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汉阳一中师生在“反右”中的遭遇

 

 

1957年毛泽东发动和操弄的所谓“反右斗争”, 究竞冤枉和害死了多少人,恐怕将成永久之谜。但“一滳水可以照见太阳”。 这里我们不妨从一个中学发生的悲惨事件中,来看那场所谓的“反右”运动是如何样的草菅人命,肆意陷害无辜。

 

大陆经济走入困境

湖北省汉阳地处武汉三鎮,而汉阳第一中学又是当地的“重点中学”。所谓“重点中学”, 这是中共专政体制下的-种怪现象。即将当地的教学设备、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一两所学校中,而该校的学生亦多是中共于部子弟。因而该校比同类其他学校自然便享有更优越的条件。升学率也就会大大高于其他同类学校。这是中国大陆教育界多年形成的陋规,一直延续至今。

1957年,由于毛泽东对外一边倒向苏俄,更为了死保邪恶的北韩,不惜出兵入侵韩囯对抗联合国军,从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又欠下苏俄一大笔军火债。对内则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到统购统销、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全是大开历史倒车,把个中国搞得来民穷财尽,内外交困。更加毛泽东立足于要打世界大战,醉心“人海战术”打败了国民党,于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5亿左右,六、七年间就剧增了一亿多人。而工、农业生产,在“大锅饭”,合作化的体制下,生产力已严重受限,所谓“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只是党报上的妙笔生花。人口猛增更加剧了就业、升学形势的严峻。但为了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硬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毕业即失业”,于是打肿脸充胖子。硬“包下”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但僧多粥少,早已捉襟见肘,打肿的“脸”也无法长久装“胖”。于是只好强压升学率,以减少毕业分配给就业带来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决非御用文人所吹嘘的什么“反右前五十年代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之类的神话。

 

老师一句真话启祸端

就是在这样的“一派大好形势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教师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为初中毕业生一千零一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五十名),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连高中你都“没门”,还谈什么进大学,分配工作呢!1957年6月12日上午汉阳一中青年教师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便对学生讲了这件事。她说“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吧。”李老师的本意应是提醒和鼓励学生好好用功。但这位青年教师却忘了中国是个不能说真话的国家。尤其对学生更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她这句本是好意的话,却捅破了那张画着“前程似锦”的广告纸,更触动了每个学生最敏感的神经。

 

 

学生情绪失控当局暴力鎮压

一下课,学生们就去找到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而这两位“学官”,只好以假话来安抚学生。由于事起苍促,假话未先取得“共识”,因而回答口径各异。这一下更激怒了学生,知道校领导在欺骗他们。于是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校长韩建勋、和副校长王建国虽予劝阻但未能奏效。午饭后,初三(八)班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九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涌到县人委会后,学生推出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因为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学生看不到文件,就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不久,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齐来到县委会,见县委会铁大门关闭,便去推撞大门。这时,县兵役局长和团县委一名官员,由于平日作威作福,高高在上习以为常,见此情景,便出来进行恐吓和辱骂。由此更激怒了学生。于是双方产生语言冲突。官方便定学生为胆敢“围攻”县委干部。

即6月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副校长王建国在劝阻无效后,于是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一道以防事态扩大。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等完全正当的要求,却遭到韩茂林蛮横地拒绝。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讨好县长,竟对学生动手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被学生捆住,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县委官员根本不理,强行将几名学生扣押不放。在干部与学生争吵加剧时,官方更使出毒招,招集了数百名以党、团员为主的工人对学生大打出手。中学生怎么是这些壮汉痞子的对手?多名学生被打,并被强行驱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至此,学生请愿被强行镇压了下去。

 

借“反右”恶浪再下毒手


此时正值毛泽东御笔亲撰的人民日报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刚刚出笼,正要抓“典型”。汉阳一中几个中学生吵吵闹闹的事,大不了算个治安事件。可中国的事,尤其在毛泽东暴政年代,你撞在政治运动的风尖浪口那非死人不可。此事立马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接着,孝感专区与汉阳县委共同组成所谓“考查团”进驻汉阳一中。但这些整人专家也明白,如把那么多初中生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说不过去,而且就是为了个升学率,人家又没有要求实行民主、自由,如何去骗天下人?但这些经验丰富的阶“级斗争专家”,早有一套制造政治冤案的公式与“操作规程”。正如要定1989年爱国学生是“反革命暴乱”,便指其背后有“操纵”学生的“黑手”一样,所以汉阳一中学生的背后便也就有了“反革命份子”指支,操纵。这就是人家几十年一贯整人的固定“模式”。

他们经过一番“阶级分析”的排查,首先确定副校长王建国是个最好捏的“软柿子”。王建国时年三十二岁,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但此人家庭出身是富农,又有所谓“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在毛泽东暴政年代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就已基本具备“反革命份子”的“资格”了,何况又加了个“三青团”。所谓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实际上是国民党执政年代的一个青年群众性组织。而且根本没有共产党、共青团那么严密的审查程序和严密的组织制度。其团员往往都是许多人一起集体加入,加入后根本没有什么“组织活动”,一个松散性虚名群体而已。但这些整人专家,便拿来与共产党、共青团相提并论,那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王建国就成了学生“闹事”背后的“反革命黑手头子”。

更为荒唐的是,根据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既然有了“反革命黑手头子”,又出了这么大的学生“闹事”,那肯定就还有“反革命集团”在背后操纵,这才符合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于是凡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甚至曾在湖北革大与王同学的,或许有一点政治历史问题的,乃至一块与王建国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则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真是天罗地网,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还有个来“凑数” 的冤死鬼

更荒唐的是语文教研组组长钟毓文与上面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沾边。照理说他应该是平安无事了。可是我们这位钟老师,平时却有个爱眨眼睛的习惯,而就因为这个对谁都无妨害的“习惯”,竟然让他把命都丢了!一天开大会批斗王建国等人,我们这位钟老师神差鬼使地跑去坐在台下第一排。人家在台上批斗王建国叫他必须“老实交代”, 钟毓文老师却在台下一个劲地眨眼睛,其“眨动”的“频率”肯定高于一般人。于是立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干部发现,说钟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国“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话说得,哪句话说不得。人家分析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而且是众目睽睽看见的,你还“抵赖”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着干什么?不停的眨眼干什么?真是“铁证如山”。立马被隔离禁闭,最后被定为该“反革命集团骨干”!

 

请看,革命人民的警惕多么高!哪个狡猾的反革命份子能逃脱这天罗地网?!

 

1957年9月6日,在反右运动血雨腥风的高潮声中,汉阳县召开公判大会,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锺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将那位说了一句真话“今年升学率低”的青年教师李穗等三人送劳动教养;给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十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上世纪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短暂任教期间,曾对人诙谐地说:我坐在屋里生怕香烟生成的烟雾飞出窗外都会招来煽动学潮之嫌。这当然是愤激之词。但是鲁迅先生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在他的国家,也是一个教书育人的钟毓文老师,连“烟雾”也未飞出窗外,仅仅因为多眨了几次眼睛,不但招来“煽动学潮”之嫌,而且坐实了“煽动反革命暴乱”之“罪”,最后竟成了“死不瞑目”的冤鬼!

 

鲁迅先生如在天有灵,不知将作何感?!

 

多么伟大的“阶级斗争”,多么正确的“反右”运动,多么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啊!

 

2018年12月1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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