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疫情析国情

 裴毅然

“新冠”呼啸,寰内传警,全球惊耸。中共政府最初严密封堵疫讯、即速训诫八医——12月30下午八名鄂医发疫警于微信圈,1月1日警方传讯,3日收到训诫书。直至1月20日,政府才被迫承认疫情,23日强制封城。政治,再次通过“新冠”明示对14亿国人的重要性——你不问政治,政治却通过“新冠”来问你。

据《求是》2020年第4期(2月15日),1月7日“新冠”已上政治局常委会,1月22日才作出封城决定,间隔半月,慢慢吞吞,反应可谓迟钝迟缓,根本未体现“将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相比最初封堵疫讯之迅捷,更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再次裸露“维稳第一”(政权第一)肉身。此外,1月3日中共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及美国疾控中心通报疫情,却不向本国人民通报!难道遥远的他国比直接利益方的国人更有知情优先权?

2月10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着口罩向全国人民谢罪:“我们认识不足,未及时采取像现在这样的严厉措施,致使疫情扩散全国、流到国外。”国人迅速愤怒提炼成警句:

把小事拖成大事,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为什么?

化疫灾为经验,历疫程立防阶,检验政府行政绩效的当然量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道还不应优先体现于这种人命关天之处?偏偏关键时刻掉链子,七十年都未体现出来。远的不说(1980年代前中共封锁各种负面信息),1988年上海甲肝流疫;2003年北京“萨斯”,为什么还会发生2020年更凶猛的武汉“新冠”?迭经疫情而无动于衷、毫无作为,各地官吏一次次面对疫情惊慌失措,从基层到中央一路习惯性瞒压,一次次丧失限疫于初的最佳期,难道不是一次次有力说明政府的低素质?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未能将经历转化为操作性措施?

疫情汹汹,“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首先经受考验的当然是政府的应对能力。各级“疾控中心”形同虚设,什么都要等待行政官员裁决,百事仰上,政府全能,一长决策百行。因为集权,中共官员很忙;因为集权,只能外行领导内行;1957年就提出的“右派观点”,既然扫帚未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至今尚在的体制病。

1980年代,一些中共高干对文革痛定思痛,对赤政之弊已有深刻总结:

建国30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有权加无知。[①]

无知却有权,外行领导内行,各级行政官长平时作威作福,临难时刻莫知应对,一次次“就那样”!

最缺是民主

“新冠”再次裸露中共政府方方面面负弊,而之所以未能设立限疫于初,根柢当然在于各路专家无权参与决策,各级官长也缺乏重大决策权限,只能仰等上意。一处起警,病在全身矣!办不好事,当然根在办不成事。

说到底,中国最缺的还是民主。民主的价值是立体的,不仅体现于政治,更全方位渗透社会。很简单,没有民主地基,官权独重,民权归零,乌纱上授,官场人治,只能形成根深蒂固的逆淘汰,弃金留沙。一茬荐青年英俊望而生畏,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共的第三梯队无法招揽“素质过硬、政治可靠”的人才。因为,“政治可靠”=投机溜须,多为宵小之徒,不可能“素质过硬”,而“素质过硬”得有一定主见,多不愿丧失尊严,誰愿掷大好青春年华于必须说假话的官场?

没了人才,还怎么办好事办成事?没了人才,还如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只能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可见,民主是调动社会各方资源的母机,分权是收集智慧的地基,集权只能孵生庸才奴才。

死不认错

李文亮医生都以身殉职了,湖北警方、最高法院仍以“当时处置无误”应对汹汹舆情,直至2月上旬仍不认错,强賴硬撑八名医生“传播虚假信息”;所凭所据仅为八名医生用“萨斯”指称“新冠”的冠名之误(最初对疫名不可能确知),无视八名医生及时报警的重大价值。

“死不认错”的逻辑,缘自毛泽东的“不下罪己诏”,勾连中共一直自我标榜的“伟光正”。没有上级支持,武汉警方怎么可能“坚持”至今?

“死不认错”也再次有力说明中共为权不为民的“维稳第一”,且不说“全心全意”、“一心一意”,哪怕“半心半意”、“微心微意”,面对训诫八医的明显错误,低个头认个错,就那么难吗?当然,这里难在观念、难在逻辑、难在放不下的“伟光正”。

在中国大陆,宪法没有党委大,官印没有人头硬,一切靠潜规则——可干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干。一句“就那样”包含了多少无奈、多少“特色”!国人只能再次领教将疫灾炒作成自我表扬,偌大疫灾都可用“辩证法”转化为垫高石,如最近流行的“我亲自”……

中共的“辩证法”能耐忒大,已有人总结这次疫期「舆论引导」四部曲——丧事当成喜事办、美国阴谋论(毒源不在中国)、我们赢了、中国解救了世界!

结语

很清楚,只要政治一天不公开、一天没有民主、官权一天不由民授,“国家主人”的人民便一天不知国务决策与运行过程,就只能听天由命——任由宰割的羔羊,无法避免各种权益被剥夺(甚至都不知道被剥夺),只能忍受种种潜规则,只能…… 这次瞒压疫讯,当然是最起码的知情权被剥夺。

中共要国人莫计较“党的历史错误”(七不讲之一),承认他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历史错误还在延续、还在孵生衍化现实错误,不批评总结历史错误就无法制止现实错误,这样的“七不讲”、这样的逻辑,能接受吗?历史评议权、现实批评权,能任由中共独霸独控吗?

透过疫情看国情,特殊性总是带着普遍性,现实一次次很严肃地告示中国的缺失处。

 2/24~25/2020   Princeton

注释:

[①]李锐:〈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摘记〉,《李锐文集》第5集,香港社会科学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九,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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