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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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是将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说毛、邓或习搞“封建专制”等等。记得巴金老人曾说:“五四”反封建专制不全面,也不彻底,因此后患无穷,导致中国当代的专制,以致发生文革(大意)。这是很糊涂的意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惜此观念很普遍。

首先,秦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制,而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制。周实行封建制,各分封诸侯自治,因而周天子也就谈不到国家一统“专制”,故而周实行礼制,建立国家整体秩序。周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理想的政治制度,孔子一生所求就是恢复周朝的制度。周体制固然好,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没有外敌侵犯的威胁;二是由天子到各诸侯都遵守礼制。

如果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周天子就必需将各诸侯的力量,集中于中央统一指挥,以投入战争。但如此,诸侯就将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失去自身的相对独立。中国古代之形成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是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非集中更庞大国家的人力、物质统一调配无以抵抗北方骁勇的骑射民族。任何一种稳固的政治体制之形成,均有其内外必然的原因,包括地理、气候、食物、地缘、种族、历史传统等等。政治是因势而治,非一厢情愿之事,任何脱离实际,仅凭主观拟想而为都是灾难。

再,礼制的维持建立于天子及诸侯的信约之上,即各方均自觉遵守礼制;诸侯一旦违逆礼制,天子及其它诸侯就可对之讨伐;而天子违背礼制,诸侯也将不再拥护天子。在那个时代,周朝的封建礼制制度是得当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国家规模的扩大,各诸侯势力的不断增长,而中央政权却相对地趋向势弱,封建礼制即瓦解,诸侯挑战周王室,礼崩乐坏,诸侯彼此纷争,天下大乱,战乱延续数百年。至秦,以战争灭六国,统一中国。秦行暴政,因此迅速灭亡,但自后两千余年,中国之正统体制乃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制。

人类群体,规模越小,越容易达至认同,也越容易建立信约及管理;反之规模越大,分歧越多越大,也越难建立信约,如果其不解体,即需要附加强力以维持。古罗马原本实行共和制,但自凯撒却转向了帝制,按照一般的观念,从共和转向帝制,这岂不是历史的倒退?问题就在这里,是“倒退”的观念错了。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扩张,国家规模翻倍地膨胀,而将军们的势力与野心也随之膨胀,其彼此残杀,政变连连,非更强力的独裁不得制止,因而共和制失效;同时统治庞大的国家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更强更集中的中央权力,因而罗马转向帝制。道理很简单,几个土匪打劫,商量着办即可;但上百土匪聚在一起,就要有个老大。补充一句,古罗马文明最好的时期,并不是共和制的时候,而是五贤帝的时代。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根于国家的扩张及规模的扩大。

作为自然农业国家,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帝制乃是自然。一则可集中国力抵御外敌,二则可制止内乱纷争;这是中国传统帝制——中央集权及大一统的两个主要的政治功能。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中央集权及大一统并不能完全杜绝外敌入侵和内乱,但一个朝代有两百来年的太平也就是好了。

中国古代是自然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天下太平,无战即是好。当今的民主制度固然好,但是属于工商业化的城市文明,近代之前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分散的庞大自然农业国家,并无实施的可能。中国帝制延续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用当今的“自由”“民主”去要求古代中国,如同指责古埃及为什么不是当今的美国。

中国传统帝制与共产极权体制全然不同。中国传统“专制”仅在国家层面,且限于政治领域。皇权至上——国家终极决定权,官僚集团具体管理国家。其制度即管理模式主要承袭传统——世代积累下来模式,而其主旨原则则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民本”精神。古代中国,虽然皇权垄断政权,但是有制度、有道统、有传承、有规矩、有官僚集团的制衡,更有“仁”的宗旨,帝王并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在国家层面之下,政治范畴之外,实行社会自治——官不下县,传统氏族社会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装——民团,以自保。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标志中国国家实以社会自治为基础。虽然国家层面皇权专制,但是但社会层面则是民治——氏族社会自治。而且,传统中国土地私有,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由于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没有分封的贵族,因此农民没有人身依附的问题,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的民是自由民,可自由迁徙、自由谋生置业,也可通过科举去做官,甚至做到朝廷内阁。因此,古代中国的民没有不自由的命题。诚然,古代中国有贵贱、贫富、上下之差别,甚至悬殊,但是这是可竞争的,最底层的穷人、家庭也可以通过奋斗及机遇,成为富人、贵人。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同样有事实上的贵贱、贫富、上下之别,乃至悬殊。再,中国传统帝制有律法,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高于法律之上的唯有皇帝,也就是古代中国是讲法治的。

固然,古代中国,“国政”是皇帝和官员的事,民不得参与。但是在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于一个乡下农民,国家是遥远的事,交通、信息封闭得有时连换了皇帝都不知道,何谈“参政”?农民于国家所求仅是非乱、少税赋,并无决议国政的要求,他们的“政治权利”体现于氏族社会自治中。如果谁家子弟想参与国政,那就通过科举,去做官,这倒是民的权利。作为古代庞大的自然农业国家,将国家交给经过科举选拔及有实际经验官僚集团去管理,乃是最优方式。

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民主制意味人民直接参与治理国家,重要事务由全体公民大会决定,少数重要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仅一年,而多数官员由公民抽签担任;法庭也是由公民组成,即公民团审与判。雅典伯里克利将民主制推到极致。但这需要国家充分小方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规模限于:国家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到一个广场,人数大约是5000至6000人。如果国家过大,人口过多,民主制度——公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即无法实行。而只能由公民推选出代表,管理国家,此即当今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制。按照古希腊人的观念,当今的代议制不算民主制。美国3亿多人口,900多万平方公里地域,如果没有现代交通、通讯,当今的代议民主亦不能实行。

当今欧美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化城市文明之体现,而且是由基督教文明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以此作为唯一标准,要求、衡量人类以往的历史以及所有的文明。人类有多种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态、种族、历史而生成不同的文明系统,而且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亦呈现不同的形态。就其生成背景及限定条件,它们都是合理的,而其彼此间的差异也是自然的。

文明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生成的,是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的淘洗及积累。因此文明首先是继承,最重要的还是继承,任何时代文明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继承而来。文明的继承和维护,远远重要于变革、纳新、创造;是由于在传统中变革、纳新、创造之困难,这些词语才被极度强调、放大;但要对文明有完整的认识,就会看到传统的意义远远大于变革、纳新、创造。当然,人类的生存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很剧烈,因此传统需要变革、纳新、创造、调整,但是这只能是在承继传统的核心与主脉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将传统全盘推翻、抛弃。根的原因就是文明是漫长的时间中经验的积累,其必需成为所有成员的具体经验,潜移默化进入人日常生活的细节,方能有效运作。没有开天辟地、一蹴而就的新文明,所谓的开创新天新地的革命,都是毁灭性的灾难。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重要区别就是,英国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以往的一切全盘推翻打倒,“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大革命”后,法国很大努力就是恢复被打倒的“旧传统”。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体,即使有一部更好、更先进、更成熟的文明摆在面前,其也不能将抛弃自身传统,将“先进文明”全盘拿来。这不是该否、对错、好坏之事,而是做不到。“先进”文明再好,但并非一拿就来,而需要在漫长时间中点点滴滴地学习,使之变为全民的具体经验。即使我们的传统是旧的落后的,但如果我们抛弃它,而学习“先进”又需要漫长的时间,那么这段文明空白怎么填补?其结果只能是,抛弃、打倒了落后的旧文明——起码是文明,“先进文明”又一时学不来,于是便陷入野蛮、暴乱、虚妄、疯狂,滥杀乱革、翻天覆地的大灾难。

文明之首要、重要之事是继承和维护,其次方是变革、纳新、创造。文明肯定需要根据时代、生态进行变革、纳新,需要向其它文明学习——何况是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但需要在继承自身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维护其核心价值与主脉。也就是说,文明的变革与革新,是其自身的调整与生成;而非抛弃一个旧的,拿来一个新的;自然,变革与革新所受到的文明固有条件的局限,也是需要以实接受的。

因此,我的想法与巴金老人相反。“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由而整个国家、民族陷入集体疯狂,人的原始野蛮、恐惧与残暴,在“新天新地”的召唤下,得以合法释放。如果说,中共革命、毛中国与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有一致性,那是因为野蛮、恐惧与残暴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文明的意义乃是压制它,而建立“人”的共生秩序。而当文明衰落或崩溃,野蛮、恐惧与残暴便会解脱文明的束缚,汹涌而出。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

2

中国古代政体虽然是大一统帝制,但中国传统文明仍是是伟大的文明,其是一套完整、有效、成熟的文明体系,而且相当稳定。当然,它是自然农业文明,但它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自然农业文明。人是自然生物,有不可根除的野蛮性,任何文明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欠缺、乃至黑暗、残酷的一面。这是普世人性所在。虽然欧洲文明有更大的活力,更有创造性,成果更辉煌,但是完整地看欧洲的历史,其则更动荡、有更多的战争、也更霸凌、野蛮。人类并不光彩,每部文明史都充满血腥、黑暗。

因此,我们需要抛弃对文明的虚幻,否则就真的陷入乌托邦的陷阱。“五四”新文化即带有乌托邦幻想,1949年的“新中国”与之是有关联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时代,人都受限于环境、条件,其可为性相当小,人的存在,绝大成分是“不得不”,除非是希特勒似的疯子,而人类最大的罪恶与灾难即来于妄行。靠谱的政治大多是,不是选择更好更理想的,而是选择更实际、害处更小的。文明总是相对的,没有完美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局限有阴影。我们考察文明,只能根据当时的地缘、生态及历史条件,而不能剥离这些抽象论述。用今天要求过去,用此裁断彼,说到底是出于权势。

中国传统上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有种种弊端,比如压抑了地方,否则各地方生成出诸多小文明体,即丰富文明的形态,亦促进文明间的竞争,刺激文明的活力。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大一统推动文明的普及,促进经济发展、物产流转,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且庞大的文明体更稳定,更可经受挫败与撞击,更可能在时间中持久延续,这是大一统的好处。欧洲近代,现代国家之形成,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国家与强化中央政权;也就是由诸多封建诸侯,走向统一的国家,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并非就一定是坏,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它也曾是有益的,是人类文明史中重要的成就。当今,诸多学者动辄即批判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专制”,全不顾及历史。中国古代之大一统中央集权,有弊端,但更有文明的积极意义,否则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域都将处于自生自灭的野蛮状态,或者各族群彼此残杀灭绝。文明总是具体历史中的文明。

启蒙运动有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抹杀历史,否定之前的欧洲文明,将整部中世纪说成是黑暗的,不可救药,仿佛文明从“启蒙”才开始。“Enlightenment”这个词就很有代表性。其实,在欧洲的文明史中,中世纪很重要,其完成了对欧洲各野蛮民族的文明化,整合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明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基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中世纪生成的果实。全盘否定过去,打倒过去,这种激进的“进步观”很有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直线的历史进步观的进一步极端化。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比古中国文明有更辉煌的建树和创造。但是文明的诞生与形成是天意,也就是其由种种客观条件与因素偶然形成的,包括骤然降临的天才。这些均是非人所能决定的。文明是命运。古希腊文明之形成有种种原因,半岛环海、山丘地形、阳光充沛、爱琴海通达欧亚,以及希腊少粮食而盛产橄榄、葡萄,这些决定了古希腊形成众多分立的城邦,经济多依靠酿酒榨油、航海与贸易。古希腊文明从其始便具有工商、城市文明的特点,由而产生公民制与政治民主。再。我们讲希腊文明,多强调它的城邦、工商贸易,但古希腊还有一重要元素被忽略了,这就是海盗传统——广义的海盗。荷马史诗所吟咏的阿克琉斯即是海盗,“我坐船去毁灭了12座城,并且在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毁灭了11座城,我从这些城堡得过无数美好的财物。”。海盗是海洋文明的开拓先锋。近代西方国家与古希腊很像,工商、城市、加海盗,这也是他们特别重视古希腊文明的原因。

再,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也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益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及腓尼基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是有来源和借鉴的。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原生文明,主体上没有继承、借鉴它文明的好运气。

古希腊的历史总共600多年,鼎盛时期不过200多年。古希腊灭亡的原因之一即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与中央集权,其数百个城邦,纷争内战频频不断,战事远多于其它地域。希波战争中,希腊虽然最终战胜了波斯;但之后,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却爆发了延续近30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内战耗尽了希腊,最终被新兴起的罗马所灭。反之,古希腊的继承者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延续了古希腊文明,并将之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地域。前前后后,古罗马存在了近两千年——包括东罗马。向前,罗马吸纳了古希腊;在后,罗马收纳了基督教;罗马构建了“希罗基”(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完整框架。当今所有基督教国家都是古罗马的子孙,包括美国、俄罗斯。如果古罗马不实行中央集权的帝制,就成不了帝国,如果不是帝国,就不可能征服统治如此广阔的地域,而非此,古罗马就不能整合如此庞大完整的“希罗基”文明体系,进而也就不可能有当今的欧美诸国。同理,古代中国文明与之类似,只是中国文明的扩张是融合,而非征服。

3

为什么不能将人类古代的帝制——所谓“封建专制”与毛极权制度相混肴?因为前者属于文明,后者是反文明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事实。

我们看毛“新中国”的三十年(毛后,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暂不论述):

一、剥夺全民私有财产。农业,没收所有农民土地、牲畜,地主被抄家,掠走所有财物。工商业,没收私人企业、厂矿、商店、房产,以致小饭铺、裁缝店均收归国家。全民无私产,赤贫,唯有效忠“党”,为其所奴役。

二、摧毁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自治,朝代变,国家变,但中国农村社会不变。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但中共统治,大规模屠杀乡绅,摧毁乡村自治社会,在乡村建立党支部,设立民兵,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乡村基层,进而成立公社。以致数亿农民沦为“党”的农奴。在城市,取缔或收编所有的民间团体,党控制每个单位、街道、个人。人类文明传统中,国家和社会是两个层次,国家由政府专权管控,但社会则是民自治,这是文明的正常形态。因此传统君主或帝王专制是有限的,仅限于国家层面,而社会是民治。而共产极权摧毁民治社会,将社会从民手中夺过来,由“党”来控制,以党取代社会,由而党权力便控制到每一个人。这是共产极权统治与传统君主、帝王专制的重要区别。

三、大规模屠杀、迫害,实行恐怖统治。毛统治以“革命”治国,而革命就是“枪杆子、笔杆子”。土改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镇反又杀了百万以上的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反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监禁、流放、劳改。文革,近200万人无辜死亡,十数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0多万,700多万人伤残。胡耀邦说“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毛时代,人不仅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哪怕不经意地说错句话写错个字——即使是孩子,都会遭至灭门之祸。“党”监控到每一个人,鼓励“人民群众”相互揭发斗争,儿女检举父母,学生告发、批斗老师。“党”控制公检法,随意地抓人、刑讯、关押,乃至处死。文革期间,红卫兵更是可以随意地抄家、施暴、虐杀。

四、剥夺人的基本生存权。“新中国”,言“自由”、“人权”乃是反革命罪,甚者会被处以极刑。“新中国”之残酷,不在没思想、言论自由,而在于人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人生理性的生存被压低到极限。“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各级政府设置人事部,城市住民不得迁徙、改换工作,除非是“组织”调动,或经过其批准。农村,农民不得更改农民身份,不得迁离本村,不得去城市做工,饥荒时,即使饿死,也不得外出逃荒。毛时代,农民一年劳动所获,除留下口粮外,全部充公,而留给农民的口粮则压到最低限度,至邓改革前,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区农民一天劳动所得仅有几分钱。六零年前后几年,3000至4000万农民饿死。在城市,实行配给制,除特权者外,居民仅仅是勉强维生,衣食、日用品、住房均被压到最低限度。

五、国家以“革命”为本。中国传统文明是以民为本,而毛则以“革命”为本,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将人民投入持续的灾难。对其外,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战争、以及援助第三世界各国革命;对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四清、文革。毛之“新中国”,就是将中国打造为全世界的共产革命基地。毛的一生及他的意识,中心就是革命、造反,为之不惜毁掉中国、人类。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毛“革命”即:暴力与乌托邦妄想,以前者去实现后者。

六、等级制的“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封建制,人没有固定的身份,因此不是阶级等级社会。中国有官民、贫富、贵贱之分,但都不是固定的阶级,民可为官,富可变穷,贱亦可成贵。这与欧洲封建制完全不同。中共立国后,一是实行户籍制,二是实行阶级等级制,这是其极权统治的两个办法。在中国,政府为每个人设立档案,档案中有两个栏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这就是其被划定的阶级。在社会学上,由非阶级等级制转为阶级等级制,是社会的大倒退。

在制度条文上,中共的阶级等级划分是:一、革命干部、军人;二、工人阶级;三、贫下中农;四、平民;五、知识分子;六、资产阶级;七、地富反坏右。

在事实上,革命元老、党政军各级领导是国家统治阶级,也是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掌控国家各级政权和财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党信任的阶级,党榨取他们的血汗,但也利用他们的愚昧和暴力统治社会。平民是中性的。知识阶级,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一方面控制他们,一方面利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党之所以将他们的地位置于工农阶级之下,就是利用工农的愚昧和暴力,压制威慑知识阶级,羞辱知识阶级,让其自卑,擡不起头。同时,也在政治上收买工农阶级,让他们觉得是自己高于只是分子,是国家的主人。再,党制造出来的两个敌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资”阶级。他们在社会最底层,是“贱民”,任人歧视、践踏,并且党给他们戴上“国家、全民敌人”的标签,他们可以被随时随意地拉出来批判、斗争、殴打、游街,乃至被公审处决。党之所以制造出来两个敌人阶级,就是为了实行恐怖统治,威慑全民,领袖、党随时可以将政敌、异议者、不听话的人、不忠诚的人、甚至看不惯的人,打为敌人阶级,让他及其家人永不得翻身。毛制造操纵“阶级斗争”,既清洗政敌,又威慑人民,鼓动人民群众的盲目革命激情,而人民也可以自觉高人一等,有了可以发泄不满、怨愤、暴力的对象。阶级斗争是实行极权统治的主要手段。

七、领袖制。中国传统帝制是一完整的政治体系,皇帝有终极裁决权,但并非随心所欲,皇帝有天——崇天、有仁德要求、有史、有祖训、有传统、有制度、有礼仪、有官僚集团的制约等等。国家、百姓罹难,皇帝要发罪己诏。但共产极权实行领袖制,斯大林开创在先,毛将之推到极致。革命领袖是现世神,高居一切之上,没有任何制约,可肆意而为。毛说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镇反,他指示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杀人。反右,毛先是信心满满倡导大鸣大放,一看势头不好,转眼就镇压,将数百万人打成右派。大跃进、文革都是毛个人异想天开的“伟大创造”,前者饿死数千万人,后者让数亿人彼此恶斗残害,折腾了十年。

八、全面毁灭文化。在中国秦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秦始皇焚书坑儒均是大罪大恶,可见历朝历代是如何尊崇文化和知识人。但“新中国”建立后,则以国家暴力,有计划地全面彻底的摧毁中国文化、迫害知识阶级。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共产革命与极权,否定人类全部的历史和文明,并欲以人民暴力摧毁之,而在地球上建立万年永固的共产天堂。中共夺取政权后,毛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清洗知识人,摧毁所谓“封资修文化”,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思想改造运动、反右、乃至文革。自“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除极少数外,几乎没有不曾遭受过迫害的知识人——包括党内知识分子,甚者处决、自杀、终生监禁、流放,轻者批判、斗争、自我认罪、下放劳改等等。中共所谓的“封资修文化”,“封”即中国传统文化,“资”即西方文化,“修”即苏联文化——这一条是斯大林死后补上的。也就是说,除了马列思想、毛思想,人类所有的文明、文化均是糟粕、反动的,要打倒、摧毁。先是禁、批、改:禁书禁言禁思,对人类之历史、文明、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改历史、教育、改文字、改风俗;一路推进,到了文革进入疯狂状态:烧书、砸学校、斗老师、挖坟掘墓、换街名,连老屋门上的字都要抠了。最盛时,全中国只有一本红宝书,全国人民的忠字舞,文革末期才又增加了八个样板戏。当今,中国社会及民族的整体流氓化,根于毛时代对文化的彻底摧毁。

九、颠倒文明价值。文明是困难的,因此人类自古以来就是竭力维护文明。国家、民族是共生体,不论其对外如何,但对内的文明原则是共生,扬善止暴,因此其核心价值是:仁爱、公正。任何文明体,任何时代,其终极价值都是如此,否则该族群即彼此残杀,这也就是国家、民族崩溃、解体时的现象。基督教文明的爱、中国文明的仁义、佛教的慈悲、犹太教的十戒、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生原则,而且这些核心教义、价值是人的言行准则,充盈社会日常生活。

而中共革命与极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并且暴力与专政是根本手段。毛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共产党的哲学史斗争的哲学”。说到底,中共革命是:贫民抢劫有产者;游民消灭精英,夺取政权;愚众打倒知识阶级;野蛮推翻文明;砸烂以往,开新天新地。其是以仇恨为始,暴力摧毁为行,虚妄为目的的革命。仇恨、斗争、暴力是中共革命与极权统治的核心,即毛所说的“纲”。我们说共产革命与极权是反文明的,是有根据的。看看中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以澎湃为代表、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土改、“新中国”的镇反、大跃进、文革,在今天看来都是恐怖主义的,比伊斯兰国更甚。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中共革命与极权本质上是游民革命与政权,这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综合翻版——他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只是在新时代,这股中国历史中最野蛮、残暴的游民造反力量被苏俄收编,苏共给了它共产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模式,也给了它具体的领导,以及资金、军事的有力支持。这使中共得以夺得中国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的胜利即苏俄的胜利。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中,如果没有苏俄的资金、武装、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绝无赢的可能。

作为游民革命与政权,中共自然是野蛮而残暴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观之,便是当然之事。看看毛时代的“新中国”:以穷为贵;以卑贱为荣;崇暴力,鄙礼仪;尚愚昧,毁知识文化;灭精英,而举愚民;仁义道德为反动,苦大仇深、造反为真理,等等。清楚这些,就会明白毛之“新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残暴、荒诞。在人类文明史中,这是最可悲的一幕。

十、劣胜优汰,民族野蛮化。中共集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下层知识青年。他们经“五四”新文化洗礼,叛逆传统、社会,但个人却无出路,受左翼思想影响——当时世界是左翼思想为时尚,因而接受了共产意识,投身共产革命。在共产革命中,他们类似神甫,是共产意识的布道者、凝聚剂,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国的共产革命。但正是由于他们信奉共产主义,有知识,而不断遭到清洗,可以说,除个别人外,他们几乎没有逃脱被清洗命运的。二、社会流民精英——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边缘,不务正业,低文化,却生命力旺盛,不甘命运,反社会,有野心,有能力。他们投身共产革命是打天下,实现抱负,出人头地。此类人,在任何乱世,都会是造反骨干。在共产党队伍中,他们是中坚,是实权实干派。中共各级领导主要是这批人。刘青山、张子善是赶到当当上,被倒霉地抓了典型,但中共干部,从上到下大多如此。因此,毛愤愤地谴责“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这也确是毛要反动文革的原因之一。但毛本人也是一与二兼有之。三、被裹挟进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中共胁迫强拉进去的,比如土改中,大批农民被强征入伍,为中共去打仗。再,一部分农民是因为灾乱中失去生计,为了吃饭而加入中共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听信了共产宣传,而投身革命。此类人中,能力强的会晋升为骨干,被提拔为干部。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为中共的炮灰。

中共靠枪杆子打天下,赶走国民政府后,以军队接管中国各地政权。而中共军队各级领导大多是以上第二种人。他们多是杀出来的,没文化,或低文化,残酷、愚昧而妄为。建国后,中共在官员、干部遴选制度上,实行阶级划线,信任“工农兵”,从他们当中提拔苦大仇深的、效忠“党”的,敢于“斗争”的,而排斥知识分子,排斥“地富反坏右资”家庭的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清毛时代中共政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其性质是什么?

毛“新中国”,中国的各级政权,从基层农村,到区县、省市,到中央,乃至毛本人,主体上是由游民——流氓无产无业者掌握。中共政权本质上即是流民政权,近乎太平天国——中共是成功的太平天国。这也就是中共统治为什么如此黑暗残暴,能做出大跃进、文革如此荒谬绝伦之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各级官员多是愚昧残暴的流民。看看大跃进中,李井泉治理四川,吴芝圃治理河南、张仲良治理甘肃、黄巖治理安徽......。他们与毛治国是一个模式,即流民当政,毛与他们是大小之别。中共土改之残暴,也是因为中共在土改中依靠的对象——土改积极分子,是乡村的苦大仇深的人、混混、二流子。整部中共革命与统治都是如此。文革,老红卫兵们豪情万丈,抄、烧、砸、虐杀,他们只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父辈,而且是小巫见大巫。

自然,凡加入中共的也会接受共产意识,并受党组织的约束,但是共产意识及革命本就是主张暴力、残酷斗争的,反人性,为“主义”不惜摧毁一切,这就是使流民的暴力合法化、正义化,由而也就更加残酷。毛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夸大了自己,如果没有背后的苏俄,毛连延安的山头也守不住,“新中国”与其说是中共的胜利,不如说是红色苏俄的胜利。再,秦始皇、马克思再怎么糟,都不会搞出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那么荒唐的事。毛哪里是治国,而是无休地折腾、施暴、作孽,他就是洪秀全加李自成、张献忠。从延安到“新中国”,斯大林在,对毛是个罩子,斯大林一死,毛就起身造反,毛的梦想就是,在斯大林之后,当全世界共产革命之王,将中国打造为世界的“金田”根据地。

中国自古都是举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科举制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明取向,这个取向的核心价值是仁义。国家的官员、人才的选拔,以仁义为基本原则;国家要交给文明程度高的、有教养的、贤能之人来治理。而毛时代中共政权的官员、人才遴选制度是以“阶级划线”,在实践斗争中从“工农兵”中选拔,最典型的是文革期间从造反派中选拔中央领导;工人军人进驻大学领导大学;废除高考,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在文明史中,这是逆向文明,优汰劣胜,结果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大倒退:贫穷化、反智化、野蛮化、暴力化,也就是反文明。

毛后,邓实行改革,改变了毛路线,比如放弃阶级斗争、发展经济、重用知识分子、恢复高考、对外开放等等。但为了维护中共政权,邓定下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由极权进入后极权时代。由于有“四个坚持”的限定,中国即无法恢复文明的核心价值,即正义。没有这一条,文明的整体秩序即无法建立。虽然,表面看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华昌盛,但国家、社会的内部却是散乱、非秩序的,其稳定的维持与运转,主要是依靠利益与暴力强制。中国社会既缺乏共识、公义、道德、信约,也缺乏法治,国家、社会趋向黑社会化,民族、人民则趋向流民、流氓化。中国的前景很悲观,很难逃脱大崩溃的命运。这此种不幸状况是毛时代既奠定的。

十一、翻版的天平天国。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因此中国传统政治重实际,重人性,保守,求稳求容,求天下太平。当然,所有的政治都有黑暗、残酷、权谋的一面,但中国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是:仁政、宽容、融合、中庸。但共产革命与极权则是将所有的事做绝的政治,其虚妄一个乌托邦目标,施以暴力革命与极权统治,横扫一切。毛“新中国”三十年,灭了地主、乡绅、资产阶级、知识界、传统、“封资修”文化、各宗教,毁了教育、大学、几代青年、无数家庭,滥杀施虐、死了数千万人,几亿人遭受各种迫害。毛以共产主义教,取代了洪秀全的上帝会,重复了前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太平天国、毛革命?很难说。

以上十一条,是毛“新中国”极权统治的要点,我们看看其中哪一条与中国传统帝制相同呢?二者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后者是文明的,前者是野蛮、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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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组织、共产革命,以及共产党的极权制度,这些均是西方文明中变异出来的,是西方正统文明的异端。中国传统上的本土文明产生不了这些。不是说中国传统文明更好,而是中国传统文明中不具有自生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的基因。比如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根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精神。而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甚至没有“解放”这个社会词语。苏共之成功,得益于共产党组织系统的建立,严密、秩序、有效、高纪律、有共同的信仰、有牺牲精神。作为世俗的自然农业文明,中国人完全没有创建此种严密而有效的组织的能力。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就会知晓,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来于基督教会——基督教会的异化,特别是早期基督教会。而欧洲、俄国共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延伸和极端化。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剧烈的冲击和巨变,在翻天覆地的裂变中,欧洲产生了种种极端的思想、主义、运动、革命,共产主义思想与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共产革命的宗教性、绝对化、排它性、极端性,也是和基督教一神崇拜相关的。

在欧洲,有关“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影响也并不大。只是在落后的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将之打造为宗教。这包括:将共产意识神化,为解救全人类的唯一真理,并使之成为精神信仰。将领袖树立教主,先是马克思、再是列宁、再是斯大林,他们是神,崇拜的偶像,绝对正确,即是共产真理。党组织宗教化,以共产信仰为凝聚、确立领袖的权威、神秘化、集体化、个人对组织绝对忠诚、惩罚叛逆者、清洗不纯者、定期学习汇报思想、建立崇拜仪式、宣誓尽忠、奉献、为党牺牲生命,等等。在基督教历中,凡叛逆的异端教派,都会建立类似的教会组织。再,共产主义的排它性——一神教,否定人类既存的所有宗教、信仰、思想、制度、文化,并欲消灭之。

苏共正是在落后的俄国将“共产主义”打造为宗教,而有巨大的号召、组织、行为的力量,特别是收到了加以残暴的国家力量,而将苏联建立成庞大红色“神权”帝国。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席卷全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被打造为宗教,从而为十数亿人所信奉。近代,新旧时代交替,世界陷入混乱,危机重重,人的意识、思想、精神尤其如此。科学击垮了传统宗教,唯物论泛滥——以科学解释世界,但是人生命的深层有宗教的需要,于是貌似科学的共产主义便很容易地被宣传为拯救人类的新希望,于是便成为了一种现代精神信仰,加以“党”及其所推动的运动、革命,便成了宗教——一种现代异化、异端的宗教。

共产主义革命成为宗教的危害是:1、欲在世俗人世建立彼岸的天堂——共产主义;2、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共产天堂;3、共产意识为唯一真理,批判、否定人类全部文明,并以暴力摧毁之;4、以领袖为现世神,全民膜拜;5、否定人性,生命的价值,大规模屠杀;6、建立极权制度,对人的全部剥夺及完全的控制。

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苏共领袖们的打造,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地成为了宗教,并夺得俄国的政权,建立了庞大的红色苏维埃帝国,斯大林为教主。斯大林早年是东正教第比利斯圣灵神学校的优秀学生,但他以后叛教,投身共产革命,并且他最终以国家暴力摧毁了东正教,将俄国打造为“红教”极权帝国,而他则将“帝王”及“教皇”集为一身。于此,斯大林的确是天才,“伟大”而残暴的“现世神”。斯大林建立红色苏联帝国,还有一个制度来源,即蒙古帝国的全民军事化——千户制。蒙古曾统治俄国200多年,对俄国的影响深远,“蒙古”是俄国民族血液的一部分。斯大林所建立的通过“党”来统治国家与全民的制度,综合了基督教会与蒙古的千户制的组织形式:在城市,将全体市民组织到各种单位——厂矿、机关、商店、学校、医院、街道.......;在农村,将全部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而“党”在单位、军队、集体农庄均设立组织——由基层始,对之实行控制与领导。而党组织是金子塔式的,上级管辖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逐级递升,集中到中央,再集中到政治局,而政治局则全全服从领袖斯大林个人。这是苏俄创造的国家极权模式,中共及“新中国”整部“党”、军队、社会、国家组织模式的都是由此而来的。

中共是苏共创立的,这是苏联红色帝国部署东方战略的一部分,是苏共势力在中国的延伸和扩张。中共的人员组成是以上所说的三种人,但是苏共以共产信仰、党的组织模式,将他们收编。苏共与中共的关系是主体与从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且苏共给中共提供资金、武器、军事顾问,甚至直接任命,改换中共最高领导。虽然到延安后,中共有了某些独立性,但基本还是受苏共控制和领导的。比如毛本人就是斯大林选定的中共领导者;再如,西安事变,按毛的意见是要杀掉蒋,但斯大林指示释放蒋。二战后,也是斯大林指示毛赴重庆和蒋谈判——毛本不想去。国共内战,毛和斯大林的意见虽然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仍是上下级之间的分歧、矛盾;而在整体上,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是按照苏联对抗美国的大战略需要进行的,中共凡大决定都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有的直接就是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国共内战中,苏联援助了中共大量武器装备,非此中共即不可能打败国民政府。

“新中国”,整个国家建构模式都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军队、司法、公安、教育、宣传、文化......,可谓是全盘苏化。这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极权制度是苏联搬来的。苏联是“新中国”的教父,“老大哥”;“新中国”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的卫星国。

这里,我举一个象征性的事例。毛死后,尸体摆放在国家中心广场,作为永久“领袖”,供人世代瞻仰膜拜。这是向苏俄学来的,列宁、斯大林死后,尸体被供奉在红场。一个国家将尸体“保鲜”,作为“神”,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膜拜,这是及其野蛮、恐怖、愚昧而又丑陋的事情。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事情,这是红色苏俄的“伟大创造”。不要小看此事,这是共产革命与极权的终极象征,显露了其掩盖的本质。共产意识宣扬唯物主义,但是共产党却需要制造神,用以鼓动人民革命,并统治人民。神是不死的,而“领袖”却会死,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他们的“唯物”办法,就是将领袖的尸体“保鲜”,供奉在国家中心,让人民继续膜拜。但是他们不会懂得,在宗教中,这是尸体崇拜,尸体崇拜是对死亡、地狱、魔鬼的崇拜。因此,在人类种种文明中,都是将人的“尸体”恭敬地送走,或埋于土,或焚于火,送他们到另一个世界——冥界,而将生留给此世,而死者的魂灵也由此解脱。唯物主义可以解释物界,却隔于人的生死,当共产党背弃、摧毁人类既往的文明传统,自己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崇拜尸体的邪教。共产革命之如此惨烈、残酷、凶恶,乃是根于革命党内心之“深仇大恨”,由而迷恋暴力、虐杀、残害、屠戮、死亡,就是要施暴、摧毁、呈见地狱。尸体崇拜,是共产革命的象征符号,如果再加上红色党旗——鲜血、镰刀锤子的党标——暴力符号的,这幅象征图像就完整了:死亡、鲜血、暴力。以宗教意识看,共产党就是魔鬼教。其苏俄传入中国,并最终统治了中国。

由上,我们可以看清,中共革命及“新中国”,其思想意识、党组织、国家极权模式都来自红色苏俄,而与中国传统帝制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果说,中共革命、“新中国”与中国本土传统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中国本土的流民造反,被纳入了苏共的政治模式:共产意识、党组织、极权制度。这就使中共革命不再是中国传统上的流民造反,而成为有中国特色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思想、道德伦理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与价值,国家、社会均是按此建立秩序的,而且国家、社会这两个层面也是由儒家思想、伦理纵向贯通。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中国国家虽然庞大,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规模很小,自然农业的氏族社会大者也就千把人,小村子不过百多人。中国的民,在氏族社会内,遵从儒家思想伦理,是文明的;而如果个人出离氏族社会——包括天生的罪犯、混混,或者氏族社会解体,其变成为流民。古代中国,国家对民没有保障机制,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无依无靠,生计无着,于是求生便是唯一之事,为之付诸暴力也是自然之事。流民相汇就是江湖,进而形成黑社会,江湖、黑社会也讲“义”,但是暴力为本。如果遇到国家战乱或大饥荒,大批农民即沦落为流民,他们为饥饿所困,自生自灭,一旦遇有机会便铤而走险。聚众暴乱、造反。流民是中国自古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流民也是中国最具暴力和破坏性的力量。

上世纪初,大清朝终结,社会急剧变化,陷入军阀纷争的乱世,由而产生大批的流民。流民汇入苏俄到中国的扩张及左翼思想的潮流,便成为中共革命。中共革命是中国本土流民暴力与欧洲、俄国的共产思潮、革命及极权模式之汇合。这是中国文明及基督教文明中的两种异端、负值元素的集成,也就是两种文明中最不好的东西的集合,并由此给中国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这是中国文明的不幸,也是世界文明的不幸。

 

2018年10月至11月 于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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