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妈妈和天安门母亲

张智斌


1989年11月9日夜,在东德人民的抗争压力下,柏林墙因故被迫开放,随之轰然“坍塌”。但是,对于东德共产政权的受难者和他(她)们的家属来说,逝去的生命已无法复生,血写的历史也无法改变。今年正是六四惨案和柏林墙崩塌这两个历史大事件发生三十周年,为纪念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反思铁幕阴影笼罩下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思和人性的善恶,特写作本文,力求真实反映发生在1989年、两个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两起悲剧事件给受难者家庭带来的创伤、悲痛和苦难,谨以本文来怀念在柏林墙下和六四惨案中倒下的无数罹难者,并向他(她)们的家属表达真挚和深切的慰问。

一、柏林

“呯”——“哒、哒、哒、哒、哒……”

又是一阵枪响。1989年2月5日子夜,[1-1]子弹撕裂开东柏林寒夜潮湿凝重的空气,枪声闯进市民单调狭隘的住房,惊醒了无数睡梦中的人们。这一夜,对于许多柏林人而言,又将是一个无法再能够入眠的长夜。

几乎每个柏林人都早就熟悉了这样的枪声,这意味着又有人在翻越柏林墙,而伤亡随着枪响正在发生。在东柏林,自从1961年8月柏林墙开始建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与东柏林的许多母亲一样,以往每次听到这样的枪声,卡琳·格弗罗伊(Karin Gueffroy)都无法抑制住心中紧张的情绪,会不由自主地起床,蹑手蹑脚摸黑走到儿子的卧房,轻轻推开房门,察看一下青春期的儿子是否还在安睡。只有当她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她才能够放下心来。但后半夜,她的脑子里通常会不停地胡思乱想,再也无法入睡。

卡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70年与丈夫艾洛斯·格弗罗伊(Allois Gueffroy)离异,三年后带着儿子搬离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 State)东北部的小镇施韦特(Schwedt),来到东柏林生活和工作。大儿子斯旦凡·格弗罗伊(Stefan Gueffroy)成年后便离开了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她与小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相依为命。

克里斯1968年6月21日出生在新勃兰登堡区(Bezirk Neubrandenburg)帕塞瓦尔克镇(Pasewalk),父母离异后,5岁时随母亲来到东柏林,凭着体操方面的运动天赋,他在小学三年级就被保送到柏林一所安全部门属下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学校(SC Dynamo Berlin)学习。东德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体育成就举世瞩目,体操一直是该国的强项。如果克里斯能循规蹈矩地刻苦训练,他极有可能在体操运动上获得成功。但他更梦想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或者去当一名演员。

毕业后,克里斯不愿去国家人民军(National People’s Army)服役,按部就班地按照军官的进阶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展,因此他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事业的梦想也随之破灭。1985年9月,他成了饭店的服务生,拿着比社会平均收入稍高的工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并不是这般安稳,他渴望自由,他向往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希望有机会去美国看看,他想成为一个他自己真正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不断向母亲抱怨在餐饮业工作中看到的腐败,他厌恶没有自由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这样对他母亲说道:妈妈,我们离开东德,去西边吧。[1-2]

在东柏林,相对来说,卡琳的生活还算是岁月静好的。她有稳定、轻松的工作,在东柏林的市区,她有政府分配的住房,现在孩子也已经成年,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该是开始享福的时候了。出自内心,她并不想离开东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生活再重新拼搏奋斗。因此,卡琳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1989年1月中旬,当克里斯得知自己将会在5月份被国家人民军应征入伍后,他与朋友克里斯提安·高蒂安(Christian Gaudian)决定逃离东德。当他们从一个在图林根州(Thüringen)服役的边防兵那里听说边境已经放松了管制,射杀令已经取消,士兵不再向逃离者开枪射击时,他们决定不去申请出境文件,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这种情况在当时时有发生。

2月初,瑞典首相将到达东柏林进行国事访问,这对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来说是个好消息。在这段时期,东德政权为了避免国际舆论的压力,往往会对逃离边境这样的事情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计划在2月5日夜翻越柏林墙,他们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会在瑞典首相国事访问期间被开枪击毙,最多也就是逮捕后遣送到西德。而事实上,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此时已经犯下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2月5日夜瑞典首相已经离开了东柏林;二、边境士兵对逃离者的射杀令并没有取消。

自从在餐馆工作后,克里斯就与朋友克里斯提安一起合租了房屋住在一起。1989年2月5日晚上9点,他们离开了公寓,来到边境区域。之前他们给朋友留了消息,说要去布拉格旅行。约10点半,他俩来到东柏林南部特雷普托(Treptow)区一个被称作“和谐”(Harmonie)的小园子,在那里,他们躲在工具棚里,对边境的情况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等待最佳的逃离时机。约11点30分,他们接近布里茨区运河(Britzer Zweigkanal)前的边境设施。布里茨区运河是一条狭窄的沟渠,将东、西柏林一分为二。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只要翻过眼前3米多高的柏林墙,再越过铁丝网围栏,过河就是西柏林的新克尔恩(Neukölln)区。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曾经都是运动员,他们准备了攀爬的绳索和锚钩,对翻越柏林墙胸有成竹。克里斯提安首先攀上墙顶,然后帮助克里斯翻越高墙。正当他们躲进壕沟时,触发了声光传感器,顿时警报声大作,探照灯雪亮。慌忙中俩人奋不顾身奔向最后一道3米高的铁丝网围栏,边境士兵向他们开火了。[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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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肖像。 克里斯·格弗罗伊成为东德最后一位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逃离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夜枪响的时候,卡琳刚刚度完一个短暂的假期后返回家中,没有能够联系上儿子,于是就上床休息。

“我的住所离开边境只有数英里远,公寓与柏林墙之间只隔着几小块树林。我在那里住了14年,也听了14年的枪声,一阵响,一阵灭。那天将近半夜,我正在阅读,突然听到‘呯’的一枪,随后是‘哒、哒、哒、哒’一阵枪响,我耸了耸肩,就是这样的枪声,我又听到了。”[1-5]多年以后,卡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脸上挂着泪珠这样叙述道,那天夜里,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倒在那阵枪声下的,会是自己的儿子。

西德那边也听到了这阵枪声。一位目击的西德市民向警方报告:他听到至少十声枪响,在边境另一边的“死亡地带”,有俩人被抬离现场,其中一人已没有任何反应。次日这条消息登上了西德的报纸。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早饭。西柏林电台也播报了昨夜有人翻越柏林墙的新闻,但卡琳并没有把这两件事产生任何联想。“只是当我拿了钥匙,打开他公寓的房门,看到(他的)护照、钱和一些文件整齐地放在桌上,我才意识到,哦,说不定是他!”

经过整整两天漫长的等待,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终于正式通知卡琳·格弗罗伊,说她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出事了。两天里,卡琳公寓楼下布满了斯塔西的便衣,日日夜夜监视着卡琳,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

“2月7日下午,一个看似很普通的人按响了我的门铃,通知我到几个街区远的警察局去一次。我知道他是斯塔西。”卡琳说,“当我走进他们的办公楼,我还在想说不定克里斯就被他们关在里面,让我去把他领回来。再见到他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斯塔西的官员审问了卡琳几个小时,最后说克里斯·格弗罗伊企图攻击军事设施,在事件中伤重不治死亡。

“我记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大叫了起来:他才仅仅20岁啊,他没有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怎么可以直接就把他枪毙了啊?”卡琳对着斯塔西的长官叫喊了起来。[1-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琳必须按规定时常向斯塔西汇报,每周都有三、四次被叫到局子里接受长达5~6个小时的盘问,最长一次竟超过了8小时。
他们称这是对案件的“调查”。最后一次“调查”时,他们告诉卡琳案子已经结案了。政府在这起案子中的行为全部正当、合法。“你儿子是在犯罪,他得到的是应有的惩处。”在这段日子里,卡琳住房的楼下白天黑夜都停着斯塔西的汽车,时刻都有便衣坐在里面,她邻居的住房也被安全部门征用,被用来监视卡琳的一举一动。[1-7]、 [1-8]  

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子弹直接击中心脏当场死亡,他成为柏林墙脚下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跑者。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腿部严重受伤,他被当场逮捕,1989年5月24日被以“企图非法越境情节严重”的罪名判处3年徒刑。西德政府向东德政府支付赎金后,同年9月,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被从监狱释放,10月17日遣送到西柏林。[1-9]克里斯·格弗罗伊并非是为翻越柏林墙逃离东德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最后一位遇难者,1989年3月8日,32岁的温弗里德·弗罗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气球越过柏林墙逃离东德,因气球失事不幸坠亡。[1-10]

东德当局严密封锁了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射杀的消息,卡琳·格弗罗伊则想方设法把事件的真相捅给西方媒体。当她得知朋友的祖母要去西德治病,便将克里斯的护照照片藏在火柴盒中让朋友的祖母带往西德供电视台播放。[1-11]克里斯的哥哥斯旦凡·格弗罗伊在1989年2月21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上刊登讣告,称克里斯在“2月6日的一件悲惨事故”中丧生,使得西方媒体能够与该事件作出联想,并获悉葬礼的地点和时间。1989年2月23日,克里斯·格弗罗伊在柏林的鲍姆舒伦格陵园(Baumschulenweg Cemetery)下葬,尽管当局出动大批秘密警察在现场严密监控,但克里斯之死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并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有超过百人出席了葬礼,其中包括数名西方记者。同日,在克里斯罹难处的西德一侧,有人为他竖立起了纪念碑。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克里斯被射杀事件,在西方的压力下,东德政府同意卡琳·格弗罗伊移居西德,并被允许每周一次返回东柏林为克里斯扫墓,条件是卡琳·格弗罗伊必须保持沉默。[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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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89年2月23日,卡琳·格弗罗伊(Karin Gueffroy)(右三)在柏林鲍姆舒伦格陵园(Baumschulenweg Cemetery)参加儿子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的葬礼。(图片来源于网络)


克里斯·格弗罗伊被射杀、抬离后仅仅几分钟,边境指挥官立即给四名开枪的士兵在现场举行了一个庆祝酒会,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受到了柏林当局的嘉奖,开庆功宴会,获得额外的假期,还得到150东德马克的经济奖励。[1-14]、[1-15]9个月后柏林墙倒塌,1991年四名边境士兵因向逃离柏林墙的市民射击并造成人员伤亡被依法起诉。

在长达5个月的审判中,每周都要开庭一到两次,庭审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27岁的尹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被指控直接射杀了克里斯·格弗罗伊。在法庭上,海因里奇坚持认为“自己当时是在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和命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Theodor Seidel)则回答说:“依法行事也并非绝对正确。”[1-16]

四名边境士兵在法庭上都坚称自己没有射杀克里斯·格弗罗伊。尹格·海因里奇引述一位上级指挥官的话说“我们只是被告知不要多想,执行命令就是了。”直到1989年,士兵们还在被不断告知,建立柏林墙是为了保卫东德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1-17]在法庭上,四名士兵都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其中一位同样是27岁的边境士兵安德烈亚斯·科恩帕斯特(Andreas Kuhnpast)面对法庭的审判流泪痛哭。

1992年1月20日,经过5个月的艰难审查,柏林高级法院(Berlin's Superior Court)判决尹格·海因里奇犯过失杀人有罪,判处3年半监禁。[1-18]安德烈亚斯·科恩帕斯特犯企图过失杀人有罪,判处2年监禁,缓期执行。审判团合议庭法官在法庭上宣读:“边境士兵有责任拒绝服从共产主义政权‘明显违背正义’的对柏林墙逃离者的‘射杀令’(Shot-to-Kill Policy)”西奥多·赛德尔法官说道:“那些年轻的士兵‘只是这条长长的责任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对本国国民的射杀,就如同德国纳粹战犯,是在挑战良知,‘洞穿了人权的底线,对逃离者射杀的法律,绝对不能服从。’”[1-19]

在审判当天,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道:“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人可以不顾良心而有权力代表政权去屠杀人民。”德国第二轮对300多名东德边境士兵杀害逃离者罪行的审判,在一个月前也已经开始。但公众争论的焦点并没有停留在“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些执行命令的士兵身上,真如德国谚语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英语原文:“The little guys hang while the big guys go free.”中文译文:小鬼绞死,大魔溜走)类似,审判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低级的罪犯身上,公众更多的愤怒是指向79岁的东德前元首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舆论普遍认为是他向边境士兵签发了“射杀令”,他才是杀人的元凶,以及那些和他相似的东德高级官员,他们才应该真正对这些罪行负责。但埃里希·昂纳克在东德政权崩溃后逃到了莫斯科,苏联解体后,又躲进了智利大使馆受到外交保护。另一位作恶多端的东德安全部部长、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头领,84岁的埃里希·梅尔克 (Erich Mielke),却因为“不治之症”而逃离了法庭的审判。这场迟到的正义,事实上已经无法真正体现出正义的意义。[1-20]

卡琳·格弗罗伊在庭审中作为共同控告人参与了检方的检控。在5个月漫长艰难的庭审过程中,有一次在法庭内她看到有人在分发杂志,上面刊登着自己儿子鲜血淋漓的遗体照片,悲痛得一度无法控制自己,不得不离开法庭。法庭最终宣判的当天,在离开法庭时,她拒绝对法庭的判决发表评论。在一个月前的庭审中,她坚持认为她儿子之死,“即使不是有预谋的杀人,但总归是杀人。”[1-21]

直到2000年,两名东德前官员西格弗里德·劳伦兹(Siegfried Lorenz)和汉斯-约阿希姆·波希米(Hans-Joachim Boehme)才被起诉到法庭,为克里斯·格弗罗伊和另两名青年之死负责。但原审法官因证据不足无法对其定罪。2004年8月重审,才被确定有罪,两人各被判处15个月缓刑。[1-22]根据德国司法部的档案,像这类相似的案件仅在柏林就有300多件还在调查之中。波恩(西德首都)的政府官员表示,尽管东德的许多官员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按照现行的法律,要对东德这些官员定罪伏法却非常艰难。[1-23]这些事实又一次验证了“正义只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空洞和谬误。

二、北京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年北京城里一夜的枪声,可以想象,会让多少广场上孩子的父母、未归家者的亲人们担惊受怕、彻夜未眠。

岁月如梭。我在国内忙碌地工作、奔波,尽管自己也曾经亲眼目睹过“六四”这段特殊时期发生过的一些特别的事件,对许多事情也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但很多年来,却一直不知中国还有一个“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群体,在为那些逝去的灵魂不屈地抱团取暖、相互慰藉和寻求正义。直到十几年前的一天,偶然在网上读到一则流传的消息,谈到“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我在惊讶之余,去搜索这个名称,才知道关于她(他)们的一些信息。后来终于有机会能够打开这个网站,顿时觉得一股悲怆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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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纪念“六四”三十周年,遇难者遗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去写“天安门母亲”,总是觉得太艰难和过于沉重,好多次想写,都写不下去,不得不停下笔来。可想而知,那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参与绝食,后来却又活了下来的一个个不屈的灵魂,面对已经逝去的一张张青春朝气的脸庞,心中的内疚和悲切会对自己产生一种怎样的折磨和鞭策。
 
《给十七岁的蒋捷连》这首诗所表达的,便是浸透了这种折磨和伤痛的复杂情感。作者在这首诗的“题记”中咏叹道:“你不听父母的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2-1](注:“蒋捷连,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难时刚满17岁;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89年6月3日晚11点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侧29楼前长花坛后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2-2])

“这首诗,我们一直珍藏着,纸背已经发黄,字迹依然清晰。”[2-3]八年多后,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在文章中回忆往事,又谈到这首诗,而诗的作者刘晓波,刚刚被判了11年刑,此刻正再次身系监狱。“‘六四’枪响,连儿遇难,晓波入狱。他出狱后从他导师那里得知连儿的噩耗,于当年6月1日,‘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赶到了我们家里。记得那天他上身穿一件T恤衫,下身穿一条齐膝的画布大裤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连儿的遗骨没有入土,而是安装在一个木制的竖柜里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2-4]

这样的痛楚,已经远远超越了那几个当事人的情感世界,任何一个情智健全的旁人,读着这样揪心的文字,都会觉得心如刀绞,从心中流出泪来,从眼里滴出血来。

“这短暂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象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2-5]这位十七岁孩子的父亲,面对着这样巨大的伤痛,他与孩子的母亲一起,用心凿刻出了年轻儿子无法入土的碑文,来表达自己出自肺腑的心声,却再也无法让爱心走出那片痛苦的阴影。

其实每个天安门母亲都怀着这样的伤痛,无法再能够走出那片痛苦的阴影。1989年6月3日那个长夜,另一位母亲同样也夜不能寐。“6月4日凌晨,她19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身亡,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2-6]

6月3日傍晚,有朋友来我们家聊天,谈论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有人说政府会开枪,有人说不会开枪。张先玲回忆说,“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五’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2-7]

“六四”发生时,王楠正在北京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爱好摄影,他希望自己能够用相机和胶片记录下这段珍贵历史的真实场景。

“大约夜11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着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2-8]

在“六四”发生三十周年之际,张先玲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回忆自己痛失爱子到后来大家一起建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经过时说道:“在整个找王楠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不少的人家里出了这种事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尤维洁和丁子霖。王楠的骨灰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在过道的地方,人走来走去都能看到的地方,摆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维洁看到了,她给我留了一个条说她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难的,希望和我联系。后来我、她,丁子霖,我们就最先联系到一起。后来我们又找到一位(六四遇难者)杨燕生,他的妻子叫黄金平,后来我们就开始联系这些人,慢慢的找人……后来找多了以后,有些母亲也都参加了,一起找,寻找这些死难者吧。”[2-9]

寻找死难者——这句朴实的话语,终于让这些难属——天安门母亲——为了“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2-10] 而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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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部分天安门母亲悼念“六四”英灵罹难三十周年。(图片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

三、反思

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这两起悲剧,尽管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当事人的愿望和目的也有差异,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也相隔甚远,事件发生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区别,但两起悲剧却有着一条相同的主线,针对的对象也有着共同的特点:满怀希望和理想、向往自由和未来的青年。两个事件的结果都是同样的悲剧:让同胞杀戮同胞,让青年杀戮青年,而最最凶恶的罪魁祸首却躲藏在幕后,事实上最终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其中更让人心疼的是那些杀人的和被杀的都是年轻的青年,而年轻的杀人者面对同样年轻的生命却没有任何敬畏之感,面对严酷的现实也不作分析和思考,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发出了出自良心的忏悔,究竟是什么让人性变得如此冷血和残酷?

有多少东德人曾经为了翻越柏林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究竟有多少天安门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亲人?对于这两个问题,对任何一个对待历史和生命还有敬畏感的人来说,不论是今天已经统一后的德国,还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历史是混不过去的,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成为这两个国家必须要向人民交代的、非常严肃的问题。

2014年11月,在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部为了纪念倒在柏林墙下的死难者,曾经播发过一篇报道:《柏林墙下最后一名被射杀者》,其中谈到:“东德时期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边境线上,这个数字到今天都仍不为人知晓。从北到南大约1400公里长的东西德边境线上都有士兵把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民主德国联合会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搞清楚东西德边境线上究竟倒下了多少死难者。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者科斯特卡(Jan Kostka)说:‘我们现在统计到1036个受害者的姓名。’东德官方并未留下有关死难者的记录。不但如此,东德政府还涂改了大量死亡案例。当时,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逼迫受害者家属对事实真相保持沉默。”[3-1]

“像格弗罗伊那样死在柏林墙下的人数总共有138人。这一人数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民主德国联合会和波茨坦历史研究中心共同统计得出的。除了试图穿越东西德边境遭射杀者之外,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逃亡企图,同样也被击倒在柏林墙下。”[3-2]

柏林墙已经倒下去三十周年了,德国为什么还在追寻那些死难者?这又有什么深远的意义?“柏林墙纪念馆副馆长诺克(Maria Nooke)说,比统计死亡人数更为重要的是了解这些遇难者背后的经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冒那么大的风险逃离东德?’”[3-3]

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即将来临前的2019年2月5日,正是克里斯·格弗罗伊遇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德国和世界上许多媒体再次聚焦克里斯·格弗罗伊,“德国之声”在该天播发《记住柏林墙最后一位遇难者克里斯·格弗罗伊》(Remembering last Berlin Wall victim Chris Gueffroy),柏林墙纪念馆(the Berlin Wall Memorial)馆长阿克塞尔·克劳斯梅尔(Axel Klausmeier)说道:“他们(遇难者)的命运,表明了他们遭受的苦难是多么巨大,而向往自由的愿望却又是何等强烈。”[3-4]柏林墙倒塌之后,对于那些遇难者和他(她)们的家属而言,正义的天使并没有如他(她)们期望的那样如期而至,但东德政权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段历史,德国人民是无法轻易忘记的。

死在柏林墙前的生命,数以千计,远不止克里斯·格弗罗伊一人。在六四期间殉难的,更无法计数,也远不止蒋捷连、王楠……这几个人们已经熟悉的姓名。而更多的人只是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有些人死时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她)们的家人在默默无闻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伤痛的煎熬,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一点一滴关于他(她)们的事迹,更不会留下关于他(她)们的文章和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寻找死难者的天安门母亲这一代人也正在慢慢老去,而正义之神却仍远在天际,不见踪影。但相信她(他)们“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的步伐不会就此停止,她(他)们的精神也一定会得以永存。

愿苍天保佑天安门母亲!


初稿写于2019年10月14日感恩节,第二稿完成于2019年10月26日,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前夕。


后记:

由于受政治因素、历史原因、语言差异、客观条件、时间和地理因素以及记忆和理解能力、学识水平甚至是人为干扰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和限制,本文采用的素材原作者和当时报道新闻的记者在记录和报道相关事件时也存在较多、甚至是较大的细节差异,其中包括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的死亡日期和时间这样的重要事实至今都无法确定(见注释[1-1]),以及克里斯胸膛被子弹击中的次数等细节,在原报道中都存在明显差异。事件的其它细节差异也俯拾皆是,法各不相同。本文作者同样受到前述原因的困扰,在写作本文时亦无能力去伪存真,只能通过比对各种可获得的资料,尽可能采纳可信素材,综合多方信息,力争做到求同存异,尽量将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因此,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往往采取将不同来源的信息筛选后加以整合,并对信息的主要来源给出注释。若本文中存在谬误,还望读者施教指正。


注释:

[1-1] 开枪时间尚存在争议。斯塔西(Stasi)档案记载的时间是1989年2月5日24时前,在柏林墙原址的一些纪念碑上所刻的日期也是1989年2月5日,但后来有研究认为开枪时已过2月6日零点,因此也有纪念牌上写2月6日,有许多新闻报道也采纳2月6日,较早采纳2月6日的新闻报道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柏林墙罹难者永不会被忘记》(作者:Andy Eckardt,时间:2004-11-12)(NBC:“Victims of the Berlin Wall never Forgotten”by Andy Eckardt,2004-11-12)。

[1-2] “The Collapse, The Accidental Opening of the Berlin Wall”, by Mary Elise Sarotte,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New York. ISBN 978-0-465-06494-6. (Page 4).

[1-3] 以上内容来源根据[1-4]和“Remembering last Berlin Wall victim Chris Gueffroy”,by Natalie Muller,05.02.2019,Deutsche Welle:https://www.dw.com/en/remembering-last-berlin-wall-victim-chris-gueffroy/a-47365057

[1-4] 以上内容来源根据[1-3]和“Chronik der Mauer”(Victims at the wall),(Zurück zur Übersicht),http://www.chronik-der-mauer.de/en/victims/180603/gueffroy-chris?n

[1-5] “Victims of the Berlin Wall never Forgotten”,by Andy Eckardt,2004-11-12,NBC:http://www.nbcnews.com/id/6470285/ns/world_news/t/victims-berlin-wall-never-forgotten/#.XaOfX0ZKjIW

[1-6] 同[1-5]。

[1-7] 同[1-2]。(Page 15)

[1-8] 同[1-5]。

[1-9] “Chris Gueffroy facts for kids”,Kids encyclopedia facts:https://kids.kiddle.co/Chris_Gueffroy

[1-10] “Winfried Freudenberg”,Berlin Wall Memorial:https://www.berliner-mauer-gedenkstaette.de/en/1989-332,455,2.html

[1-11] 同[1-2]。(Page 15)

[1-12] 同[1-4]。

[1-13] “The last victim of the Berlin Wall”,by Marc Lüpke-Schwarz/cd, 05.02.2014,DW:https://www.dw.com/en/the-last-victim-of-the-berlin-wall/a-17408154-0

[1-14] 同[1-2]。(Page 14)

[1-15] “Memorial to Chris Gueffroy, Berlin”,The Baltic Initiative and Network:http://coldwarsites.net/country/germany/memorial-to-chris-gueffroy-berlin/

[1-16] “2 East German Guards Convicted of Killing Man as He Fled to West”, by Stephen Kinzer,Jan. 21, 1992. The New York Times.

[1-17] “Mother of Berlin Wall's Last Victim Breaks Down in Court”,by Kevin Costelloe, September 11, 1991, AP: https://www.apnews.com/a47bcafa72bf8e4c94e7b7215d25399e

[1-18] 尹格·海因里奇上诉后,德国高级法院最终在1994年将刑期改判为2年缓期执行。

[1-19] “E. German Guards Convicted”,by Marc Fisher,January 21, 1992,The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2/01/21/e-german-guards-convicted/7800ebfe-e523-4e47-b5d0-a959cd7cafd6/

[1-20] 同[1-16]。

[1-21] 同[1-16]。

[1-22] 同[1-5]。

[1-23] 同[1-16]。

[2-1] 《给十七岁的蒋捷连》(诗歌),作者:刘晓波,1991年6月1日。ETERNAL GLORY TO LIUXIAOBO!(“刘晓波刘霞”网站):http://www.liu-xiaobo.org/blog/archives/5237

[2-2] 《丁子霖的证词 ── 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作者:丁子霖,1999年2月。“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网站:https://www.hrichina.org/chs/ding-zi-lin-de-zheng-ci-yu-nan-zhe-jiang-jie-lian-de-mu-qin

[2-3] 《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上)》, 作者:丁子霖、蒋培坤,2010年1月14日发表,“民主中国”网站: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3095

[2-4] 同[2-3]。

[2-5] 蒋捷连父亲蒋培坤为蒋捷连刻下的碑文,同[2-2]。

[2-6]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口述失去爱子后的经历》,张先玲口述,2019年6月1日发布。VOA(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tiananmen-mother/4941672.html

[2-7]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作者:张先玲,写于2004年3月。“独立中文笔会”网站: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2581

[2-8] 同[2-7]。

[2-9] 同[2-6]。

[2-10] 《天安门母亲的信念、诉求和主张》, “天安门母亲”网站: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tmother02.htm

[3-1] 《柏林墙下最后一名被射杀者》,作者:Marc von Lüpke-Schwarz,05.11.2014,德国之声:https://www.dw.com/zh/%E6%9F%8F%E6%9E%97%E5%A2%99%E4%B8%8B%E6%9C%80%E5%90%8E%E4%B8%80%E5%90%8D%E8%A2%AB%E5%B0%84%E6%9D%80%E8%80%85/a-18031176

[3-2] 同[3-1]。

[3-3] 同[3-1]。

[3-4] 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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