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再次暴露专制制度的落后性

 Joey Zhang

荆楚大地布阴霾

首都贺春筑高台

八方恭祝一尊笑

无人告之瘟神来

柏拉图有句名言: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

    当中国多数民众采取鸵鸟战术拒绝参与政治,扮作岁月静好状态,糟糕的统治者应声而出。倘若在封建皇权社会,一个糟糕的统治者或许仅仅是一代人的噩梦。但是当下中国糟糕的统治者是一个糟糕制度一手建立起来的,那么噩梦就不会是一代人两代人,而是在这个制度被彻底推翻之前所有人的噩梦。

武汉要在十天内建成两所医院(来源:akamaized.net)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政府不断向自己的民众鼓吹着“中国速度”,以及迎合着传统小聪明文化的“弯道超车”,造成自信心莫名膨胀的民众已经忽视掉这个糟糕制度的隐患,不断试图用各种可笑的方式去阐述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落后就是落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共产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被无情抽去,其丑陋粗鄙的原始和落后一览无余,被丢在世界聚光灯下的舞台上,羞赧难当。

    众所周知,专制制度的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下放模式。首先由当权者透过暴力方式掠夺公民权利,继而以任命方式完成权力的铺垫,管理模式是非常原始的扁平化,被任命的官员只对赋予其权力的上级负责。而民主制度是通过选举,完成民众对政府的权力让渡,各级政府对民众负责。两者间的差异导致,在处理极端事件和紧急状况的非常时刻,政府反应速度截然不同。

    在详细阅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后可以发现,对于非典型性肺炎这种急性恶性瘟疫,依然有着一套官僚主义作风的管理申报模式,区县一级卫生部门在发现疫情需要向上一级卫生部门申报,而上一级卫生部门需要向同级政府申报,再由政府向省一级政府申报,继而向国务院所属卫生部门申报,由国务院批准后实施防疫工作,整个流程无比繁缛。对于一个爆发性传染病来说,这种迟误是致命的,当然致的是对政府不闻不问且无比坚定迎合专制的老百姓的命。

武汉市长披露中央没有批准发布疫情导致延误

再对比美国CDC关于Quarantine(隔离)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写出“States have police power functions to protect the health, safety, and welfare of persons within their borders.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disease within their borders, states have laws to enforce the use of isolation and quarantine.”(各州具有警察权力职能,以保护其境内人员的健康,安全和福祉。为了控制疾病在其境内的传播,各州制定了法律来强制使用隔离和检疫。)民主社会中的高度自治权,源于最基层民众对当地市,镇政府的权力让渡,因此在发生例如瘟疫事件,不需要联邦政府最高首脑的批准,就可以行使隔离权,防止瘟疫的蔓延。

    深层的分析,专制体制对于权力的下放,特别是重大事件中对于地方政府的授权,往往是及其谨慎,因为在当权者优先考虑的不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权力的回收。所以经常会看到明明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却总是被一群来自中央政府的工作组接管。这是当权者再既不愿下放权力的同时又被迫去解决问题的折中方案,但是这种折中考虑和工作部署不仅浪费宝贵的时间,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指挥权归属也是一塌糊涂,就像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头一样可笑,职能部门既要对直属上级地方政府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央派去的工作组负责,如果两者命令出现相悖,就需要更多时间去协调。因此无论如何,专制体制下政府的一言一行,优先考虑的都是政府自身,或者说是当权者的利益,以维护当权者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至于普通民众,就成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中可怜的“代价”了。

    因此,原本发生在武汉一个农贸市场中的感染事件,衍变成肆虐全世界的瘟疫,这其中不仅仅是天灾,更多的是由于专制低效体制造成的人祸。回归到一个普通民众的视角,或许这场灾难会被全世界齐心协力的扑杀,但是只要这种落后体制存在一天,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永远活在一个未知的隐患当中。下次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在低效反应体制下无限扩大,不去关心政治的岁月静好也只能是一种假象。我们去关心政治的同时,更多的是关心自己,这种意图的最佳表现方式就是民主制度的选举,拒绝糟糕统治者统治自己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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