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明治维新背后的悲剧——近代日本的歧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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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弘之是明治维新时期另一名重要的思想家。早期,加藤积极宣扬“天赋人权”思想,倡导民权、平等、自由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参与政治推动之;在政治体制上,他主张实行宪政,议会制,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权利。为之,他写了《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三本着作。于当时日本,加藤的新思想很是激进,言“凡为人者,不分贵贱上下、贫富贤愚,绝不该为他人束缚约束。所以我己一身之事皆从其所欲,因而才产生今日交际上种种之权利”。他甚至批判天皇的绝对权力与神化,言“国学者之流……因不知国家君民之真理,遂将天下国土悉皆当做天皇私有,亿兆人民悉皆当做天皇之臣仆……说凡出生本国之人民,只管以天皇之御心为心,只要天皇有御事,无论善恶邪正,唯甘心遵照敕命行事为真诚之臣道……其见陋劣,其说野鄙,实在可笑。”“天皇和人民决非异类者。天皇人也,人民亦人也,惟于同一之人类中,有尊卑上下之区分,决非有人畜之悬隔……。”“以天皇之心为心者何事?是即构成吐露历来卑屈心之愚论……吾辈人民若至放弃自己之心而只管以天皇之御心为心,岂不几乎与牛马无异耶?”(引子许晓光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化民权思想的形成 》)

 

1874年,日本民间提出“民选议院建议”,“自由民权”运动兴起,而加藤弘之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时机尚早”,言“欲使我国开化未全的人民全体参议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议,以制定天下的制度——宪法”,“恐怕是等于缘木求鱼”。(加藤弘之《设立民选议院之疑问》)在此时期,加藤思想转变,由自由民权转向社会进化论。1877年东京帝国大学创立,加藤弘之任首任总理,由此致力于宣扬“进化论”思想。同年,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莫尔斯在该大学系统讲授进化论,这大概与加藤有关。

 

1881年,加藤弘之就任东京大学校长,不久即宣布,不再出版自己的旧着《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旧,这意味他公开与自由民权派决裂,否定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次年,他出版了《人权新说》,此著作标志他转向国家主义、社会进化论。他在该着中激烈批判“天赋人权”论,鼓吹达尔文主义,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绝无实存所取得证据,其从始至今都是学者妄想出来的”,宣称“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优胜劣败是人类社会根本法则;平等、天赋人权是“谬见妄说”;“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

 

加藤在以后的《弘之自传》中陈诉自己思想转变:“余才47岁时,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权新说》小册出版,此为余之主义开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观人生观乃全然变化。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着《人权新说》是也。”一个思想家,在中年发生如此彻底的思想转变是很少有的,可见当时日本思想之不牢靠。加藤说的很清楚,促成其思想转变的是“进化论”,此后其“主义”即以社会进化论为本。

 

加藤是当时日本地位最高的学者,被称为“官界和学界的总帅”。其建立了以社会进化论为根据的日本国家主义的理论。他倡导“国家有机体论”,言臣民即是国家有机体的细胞,“忠君爱国”构成国家的一体性,个人应服从国家,为国家牺牲自身利益。国家对个人的至上权。宣称“日本在全世界有无比优越的国体”,“利己”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人间的生存斗争和优胜劣汰是必然的”。因此“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加藤为日本帝国打造了集权侵略主义的哲学。

 

加藤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主要来于英国思想家、哲学家斯宾塞与德国生物学家、思想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海克尔。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基者。加藤宣扬的“国家有机体”论即是斯宾塞的思想。恩斯特.海克尔是种族论者,宣称德国种族优越,是纳粹思想的先导。

 

1877年,斯宾塞《权理提纲》在日本翻译出版,其后十余年至少15部斯氏著述被译成日语出版,此外尚有诸多社会进化论的著述出版。同时期,亦出版十数种生物进化论方面的著作。此时期被称为“斯宾塞时代”,社会进化论迅速传播,成为日本主流意识。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国家主义形成,开始膨胀,对外扩张,转向军国之时。

 

社会进化论对近代日本影响是重大的,其是日本民族图强、扩张、以致步入军国主义道路、对外侵略、不断发动战争之思想根据,使之野蛮残暴的侵略与战争合理合法——“真理”化,获得自我“道德”之肯定与支持,精神之根据。

 

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有两个思想、精神根据。一是神道: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天皇是在世神,日本民族理应征服、统治世界。一是社会进化论:日本是优秀种族,代表文明,中、朝等是劣等民族,属于野蛮之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日本民族要代表文明,向野蛮宣战,占领其国家,征服、统治、奴役中、朝等劣等民族。

 

自明治维新,日本民族族主义情绪骤然膨胀,其与社会进化论的风行交相呼应。膨胀的民族主义需要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支持,社会进化论亦鼓动民族主义膨胀。自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日本的民权思潮转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扩张主义。大批知识人接受了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支持对外侵略扩张,甚至鼓动发动战争。认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是推动人类“进步”。

 

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晚福泽一辈儿,但与之齐名。早期,德富亦积极倡导自由、平等、民权,是平民运动的代表。但是在甲午前后,其转变为狂热的帝国吹鼓手,鼓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他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中言“日本过去的几百年的历史,是收缩的历史,将来日本几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膨胀的历史。”“维新开国二十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正如脱缰的悍马,出笼的猛鹫,正在尝试大胆的运动。”甲午战争爆发后,其宣称日本对中国之战是“让野蛮社会沐浴文明的恩光”。他将日本比作古罗马帝国,日本对东亚各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负有普及“文明”的义务。其亦言“皇室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是现人神,是皇室的家长、大和民族的家长,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大和民族是神的选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民族以皇室为中心统一日本,以日本为中心向世界宣传皇道,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实现神武天皇的八一宇的最高理想而进行的圣战。”(米彦军《论德富苏峰的皇室中心主义思想》)

 

历史学家家、评论家山路爱山也是明治时期平民运动的代表人物,倡导

自由民权,但在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再,福泽的“野蛮、半开化、文明”及“脱亚入欧”论也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

 

福泽、加藤、德富、山路等都是日本顶级的思想家、学者,他们的思想普及到大众,这种进化论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潮即更加极端化。思想普及的过程常常即是放大、趋向极端化的过程。北一辉较德富更晚一代,代表了日本下层民众的极端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并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与德国纳粹主义一致,即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理论家。其思想也是以社会进化论为依据。

 

早年,北一辉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天皇体制。但是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民族主义滥觞,北一辉转向法西斯主义。北一辉所代表的日本法西斯精神与运动,即是明治维新以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侵略性的极端化,但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他的主张是:1、建立天皇绝对权威,改造国家;2、依靠在乡军人,建立军人政治;3、反对财阀、官僚,限制私有财产;4、以战争实行国家扩张和民族振兴;

 

北一辉崇尚强力与战争,宣称“天地万有唯在于力,社会依据强力而动”;“天平随剑之重量而倾斜,正义的神依其倾斜作出判决”;“必须要有战争,没有战争,堕落即不可避免”;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村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深为少壮军人所信奉,这也是“二.二六”政变事件之发生的原因。虽然,北一辉未参与“二.二六”政变,但仍被天皇政府所处决,因为其是该政变的“理论领袖”。“二.二六”政变虽然被镇压,但是军国主义的精神却已左右日本民族,军人政治却也已形成。一战之后,日本侵对外略战争之不可抑制,乃至少壮军人绑架国家和政府,原因在此。日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推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必然结果。

 

顺便提及一下,德国纳粹种族主义也根于社会达尔文进化论。纳粹理论认为,德国“雅利安”种族天生优于其他种族,因此其不仅有权利从斯拉夫人、亚洲人那里掠夺领土,而且有义务征服消灭劣等民族。这种种族斗争符合自然法则。由于地球上的空间有限,因此种族生存斗争就必然带来战争和武力征服。战争是合理的,是人类生存竞争的体现。在1933年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宣称“优等种族要征服劣等种族……这是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种权利,它可以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权利。”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德国人属优等人种,注定会因着种族进化拥有荣耀的未来。因此必须隔离犹太人,以防和犹太人通婚。。”希特勒的思想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论基础上的,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说中说“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剧烈斗争——强者统治弱者的永恒胜利。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大自然就只有衰亡。违背这个基本规律的国家也将衰亡。”因此他认定“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麽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麽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当时,德国民族之拥护纳粹,原因之一是民众普遍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加之社会进化论即是纳粹主义,这与日本军国主义是一致的。

 

达尔文进化论是自然科学,但是将之挪到人类社会即是灾难;因为人类不是一般的自然生物,而是“人为”的结果。比如武器,是动物没有的,其是人的创造。因此动物间的生存竞争是有限的;而人握有武器,如果对之没有相应的“人为”制约——道义与规则,人类即会彼此残杀毁灭。更重要的是,

社会进化论强调的是“生存竞争”,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与扩张是一致的。而大自然生态的大法则是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竞争法则从属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的生态一旦破坏,即毁灭之灾难即来临。近代以来,由于人类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且而唯图自身之欲望、利益、竞争、发展,而破坏了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大自然被人类掠夺摧毁殆尽,人类已是这个星球的灾难。自然生态的毁坏,最终将毁灭人自身。自然生物的演变、进化史以万年十万年为单位进行的,而人类要在“吾生”之年,人为地几何级数地推动人类的“竞争”、“进步”、“进化”,此乃是加速推进世界毁灭。

 

自然生态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是天道,“进化”“生存竞争”也对,但是寓于天道之中的小道,而“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是人之妄道。人为欲望所驱动,欲望不可否定,其可创造文明,但前提是需有道义之制约,规则之限定,舍此人类生存之竞争即是彼此掠夺、残杀与毁灭。中国文明“仁道天下”、“天人合一”之道统合乎天道,为人类终极之“大真理”,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可变。

 

                               8

 

二战后,美国作为胜利国占领日本。麦克阿瑟作为统治者,强力改造日本,主要包括:

 

1、审判战犯。向世界宣示日本战争之罪,伸张道义,确立公正。

 

2、解除日本武装,遣散其军队。立宪,保障日本永不能发动战争——日本不得有军队。

 

3、打掉天皇是神、日本种族优越的神话。让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日本民族不优越于其它民族。

 

4、清洗右翼骨干。开展“公职追放”运动,将20万右翼骨干从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报界清洗除去。

 

5、解散财团。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起一批大财团,以在经济、金融上推行国家主义。麦克阿瑟解散了这些财团,以断日本再鼓动国家主义的财路。

 

6、政教分离。明治后,日本政府将神教打造为国家宗教,鼓动民族主义。麦克阿瑟废止了神道为国家宗教,实行宗教自由,政教分离。让神道回归民间,政府不得对之保护、资助,天皇亦不得参拜靖国神社。

 

7、改革教育。颁布新教育法。废除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以美国为榜样,以自由、和平、人权思想教育学生。

 

8、颁布和平宪法,确立民主制度。包括:A、改革天皇为本的国体,取消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天皇仅为虚位。B、改革议会制度,取消贵族院,议会不再对天皇负责,民选参众两院议员。C、改革内阁。内阁官员不再由天皇任命;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D、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员由当地民选选出。E、给予妇女选举权。

 

麦克阿瑟的这些改革可归纳为五大项:1、使日本永远不能发动战争。2、

解散中央集权。3、废止国家主义。4、解体民族主义。5、推行民主制度。

此五项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立国之根本国策的反动。翻过来看,如果当初明治维新不迷信“弱肉强食”和战争,不对外侵略、扩张;不强化天皇制的中央集权;不鼓动扩张的民族主义;不搞国家主义;切实推行宪政,那麽这也就是麦克阿瑟的日本道路了。与其现在,何必当初呢?

 

麦克阿瑟改造日本之成功,关键所在是保留天皇,这也是他对日本、对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不仅未审判天皇,而且维护了其荣誉,保留了其皇位,此于这场战争之灾难,于受害各国及人民——特别是中国,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就当时之战争、政治之现实,这确是很明智的,可以说是伟大的战略之举。当时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神,如果审判天皇,日本民族将为之决一死战,美军可能要战死50万军人,日本大致也要死数百万人。如果美国赶制出更多的原子弹, 日本将毁灭。正是由于保留了天皇,而避免了继续战争,避免了数十万美军战死。而且带来了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和平改造,日本由而成为和平的、创造经济奇迹的现代国家。

 

不报偏见地说,就数千万人以上的国家,日本乃是当今世界最稳定、管理最好、最文明有秩的国家,并且也是人民最长寿的国家。当今的日本,比美国、西欧诸国都更成功,其原因就是日本比欧美国家更维护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族体西用”的样板,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一方面是最现代、最西化的,但同时也是最传统、最日本的;其既很开放,但亦十分保守。日本能有今天,要感谢麦克阿瑟保留了日本天皇,保护了日本传统。

 

作为国家、民族之象征,天皇虚位,这本是日本由来已久的传统。国家政权与国家象征符号分离——权与名分立,一是可避免争夺皇位的斗争;二是保持国家延续的一致性,并保障民族对国家的一致认同,而不会分裂。不论诸侯如何争夺政权,彼此如何分分合合,但日本总是日本,由天皇所代表,其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日本的权、名分离制,类似中国周朝,诸侯自治,可有霸主,但周天子代表周朝,名分高高在上。

 

国家、社会之组构乃是对民心的组织。民心有共同的认同,国家、社会即容易组织在一起,容易建立秩序,而结成共生体。反之,则是无尽的纷争、敌对、战乱。保留天皇的名位,可凝聚民心,让民达至共同之认同,由而使国家、社会建立秩序,保持稳定。

 

再,保留天皇可以维护礼仪。王室代表国家最高礼仪,即规范了国家、民族、社会的礼仪模式。礼是人行为举止的文明规范,人类由礼而形成文明的仪式。此所谓文明即仪式。中国古代,以“仁”与“礼”划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仁”是文明的内容,“礼”是文明的外在仪式;具体到人则是:前者是对人内心的要求,后者是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规范。礼仪体现的是文明秩序。国王、皇室遵礼循仪,代表国家之文明之尊严;其做出表率,全民要遵礼仪,行文明。有礼仪,即有文明之要求之秩序。庆典有庆典之礼仪,婚丧有婚丧之礼仪,友人、夫妻、父子亦有友人、夫妻、父子之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就是文明之秩序。日本社会之如此有序,重礼仪是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将心思全在放当下,而有广阔的目光,纵观人类的历史与长远未来,即知道传统之重要。我们比较一下英国革命及法国革命之后的历史,即可知晓。在人类近代动荡的历史中,

 

麦克阿瑟保留天皇,于日本最重要的意义是:保留天皇即延续日本文明之传统。国王是传统的象征。国家、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传统即是时间凝聚的文明,或者说是文明的时间。在任何时间点上,文明都是传统的延续——除非齐备摧毁,这是文明的主体。人们的所有的学习都首先是对文明的继承。文明,其更多的是在我们的身后。没有实时创造的文明,文明是世世代代积蓄起来的。现代社会变化过于迅速,也过于庞杂、激烈,很容易将传统冲毁、洗刷掉。这是很危险的。所有新创的、风行的,都还不是文明,因为其尚未经过生活检验,未经过文明的过滤,转为文明之经验。如果传统被呼卷而来的潮流所吞没,那麽人即置身荒蛮。近代以来,人类经历了诸多类似的灾难。因此,“进步”、“发展”、“创新”、“变革”越庞杂迅猛的时代,传统即越为重要。当你越向前猛冲,也就越需要向后退;越开放,便也越需要保守;月需要改变,也就月需要稳定,此是生命之平衡,也是文明之平衡。

 

麦克阿瑟保留了天皇,这也就意味他保护了日本文明的传统——麦克阿瑟压抑了其坏的一面。在现代潮流如此迅猛地发展中,日本之所以如此成功,乃至比美国、欧洲发展、建设得更好,这除了积极向西方学习、进取之外,就在其更保守、更自觉、更努力地继承、维护了日本文明的传统。日本的和服“起于汉,兴于唐”,当今世界谁还穿千年前的服装呢?但日本人视之为国服。日本的礼仪大概与和服同样古老,至今日本人仍“顽固”地保持着。1946年的《日本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但是日本女人婚后,大多辞去工作,全心照顾家庭。现代社会自由竞争,但日本则更讲集体精神,共进共退,显示个人,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日本人的薪金按年龄算,大家都差不多,谁都别争。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神速,但日本公司更像社会主义。员工为公司终生效力,而公司则对员工终生负责,医疗、休假、住房、养老、结婚全管。这就是日本传统,很像旧时代武士效忠于领主;领主对武士及家小负责到底。“平等”是西方近现代文明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日本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等级观念,可谓根深蒂固,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有了麻烦,上级一定上前担当。落座也有等级顺序,年长的、有名望的、职位高的在上座,等等。

 

日本实行民主制度,但这是在国家层面;而在社会层面,人与人的关系依据传统道德、礼仪、风俗。日本高度现代化,但千年以来的“孝”“忠”“义”“耻”仍是现今日本人的基本道德观。

 

就算是国家政治,日本的民主政治也很是日本化。自1955年,日本始终是一党独大。此年自民党执政,其后只有4年在野,一直执政至今。日本政治有世袭的传统,其来于封建贵族、领主制度。但在战后日本的民主政治中,仍保留此传统,政治世家主导日本政治。比如参众两院议员有很多来于政治家族,可谓“子承父业”。这些在欧美民主国家是不可理喻的,但这却正是日本民主政治的特色——西方民主政治的日本化。从形式上,其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权力来于人民——民选、多党竞争、选举清廉公正,等等。但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却延续着日本政治的传统。不能说日本的民主政治是假的,在形式、规则、法律上,其都是民主制度,只是日本的民主制度适合日本的国情、民情。比如日本国民观念趋向一致、尊重权威,相信政治世家,情愿将国家交给他们治理;而日本政治家族从政也并非是图家族利益,而是志在治国。如果某个家族世代都是好医生,百姓们自然都愿意找他们看病。

 

二战后,世界先后有一百多个落后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但成功的不多,其中大部分国家徒有其名,在不断的动乱与腐败中翻转。日本不仅成功地引进芦苇西方民主制度,而且将国家、社会治理得比欧美国家更稳定,也更有序有效。根本所在,日本的政治是“日体西用”。日本民族向西方学习,归根结底是为了日本民族自身的生存与繁荣(这没有错,只要不以邻为壑,掠夺、侵吞它国它族),而这需要适合本国国情、民情,融汇于传统。至于能否做到,则取决于全民族的认同精神、共生意志与协调合作。

 

在大海中的一片地震频发的岛屿上,日本民族的共生性是很强的,共生共在,协调一致。群体对个体负责,而个体承担义务,遵循公共道德与规;由而结成有序有效的共生体。唯此日本民族方能共度危难,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而且作为一个隔绝大陆的孤零之岛国,日本民族需要积极顽强地向外学习,获取更多更高的知识和生存手段。这不是对错、高下、好坏的命题,而是日本民族生死存亡之实际,这造就了日本民族的文明传统。这里要补充一下,近代日本的野蛮性主要体现在对外的侵略、掠夺、战争、残酷杀戮上,而对国内,历届天皇政府并不像共产国家那样,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日本人民战时所遭受的苦难是战争带来的,而非政府有意残害人民。

 

如果说近代西方文明的中心是个人与自由,那麽日本文明的中心则是集体,

日本民族的协调一致与秩序性,没有国家可以比拟,其深入日本人的内心,为国民的自觉言行模式。比如日本儿童、学生自幼儿园便规定要穿校服,直到高中毕业。这主要是自小培养孩子的集体精神、一致性。而欧美国家只有个别私立学校有穿校服的要求,大多孩子、学生很难接受校服。欧美国家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因而近代欧美文明显出巨大的创造力。但是随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欧美国家的优势正在丧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大众化后,就转向了个人享乐,人自我放纵,放弃自我要求,社会被腐蚀,公共道德弱化,寄生者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庸俗化、泛滥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瓦解欧美文明,使之趋向衰落。而日本更注重个人约束、集体精神,虽然日本人没有欧美人那麽大的创造力,但是其学习、进取的精神,勤奋、规范、一丝不茍的质量,则释放出巨大的效能。而且,日本人重礼仪,讲规矩,加之集体精神,使日本社会安全有序,井井有条,这也让日本的各界企业高效率运转。日本民族,在抑制住其对外侵略的野蛮性后,显出其传统文明的优势。

 

经过麦克阿瑟改造后的日本,在战后的七十多年中,已经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其可贵的经验是,努力继承日本文明传统,同时竭力学习西方文明,而将二者中好的部分融合在一起,而抑制坏的。战后的日本,得了“日体西用”的正果。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借鉴。中国需要向战后的日本学习。

 

2018年7月—8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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