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谁是社会主义?

——有感于见死不救的“中国特色”

裴毅然

 

中共老干部施平(1910~ ),云南大姚人,1938年1月加入中共,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务副主任,1985年离休,至今健在。不过,他全力拥立的红色国家生生上演“万恶旧社会”的悲剧,其子施怀琳死于500元抢救费。

施怀琳(1935~1987),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配河南省电力局。1987年9月21日郑州街头,施怀琳骑自行车遭出租车撞击,司机急送医院,院方要收500元押金。此时,施怀琳虽然昏迷,心跳、血压等生命体征还正常。四个半小时后,司机凑齐款额,施怀琳已无血压心跳。就为500元,一条鲜活生命坐失抢救时间。若在美国,任何急诊(更不用说抢救生命),决无先收押金一说,时间第一,医院根本不考虑费用,就算病人医疗无保险、无力承担高额费用,政府也会托底。美国医院治疗收费两条线,真正“绿色通道”,决不会出现等钱不救的“中国特色”遗憾。

施平为中共奋斗终身,至今保持红色信念,但他参与营造的“社会主义”却生生葬送其子生命。最应讲人道的医院,竟将金钱看得高于生命,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正确性”?最基本的仁义都没有呵!

 施子祭父

施怀琳之子施一公(1967~ ),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士,2014年12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2015年3月,他在“共产党员网”挂出祭父悼文——

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①]

 一个很可怕的「但是」!能用这样的「但是」解脱这一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吗?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共和国,形成为钱误命的医疗体系,能够“想通”?怎么可以“放下”?为什么不追究形成这种社会态势的逻辑原因?

不过,施一公先生把这个“想通”公开出来,倒也说明很多人已明白悲剧原因不在医院不在医德,而在于“四不像”的社会体制。施怀琳枉死三十多年,至今见死不救的医疗新闻仍綿綿不断,甚至手术途中逼病人缴费……

施怀琳毕竟不是没钱救命,如果他神智清醒,只消一句:“我有公费医疗”,便能立即得到抢救。如今不少底层百姓确实没钱,面对高额医疗费,只能束手等死。

 英美早就实现社会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当然以民众利益为旨归,致力社会福利全覆盖,尤其注重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共党国家,口号喊得很漂亮,允诺承许一大堆,可统统都是“未来时”。欧亚众赤国经济长期凋敝,食品始终短缺,供应一直限量、医疗一直低水准……社会主义的所有“优越性”都只写在纸上,落实遥遥无期。所谓“共同奔富”,成了“共同熬穷”。相反,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不唱高调,不悬靓帜,却早早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美国吃政府低保人口4000余万,占人口总数的11%,庞大的「白卡阶层」,食、住、医,政府全托底。中国的社会主义,何时能达到美国今天对穷人的保障水准?我们不求对弱势人群的保障水平能跟美国看齐,只看最穷的11%的中国人能否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中国的现实却是:越有权有势不需要福利的顶层人口,得到的社会福利反而越多,清华秦晖教授定义中国实为“负福利国家”。

2018年底,一位中国妇女(笔者学生)赴美旅游,出血急诊,诊费五千余美元,人家既未收押金,也没扣人不放,这位妇女按期回国。如今,这笔费用减免至千余美元,如果她一直不付,最高惩罚也仅“拒绝入境”。

税制也可一斑窥豹。1933年,每年1万镑收入的英国人,抽所得税80%;年收入250镑以下,所得税仅3%。同年,美国单身年收入1000美元,繳纳所得税107美元;年收入100万,则抽89.95万。[②]既鼓励个人奋斗,多劳多得,激励生产,做大蛋糕,又抽富补穷,调节差距。相比共产国家的短缺经济,资本主义不是可爱实在得多?为什么要打倒?凭什么去打倒?打得倒么?

相比当代欧洲各国,美国似乎更“资本主义”,但美国的社会福利则重度偏向穷人与老弱病残(无论非裔、拉美裔),越是弱势群体,得到的政府恩惠越多。美国的“资本主义”保证了弱势人群的基本尊严。而中国,誓死保卫的“社会主义”却是越弱势的人越无尊严,甚至没有活路!

中共实质

一则共产邪说,引多少赤国误入歧途,人类支付了何等惨重代价!非正常死亡一亿、非正常生存二十亿(至少)。尤其我可爱的祖国,至今还在支付“赤色学费”——香港还在艰难抗议、大陆还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六亿农民老无所养、数代人还得为基本人权努力……

中共高悬的“社会主义无限优越性”,因虚伪而荒唐。近年,习共一路左滑,口上“社会主义”喊得越响,手上“七不讲”拧得越紧。人权律师一个个被吊销执照(“破坏安定团结”),新疆百万维民关进集中营,“金盾”网封阻断信息,强迫国民接受洗脑信息,数亿探头监视人民,最应守法的政府首先违法,且日益肆无忌惮。

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自苏联老大哥,前俄国总统叶利钦评价苏联: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③]

很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特权等级制。中国人民当然必须“七要讲”,受压迫阶级当然得倾倒“阶级恨、血泪仇”。

 

 

                                             2019年8月  Princeton

 

注释:

 

[①]施一公:〈怀念我的父亲〉(2015-3-20),共产党员网,http://www.12371.cn/2015/03/20/ARTI1426827239859282.shtml

[②] 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1937-8-1),原载《独立评论》(北平)1937年。收入《胡适选集•政论》,文星书店(台北)1966年,第174页。

[③]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dts6DwAAQBAJ&pg=PA235&lpg=PA235&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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