一直持续到父亲1976年10月意外去世……

这是后话了。

 

释 怨

前面我曾写道,我去老马号是心怀委屈的;岂止是去老马号,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有各种委屈甚至怨恨:从起初父母送我到北大荒,到最后狼狈逃离那里,我心里一直是不平的,觉得北大荒对不起我、基层领导对不起我,团组织对不起我等等……

我参与了掠夺式开垦北大荒的草甸黑土,使它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流失,许多地方已经裸露白浆土了;我参与了砍伐完达山的树木;我参与了破坏、污染北大荒的环境,使居住区污水横流、蚊蝇成阵;现在千里听不到鸟鸣,春天看不见雁群……应该感到委屈的是北大荒、是大自然!

应该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解甲归田的军人们,他们曾长期为建立新国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立下的殊勋,应当厚赏,怎能把他们往荒原一推,任其自生自灭?一个政府机构只挪动了几十公里距离,却要为其大兴土木,修最好的路、盖最好的楼……“屯垦戍边”,起码奖励每个军人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吧!(就像林肯总统1862年制定《宅地法》那样),不仅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又该多么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啊!

应该感到委屈的还有那些被招募来的内地农民,他们扶老携幼地来到北大荒,只为了不被饿死;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的活儿,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到他们老了,又被那些每年发给自己百万元工资的权力者抛弃,甚至进一步盘剥……

最应该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被冤屈的人,他们在那极左的阶级斗争年代,莫须有地成为罪人,被押送到比宁古塔还遥远的“中国的西伯利亚”——北国边陲,做着比苦役犯冉阿让还繁重的苦工,忍受打骂侮辱、侥幸活到刑满释放,又不知多少倒毙途中——按说释放了就是“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了,应该是有光明的前途了,国家应当保护他们的生存权,怎么不是走向自由,反而是走向死亡呢……

所有这些人,才最有权利感到委屈、感到不公!而不是曾经自以为血统高贵,认为“连我受到的苦难都比你们的高贵”的我!

今天,我真诚地认识到,我完全没有什么理由可委屈、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抱怨的。我受的那点儿小委屈,比起上述那些人算得了什么?如果说知青们受了点儿“小苦难”,也只有融入到他们的大苦难中才有意义。

对我个人来说,还就是需要经受这些磨练,才多少洗刷掉一些纨绔子弟的臭习气、坏毛病。

我觉得,广大基层民众就像宇宙中的暗能量、暗物质,他们很“不起眼”,看似不存在,但他们占到了宇宙总质量的十之八九,而那些风光灿烂的日月星、那些星系总星系等等,不过仅仅占百分之三四而已……

 

尾  声

我于1976年5月底告别北大荒。我的身体逃离了马厩牛圈,并不意味着就成为“人”了,我仍然是牛马。恰如李义山的诗说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虽然离开了荒原,但我的魂灵迷失在荒原上,迟迟没有得到拯救;即使回到城市,城市于我仍然是荒原,这大概也是艾略特诗《荒原》的寓意吧?

只有具备了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才算是明白地活着,才算是灵魂得到拯救,才是脱离了牛马的奴役状态,真的成为了一个“人”。

我曾在1998年写诗自嘲:“脑袋是瓜/也是傻瓜/半个世纪还没熟/在这高寒地区”,我这晚熟的品种,只要不死,就还能逐渐长大、成熟……

还来得及吗?也许……

 

2017年12月27日—2018年5月31日

 

本刊读者辗转获得此文,推荐至本刊编辑部,予以发表。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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