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三个活跃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王关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跃,人称“戚大帅”。王力,我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关锋是我领导和导师,关系密切,十多年前,即2005年,我写过《我所知道的关锋》长文,发表在《同舟共进》(两期连载)。其实我和戚本禹的关系也很密切,在文革中,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戚本禹,并且是他推荐我做了江青的秘书(还是第一任),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不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后,我和戚本禹都有交往。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6年,在上海病逝,终年86岁。



(戚本禹晚年照片)

 

(一)文革前的戚本禹

 

戚本禹从小学到高中时期一直在上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诞生后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整风运动,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当时反右运动虽已基本结束,他们仍借反右运动对这八个年轻干部进行批判,称他们“反党”。毛泽东得知此事,让秘书田家英进行调查。结果毛泽东用唐朝“八司马事件”的故事解救了戚本禹等八人。

 

戚本禹没有读过大学。他喜爱中国历史,读了不少历史书,1963年他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该文得到了毛主席肯定和赞赏。1964年陈伯达把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任历史组组长,而还没开始工作戚就参加了《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两个单位都归陈伯达领导)混合编成的“四清”工作队到通县参加“四清”,戚分在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任翟里五队的工作组组长,他们这个组经过一段工作搞出了一个所谓“漏划富农”,获翟里大队工作队的总领队邓力群的认可和支持。

 

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二)戚本禹在文革中

 

1966年5月,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文革发起初期,由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等遭罢免,原由田担任的政治秘书室主任由戚本禹取代,其职责主要为毛主席服务。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1966年,戚本禹在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刘少奇。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从此开始了对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戚本禹在文革中行动积极,到处煽动文化大革命之风,点燃造走资派反之火。他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谈话,助力文革——同时,他的讲话也是研究文革史的重要资料。

 

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及其大肆宣传,严重地造成了军队的混乱,毛泽东为了稳定军队,于1967年8月30日抛出王力、关锋做替罪羊,将他们隔离审查。——当王力、关锋刚被隔离审查时,戚本禹就对我说:“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三个多月后,1968年1月毛泽东又将戚本禹直接投入秦城监狱(后不久,王力、关锋也关入秦城监狱)。王力、关锋被关押14年,1982年释放。戚本禹被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刑满释放。

 

(三)戚本禹在刑满释放后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在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退休后,他开始潜心研究学问,并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论语今译》(合著),与关锋编辑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关任主编,戚任副主编)等。

(四)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2016年5月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在这方面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关于文革真相的、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情况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远了。我举几个例子。

 

1、戚本禹关于《五七指示》的回忆在网上发表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认为他这篇回忆对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对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价值。戚本禹说,“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五七指示’……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还说什么:“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01、403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戚本禹在文革后的50年,竟然还看不到一点“五七指示”以及依据它产生的“五七干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带来和造成的种种痛苦和灾难。

 

2、在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关锋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受到陈伯达、江青赞赏,江青还叫关锋就这个提法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这个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到十月二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就公开采用了这个提法。(459页、508页)固然,戚本禹在这里所叙述的也可以说是实际情况,但他掩盖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

 

3、1967年1月4日,江青、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以后,成立陶铸专案组,周总理叫戚本禹任该专案组组长,毛泽东也批了。(567页)戚本禹任组长的陶铸专案组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

 

4、关于田家英之死已经50多年了,其死的原因至今还有争论,有人说“他杀”(说是汪东兴的警卫员枪杀的),有人(包括田家英的女儿)说“自杀”,戚本禹肯定地说是“自杀”,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戚本禹说因为毛主席“不再相信他了”。毛主席为什么不再相信他了?因为他主张“包产到户”,并向毛主席说了假话。本来1962年刮“单干风”、毛主席正和这种主张斗争的时候,他叫田家英到湖南调查,田回京后本来应该先向主席报告,却先到刘少奇那里做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他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做了,受到主席的批评。当时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田家英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412页)就这件事江青曾指责田家英“一仆二主”。当文革还没在全国正式开始的时候,田家英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随从也受到审查,他觉得没希望了,于是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也有不少失实和错误的地方,这也是应该指出来的。我也举一些例子。

 

1、讲到“大跃进”时,戚本禹说: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383页)这就是说,“大跃进”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起来的。

 

2、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392页)

 

3、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这不符合事实。这句话陶铸说“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

 

4、关于江青保护知识分子。戚本禹说,江青很喜欢老舍的戏。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对上官云珠,现在很多人说是江青迫害致死,胡说八道。从未听说江青说要批判或斗争上官,更谈不上迫害了,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上官是旧演员中最优秀的。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斗争盖叫天啊?……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了阴阳头,让她去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500——504页)江青在文革中还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别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531页)

 

5、1967年2月16日,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在这次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但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576——577页)戚本禹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判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唯一见证人》)

 

5、关于批斗王光美,戚本禹说他坐镇钓鱼台和清华批斗王光美现场相联系(630页),纯属虚构;而直接按王力、关锋所传达的江青的意见布置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王广宇所写《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参见《问史求信集》),才是真实的。

 

6、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把他们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2号楼。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我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页)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8月30号晚上。

 

8、戚本禹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671)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而把我投人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接着又被流放到湖南国营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我以受江青诬陷迫害的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文革后,1982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关锋都住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一个院,我住1号楼,他住3号楼。当时组织嘱我少和关锋接触,我是严格遵守了的。1988年因遇林青山写了《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谓江青机要秘书该书虽然用的是“阎昌奎’’,实际这是我名字阎长贵的谐音字;此书编造多多,我和他打官司(胜诉)。1989年我和关锋开始接触,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说。

 

(本文写于2018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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