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一位宁为玉碎的“右派”份子

 

 

毛泽东在1957年把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后,接着又在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的社论,社论不顾起码的政治常识,竞然宣称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份子。在一党极权专制下只要“上面” 放个屁,下面奴便"高举紧跟"不歇气。于是层层加码,骂当时的所谓右派是“坏蛋”,“ 怪”,“ 最凶恶的敌人”…… 把一切污泥浊水都往这些无辜的所谓“右派份子” 身上泼去。在这种专制高压下,受害的“右派”们,许多人都只好是“来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认错认罪任人批斗宰割。但也有人则是抱着“士可杀而不可辱” 之态度,宁死亦不屈。这样的人在那黒暗的年代确实不多见,但他们敢于反抗和鄙视专制的精神却有如天边划破夜空的流星,虽一闪而过,却把璀灿耀眼的光辉,洒向了黒暗的人间,也留在了中国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史册上。请读者来与我一起分享一段催人泪下的往事!

 

这个悲剧中的主人翁叫江新,四川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四川南充地区(今南充市)地球物理研究所当技术员。1957年反右运动也刮到了他所在的单位,由于他们所里的书记,所长,都是当兵出身的“科盲”,“地球物理”一词是何意他们都不懂,却在那里指手划脚瞎指挥。例如江新所在的科室,为了科研,须购置几件进口仪表,打上申请,书记却说,“买洋人的东西有辱国体,我们用小米加步枪都打败了美帝和国民党,要什么洋机器?”几句胡说八道就使有关科研无法开展。1957年江新以此为例提出来,帮助党整风,希望领导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学习科学知识成为内行。当时领导还假装称赞他“提得好”,可是毛泽东一下令“反右”,江新立马被打成“要与共产党争江山”的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去劳教。

 

江新被送到一个代号叫“4.15信箱”的劳教队去接受“劳动教养”,实际上与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囚徒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劳教队里,无论是非人劳役的惩罚,还是强行洗脑的“政治教育”,都不能改变江新对自我清白的肯定。他多次面对劳教队的干部公开表示:自已不是什么右派,反动派,更设有犯罪,所谓的右派份子是别人强加的。为此他不止一次被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但江新始终还是拒不认“罪”。不过江新平日对人非常谦和,热情,他身材瘦小,戴着一付深度近视镜,穿一件还是当年工作时发的兰呢上装,由于早已破烂,于是补上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布,难友们开玩笑戏称为“万国旗上装”。经过几年的摧残折磨,在1967年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江新和他的难友们又被派去参加修筑内昆铁路。此路始于四川南部的宜宾经内江而至昆明。就在他们修筑宜(宾)内(江)段金沙湾附近的包耳山隧道时,劳教队的干部岳某对人特别凶狠,他规定每个劳教人员每天必须完成五立方碎石的任务。完不成的,必须在晚饭后,先到毛神象前请罪,然后加夜班不许睡觉也得完成。他规定的这个五立方碎石的任务,那些筋强力壮的铁路修筑工要完成都非常吃力,更不用说象江新这样身体瘦弱的一介书生了。所以这一天江新又未能完成任务。晚上和难友关中禾等一起去加夜班,干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时,江新突然感到右腹部剧烈疼痛,他倒在地上大叫:“哎哟,痛死我了”!关中和与另外两位劳教难友连忙把他抬到医务室去。卫生员林进贵给他打了一支阿托品针止痛,但完全不见效果。也是劳教身份的卫生员慌了手脚,连忙去报告队长,队长和他的朋友在棋盘上正“杀”得难分难解,听了卫生员的报告,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法,再给他吃两片止痛片看又如何嘛”?卫生员心里十分明白,止痛片只能缓解骨骼肌如腰腿之类的疼痛,对胃肠平滑肌根本不起作用。但队长的话就是“法律”,怎敢反驳。又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江新已痛得大汗淋漓。卫生员只好又去找队长,这时幸好他老兄下完棋了,想了一想才不高兴地说:“实在不行就送支队医院嘛”!卫生员转身之际又听见那个队长抛出了一句:“这些臭知识份子有点病就不得了”。

 

他们当时的工地在宜宾附近的金沙湾,离支队医院沙河镇还有几十里,那时别说救护车,公共汽车也没有。关中禾与吴询,钟泽华两位难友,一道用一辆人力板板车拉着江新上路。队上给拉车三人每人一个玉米窝头,算是“报酬”。为了救难友,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不顾一天的疲劳,拚了命往沙河奔,经过一夜跋涉,终于在天亮前到达了沙河支队医院。文革中的支队医院已处瘫痪状态,有经验的医生一个个都在接受批斗审查。几个红卫兵“医生”,背语录,斗争人堪称一流高手,但对病魔他们可是门也摸不着,有个甚至说:“肚皮面上不红不肿,是不是吃多了哟”?关中禾等人极力陈述求情,有个红卫兵才发了点“善心”说:“去把那老家伙喊来看看。”不一会那“老家伙”来了,是个北方口音的老医生,造反派呼他为“车老头”。老医生先问了病情,然后用手触摸到右下腹部用手向下一压,病人连声叫痛,老医生突然把压着的手一抬起,病人更痛得直喊。老医生马上得出结论:“腹肌强直,右下麦氏点压痛,反跳痛明显,典型的急性阑尾炎症状”。那几个造反派根本听不懂,不耐烦地训斥道:“哪个听你说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问你咋个办?”老医生说:“马上住院准备手术,要抓紧才行。”关中禾忙请老医生开了入院证。当大家松了一口气以为江新有救了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原来此时医院由一群造反的红卫兵掌权,病人入院须经那个外号叫“王一刀”不学无术的造反派头头批准。此人本名王卫东,是宜宾卫校的劣等差生,由于文革他不但毕了业,还造反当上了官。但此人既无医术又无品德,做手术更极不负责任,多次造成事故,致死,致残病人,因当时一片混乱也无人管,所以给了他个“王一刀”的杀人“美名”。他看了看入院证便装模作样的对江新说道:“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你必须先向人民低头认罪,然后我们才能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说完便把入院证甩给关中禾,并说:“叫他自已写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某某请求住院冶疗,并亲自签名。”已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的江新这时却以惊人的毅力从担架上抬起半个身子,怒目圆睁地说道:“我不是右派,是他们强加给我的!”

 

也许是太出乎他的意料,那个“王一刀”竟有半分钟的时间惊诧得无言以对。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脸上露出冷醋的奸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今天你不低头认罪是右派份子,我们就不给你医,我看你能坚持好久。”。说罢准备离开。临走时又对在场的两个小头目打招呼说:“必须他本人签字承认是右派份子才准住院,旁人代签的无效。”。江新这时却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答道:“我死也不认这个人家强加给我的右派份子”。本来已打算要离开的“王一刀”,这时又转过身来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今天到要看看,反动的阶级敌人中,莫非还有江姐,许云峰不成!”说罢叼着纸烟扬长而去。

 

时间就这样在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难友们看着江新额头上因疼痛而沁出的黄豆大的汗珠,都心如刀绞,却无任何办法。关中禾几次挨近江新耳边小声说:“你就签个字吧,我们去给你求情好不好?”江以低弱的声音答道:“谢谢你们了,我死……我死也不认这个右派……”!急性阑尾炎剧烈的疼痛,再加上长时间既不能进食,更无任何补液,止痛之类的救治措施,而病人平日长期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身体条件本身就差,哪经得住如此长期残酷的折腾,因此在上午9点以后,江新一度痛得昏了过去,不久又清醒过来。虽经关中禾等人向院方造反派再三求情,要求先入院后,再解决签字的事。但视人命如草芥的革命造反派们,哪把一个右派份子的人命当一回事,甚至公然无耻地说:“决不能长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别说死一个右派,死十个右派也就是五双罢了。少一个反动派,多节约一份口粮。”听着这些毫无人性的话,关中禾等人虽怒火中烧,却只能看着豺狼当道,无可奈何。

 

上午十时许,江新从休克状态中出现了暂时的清醒,他痛苦地拉着好友关中禾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也是解脱了……兄弟,你如能活着出去……求你一事,务必把我那本专业英语词典交到我妻儿手中……”此时关中禾脑海中突然浮出往事的一幕:原来江新平日有一本兰皮的小册子,是他所从事专业的英语词典,上面还写满小如蝇头的英语。文革中,大老粗王队长,说他这是本“封资修的书”,要给他收去。江新一下火了,怒目而视地对王说:“这是一本英文的毛主席语录。”连汉字都不识几个的王队长,吓得连忙将书恭恭敬敬放下,一声不吭就走了。他为何如此珍视这本书呢?据他私下曾告诉好友关中禾,原来他在上面用英语记下了他在劳教队中一些重要的事。这时关中禾再次劝江新把字签了,医了病,保着命再说。此时江新咬紧钢牙,断断续续自言自语道:“别……别说了……兄弟,我……宁为玉碎……也,也不为瓦全……”说罢他一下从担架上翻下地来,双手撑地面,一头撞向一根石柱,顿时头破血流,气绝身亡。此时在江新难友们的眼中,医院墙上的那个大红十字,已变形成为一个处决死囚布告上的大红叉了!

 

全世界都知道,“红十字”代表的是圣洁与慈善,是人类博爱精神的体现,她不分族群,阶层,贫富,信仰,如春风化雨般地关爱与救助着不幸的患者。但在中国,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歪理邪说如瘟疫般大流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神圣的普世价值观,已被毛的政治理念篡改得面目全非。于是在“红十字” 的下面竟公然演出了一幕政治性的谋杀!

 

江新的死,不但让中国的红十字蒙羞;更让某些人口中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一文不值!

 

2019年2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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