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菡:带血的记忆,血染的风采——六四30周年回忆

 

1989年伟大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和后来震惊世界的六四悲剧,已过去30年了。30年后,当我回首当年往事时,仍然觉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因为这是血与火的记忆,是任何时光之流都冲不垮的记忆之堤。

 

我们那时不但没有电脑,更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甚至我自己穷得连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这并没能使我放弃对时局的关注,特别从那年4、5月起,风起云涌的民主学潮,更引起我极大的注意。我除了每天去看单位上或邻家的电视新闻外,更主要的是靠自己省吃俭用积下的钱买的一台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凡是收听过外国华语广播的人都知道,那个敲锣打鼓,或像绞死猫儿怪叫似的的“干扰声”,至始至终都伴随着广播的话语声不绝于耳。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用接上外天线等方法还是能够“反干扰”而基本听清楚。美国之音、BBC、澳广、法广……每天都会把大量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各种信息,送给像我这样千千万万中国大陆的听众,甚至那时的央视也可以听到一些不与官方“保持一致”的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支特,以及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真话。这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直到今天的七十年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六四”(实际上是6月3日午夜)一开枪,央视、报刊、广播的“腔调”马上就变了。“反革命暴乱”、“动乱”之类的诛语,配合着杀人的枪声铺天盖地而来。但强权、暴力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屈服。据当年外媒导,中共的-位英语播音员李丹(音)利用她的“职务之便”,公开将杀人的真象“捅”向世界,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播音就被“掐断”了,李丹至今生死不明。但真理的声音会永远彪炳于史册的。也有的人虽不及李丹如此义薄云天,英勇壮烈,但仍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义愤。央视播音员薛飞,在播送所谓平息暴乱“公告”时,一袭黑色西服,一脸愁云,以读“悼词”的语调,照“本”宣“告”,结果被撤职查办,后来去了国外经商。甚至香港中共的“喉舌”《文汇报》、《大公报》也以“开天窗”和大书“痛心疾首”四字以示抗议。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许家屯先生更愤然挂冠而去。此亦足见当时中国人的良心、道德、正义感,还没像今天这样已经堕落到唯知官、势、钱的可悲程度。

 

大约几天以后吧,“央视”上突然“抓出”了一个“造谣犯”。此人名叫肖斌,看上去约三十多岁,大连市民,后又听说是在工厂做工,当然应是“工人阶级”了。

 

中国的川戏中有一手表演的“绝活”叫“变脸”。即演员在一掉头或用扇子、袖子把脸一遮挡,几秒钟之间其人的脸面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了。没想到这种表演手法,也被央视的播音员学到手了。一些几天前都还在说真话、人话的播音员,一下子就变得歇斯底里地对着电视观众大叫:“请看,现在抓到的这个坏人,就是在群众中造谣诬蔑解放军开枪杀人的犯罪份子肖斌!”于是肖斌被两个武警反剪着双手,按着头颈部被推到电视屏幕上来了。接着镜头一转,肖斌已在“公安”人员面前接受审讯,承认自己是在“造谣”,低头认“罪”了。

 

多么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啊!镇压你一介草民的肖兵,还不比掐死一只蚂蚁更简单?!因为就在肖斌“造谣”的前几天,当时担任中共国务院发言人的袁木先生,面向亿万电视观众,面不改色而且斩钉截铁地宣称:“没有一个学生、市民死亡,死伤的都是解放军战士”。有人说“无知者无畏”,其实无耻者才更加无畏,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木堪称“无畏勇士”。然而“勇士”却偏偏遇上了肖斌这个“不识时务”的“傻子”,竟敢不与国务院的袁大官人“高度保持一致”。不抓你,不判你,那还了得?最后肖斌以“反革命造谣煽动罪”被重判十年!杀一儆百,看谁还再敢来说三道四?

 

可是当年毛泽东暴政那一套,毕竟有些失灵、不大管用了。以人民大学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英雄群体,通过多年的努力,通过艰苦的追寻、探访,终于收集到了一百多位六四死难者及伤残者的名单,其中就包括丁教授的独生子、年仅16岁的中学生蒋捷连,六四之夜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当时蒋捷连既未施暴又未示威,仅是一名路上的行人,便遭此毒手。血写的事实,粉碎了袁木大官人无耻的谎言。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名单上那么多一个个死难者,伤残者的铁的事实。把袁木这样的小丑永运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天安门母亲英雄群体用血写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肖斌不是罪犯。而那些审判肖斌的人,才是在说谎造谣,才是一群罪犯!

 

再接下来就在全国范国内开始了大清查。不管你机关、学校、工矿、团体概莫能外。特别是在京、津、沪,从及像我们这样省会大城市出现了大规模学潮的地方,更是清查的重点。首先是学习报刊文件,传达邓小平的讲话……这一套“过场”以后,就开始人人“过关”。主要就是你首先“自报”六四前后这段时间,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然后大家“公议”互相证明,你是不是没有去参加所谓的“动乱”活动。特别是六四前后两、三天必须逐日说清楚,上午你在哪里,下午你在哪里,晚上你在哪里,有谁可以给你证明?有的人逼得没法,只好把晚上幽会女友的事都交代出来了,还拉上满脸通红的女友来“作证”才过了“关”。在这一派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中,什么个人隐私,什么人的尊严,什么公民的人权,统统见鬼去吧!

 

本人虽无幽会情人的隐私,却也有块“心病”。 那就是我曾先后三次给北大方励之教授写信表示支持。从老布什来访北京邀請方教授参加国宴,被人“堵截”到民主学运高潮,我先后寄去了三封信,其中肯定有“反动言论”,恐怕不亚于肖斌同志的“造谣”。六四后方教授成了当局通缉的头号人物,在那个“运动高潮”中,这种行为当然是百分之百典型的“反革命”行为。因此当时我已作好了被捕的准备,把在六四前后写下的诗词、书信等“罪证”通通付之一炬。不过鄙人当时已经是与这个独裁专制当局打了多年“交道”, 更经过了一系列“运动”洗礼的资深“老运动员”,用人家的话来说,已经是一个“狡猾的阶级敌人”。所以纵然我们的单位领导,虽一再“苦口婆心”动员大家:不管在六四前后做错了什么事,只要老老实实向党、向组织“交心”,就一定能得到党的谅解和宽大。但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看穿,所以绝不会给他们“坦白交代”什么。我在会上装得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我早已打好主意除非你把我的亲笔信拿到我面前来,否则我根本不会认账。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也没人问过我。我想,一是方教授知道形势险恶,阅信后即毁了。若如此,我真得向方教授在天之灵深深鞠躬致谢。二是他当时来往信件已被“监控”根本就未收到,我的信早被“公安机关”收入囊中(这种事在中国太寻常见了)。不过当时北京的“公安机关”忙得焦头烂额,无暇来过问我这点鸡毛蒜皮的事。三是那些“公安”大盖帽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也是为了吃饭、养家糊口,才不得不来干这个“脏活”。就是现在的“国保”中也时不时有人对被监控的民主知识人说,“我们也只是执行命令”,言下之意我们也是干了这一行,没办法被迫而为。特别在那场伟大的民主风暴中,许多人心中也是矛盾痛若的,所以有些小事能不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我就侥幸“漏网”了。这也映证了当今社会上的一句顺口溜“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果然如此。但帮闲文人也许要说“这不证明改革开放好,比毛泽东时代进步了吗”?是的,是的,不但比毛泽东年代进步,比雍正、乾隆时代更进步,那时“谋反”还要诛九族咧。但你千万别拿去和美、英等民主国家相比啊!

 

六年以后,也就是1995年我来到北京。一位老朋友引我去拜会了某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方不愿公开姓名,我只能以“女教授”称之),女教授的儿子小夏当时正要赴美留学。1989年的六月三日午夜,小夏出去走了一趟回来,妈妈见他白色的球鞋的鞋帮已被血染成了红色。女教授吓得直打哆嗦,叫儿子快脱下鞋去洗。小夏沉痛地说:“妈妈,我几天后就要去美国了,鞋子不要洗,我要把它好好地保留下来,让后人、让世界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去拜会这位女教授时,虽然时间已过去六年了,小夏还在美国。她把这双鞋子还保存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打开盒子,鞋上血迹仍然鲜红夺目。鞋上盖了一张白纸,上面用黑字写着:

 

爱国学生和市民血染的风采!

 

看着这血染的风采,我心中响起了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那愤怒而沉痛的呐喊:

 

   “时光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几个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但被鲁迅先生称作的“并非人间”里,在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刘和珍遗体前长跪不起,以示谢罪。而我们从气壮如牛的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到羞羞答答的“六.四风波”,谁说过半句道歉的话?------老子永远都是“伟光正”!

 

老山前线“血染的风采”那只不过是“同志加兄弟”打闹着玩,现在老山地界已永远归属“友邦”越南了。但我相信,爱国学生与北京市民血染的风采,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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