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移民潮,人心溃散的挣扎

纷纷移民的中国人

五位朋友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纷纷出国。这些朋友,有自少年时代就相识的,有曾经一起共事的,有网上相识已久的。有的选择留学,但最热爱的研究课题却是“中国农民和农民工”,深受我的影响;有的对中国大陆的制度和环境绝望透顶,受够了“枪打出头鸟”的恐惧;有的宁愿到国外给人端盘子、下苦力,也不愿天天看人脸色,喝不愿喝的酒,巴结内心鄙视的人;有的手里捏着一笔钱,与其拿来买价格高得离谱的房子,不如拿来办“投资移民”的境外公民证件;有的为了孩子不再接受洗脑教育,不再被强制约束在安全感大降的被社会复杂势力渗透袭击的校园。他们是我眼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爱国者,但在种种比较、焦虑、期望后,作出了抉择——离开中国大陆。

媒体将此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移民的主体,是中国精英,有钱的,有权的,有高等技术的,有领域大才的。21年前,人们选择离开,或许有避难、绝望、痛心之虑;在这十年以内,人们的离开,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心浮动。这些人,有的是罪该万死的国家蛀虫,有的是精忠报国却报国无门甚至惨遭敌视的良心,最坏的坏蛋与最好的好人都想尽办法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坏蛋向来比好人有运气,在这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他们可以是美国、澳洲、欧洲的公民,但身体依然留在中国,妻儿在外面建立根据地,前线由老公来冲锋,当“裸官”,或者狠狠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些廉价劳动力之于他们,仅仅意味着是“别的国家的人”。

谁都不傻,谁都明白在中国得天独厚的那一套下三滥伎俩,一旦到了真正凭实力说话的境外,就如高崖坠石、虎落平阳,迅速沦入社会底层。他们的主战场在中国,整的是自己的同胞,再大的麻烦照样摆得平。他们下手的对象,永远是那些把逆来顺受当作生存常识的弱势者,这些弱势者人数虽多,但一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是所谓“改革”的牺牲品与代价承受者。在这个国家,只要你够狠、够黑,八面玲珑,两面三刀,把人脉摸清楚了,施尽厚黑手段,就能往上爬。他们才不傻到去境外接受什么民主制度的洗礼,重要的是利益,用权势来保障它,用国籍来周旋它,用大量的“一条藤上的蚂蚱”来当自己的挡箭牌。

劣胜优汰的潜规则

胡锦涛对此有过表态,在今年4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领导干部必须报告如下事项:本人婚姻变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境外、从业等事项,本人有关收入事项,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投资等事项。”意思是说,这些事公之于众就免了,但你必须自觉地内部报告,这摊子烂得只能内部收拾,一旦天下皆知,江山变色也有可能。官员捞财,倘若没有权力制衡、司法中立和人民实质监督,就像猫吃鱼、羊吃草,纯属本能。即使某天从他们当中抓几个出来打打“反腐广告”,追回来的财产进了国库,没追回来的财产早被洗得一干二净——境外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不像中国这样想收回就能收回的。

想移民的人太多了,但大多数都没有那么雄厚的资本,只能继续过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活。媒体所说的“弱势”、“边缘”,其实是人民的主体,这里既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没有达到公民社会最基本的条件,依然是金字塔结构的国家。虽然如今不是打倒“地富反右坏”的疯狂政治运动时代,但有钱有权的人依然比没钱没权的人活得更恐惧。他们想做大,但又不敢做得太大,担心“树大招风”或者“功高盖主”,经商的怕上富豪排行榜,当官的怕被记者曝光,谁都不能确定哪天社会矛盾冲击到他们,也不能确定会不会有人告密。底子干净的人实在太少太少,每况愈下的国营企业且不说了,民营企业的原罪在类似“重庆打黑”这样的全民运动中,已经有相当的警示。

根子坏了,规则烂了,法治化尚且没有成功,更别提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如履薄冰了。那些腰缠万贯、权霸一方、黑白通吃的人,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现在付出代价最大的,依然是工人和农民。有理想追求和最高信仰的官员和商人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很清楚潜规则意味着“劣胜优汰”。一位区级官员就曾向我倾诉他所谓的“最大的痛苦”:“朝中无人,难做官啊。”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本想专心搞研究,但很难专心得起来,因为比研究更麻烦的“事外之事”实在太多太多。有本事的人,大批大批地被压在社会边缘,他们的才华找不到充分展现的平台,如果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不降低自己的人格,除了挣扎,就只剩离开这条路。当他们来到境外,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照样累死累活,但有能力的人总有大把的机会,自我价值将有最大化的体现,至少机会是公正的。

互为补充的去与留

人才流失的程度,是评价“失败国家”的三项标准之一,另两项是寻仇集团或偏执集团的遗留问题,以及政权的腐败程度。大批移民,带走了财富,带走了技术,最要命的是带走了人心,但这不是爱不爱国的证据。一个从心里就没有国家的人,说不定口口声声都在高呼爱国;而那些对现状痛心疾首的人,却可能是民族的脊梁。晚清覆灭、民国创立,就有“去留”问题,孙文、康梁的“去”,与谭嗣同的“留”,在我看来,皆有重大意义,彼此互为补充。留下的人,是预备牺牲、遭受磨难却又百折不挠的人;离开的人,是参考镜鉴、刻苦思索且早晚要回来的人。他们可以忍,可以等。当时机一到,他们可以放弃自己在境外相对优越的条件,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报效国家,全力为民,也开辟自己的用武之地。

在这“地球村”时代,人口迁徙本是平常事,但中国的人口迁徙,突然显得如此集中,令人深思。“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这样的移民广告,只是粗浅的表象,真正的问题是即使留得住他们的身,也留不住他们的心;也可能是留得住他们的心,却留不住他们的身。人权高于主权,个人价值是最重要的追求,但是当这种追求被束缚、揉打,甚至被彻底埋没和扼杀之时,人就一定会找出口。我与韩寒的想法相似,我不想移民,我一定要留在这个国家,看它的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即使遭遇血雨腥风、白色恐怖,就个人而言,权当是人生宿命、历史规律,做时代进步的铺路石。假如某天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在中国大陆留下了,我也会选择定居香港,至少自己还能保持“中国人”的身份。

“移民潮”被媒体广泛关注之后,舆论令人震惊。那么多的网民想离开这个国家,甚至有“宁当彼国狗,不当此国人”的言论发出来。这里的“狗”,不是“走狗”之意,而是卑微的生存方式,去吃苦,干体力活。那些流失的人才,他们有的想回来却回不来,回得来却沮丧、迷茫、消沉。那么多的评论,悲哀而窒息,听起来很愤怒、很激烈,但又何尝不是无奈与辛酸?要收回如此溃散的人心,当政者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改革。这个制度,要实实在在地给予他们利益及保障。稳定,靠的是法治化治理,从根本上,其实靠的是人心的归属感。我,属不属于这里?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心已飘散,早有所向,若再想拉回来,比最初的谎言灌输难一百倍。我期待着国家成为人人发自内心去爱的国家,而非基于利益和恐惧才不敢不爱、不得不爱的霸土。

国家,你就给个机会吧。看上去是给他们机会,其实是给你自己机会。而且,这机会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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