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活埋

——记老兵孙世君

 

 

 

八岁那年被绑票,仿佛是一出戏的序幕,由此,拉开了艰难与坎坷的一生。

                                                                                ——题记




孙世君(1925—2006),辽宁省东沟县长山乡卧龙村人。

 

肖像作者钟国谦,与作者同为孙世君家乡1968年知青。



 

人生无忧无虑的是童年,然而,这只是对于幸福的童年而言,有的童年却是苦不堪言的。

 

孙世君的家乡在辽东的东沟县,在鸭绿江口的下游和海岸线最北端。从前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海水,由于鸭绿江裹挟而来的泥沙冲积成了陆地。同时,一条受海潮冲刷形成的大潮沟横贯其中,绵延流长,名曰大东沟。后来,大东沟成为黄海沿岸的码头,简称东沟。

 

从东沟码头西行,南是万顷黄海,中部平川沃野,北边丘陵逶迤,称谓长山子。在长山脚下有个卧龙村,孙世君生于斯长于斯,八岁那年,他背起娘缝的书包上学了,卧龙小学是个青堂瓦舍的四合院,门口有两棵银杏树,一到秋天茂密的叶子灿若黄菊。上学才三个月,一天几个胡子(土匪,东北习称)闯进学校来到孙世君的班级,问谁的嘴巴底下有疤。有个胡子发现一个孩子钻在桌子底下,拖出来一看果然下颏有疤,这孩子是孙世君,有个叫福子(于惜福)的同学慌忙跑孙家去报信。

 

孙世君被吓昏了,苏醒过来后,眼前是一张胡子拉碴的脸:别人说你爹有钱,老子把你弄来了,就看你爹是舍财呀,还是舍命了。儿时娘在哄睡觉时,常常一边拍打,一边压低了声音说,君子呀,悄悄的,胡子来啦。——胡子真的来了,可是,那么多的小孩为什么要单挑“下巴颏有疤”的呢说是家里有钱,然而,爹不过是个勤劳节俭的人,天还没亮,爹就爬起炕,拐着粪筐出去拾粪,碰到一根树枝也要捡回家来。头上的帽子是娘缝制的,脚上的鞋是人家扔掉的破靰鞡,修补一下就穿上了。衣服是补丁摞补丁,从没见他穿过一件新的,人家说他是“老母猪去赶集,里外一张皮”。娘过日子也是出了名的吝啬,鸡蛋到她手里也能小一圈。家里养了几只鸡,下了蛋都放在瓢里攒着,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孩子只有在生日那天,才能享受一个煮熟的鸡蛋。吃饭时,一个饭粒掉在桌子上也要拾起来吃了。这样可怜巴巴的人,却为世上的胡子所不容,是何道理呢。

 



孙世君爬在炕上,望着窗外的槐树,从枯叶飘零到雪落枝头,一直到开出白花,已经在匪巢六个月了,还是回不了家。胡子头对孙世君说,你家里叫我们杀掉你,等着活埋吧……“听这话心里很凉,哭了半天。”(引自孙世君《简历》,下称“卷宗”)胡子说的“活埋”这个词,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

 

180余天后,胡子拿到了赎金,按照约定把孩子送到孙家的小河边。

 

孙世君独自趟过小河,走进一片槐树林,家就在林子后面,一道鹅卵石堆成的矮墙,正北是三间草房,东西亦然,由此,形成了一个豆腐块似的院落。上房住着老大孙永利(孙世君之父),东厢房住着老三孙永顺一家,西厢房住着老二、老四。孙世君一进院子,槐树上的喜鹊“家——家”的叫着,飞落在院子里,不时翘起长长的尾巴。

 

这时,三叔(孙永顺)从屋里出来,显出惊喜的样子说,回来啦!孙世君推门进屋,爹在摆弄破靰鞡,见儿子回来,劈头盖脸的骂起来,我起五更爬半夜的攒下点钱都叫你打水漂了,还拉了一屁股饥荒。没想到啊,“家贼”招来了“外鬼”,伤天害理的,古语说天道好还……

 

爹说的有些云遮雾障的,却使儿子联想起胡子的话:你家里叫我们杀掉你虽然回家了,这话却让孙世君心里害怕,噩梦连连,日渐消瘦。娘说孙世君的胆子小“随根”——像他爹兔子胆儿一次去亲戚家串门(孙世训),撞见胡子打劫,吓的两腿颤抖,顿时瘫在地上。胡子都跑了,他却爬不起来了。娘见儿子昏沉不醒的样子,请来了个算命先生,说是吓掉魂儿了,魂不附体,漂泊荒郊野外去了,所以要“叫魂”,灵魂回来自然就好了。于是夜深人静,娘用饭勺子敲门叫喊。次日仍不见有精神,晚上又拿着儿子的衣服跑到河边呼唤:君子——回家来啊!别害怕,跟娘回家去。后来,又去外乡请来一位“山羊胡”老人,他会画“拘魂马”,憋着气在一张黄表纸上用水笔画出一匹马,在马背上驮着一个瓶子,是收魂儿的,画上还写着咒语。人睡着后,悄悄地在炕沿底下烧了“拘魂马”。

 


孙世君家的老屋后门——卧龙村前卧龙90号,作者摄于2015年春。





 

一年后,孙世君有了精气神,又背起书包上学了。念完初小(四年)后,又去东沟念高小,离家约有20里,食宿在一个亲戚家(张玉福)。在临行前,姐姐说,出门在外一个人要长点心眼。接着,悄悄地告诉弟弟一个“秘密”:娘说,胡子绑你是三叔(孙永顺)做的探子,他舅哥(姓林)串通的胡子,弄到钱合伙分赃。孙世君顿时如坠深渊,感觉四周“冷冷清清的”。(“卷宗”)

 

孙世君去东沟犹如飞鸟投林,自由了。衣服脏了,也不回家换洗,该交食宿费了才回去。可是,到家了却在井边、草垛旁转悠着。娘见儿如此,还以为儿子在校惹祸了,不敢进家。儿子和家的疏远,使娘的心情不安,翅膀还没长齐就这样生分,等翅膀硬了,岂不远走高飞了。所以,要设法早一点把他拴住。于是,便瞒着儿子张罗起说亲,以为有了媳妇,就把儿子的腿拖住了。

 

1941年夏,孙世君毕业前夕,父母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选择了良辰吉日,便捎信叫他回家。这些,孙世君回家后方知是娶媳妇,气的和爹娘吵了一架。爹说财礼钱我都花了,你不想结婚没门儿。由于担心儿子偷着跑了,把他关在屋里。两天后,孙家的窗户贴上了“红双喜”。在一片鼓乐声中,两个轿夫抬着一顶花轿来到了孙家。新娘在等着新郎搀扶步入洞房呢,可是轿子一落地,新郎跑了,“当天离家去安东躲了一个月”。

 

 

孙世君结婚这年,日本人在东北搞“国实大调查”,也就是普查户口——征兵。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活着就逃脱不了“耕战”——种地和当兵。孙世君的娘害怕儿子被抓壮丁,就给他多报了三岁。可是弄巧成拙,恰恰步入了应征的圈子——年满19周岁的男性青年。为这孙世君和娘吵了起来,娘说你嫌弃这个家,有能耐你出去。孙世君说,我这就走。转身去开门,娘去拽他,他顺手一推,娘撞在了米柜上,眼眶鼓起了一个包。孙世君一看闯祸了,害怕挨揍撒腿跑了。在十余里外的桃园小学做起了堂役(杂工),五个月后,调兵(征兵)入伍的日期临近,被家里找了回去。

 

1942年初,孙世君入伍来到了牡丹江,分配在第二自动车队,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其时,兵役制一般为三年,汽车兵是两年。汽车,对于一个乡下青年是颇有吸引力的,这是一门技术,学成了日后不愁没有“饭碗”。所以,孙世君十分用功。但也少不了日本教官的谩骂和毒打,张口就是“中国人猪的一样”,揪起你的脖领子,一顿左右开弓,打的眼冒金星,这是“单个教练”。还有“协和嘴巴子”,让士兵对面站成两排,教官一声令下,相互抡起胳膊,噼里啪啦的扇嘴巴子。国人有句话,“打人不打脸”,好像脸面是人的尊严。而日本人恰恰相反,仿佛不打脸就不解恨似的。面对这种冷酷、野蛮的压迫,一天孙世君逃出了兵营,但不幸被抓回去了,在阴暗潮湿,老鼠乱窜的禁闭室中熬过了60天。





1943年腊月三十(1944年1月),孙世君退役回乡了。

 

漫天的飞雪,令归来的游子感到分外的愉悦。看着门上的大红春联,听着忽达忽达的风匣声,满屋子的热气腾腾,笼屉里在蒸着年糕,失去的年味又回来了。

 

乡下有话,大年午夜死个驴,不好也好。这是中国人不成文的规矩,过年图个祥和,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也不许打孩子。离家两年的儿子回来了,爹却没给好脸,说了一句难听的话: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当爹的忧虑重重,儿子虽然回来了,若是没有职业呆在家里,就要被抓劳工,也就是说服了兵役还有劳役。所以,面临着谋职一事。孙世君有两个表兄都是警察,也算是有能耐的人,所以,爹叫儿子去登门拜年,借机找个差事。可是,孙世君说“死也不求他们”。气的老子来火了,叫老婆把门闩上,边打边骂你这个“小反上”的……

 

孙世君“不求”表兄是有缘由的。一次胡子把孙世君的二表弟绑走了,大表哥指着孙世君说,怎么不叫胡子把他绑走。这话刺伤了孙世君的心。

 

孙世君去找“饭碗”,东跑西颠的二十余天,结果是水中捞月。看着爹拉长的脸,心里几乎愁肠百结。后来,托人介绍在东尖山乡村公所打杂跑腿,分文不赚,只是混口饭吃。几个月后(1945年夏),爹来找儿子说,屯长叫你回去,家里摊上劳工了。

 

孙世君回卧龙找到屯长(孙永祥)说,我在村公所当差了,怎么还抓劳工。屯长说,你在那只是顶个空名,不算数。我叫你爹交几百块钱人就不去了,可老家伙能豁上儿子命,也舍不得钱。他说什么,反正小兔崽子在家也不挣个钱,叫他去,死了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

 

访谈孙世君的堂弟孙世运(右)及其老邻居,作者摄于2015年3月。

 



在伪警的押送下,东沟的劳工来到了安东火车站,准备踏上北行的火车。

虽然,东沟与安东相距不足百里,但对乡下人来说,进城毕竟是稀奇事。搭乘的火车是夜间的,临行前可以在火车站看光景。

 

安东站是日本人盖的一栋二层的木头房子,既不宏伟,也不豪华,老百姓叫做票房子。西边一栋楼是日本人的大和宾馆,主楼三层,两翼为二层。迎着火车站是一条笔直的南北大道,名曰大和桥通。这是安东的一条“黄金”大街,从这可以浏览城市的繁华。东边可望见鸭绿江,已经封冻了,冰上跑着爬犁。孙世君望着冰雪覆盖的江,愁眉不展。听说要被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在那修筑工事,叫做要塞工程。住的是草塘上塔起的席棚,盖的是麻袋片,吃的是橡子面,一天十几个钟头的劳作,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天寒地冻的,一旦病倒了不是拖到山里活埋,就是喂狼狗。如果你活下来了,工事完结就是你的祭日——集体枪杀,或是集体活埋,为的是保守军事秘密。所以,劳工称为“死亡工程”。

 

黑夜,哨声响了,劳工像一群羊似的被赶进火车的闷罐子里,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人,仔细查看是孙世君失踪了。

 

此时,有一挂马车正朝着东沟的方向奔跑,坐在车上的是孙世君。



 

孙世君回家后,起初东躲西藏的,害怕被抓走。两个月后,听说日本投降了。消息来自一个40几岁的男人,骑着脚踏车,手里挥动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旗,走村串巷,嘴里喊着,乡亲们,小鬼子投降啦!

 

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农民一个个面面相觑,觉得好生奇怪,有人说,他是西尖山教书的徐先生,大名徐行舟。年轻时就读于北大,一个颇受尊重的教书人。

 

几天后,孙世君儿时的同学福子,在牡丹江当兵才四个月的,忽然“复员”了,因为满洲国倒了。

 

那天,福子还在睡梦之中,突然被隆隆的炮声惊醒——苏联红军与日本人开战了。接着,皇帝溥仪跟着日本人仓皇出逃。于是,于惜福所在的部队解散了,他在回乡的途中,一路上少不了“镰刀斧锤旗”和“乌拉”的欢呼声。

 

日本投降了,不抓劳工了,孙世君要谋职了。他和福子一起商议,最终决定一起跑小买卖。于是,上船抓(买)鱼虾,下乡收稻米、鸡蛋,然后,贩卖于凤城、安东、沈阳等地。由于小本经营,东奔西走的,到头来不过是“癞蛤蟆打苍蝇”勉强糊口而已。于是,福子带孙世君去请教一位教书的先生,由于年龄比他俩大,所以就叫侯哥(侯怯生),在侯哥的主张下,三人在安东做起了“洋蜡”生意,商号叫“三谊煌”。快到一个月的时候,“三谊煌”赔本了,撑不下去了。这时,福子又提起一个可以“指点迷津”的教书人,就是骑车报信“小鬼子投降”的那位徐先生。



 

 

徐家小院门前有两棵柳树,细长的柳枝泛出了一层新绿。

 

白天福子、侯哥和孙世君来拜访徐先生扑了个空,晚上又一起来到徐家。东屋是先生的卧室,也是书房,靠墙根的木头架子上摞满了书。在墙壁上凿的一个窝窝,放着泥碗作的煤油灯,咝咝的跳跃着火苗,泥墙上晃动着先生的身影。

 

徐先生说古人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本败降了,中央军就要来了,爱国青年要行动起来,迎接中央军。听说过打鬼子的曹济民吧(注1),从北平回来了,正在建立地下先遣军,等中央军来了接收,量才使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徐先生见几位惊喜的神情,接着说,想一想仗打了多少年了,中国已经成了饥馑与死亡的世界,哀鸿遍野,百废待兴啊!所以蒋先生提出“和平建国”,不然,老百姓如何生存。大家问,中央军什么时候到啊?徐先生说,从西南回来的路上,快了。最后徐先生说,这两天特派员要来和大家见面。

 

东北经过日本人十四年的愚民教育,已成了闭塞之地,“北大学生”的一番启蒙,仿佛在黑屋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两天后,福子去西尖山见到了特派员,一位矮小的老头姓范,化妆成乞丐的样子,他说中央军马上就要到了,并给了福子一张委任状。福子兴冲冲地回到侯家,孙世君也来了。福子从怀里抖落出一块白布来,那上面写着姓名,下面有红印:国民党地下先遣军第六军。福子告诉大家这是特派员发的“委任状”,军衔是空的可以自己填写,当官是如此容易,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于是,在这个乡村夜晚的茅屋里,一下子诞生了三个军官——

 

于惜福 营长

侯性生 军需连长

孙世君 汽车连长

 

孙世君有些着急,他说顶名汽车连长,可是汽车在哪呀?福子说,等国军来了有你开不完的车。接着又说,特派员提出要搞武装,搞成一个连就当连长,要发展一个团了,那就当团长。这话等于泼来了一瓢冷水,要搞武装就要有枪,可是上哪去弄枪呢原来委任状就是一纸空文。

 

注1曹济民,原名曹昌新(1898—1948),绰号“草上飞”,东沟县马家店乡太平村人,系东北讲武堂第七届毕业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曹携子曹仁勋等人由北平回乡发展武装,以待国军收复安东。初期建立的组织叫“政治工作队”,1946年3月,改为东北保安第一支队;1947年初2月,改编为东北保安第十一支队;6月,编入新五军暂编五十四师。曹济民任少将副师长兼辽阳城防司令。1948年2月,曹在辽阳被俘押回安东处决,终年50岁





孙世君经营蜡烛时,跟爹借的钱,生意赔了,爹问那钱是不是打水漂了。孙世君忧心如焚,便去安东找工作,转悠了三个月也没着落,腰里的钱花光了,只好回家了。走到七道沟桥洞子,过来一挂拉菜的马车,车上有个人喊他,原来是同乡李凤梧,论起亲戚来孙世君该叫姑父,是进城来送菜的。孙世君跟着上了车,打算卸了菜一起回去。马车赶到财神庙街一家菜店门口,从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姑父说是店主的弟弟“小赵”。卸完了菜,姑父不走了,孙世君也只好住下。次日早晨,李凤梧把孙世君叫到店主老赵(赵剑池,国民党县党部警卫组长—“卷宗”)面前,老赵问了一下孙的名字,然后说,给你起了个化名,叫孙济美吧。这时,又来了一位刘先生(刘恕,国民党县党部助训组长)。老赵对刘先生说,我们在家呆着不行,没有供用我们的,今天下去联系有钱人家。说话间,小赵提来一个蒲草编的兜子,从里面拿出一支手枪交给孙世君。没过两分钟,小赵又把枪收回了。然后,几人坐上马车,离开了安东,来到东沟的黄土坎乡。当晚,在一家旅店分别住下。次日早,小赵递给孙世君一个委任状,上面写着:国民党县党部先遣队地下工作人员。孙世君恍然大悟,原来他参加了“地下工作”。可他心里想的是汽车,便问小赵有汽车吗,小赵说没有。孙世君凉心了,在回安东的路上,走到东沟便回家了。

 

后来,李凤超把孙世君手中的“委任状”要回去了,说是假的。 





孙世君回家后却坐卧不安——他去安东找工作时,区公所(中共设立的区政府)召开了“坦白交代”动员大会,杨区长(杨荫明)在会上讲凡是参加“国民党反动组织”的人都要向政府坦白交代。坦白的就宽大处理,否则,绝不轻饶。老百姓不懂何谓“国民党反动组织”,杨区长解释说,凡是和“国民党”沾边的都是“反动组织”,因为,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下的“蛋”都是“坏蛋”。会后,福子跑到安东去坦白了,因为,他的内弟(李少怀)在公安处工作,带他去见了处长(孙乙泰),将“地下先遣军”的委任状交上去了。

 

福子坦白交代了,孙世君也就暴露了,因为都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孙世君决定去找杨区长坦白,跑了三天区公所,也没见到杨区长,却碰上了李凤梧——在区公所的生产股当股长。他见孙世君心神不定的样子,似乎猜到了八九分,便把他拽到家里。然后问到区里干什么,孙说找杨区长坦白。李说,坦白,不怕秋后算账吗?你先在姑父家“猫”(躲藏)几天,听听风声再说吧。于是,孙世君在姑父家住下了,白天在山上蹲着,天黑回到屋里。几天后,李凤梧把孙世君也安排在生产股,专为下属大众商店采购物资,也就是采购员。李凤梧把侄子放在眼皮子底下,可能是觉得有点安全感。但侄子未能坦白,怀里就像揣个兔子似的突突直跳。于是,趁外出之机,便跑到北井子区坦白了。区长听完后布置了任务——了解于惜福(福子)、侯性生(侯哥)、李凤梧等人的“活动”情况,然后报告政府。孙世君以为坦白了也就轻松了,未曾想心上又压了一块石头。

 

10月19日(1946),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师约10万余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军辽东。于是,“解放区”的军政机关一边疏散重要物资,一边破坏重点目标,然后,匆忙撤退到荒山野岭了。

 

26日,国民党第52军收复了安东。三天后开进了东沟,街上飘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这天孙世君正在打篮球,李凤梧慌忙拉他一旁悄声地说,你快走,快走,北井子那边给杨区长写条子要抓你。孙世君心里一惊,有些半信半疑,相信的是“布置”的事没有做;怀疑的是区长写条抓人,李凤梧怎么知道的呢?但也不得不防,因为政府已经抓了一些参加“反动组织”的人。



十一



晚上,一盏油灯飘忽着暗淡的光环,坐在阴影里的孙世君一脸的茫然。

 

李凤梧来到孙家,告诉孙世君说,曹济民的队伍去了安东,中央军收编了(52军)。眼下东沟有52军的办事处,负责发展武装扩大队伍。这回你有用武之地了,不愁没有车开了。接着又说,杨区长、王指导员(保安中队)还在打听你的下落呢。孙世君顿时惊慌起来,说我出去躲躲。爹在一旁说,我看兵荒马乱的,你就在家种地吧,谁当皇上也少不了种地的。妻子泪眼汪汪地看着他,孙世君说去安东看看再说吧。说完推门而出,媳妇跟出来递给丈夫手里一包东西,有些烫手——是在灶坑里烤熟的地瓜。

孙世君没敢走大路,而是下了甸子了(稻田地)。收割后的甸子空旷、寂寥,令人一种惊悚的感觉。孙世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天放亮时,发现北边出现了两个人影,孙世君在坝沟蹲下,那两人渐行渐近,孙世君发现了王指导员,便撒腿就跑,早上八九点钟到了东沟,肚子里叽里咕噜的,想去吃点东西。走到永丰厚商店时,发现门口有个人盯着他,孙世君有些发愣,那人说怎么不认识啦,我是东沟办事处的副官王润田。几日前孙世君和他有过一面之交,那时他和李凤梧在一起。生活中的偶遇仿佛是剧作家的编排,给人物的命运带来了波折。孙世君原想在东沟街里吃点饭,便上姐姐家躲几天,然后再去安东。但碰上了王润田拉着不放,进了饭馆坐下后,告诉孙世君中央军来了,你又有开车的技术,参加队伍吧。这时,一个老头匆匆而来,说52军到了,快走集合了。这老头是王润田之父王国基,时在办事处当军法处长。

 

十二

 

在东沟后街集合起一支队伍,老头说的“52军”指的是连长谷均义,他站在队前说,下面由王副官把今天的行动布置一下。孙世君方知王润田说,“八路”仓皇逃窜,有些东西没能带走,我们马上去长山子大众商店和烧锅(酒厂)拉东西,由孙世君带路。孙世君顿时仿佛被抽了一鞭子,烧锅有爹的股份,他领着去拉东西,这不是要把爹气死吗……

 

队伍到长山子后,装满了一马车的碱料和酒,在返回东沟的途中与长山区(保安)中队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当时孙世君没有枪,便趴在沟里(干渠),忽听连长喊“打挂彩”了(负伤流血),孙世君就跑了过去,连长指着地上的一摊血迹,是区中队的人受伤了。孙世君跟着连长顺着血迹走,逐渐听到呻吟声,终于发现沟里孤零零的躺着一个人,他的一条腿(左)挂彩了。

 

“我(孙)到他跟前用裤带捆上不让往外流血。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杨。他要水喝,我不让喝(失血不宜),说等我去喊老百姓把你送家去。然后,我去喊来两个老百姓拿门板把这个伤号送回家了。”(“卷宗”)

 

战斗结束了,区中队的人都成了俘虏(后编入52军)。有个俘虏凝视着孙世君,一种乞怜的神情,他是长山区公所的宋副区长。孙世君动了怜悯之心,他向连长提出要做宋副区长的保人,连长点头了。但王副官在一旁说,小心你的脑袋。到了东沟后,孙世君把宋带到了舅哥(内兄)家,一个买卖人张洪义。次日一早,孙世君上街买火勺碰见连部通讯员说连长叫把人(宋)带回去。看来事情有了麻烦,孙世君便跟通讯员去了连部。孙世君对连长说,怎么又变卦了,当兵的人吐口唾沫是个钉,信不着我,那我去找个“铺保”(以店铺名义的担保)。连长点头了,孙世君便找来舅哥打了保条。终于,宋副区长化险为夷,洗把脸回家了。

 

十三

 

从长山回来之后,谷均义连长公布了麾下三个排的“任命名单”:

 

一排长孙世君,军衔中尉;

二排长王德隆,军衔少尉;

三排长丛广禄,军衔少尉。

 

谷连长说,今后,我们五连三个排正式编入了东北保安第一支队(注2),是52军下属的独立师,在安东有52军的粮库,不用愁粮饷了。目前我们的任务简单的说吧,就是要枪要人扩大队伍。

 

孙世君穿上了灰色的军装,帽徽是青天白日。由此,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军旅生涯。于是,跟着谷连长开始了“寻枪”行动。

 

一天清早,孙世君和班长张连芳去澡堂子洗浴,回来的路上,张连芳忽然发出“哎呀”一声惊叹,指着一个人的背影悄悄地说,这人我认识,当过八路,他有支手枪。说完要动手去抓,孙举手示意不要轻举妄动,二人一直盯着这人到家,孙、张敲门而入,直接说明了来意,这人承认有枪,但已经交给了52军。因为,他参加了52军谍报队。后来,又发生几起“枪”的事情——

 

在西柞木山,一个姓李的农民告诉张班长(张连芳)说,他家的前院老孙家有枪。于是,孙世君便带领全排来到前院,这家的男人不在,女人说不知去了哪里,也没看见家里有什么枪。于是,不了了之。

 

在东尖山,一个姓于的农民告诉李玉锦(副班长,长山乡西柞木山人)说,对过的老姜家女人有枪。于是,孙世君又带领全排去抓那女人,问她有没有枪,女人说有枪,埋起来了。在她的指认下,挖出了一支三八式马枪。然后,孙世君就把这女人放了。可是,连长又把她抓了回来,带到了东沟办事处。

 

在卧龙屯,连长带领几个兵抓来一个叫刘皮匠的,全连跟着他来到水田地一个坝埂,在他的指认下,挖出了两支水连珠式步枪。当时,就把刘皮匠放了。

 

在丁家沟,又抓到一个藏枪的人,姓孙,他把队伍带到埋枪的地方,原来还是刘皮匠那个“坝埂”。连长有些恼羞成怒,便把这姓孙的带回了东沟。后来,才知道他是孙世君堂兄孙世泰的舅舅。

 

注2: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一支队后改编为十一支队,当地习惯统呼“十一支队”,不涉及该队的演变时间。



十四

 

保安支队像一只饥饿的“下山虎”,闹的鸡犬不宁(“卷宗”)。

 

“在田家沟起出八路军大衣(半成品)”。

 

“在卧龙房老王家起出两柳条包衣服,另外还有三床被子”。

 

在小黑山村的山上搜出了农会掩藏的七斗苞米,用一挂牛车拉着往山下赶。还抓了一个男人,在车上坐着居然没绑,身旁放着一根拄棍,看来是有伤。孙世君排在道旁接应,车上人朝孙世君欠了欠身。孙世君有些惊讶,原来是到处抓他的杨区长,没想到被抓来了。队伍回东沟后,杨区长被关进了看押室。

 

在一次战斗中杨区长中负伤了,当时村民组长(于洪海)将其安排在一个姓陈的人家(陈吉胜)养伤。两个多月后,伤情有了好转,拄着棍子可以动弹了。保安支队到处抓人找枪,引起了陈家人的惊慌,白天起早把杨区长抬山上躲藏,晚上点灯以后再抬回家。日子一久,组长也害怕了,担心走漏风声,一旦杨区长被抓去受害的就不是他一人了。若是杨区长出来投降,既保全了性命,也不会连累别人,可谓两全之策。所以组长便劝降杨区长,说老杨咱对着灯说话,人不能丧良心,都有儿有女的,我保证不能给你填进火坑里就是了。杨区长也没说什么,只是点头。组长走了后,杨区长暗自啜泣。次日一早,太阳刚刚冒红,组长赶着牛车来到陈家,叫陈家男人(陈吉胜)把杨区长背到车上,杨区长冲着陈老太摆了摆手说,大娘费心了,再见吧。 

……

 

杨区长的伤未痊愈,走路一瘸一拐的。孙世君来到连部请示连长把杨区长挪他那屋去,连长同意了,孙世君便叫人(王天富)把杨区长背了过去。杨区长有些激动,不禁叹了口气。孙世君说,杨区长你是被人出卖了。杨说像我这样人谁家不害怕呢,在老乡家住了那么多日子,端屎端尿的。这样也好,别害了那些无辜的好人。夜里杨区长长吁短叹,自言自语:日本人走了,中国人怎么自相残杀起来……

 

三、四天后,孙世君家里托人捎信叫他回去一趟。于是,孙世君回家住了三天,归队后不见了杨区长,听说(权吉堂)叫王副官枪毙了。(押到泰安村东公路北沟沿由谷均义枪杀——“党史办”)







十五

 

10月29日,谷连长接到上级命令,“到浪头52军点编”(点验人数,列入编制)。下午,集合哨音响后,一支约有50人的队伍由东沟“仁和德”(商家)前门出发了。行至石佛山大桥时,后面赶上来两台马车,一台车上坐着谷连长、王副官和王国基等;另一台车上坐着被抓来的几个人。当太阳要靠山傍黑时,队伍来到了金板村大板桥,通讯员(王天富)传达连长命令就地宿营。于是,各排便去村里借宿。孙世君走在田地里时,一只脚被苞米茬子(收割后残留地里的根茎)扎出血了,他脱下鞋包扎,通讯员来了,说连长叫你马上到连部。孙世君叫李玉锦随他同去,当时连部有三个人:谷连长,王副官和王国基。孙世君一进门,连长便冷冷地说,我命令你把今天抓来的人干掉。孙世君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原本在一个地里摆弄土坷垃(土块)的人,怎么忍心下手呢,他问连长怎么干掉,连长说“活埋”。孙世君吓的呆若木鸡,一时无语。这是他人生第二次听到“活埋”,头回是八岁那年。屋里三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连长说,这没什么含糊的。潜台词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是战时,不服从的下场不言而喻。孙世君说,干这事,非我排莫属吗?连长说好好好,你派一个班,二排再派一个班。孙世君便叫李玉锦去把二班找来。一时间,屋内的空气异常沉闷。二班长(张连芳)到后,孙世君说,连长命令把今天带的人埋了。张班长也愣了,问往哪埋?孙说我也不知道。连长说,已经安排人挖坑去了,等候命令。于是,张、李二人去执行任务了,王国基父子也退出了连部,屋子里只剩下连长和孙世君。孙问连长,你不是说过要枪要人扩大队伍吗,为什么要埋人呢,这和土匪有何两样?谷连长哼了一声说,你说谁不是土匪?八路逃跑时一下子就杀了十几个人,(东沟、孤山两地分别就地处决8人——“党史办”)那只是个开头,多亏国军来了。孙世君说,不管怎么的我不去,我害怕。连长说你这个孬种,如果搞“地下”你还不用活了。说完推门而出,孙跟在后边说慢点,脚让茬子扎了,连长骂你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夜色茫茫,地里传来了铁锹的摩擦声,是李玉锦和张班长在准备埋人的工具。孙世君灵机一动,说我要回排里去了,你们有事找连长,他就在前边。



十六

 

连部的宿地设在一个四合院里,在西厢房北头的一间屋里关押着被抓来的农民,据说是农会的“骨干”,从抓来的“40余名积极分子中提出来的”九个人。

 

一盏煤油灯挂在土墙上,灯影憧憧,黯淡微弱,整个屋子笼罩着一种神秘、阴森的气氛。炕上坐着九个被捆绑的人,那绳子先是套住脖子,再绕到背后反剪两臂,不把绳子磨断是挣脱不开的,人称五花大绑。人被绑的死死的,地下有几个持枪而立的看守。这一切是那么平和而安静,似乎并非眼前有一场可怕的“活埋”。

 

炕沿上坐着几人在搓青麻绳子,这是在为埋人做准备的。因为,现在用的是“好绳”,要用现搓的绳子换下来,人的生命竟然不如一根结实一点的麻绳。这使人想起一句话“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中国人的命》陶行知)

 

晚九时许,通讯员来到一个看守面前耳语了几句,意思是坑已经挖好,马上行动。昏黄摇曳的灯光下,九个人的眼睛被蒙上了布,从炕上下来,在持枪人的看押下,一个个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排成一行,然后押往刑场。

 

夜,漆黑一团,没有一丝星光,此起彼伏的狗吠,令人惊悚不安。队伍来到大板桥的北沟沿,有两个持枪的人(蔡新春、姜作芳)守卫着三个黑咕隆咚的大坑,是抓来的几个农民才挖完的。在谷连长的指挥下,行动开始了,绑来的九个人分别按照三人一坑,拉到坑前,按倒在地上,解下绑在身上的“好绳”,又用刚搓的青麻绳捆住手脚,接着,如狼似虎的扑上去将人掀进坑里,挥锹扬土。突然,海边刮起了狂风,像海啸似的席卷而来,天旋地转,风沙弥漫,人摇摇晃晃的,睁不开眼睛,“最后一个还没掀坑里去”,连长急了,喊道:“快点——!”

 

“这时,我(姜学荣班长,长山大顶子村人)和姜庆林、冯悦发、郭永发、黄运令赶紧把这‘犯人’绑好后推坑里去了,我们就开始埋土,埋好后我听见谷均义告诉在坑上踩土。踩一会后,我又听见谷均义告诉集合队伍回去。同时,又叫几个人在后边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卷宗”)

 

队伍走到大板桥停了下来,谷连长开始训话,他说明天到浪头点编,今晚的行动要保密,谁要是乱讲,这几个活埋的就是下场。

 

潮湿的海风在咆哮,吹得人浑身凉透了,不停地打寒颤。乡下人说,冤死人的鬼魂要在夜里出没抓“替身”。许是这个原因,谷均义带队伍离开了大板桥,又到了另一个地方宿营(大集子)。

 

这件事官史称之“大板桥惨案”。卷宗记录了九位遇害者的名单(《东沟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崔永发、于承田、王义春、孙永田、于洪喜、隋德林、姜兆有、汤连信、余会长。



十七

 

黑夜可以遮掩罪恶,但白日终会到来。

 

在大板桥活埋了九个农会干部,犹如平地起雷,震荡了东沟,从海边到丘陵,遇难者的亲人哭天恸地,人们对这场罪恶无不悲愤。

 

谷连长带队到达浪头后,便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要听取“埋人”的情况。丛广禄(三排长)悄声问孙世君,那晚好像没见你。孙说,我脚让苞米茬子扎了没去。丛又说上边(司令部)要下来查办,你还蒙在鼓里,连部开会了,谷连长说上边要问“埋人”的事,就说是孙世君领人干的……孙世君一下子蹦起来,吼道: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找他(谷)去,凭什么陷害我。丛拽住了他说,你要出卖我啊!孙说弟兄放心,害人的事我不干。孙世君怒气冲冲地来到连部,王润田见势不妙,转身溜了出去。

 

“谷均义吓的躲到柜后去了,我(孙)把他从柜后拽出来说,找营长评理去,谁埋的就是谁埋的,为什么连长指挥的,非说是我埋的。当时谷均义说,谁说是你埋的。我说,你们开会研究的……”(“卷宗”)

 

“埋人”引起了风波,点编成了纸上谈兵——“52军赵洪武军长说,官多兵少,回去重造花名册。” 

 

转眼到了年根岁尾,谷连长告假还乡去了,排长丛广禄也回家了,还有些弟兄也离队了。孙世君带领80余名弟兄维持着残局。这时,发生了一件令孙世君恼火的事,“后编在我(孙)排的班长姜学荣、副班长孙永顺(三叔)两个人在外搞妇女,冒充我的名字,叫我开除了。”(“卷宗”,下同)自从“埋人”以来,孙世君陷于了郁闷,眼瞅着过年了,弟兄们也是归心似箭,于是,孙世君解散了队伍,把枪捆好送到老百姓家藏起来,回家过年去了。

 

年是最好过的,无论穷人与富人,就像燃放的一串鞭炮,噼噼啪啪的,眨眼间消失了,孩子们还没玩够呢。

 

没出正月,谷连长奉命回到了驻地,派人找来孙世君归队。谷说,司令部叫我们去凤城驻防。孙世君沉默不语,谷又说,自古华山一条路,你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也想回家种地,可是共军来了能放过你吗?能不要秋后算账吗……

 

1947年2月,谷均义带着拼凑起来的队伍(40余人)来到凤城,正式改编为东北保安第十一支队二营五连(营长赵均生),孙世君在运输连当排长,李玉锦仍然给他当班长。之后,又随队开赴辽阳补充兵员编入52军25师(孙的记忆)。此时,曹济民为少将副师长、辽阳城防司令。



十八

 

1947年,辽阳的冬天严寒异常,冰封的太子河盖着厚厚的积雪。守城的国军从城墙的枪眼中可以望到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翻穿白里子棉袄,棉皮帽子遮上白毛巾,在雪地里作攻城的演习。城内的部队好久没发饷了,高粱米饭也吃不饱,奇寒透骨,军心涣散。孙世君的排被调到西门守护城墙,眼见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孙世君趁夜晚解散了队伍,他和李玉锦跳下城墙逃往沈阳。战场上的士兵不愿意充当炮灰而“作鸟兽散”,那么剩下的将军只有当俘虏了。

 

新华社东北1948年2月20日电:日前记者在前线某地访问刚从辽阳战役中被俘的蒋匪暂54师副师长曹济民。……谈到蒋匪内部的生活状况,他说,当兵的已经两个月没发饷了,高粱米也吃不饱,我们师的士兵多半是安东人,一看形势不好,谁还肯白白送死呢?我们现在怕贵军(指解放军)就向满清末年的清兵怕革命党一样,大家一提起打仗就头痛。记者问他对东北目前形势的看法,他说,我们那里就像害三期肺病一样,全靠打空气针吹牛皮来维持寿命,这是谁也知道维持不久的。

 

曹济民接受“访问”后便被送往安东,羁押于一栋黄色的三层楼里——安东省公安处。从此,白天在两个人的看押下接受提审,晚上回到侦缉队的一间大房子里,吃饭有人送来,上厕所要报告,不能自由走动。来时双手戴着铐子,随后又被戴上了脚镣。曹济民神情郁闷,不时朝窗外东张西望的。一次看押的只有一个人,十八岁的由先武的,没能吃上午饭,曹济民指着桌上的一个窝头说,你把这个窝头吃了吧。由先武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吃你的东西。曹济民说年轻轻的空着肚子哪行,听你的口音咱们是老乡,俗话说人不亲土还亲呢,我叫曹济民,不叫“草上飞”,我不是土匪,我是打过日本的。(注3)你们给我戴手铐,又砸上了脚镣子,看来,我是出不去了。说到这,掰开窝头掉出一个环形的东西,原来是一枚金戒指,由先武担心“吞金自杀”便要上前去拿,曹济民顺势递了过来,说把它送给老乡吧。然后哀求说,你能不能把这脚镣子松一松,砸的太紧了,你看我的脚脖子都肿了……

 

十几天后,曹济民被五花大绑押到台上,会场的横额是“安东市各界人民公审控诉‘草上飞’大会”。经过控诉之后,在一片怒吼声中,曹济民被押送到铁道西边安东赛马场枪决了。(此节参阅有关记载)

 

(注3)单鸿宽先生《地下组织 齐心抗战》(台湾《荣光双周刊》2257 期2015年)一文的记载,“民国三十三年间,曹济民率领两百多人,在凤城山区打游击,那年四月,率众突击日军守备队。后来在附近的于家堡村郊遭遇日军,曹济民手下逃入堡中躲避,追击的日军侵入于家堡,宣称村民是抗日分子,即以机枪扫射,再用汽油焚烧,有百余村民遇害。”

“抗战胜利后,曹济民获政府任命为国军暂编五十四师副师长兼团长;三十七年防守辽阳时战败,被共军俘获遇害,得年五十岁。”



十九



孙世君和李玉锦从辽阳逃到沈阳,由于身无分文,成了沈阳街头的流浪汉。国共内战,百业凋敝,无业可就,两人合计回家种地。于是来到了火车站,巧遇来自家乡的一个逃难人,讲述了卧龙的巨变——

 

八路军二次进村后(亦称二次解放),又恢复了农会,掀起了暴风骤雨,提出“要回去年的粮,要回去年的地,清算血债,要报七个月的仇(国军占据时期)”。(引自“党史办”,下同)孙世君的父亲被划为“恶霸地主”,土地、牲畜、农具都被分了,听说孙家还有金条,于是开始了抄家,对地主施以乱棒,用烧红了的铁锨“烤”打“地主婆”,惨叫声撕心裂肺,被折磨而死了。几日后,“地主”也在恐惧中离开了人世,从此不再担心遭土匪绑票了。家破人亡了,孙世君想找个安静之地大放悲声。可是,洒泪无处。

 

土改的同时,八路军进行了“大搜山”——围剿残匪。在街上贴出了“招安”的布告:《携枪投诚土匪和群众献枪、举报匪情奖励办法》:

 

“秋风起,天气寒,你们都穿着破衣裳,赶紧回心把家转,省的老婆挂心间;劝你别害怕,政府一定能宽大……”

 

在孙世君家的房檐下悬挂起着一具小棺材,上面写着“孙世君”的名字,

这是农会对十一支队“匪属”(时称土匪家属)给予的待遇。由此可见回归无望,只有亡命天涯了。李玉锦指给孙世君看墙上的布告,大意是从辽阳来沈的官兵速到铁西翻砂厂领取三个月的军饷。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孙世君和李玉锦来到翻砂厂领了钱。但人不许离开院子了,当兵的被编入沈阳城防部队,李玉锦未能幸免。当官的大约有200多人,“在翻砂厂院里看起来,不让乱走,怕到街里闹事”。(“卷宗”,下同)十余天后,集体坐上飞机来到锦州守城——

 

“这是1948年2月份左右,在10月份,八路军包围锦州的时候,正在打外围的时候,我就逃跑了。” 




二十



孙世君跑到了营口,又开始了流浪生活,走街串巷,鞋底几乎磨透了,也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十几天后,邂逅失散的李玉锦,当时他在52军部特务连当班长,李玉锦让老排长去他那里落脚,先解决吃饭问题。孙世君终于有了栖身之处,半个月后,一天城里戒严了,特务连来到渡口警戒,清除了摆摊卖货的老百姓。接着,又撵走了搬运工人,军人自己往船上搬运东西。然后,大部队陆续上船,孙世君也跟着上了船,人数是两个师外加军部,都在一艘大船上。夜里11点左右,水手起锚解缆,汽笛一声长鸣,船离岸了。但岸上警戒的一部分人没能上船,大约有一个营,这些人在岸上喊话不让船走,可是,船渐行渐远,于是,岸上的人便朝船开枪。船上的人就慌乱起来了,在甲板上的人都纷纷趴下。这时,从船长室走出一个美国人“哇啦哇啦”了几句,随即船上的炮响了。

 

“自己(孙)的心里好凉,为什么听外国人指挥朝岸上开炮呢?这不又赶上锦州的情况了,在外围守据点的国民党兵被八路军打垮的,有挂彩的,也有没挂彩的,可是,跑到锦州,把好的,没有挂彩的收进城里了。不让挂彩的进城,相反的还开枪打。自己一想,这真是用着你就拽过去,用不着了就把你杀掉。自己越想心里越凉,所以,就把船给点着了。最后,来了抢救船,人都上了抢救船,我也上去了。”(“卷宗”,下同)

 

孙世君坐船来到塘沽渡口,解放军早已在此守候。于是,船上的人都成了“瓮中之鳖”,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

 

“我(孙)是在1948年末(12月31日)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的,把我们带到天津小站。当时,把当兵的编入解放军,排以上当官的集中在一起,带到天津武清县教导大队(实际就是俘虏团)整训一个月,动员参军。”

 

当时内战已近尾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青壮年几乎都上前线了,兵源枯竭了,因此,“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 (1948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兵员补充的指示》——江林平《中共的俘虏政策借敌人来壮大自己》)孙世君以为到了天津卫大码头,终究会找到个饭碗。而且,下船时“八路”长官也说了,来去自由,想回家的就发盘缠。可是,翻脸比脱裤子还快——“一个不放”,关在一起“整训”,也就是“洗脑”。一个月后,整训结束,动员报名加入解放军。孙世君便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1月),编入四野特种兵辎重团二连二排四班开汽车。

 

孙世君的汽车梦终于实现了,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从军。

 

二十一

 

在报名参加解放军时,负责登记的人要问你是怎么来的,并且做出两个示范动作,一是两只手在胸前比划成“花朵”,自然是光荣入伍了;二是举起双手,表示被俘。这使孙世君感到难堪,更让他心存阴影的有如下一件事——

 

连里有台卡车坏了,一个叫范春海的俘虏没修好。连长又叫孙世君去修,结果找出了毛病,修好了。当晚,连里对范春海召开了批斗会,不仅“罚站”,还七嘴八舌的好一顿批斗,“说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搞破坏活动。帽子扣的很厉害,把自己(孙)吓住了……”(“卷宗”)

 

1950年秋,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摘下五星帽徽,拆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上缴一切具有解放军标记的物品、印信与文件,要以民间“志愿军”的名义出征朝鲜。

 

10月25日,部队来到了安东宽甸县的河口村。河口是鸭绿江的中游,江面开阔,水势平缓。江上有一座公路桥,因为,对岸是朝鲜的青城郡(县),所以,筑桥的日本人(民国三十一年)就在桥头刻下了“青城桥”的字样。

 

望着家乡的碧水,难免要泛起几许乡愁,这条江流入海口的地方,就是孙世君的故乡。眼下,孙世君的卡车满载着炮弹,还有八台也是如此,他作为班长要带领车队,从河口大桥驰往80公里外的朝鲜云山。

 

夜色下的江水摇曳着耀眼的火光,敌机像一群大鸟在桥的上空盘旋,呼啸而落的炸弹在江中溅起了滔天的巨浪。晚秋的冷风裹着湿漉漉的江水,浸透了战士们单薄的衣裳。敌机封锁了河口大桥,运输车队隐蔽在桥下。这时,“有的驾驶员主张等敌机走后再过河。否则,要有大的损失。我(孙)想部队在前方等着炮弹打仗,我就是死了也要把炮弹按时送到前方。”于是,孙世君毅然带头第一个驾车冲过了大桥。但第二台车的“老赵不敢开”,孙世君又驾驶这台车过了大桥。随即其余车辆也相继跟上来,一道冲破火网,将炮弹按时送到了烽火笼罩的云山。

 

孙世君在云山战役中荣立三等功,由班长(兼任修理班长)提升为汽车二排副排长。

 

据载,云山战役是志愿军在朝鲜的第一仗,由于美军“不相信中国军队大量入朝”而中了埋伏,被志愿军“偷袭”成功。




河口断桥,中国一侧起于宽甸县长甸乡河口村。朝鲜一端是青城郡(县),因而这座桥叫做青城桥 。韩战时美军出动飞机将青城桥南段(朝方)炸断。 作者摄于2013年9月。




二十二



朝鲜地势多山,道路崎岖,被炮弹炸的坑坑洼洼,时而可见路旁堆积着志愿军汽车的残骸。无论是送战士,还是拉弹药,为了躲避空袭,几乎都是昼伏夜行。而且,不能开车前照灯。在漆黑的夜里,汽车失去了眼睛,孙世君握着方向盘,瞪着两只布满了血丝的眼睛,跟着前车的尾灯行驶。突然,一个弯道之后,前面的汽车消失了,瞬间从悬崖下传来令人惊悚的声音……

 

每一天的度过,都是“头顶飞机脚踩定时炸弹”,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穿过一道道的火网,说不清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年后,孙世君的“车技”被首长看好,调到炮兵卫生部小车班当班长,专为马克辛部长开车。后来(1952年4月),又调到医疗队汽车班当班长。

 

志愿军“在寒冷、饥饿、肮脏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撑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员悲惨死去”。穆正新然而,在朝鲜的坑道里却发动了“打虎”运动——

 

“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在未清出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清出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成了暗藏的敌人。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1952年1月25日)

 

当年上甘岭战役的15军军长秦基伟回忆“打虎”运动说,“我们只当了一回‘老虎’靶子,让下面的同志操练了一回嘴皮子。”(叶青松《党史博览》2006年第8期)

 

在这次运动中,孙世君所在的医疗队也抓了一只“老虎”,一个负责给付患者药品的“司药”,被“大胆怀疑”有“私自卖药”的行为。为何选择了一个小卫生员当老虎呢,由于“司药在群众当中威信也不好,大家也有点故意整他。”还有一条他是俘虏,所以“大家都说当国民党的没有好货,都是特务,硬逼人家承认是特务。大家对他比较严厉些,就打了他,后来没看好,他跑了。”(“卷宗”)

 

二十三

 

1952年冬,孙世君从朝鲜回国了。由于孙世君具有的技术水准(八级工)上级将其调入工程兵系统,仍然为军校首长开车,军衔副排级。

 

1956年,孙世君在无锡工程兵某校给政委冯子华开车。此时孙世君已经三十一岁了,由于战争年代的生死茫茫,妻子改嫁了。有些同事给孙世君提亲被婉言谢绝了。娶妻生子,过上安稳的日子,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身边那些俘虏不幸,使他“产生了恐惧心”,担心哪天遭遇不测,若是独身一人,赤条条的来去,也无所谓了。假如有了家,恐怕要家破人亡。可是,那些古道热肠的人不肯罢休,又介绍了一位在文体商店的女营业员,芳龄十九,姓名王月芬。儿时失去双亲,自小当佣工,温柔、贤惠。提亲的人(孙仁祥)对孙世君说,人终归有老的一天,有个病灾的,身边总该有个端碗水的人吧。孙世君从朝鲜回来时,首长也对他说过仗打完了,也该成家了,组织问题(加入中共)也该解决了。如此看来,自己有些杞人忧天了。在那个年代结婚组织上是要审查把关的,尤其是军队更为严格。首长派人去调查了王月芬的情况,果然,家庭、历史都没有问题,人品也无可挑剔。

 

六月一天,孙世君和王月芬结婚了。从此,孙世君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有了女人的疼爱和家的温馨。

 

次年,孙世君调往洛阳第二工程兵学校机械修配厂,担任修理车间副主任。



二十四

 

1965年,孙世君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七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四岁,小的刚一岁。孙世君年已四十,离开家乡十八年了,有些魂牵梦绕。而且,妻子是个地道的江南女子,对于北方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女儿最喜欢爸爸讲小时赶海的故事,孩子的心已经蔚蓝色的大海连在一起了……孙世君答应了女儿在春暖花开时带她回老家赶海。

 

江南已经桃红柳绿,但是北方却是春暖乍寒。女儿几乎每天都要问爸爸哪天回老家。孙世君说,北方的桃树刚打花骨朵,海水还是冰凉的。一天孙世君下班回来脸子很难看,因为厂里出事了,机械连里有台电机出了故障,送到修理车间发现有个三角刀片在发动机里。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因为天天讲阶级斗争,所以“刀片”马上令人联想“阶级敌人的破坏”。于是,班长拿着刀片向车间副主任孙世君作了报告。孙世君便打电话报告助理员(部队后勤等部门的办事员),次日又把刀片交给了处长。一连数日,上边也无人下来查询。孙去问厂长怎么办,厂长说可以修理。但孙世君仍有顾虑,上边的漠然置之使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把家里的事情暗暗地作了安排,把银行的存款取回家了”。(“卷宗”)

 

3月8日早上,修配厂照例开会给女工发毛巾、香皂,以示节日的祝贺。副厂长在会上讲起电机“刀片”的事情,最后说“报告”的好,这下子“整”到自己头上了。中午,孙世君家响起了敲门声,妻子去开门,进来的是保卫科长薛如海(洛阳第二工程兵学校),身后还有两个随从。薛如海板着面孔吼道,孙世君,你是混入我军的反革命分子,现在宣布对你采取拘留,这是拘留证。说着,将一张纸递到孙世君面前,用手指点了一下说,签字。孙世君默默地取下插在上衣兜的钢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抬起头望着面色苍白,浑身颤栗的妻子,薛科长把头一甩说,带走。话音一落,孙世君的双手被戴上了铐子,妻子顿时昏了过去,屋子里响起孩子的一片哭声……

 

二十五

 

3月19日,河南省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王善学对孙世君做出了逮捕的决定(河南军检65捕决字第3号)。几天后,孙世君被三个军人押上了北去的列车。下了火车后,迎面扑来的是带有鱼腥味的湿润的海风,原来孙世君是被遣送原籍,押进了辽宁东沟县看守所。

 

次日,东沟县公安局预审科的两名警察开始提审孙世君。依照惯例首先讯问个人的自然情况以及履历,然后进入犯罪事实的审讯——

 

你交代一下是如何混入解放军的?

 

“我是被解放军俘虏后动员参军的,怎能说我混入解放军呢?”(“卷宗”,下同)

 

你长期隐瞒历史上的罪恶,不是“混入”是什么?

 

“我没有隐瞒历史问题,参加解放军时,进行(对党)‘一条心还是两条心’的教育,要求每人写自传,我从八岁开始,把我所做的事都写在自传上,向组织做了交代。后来四野炮兵辎重团何参谋将我领去了,分配在辎重二连。当时连长(王林根)也看了我的自传和档案材料,又把我送到二排四班当驾驶员。一个星期后叫我担任修理班长,就和部队一起南下了。”

 

接着,孙世君按照警察的讯问,交代了从“1945年参加匪地下建军任汽车连长”到1946年“大板桥惨案”在此这段时期内的所作所为。最后,表明——我说的都在1949年档案的自传里。警察却认为孙世君“不认罪、不老实、狡猾、抵赖”,于是唤来两个犯人抱来沉甸甸的铁器哗啦一声放在地上,一个犯人将脚镣两端的圆环套住孙世君的脚踝,铆钉穿进接口处的两个眼里,下面垫在铁砧上,上面用小铁锤压着,另一个犯人论起大锤,“叮当,叮当”几锤下去,孙世君的两脚便被锁上了三十六斤重的“铁鞋”。接着投入了六号牢房,这是一间单人小号,死囚犯的最后一站。狭窄、阴暗、潮湿,天天面壁而坐,落日的余晖跳到东墙之时,天也就黑了下来。

 

二十六

 

沉重的脚镣犹如毒蛇缠绕着孙世君,饮食起居,寸步不离,牢里的犯人间或投来一丝怜悯的眼光。看守们熟视无睹,因为根据预审经验,重刑之下,何求不得,不用多久,孙世君就会跪地求饶,按照警察的逼供乖乖地招认。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世君戴镣三年了,却铁骨铮铮,始终如一。

 

脚部犹如人的第二心脏,而脚踝是左右脚血液流动的重要关口。由于,脚踝常年受铁镣的压迫、以至受伤、病变,以至步履蹒跚

 

1968年春,早上牢房的走廊里传来一声吼叫:“提‘老六号’——!”接着,水泥地上响起一连串“哗啦—哗啦—”铁镣刺耳的摩擦声,孙世君两手提着铆在脚镣上的铁链,缓缓地走出了牢房。

 

6号牢房羁押过许多“死囚”,关进去的犯人也就等于装进了棺材。然而,孙世君竟然跨过了死亡的门槛,可以算是狱中奇葩了。以至混到这个份上,从狱警到犯人都喊他“老六号”,也算是“资深”的标志吧。

 

孙世君被带到了审讯室,一个警察(马国军)看了他一眼,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孙世君接过来——

 

起诉书

原告 王月芬 女 31岁 住无锡市南门外通扬新村 工作 南门外文体用品社

被告 孙世君 男 43岁 被押东沟县看守所

事由 离婚

我本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七岁丧父,八岁死母,自小当佣工,牛马不如。解放时十二岁,十五岁又到(无锡)陈白头巷张姓家当佣人四年。十九岁由邻居孙仁祥介绍到惠山文化速成中学和孙世君认识,谈了几个月。我很相信部队,部队了解我的历史后才准予结婚。一九六五年部队领导说孙世俊是长期隐瞒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浑身发抖,昏死过去几次……我现在提出离婚,孩子马上改姓王,割断与反革命的关系。此致

东沟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 王月芬

68.

 

在这张漫漶着泪痕的纸上,仿佛看到了妻子颤抖的手,最后写到“68.”再也写不下去了……

 

孙世君两只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缓缓流淌出来,他已经好多年没有流过眼泪了。

 

一个月后,王月芬又给看守所寄来一封信——

毛主席语录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论》

看守所负责同志你们好:

今去信非别,关于我要求和孙世君提出离婚的问题,我的书面材料寄给东沟县法院已有一月余,至今没有结果,希望你们帮助立即(注:原写“尽快”后涂抹)解决。

申请人 王月芬

1968 6.8

 

王月芬似乎感到言犹未尽,又写了一段话:

 

现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我没有和孙世君脱离夫妻关系之前,领导上把我作为反革命家属看待,我内心很痛苦,希望迅速处理为我这长期受骗的苦孩子伸冤。

 

警察将此信转给了法院,并在信的下端写了批示:通过办案了解这个女人是个受苦的孤儿,受骗与孙犯结婚,请酌情处理婚事。

 

办案人 马国军 6.12

 

1998年秋,访谈孙世君之女儿王萍(原名孙平)及女婿程大超。左三系作者与妻秋子。



二十七

 

九月一天,孙世君被狱警带出牢房,拖着脚镣来到一台吉普车前,这是一台美式吉普,孙世君不禁心头一热,记不清有多少个昼夜开着吉普奔驰在朝鲜的崇山峻岭。狱警叫他坐在车的后排,左右是两个手持长枪戴红袖标的民兵,狱警坐在司机的旁边。吉普车沿着土路颠簸着,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播放着高亢、激越的唱腔——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京剧《沙家浜》)

 

金色的稻浪,流淌的小河,长长的林子,低矮的草房,还有高耸入云的老槐树,几只喜鹊在盘旋、呼叫:“家!——家!——”

 

孙世君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怎么也想不到带镣回乡了。

 

公路的南头是海边,北边田地的尽处横着一条起伏的丘陵,这就是长山,在长山的东头便是孙世君的故土卧龙村。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卧龙改名“燎原”,山后的陶家变成了“星火”,这样一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吉普车停了下来,孙世君被带进了一间大屋子,好像演出前的化妆室,在民兵的看押下有八九个人贴墙站成一排,他们头戴纸糊的高帽,脖子挂着了铁丝吊着的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地主某某”、“右派分子某某”、“坏分子”等,有一个写着“国民党11支队”,孙世君怦然心跳,挂这牌子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戴眼镜的先生,定睛一看不禁惊叫了一声“福子”(于惜福),马上有民兵喝道不许说话。福子也显出惊讶的样子,他在东沟某中学当老师。这时,有人来给孙世君“戴帽挂牌”推到墙边站着。屋外的喇叭反复播放着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忽然歌声戛然而止,出现了语音:贫下中农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下面,让我们共同背诵毛主席的“一个大革命、三个继续”’的教导,于是人声鼎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8年4月1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开台锣鼓”过后,便正式开演了,人物也就该出场了。这是一个学校的操场,闹闹嚷嚷的挤满了人,台上挂着一条横额白纸黑字“批斗反革命分子孙世君大会”,在“孙世君”三个字上用红笔打上了“×”。背枪的民兵把“牛鬼蛇神”从大屋子带出来,急匆匆地押上台,仿佛赶场演出似的。叮当作响的铁镣声让台下的人伸长了脖子,这人体格魁梧,一身旧军装,显然是今天台上的主角,其余的属于陪斗。(卷宗记载从9月22日至26日,孙世君在家乡被批斗六次)

 

台上的“牛鬼神神”站成了一排,下边的人群便发出了一阵怒吼——

向毛主席请罪!

向贫下中农请罪!

 

在一片吵嚷中,孙世君和那些人的胳膊突然朝身后抬起,腰弯了下去,几乎头要撞地了,这叫“坐小燕飞机”,这种造型全靠民兵的熟练操作。

 


左一:孙世运(1944—),长山卧龙村人,孙世君之堂弟且晚年时为邻居,现居东港市(东沟县);左二:时吉玉(1943—),长山卧龙村人,1968年曾任燎原(卧龙)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贫下中农大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现居东港市。

作者摄于2015年3月访谈。

 

大会主持人宣布,下面开始揭发批判!话音一落,台下举臂如林,喊声一片:报告!报告!!报告!!!……

 

上台发言的主要是“大板桥惨案”的家属(汤洪发、孙少成等),每当声泪俱下之时,台下便喊起一阵口号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当控诉人逼问孙世君“埋人”的行为时,孙说我没有参加……话未说完,主持人吼道,大家说孙世君老不老实?

——不老实!

——不老实,怎么办?

——加温!加温!!加温!!!

 

“加温”是那个年代的用语,就是施暴、肉刑之意。只见几个虎背熊腰的人手持棍棒跳上台,在“群众专政就是好”的口号声中,开始“加温”,当然台上的“牛鬼神神”都有份儿,于是便有了惨叫和鲜血

 

当最后一个人上台发言时,太阳要落山了,从南边刮来了带有鱼腥味的潮湿的海风,一望无际的稻浪黄澄澄的耀眼孙世君感到一阵的阴冷,鲜血从脸颊滴落在衣领上……

 

大板桥那个漆黑的恐怖之夜,虽说已经过去22年了,但留下的阴影在不断地扩展、加深,虽然自己没有挖一锹土,却仿佛也被推进了坑里,一直不停地被埋着,潮湿的泥土压迫的令人窒息,一种难以言传的恐惧和焦虑如影随形……




1998年秋,鸿路与孙世君之女婿程大超。




附录一:关于孙世君(后改名孙世俊)的判刑过程(摘录“卷宗”)

 

从1965年3月至1979年1月,在孙世君被关押东沟县看守所期间,有关部门对其判刑问题屡经研究,几次险遭枪决——

 

1972年8月24日,东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在《对反革命犯孙世俊呈请死刑报告》中认为,“被告在我二次解放后畏罪潜逃,混入我军,长期隐瞒其反革命身份和罪恶,并骗取三等功四次。1965年归案后,虽经多次教育,但拒不坦白交待,确属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反革命犯孙世君呈请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东革保呈刑字72第2号)

 

1974年10月12日,东沟县法院在《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孙世俊的案情报告》中认为,“孙犯被捕八年之久,经多次审讯对主要犯罪事实,拒不坦白交待,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报告中列出三条意见——

群众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法院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县革委会意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6年中共丹东市委将此案呈报辽宁省委案件审批小组,提出根据当地群众要求判处孙世俊死刑,立即执行。省委案件审批小组的批复是:“孙的罪恶系历史罪行,根据中央关于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有关政策精神(注),决定不再判刑,不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予以释放,交群众批判。” 

 

1978年,丹东市中级法院与东沟县法院又对此案进行研究,结果由丹东中院报告辽宁省高级法院:“孙犯历史罪恶十分严重,民愤极大,且已关押十三年之久,不定不判,予以释放,不适合,可判处孙犯有期徒刑十四年,提前释放”。

11月15日,辽宁省高院做出批复:“判处孙犯有期徒刑十五年。”

 

1979年1月19日,东沟县法院对孙世俊历史反革命案做出了刑事判决书(东法刑字1979年6号),判处孙世俊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押往沈阳监狱服刑。

 

1980年2月29日,孙世君在沈阳监狱写了十页的申诉状,交给了狱警李中队长。

 

:最高法院1975年10月29日发布《最高法院、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



附录二:冯子华的证实材料(副卷一:292页)

 

冯子华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344部队政委,该部队保卫科(薛如海)逮捕孙世俊后请冯子华提供“证实材料”(摘录)——

 

孙世俊原在吉林给王乃力(校长)同志开车,1953年5、6月吉林子弟学校和工程兵学校合并时,他随之到无锡给我开车。1956年从无锡搬到洛阳成立技术学校,因为孙世俊有技术即调到技校。这个人在工作表现就是积极肯干,百依百顺。一台吉普车,他换来一台破卧车,修理、改装成了一台好车。在政治方面表现是,从来不给别人提意见,都说“好”。有人提出老孙你经过抗美援朝锻炼,工作积极,该要求入党了。他总是表示还不够,早了,锻炼锻炼再提也不晚。总之,在无锡和洛阳都是和平环境,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我看他当时的态度是只要隐蔽下就行了。在没有大的风浪时造点事故暴露身份也是得不偿失的。关于在朝鲜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入朝。

这是我的回忆,仅供参考。

 

冯子华

1966年4月11日



附录三:律师郑孝羽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丹东鑫磊律师事务所的特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条之规定,接受被害人孙世俊的委托,为其申诉代理人。通过与被告人对本案有关情节,事实部分面谈了解,又细致地查阅了本案卷宗,做了必要的阅卷笔录,听取了本案审判长、审判员对本案的意见,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1. 本案性质:是为“历反”(历史反革命),见到预审卷宗四册,在全卷宗内,未见到有正式开庭质证笔录,被告人在访问笔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证人,卷内未见查询核对证人材料;

 

2. 卷内大量证据来源于抄件,有好多材料没有询问人、记录人,没有询问的时间、地点,材料到底怎么进入卷宗的,让阅卷人难以确认,对其材料中的内容亦难以信服;

 

3. 卷宗大量证据源于十一支队与被告人的同伙,有的有出证日期,有的无记载出证日期,而其同伙出证人,在卷宗一册P57中只记载有19人被枪毙(注1),什么时间被执行的,被哪级组织执行的均不知,使阅卷人难以判断出证人证词的真实程度,证上记载的日期,是执行前还是执行后,为什么不对被告人交待中不承认的事实部分进行核对等问题,阅卷人难以有个准确印象或结论;

 

4. 卷宗记载因病死亡的有16人(注2),又是什么时间死的,死于何地?类此都难以认定,这对核对被告人的供词,增加了多层次的人为难度,实不可解;

 

5. 在卷四册中,被告人自写交待材料95页,不承认埋人事件他参与过,又讲到十一支队的王云田(排长王润田)抢老百姓的布,自己贪污了被告,(同时)告发当时埋的人都是好人。连部为掩护王云田找几个人研究,把责任揽过去说,布为连队做衣服了。这是由广录向被告人讲的,当时还讲,埋人就说是孙世君干的。当时办案人,应该找由广录核对真伪,卷宗都没有这类材料。为此事,被告人交待中讲,他亲自找到连部,研究时参加的王(王云田)、姜(姜学荣)走了,谷(谷均义)吓的当时站到柜后去了,被告人把谷从柜后拽出来,找营长评理,被告说:谁埋的,就是谁埋的,为什么连长指挥埋的,非说是我埋的?当时谷说,谁说是你埋的?被告说谷,你们开会研究的……。P241四卷册。

被告人于六九年四月三十日的交待中,对这件事提供的证人有由广录、张连芳、李玉锦、王天富、赵文波、林俊清,卷宗却不见有谁找这些人核对过,不查对的原因,阅卷人不清楚,阅卷人认为:为搞清案情是非,弄清真伪,应该查证、质对清楚。

 

6. 对这类案件,不仅涉及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政策认定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第六条:旧军政人员,曾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复员转业,资迁回家的,更不应当做反革命分子看待。

 

被告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于一九五零年在朝鲜战场上立过一次三等功,在无锡立过三等功三次、一九五三年在朝鲜战役上立过三等功两次(有立功奖状为证),在无锡全排立集体三等功一次,在无锡参加过镇江军区积极分子一次,在洛阳工校受奖一次,得奖金50元,一九五八年得过一次五好职工奖状,在吉林获汽车班全班奖一次。

 

对上述这些事情和被告人的问题,应该请示全国人大认定或从政策给以明确答复。有严格的政策界限区分,再施用法律,不仅当事人诚服,留至今日阅卷人也应诚服。卷宗未见此类字样,只依卷宗不够严密的材料,定罪判刑,有失法律严肃性。

 

此致

 

东港市人民法院

辩护人:郑孝羽

1998年8月17

 

注1:根据“卷宗记载”11支队人员被枪毙者有如下18人——

王国基 李凤梧 卢麟书 王润田 谷均义 丛广禄 王振山 刘长胜 茅新春

周士贤 刘学海 袁维利 尖福逢 李洪志 宋国本 宋作舟 郭永发 张连芳。

注2:“因病死亡的骨干”有如下16人——

权吉堂 滕国柱 黄传升 黄传心 谭其辉 戴洪利 孙世训 姜作汉 姜作方

王维春 冯悦发 孙永顺(孙世君的三叔)谭大国 李存发 宋士金 张国君




后记



1968年8月,我从学校下乡来到东沟县长山乡卧龙村。不过,那时的卧龙叫“燎原”,山后的陶家改为“星火”,不知是谁的“聪明”,地名改的具有时代特色——“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令人想起毛的一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城市里的学生对农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不多时就厌倦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像驴拉磨似的乏味和疲惫。唯有“批斗会”——使大家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那是一个“虐待狂”欢娱的时代,人们可以从“批斗”中品尝到乐趣。不过,这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喇叭播放着语录歌,台上站着一排“示众”的“牛鬼蛇神”,是从各村(生产队)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头戴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台上台下沸沸扬扬,棍棒拳脚,鲜血淋漓。一次,随着哗哗作响的铁器声,台上竟然出现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魁梧的身躯,褪色的旧军衣,有人说他去过朝鲜,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不过仅此而已。可是,三十年后,他竟然成了我承办的案件申诉人。1998年从秋到冬,我和这位老兵数次交谈,还有他的女儿,由此打开了岁月之门,让我走进了他的苦难世界。又过了三十年,经历的案件大都已随风而去,可是那沉重的铁镣声却萦绕心间,不肯散去,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活埋》。

 

这位战场上幸存者,虽然历经枪林弹雨却未能洗去“原罪”的烙印。由于“秋后算账”而身陷囹圄,随着文革初起的暴烈和最终的萧瑟,使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活埋”一案疑窦丛生,指控孙世君参与实难确认。虽然“疑罪从无”的原则已写入中国刑法(1997),但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文革的阴影,司法人员的思想僵化令人大跌眼镜:孙世君因为“出身恶霸地主家庭,思想及其反动”,所以,被俘后报名参加解放军是“混入我军”;在朝鲜战场舍生忘死,立下战功,是“骗取功名”。回国后,在工作中“积极肯干,百依百顺”,那是“只要隐蔽下就行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80年的春天,孙世君从沈阳出狱回到东沟,女儿从无锡来看望分别十五年的父亲。岁月无情,父亲苍老了,白发如霜,腰身佝偻,步履瞒珊。而父亲也不敢相认女儿了,离家时她才是七岁的小妞啊!

 

女儿看着父亲写下的万言诉状(《申诉材料》1980年2月29日),不禁潸然泪下:

 

有次提审问我参加大板桥埋人吗?我说没有,他们便说我态度不老实,以此理由给我钉上了脚镣一戴就是三年!其他我就不必多讲了,请试想,这是何等痛苦啊……

女儿眼中的泪水陡然奔泻,扑在父亲的怀里大放悲声。父亲强忍泪水说,萍儿,罪都遭过了……明天爸领你去看海……





鸿路

2019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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