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森:为曹旭云《爱尔镇书生》序        

 

为这样一部杰出而罕见的自传写序,我既惶恐又荣耀。

 

惶恐是因为作者文字功力远在我之上,尤其是古典诗词写作水平,更是我望尘莫及。其次,作者不仅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知行合一,勇于行动。这年头,说起来头头是道者,随处可遇;敢于行动者,千人里面难见。我自己也同样属于:“岁月静好,全靠胆小"。

 

而我感到荣耀,是因为这样一位勇于行动,甚至勇于牺牲者,居然是我同校同系师弟。

 

曹旭云1979年16岁那年入读江西九江师专中文系。我年长他十岁,比他高一届。旭云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所在的九江湖口县二中任教。以其才华和教书育人的认真执着,无疑是一名优秀青年教师。他本来可以像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就这么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下去,稳稳当当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然而,旭云是一个有真性情、认死理的人。正是这份真性情,这份认死理,他无法忍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荒谬的教案抄写,别人早已习以为常,他却非要提出教改意见。这下,不仅得罪了学校领导,也得罪了县教育局。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转眼成了“教育的敌人”,同事也不敢和他往来了。曹旭云的真性情、认死理,使他年纪轻轻就头撞南墙“自讨没趣"。在压抑和孤立之下,他干脆自我放逐、自我流放,申请到最边缘的小镇去任教。

 

他原以为在那里山高皇帝远,可以维护着自由与尊严。然而,山高皇帝远是古代社会。现代极权体制与古代专制体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依靠枪炮和洗脑,把权力延伸到了社会基层的每个角落,控制了每个人的生存资源,扼杀了一切自由与自主的希望,导致的结果是山高皇帝更近。边远小镇的压抑与恐惧比县城更加严重,对人性的摧残更加无情。幸亏经济改革带来了体制外生存的空隙,避世不得,作者借助海南改革开放,毅然丢弃公职,流亡他乡。

 

全囯各地想在体制之外谋取生存的人,一时蜂拥海南,求职之艰难可想而知。曹旭云最困苦的时候,几乎沦为乞丐。后来总算找的一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然而,才干了四个月,胡耀邦去世后北京传来学运的消息。他仿佛听到了使命的召唤,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北上了。

 

如果说,倡导教改是他无意间头撞南墙,而这次毅然丢弃饭碗主动北上,是他生命的重大转折,表明他已经成为自觉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敢行动者,不惜为自由牺牲个人重大利益。

 

正是这自觉自愿的追求,他到了北京就热情而积极的融入学运。他和学生们一起游行情愿,一起绝食。他发起成立外省援京团,并被推选为团长。六四屠杀来临之夜,他和学生们以赴死的决心坚守广场。前来劝学生撤退的任畹町先生,见劝说无效,只得与他悻悻握别,他将来京之后所写旳广场日记郑重托付给仼畹町先生。这一场景数度令我怆然泪下。

 

他的自传为二十九年前的北京学运留下了详尽而非常珍贵的记录。他不仅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演讲与辩论。读了这些,我才醒悟到,如今我们讨论的关于中国前途的各种设想与主张,早已在那场运动里集中爆发了。

 

其中核心问题,当然是改良还是革命。

 

时隔三十年,社会与政治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即便改良,即便是体制內的改革,当局都堵得死死的。当局一方面禁绝体制改革,一方面又不断的制造出更多问题,日渐把社会逼上了革命之路。近年来,关于革命的讨论不断增多,就是这一政治与社会现状的反应。

 

由于苏俄革命和毛式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革命成了暴力恐怖的代名词。在中国语义环境里,革命几乎完全成了贬义词。正是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与恐惧,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赞同革命,也只是赞同非暴力革命。这种主张实际上剥夺了民众武装抵抗暴政的天然权利,使得极权统治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随着改良主义破产,非暴力革命也已经被现实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当我们意识到唯有革命才能结束极权专制,对革命结果的担心也就自然浮上心头:革命的结果,会不会又是新的暴力集团上台,中国又一次陷进打江山坐江山的轮回?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现实最紧迫也是最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避免千年轮回的命运呢?问题的根本,取决于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目的,如果还是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其结果必然又是新暴政上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成为左倾的重要源头,关键点就是把追求社会平等放在了首位。

 

而英美革命的结果之所以是民主宪政,是由于革命者所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五月花公约被视为美国立囯的基础,被视为是契约精神的伟大体现。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订约者的精神追求。他们都是为了追求自由,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来到美洲。正是这股以生命博取自由的精神,才导致五月花公约的诞生,正是这股以生命捍卫自由捍卫尊严的勇气,才使他们敢于拿起枪来闹独立,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中国未来的革命能否导致民主宪政,取决于革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自由民主。取决于发动和参与革命的人们,是不是为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而勇于搏命。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里,为自由而奋战为自由死的人,极为稀罕极为稀少。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是集体主义。因此,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涌现成群的人为自由为人权为尊严而抗争,其精神价值与历史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我感谢旭云兄的记载,提升了我对六四的认识。感谢那些在枪声大作坦克轰鸣中把他抬教出来的护土和大学生们。

 

为自由为人权为尊严而抗争的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极少数。这么少的人能起什么作用吗?

 

多年来的洗脑宣传,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用历史事实来对比,就明白这句话是屁话。历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从来都是极少数人创造的。即以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的起义来说,当时秦朝人口3千万,陈胜吴广起义的人数是900,只占总人口比率的十万分之三。

 

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我深信,中国未来的历史将由少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所创造中国的面貌将由他们重新塑造。他们的奋斗将给中国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动中,成为追求自由民主的少数人,是天降大任,是命运的恩赐。

 

我为我的师弟曹旭云属于这少数人中的一个感到荣耀。

 

 

(完稿于2018年12月8日大雪纷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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