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漫议“文革”真相:错误,还是功绩?

 

201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的评论,现在从网上很难查到,要想下载都仿佛不可能了。这是为什么?它表明了什么?我觉得表明,迄今关于“文革”仍然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究竟是错误,还是功绩 ,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应该说,厘清文革真相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鄙人不揣疏漏,大胆(或者说:冒昧)地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被称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文胆”的骆小海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成员之一的宋柏林出版的红卫兵日记《红卫兵兴衰录》(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所写的《序》中说:“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关于“文革”的评价更广泛地流传着“浩劫”和“十年浩劫”的说法。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让事实说话:

1966年8月,即所谓“破四旧”时期,北京市的老红卫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谓的“ 抄家”常常是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还伴随“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甚至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的一对“资本家”老夫妇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一个本来应该很温柔善良的少女残暴成上文中的那个模样,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毁灭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在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中,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妇)被一群红卫兵用开水从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烫熟了还不肯罢手,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首都,是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这里尚且发生如此野蛮疯狂的闹剧;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远离北京的其他地区会发生怎样的血腥罪行。如湖南道县对“地、富、反、坏”所谓“四类分子”斩草除根的大屠杀,有80多岁的老人,还有几个月的婴儿。文革期中,广西一些地方掀起吃人狂潮。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和造成的,这不是“大灾难”、“沉重的灾难”即“浩劫”,是什么?

我读过一篇题目叫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浩劫(破四旧)——多少国宝付之一炬!》的网上文章,其中说,九州大地各种珍贵遗物遭破坏毁灭的“罄竹难书的痛心史实”,不能以拍卖行的估价估计!“当年红卫兵在大火中砸烂旧世界,老奸巨猾的康生却在劫火中精选了上千件文物据为己有,这大约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贡献吧!”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又多么幽默。我曾有幸到安徽亳州参观以砖雕、木雕闻名的花戏楼(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该楼于400年前由山(西)陕(西)药商聚资兴建。楼上雕刻精美,其人其物,皆玲珑剔透,活灵活现,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不少参观者问及:花戏楼为什么在“文革”中没遭到破坏?讲解员说:当时这里驻有解放军,他们用泥巴把雕刻都糊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造反派不敢动,因而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听到这样说,大家都唏嘘不已,一则赞扬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和智慧,他们对付造反派的办法如此巧妙和高超;同时又有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灿烂辉煌的国家级瑰宝居然要这样保护,真是可叹也夫!可悲也夫!“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就是文物大破坏、大浩劫。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172万8千人自杀,单高级认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就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13万5千人,武斗死亡23万7千人,7百零3万人伤残,7万1千2百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3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2千万。

再看经济。由于“停产闹革命”,由于武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79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据统计,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文革”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越来越少。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从总体情况来说,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也是大破坏、大浩劫,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不用再说了,“文革”是“浩劫”,这在历史上已是铁板上钉钉,谁也抹杀不了,否定不了。

应该知道,“文革浩劫论”并不是“文革”后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并不完全是“事后诸葛亮”——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是“事后诸葛亮”,这没什么奇怪,因为错误往往事后才看清楚,这就是所谓总结和吸取教训,也非常需要。我这里想说的是,在“文革”中,还是“文革”早期,就有人公开提出“文革”是“浩劫”的论断了。一个是“文革”结束后又被枪杀的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他在“文革”初期即1966、1967年的日记中就写到:“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 (参见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一个是上海音乐家陆洪恩,他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所谓有“恶攻”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行刑前,即1968年4月20日,当局问他究竟是要死还是要活时,他愤怒回答:“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由于态度“顽固”,他于1968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时年49岁。(参见网文《陆洪恩的故事》)不难看出,“文革浩劫论”实实在在是用鲜血换来的啊!在“文革”后,明确提出“文革浩劫论”的权威人士是胡耀邦和邓小平。1980年6月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的胡耀邦提出了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正是根据“文革浩劫论”的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指导起草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到现在“文革浩劫论”的观点仍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和媒体上(如2018年6月8日《北京日报》“长安观察”栏目《从四十年高考变迁体察中国社会进步》的评论说:“对于刚刚摆脱十年浩劫徘徊于历史路口的中国来说……”)。

又,2018年6月18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131期有一篇署名吴敏的《“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其中有云:“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十分显然,“文革浩劫论”确实铁板上钉钉,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然而最近,在网上读到2016年4月发布的一篇长达2万多字名为《文革炼狱》的文章。该文坚决而严厉地批判“文革浩劫论”。他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将文革鞭笞为比法西斯还无以复加的“亘古未有的千古浩劫”。

很显然,该文作者不同意“文革浩劫论”,判定这是资产阶级观点。而他又怎样认识和评价文革呢?我们看看他的说法。他的论述很多,没法尽引。我们只摘录他几段结论性的观点。

他说:

——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和完善。

——从文革设定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看,文革确实是一场深刻的、广泛的和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是实现了它大部分的目标和任务的,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文革遗留的思想遗产很丰富。这主要:一是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三是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树立全社会的平等思想。

又讯 :(2018年)5月25日,100多名示威者出现在香港九龙地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手持毛泽东肖像画和印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等内容的牌子。该集会的目的是纪念由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52周年。参加集会的人不仅有香港居民,还有来自内地的极左派。他们高喊:“不要忘记毛泽东思想。”为了保护他们的街道游行,香港警察列队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他们之所以选在香港举行集会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无法获得许可。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定义为“社会剧变期”,持批判的态度。包括毛泽东主义者在内的中国极端左派批评中国共产党正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不但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张勤德(许是已退休的局级官员)2017年撰长文,称赞文革有九大功绩:

一是实行了当代最广泛的思想解放。

二是实行了当代最实在的自由。

三是建立了当代最广泛的民主制度。

四是推进了当代最进步的改革。

五是形成了最好的社会风气。

六是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

七是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都进一步加强。

八是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

九是使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他认为,上述客观事实充分证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步”以及他们所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结论,都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

还有人赞同张勤德的观点。他又概括出文革的三大历史功绩。

一、推翻了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二、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资本和自然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个人财产的社会基础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

三、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建立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造反夺权、人民当家理论体系

结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否定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它虽然已经终结四十多年了,但怎样认识和评价“文革”的斗争还鲜明而尖锐地存在着。“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我们如果不正视这场斗争,并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文革浩劫”还可能重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任何人都千万不可忽视和轻视!

 

(写于2018年7月)

(作者系原江青秘书、《红旗》杂志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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