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广西环江,从反右到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下)

(十)环江县大饥荒大死亡放论

环江虽然山多,但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50年前每平方公里只有三十来个人。因为地广人稀,最近若干年还迁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由17万增长到40万有余,大家仍然丰衣足食。

这是因为环江还有很好的气候条件。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北纬24〞44'—25〞33'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年均气温南丘陵一带为19.9°C,北部山区为15.7°C;一月平均气温10.1°C,七月平均气温是28°C。历年最低气温为—5.2°C,无霜期290天。年平均降雨量北部为1750毫米,南部为1389.1毫米,集中于4—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70%,历年最小降雨量922.8毫米。

从农业生产来看,和笔者所处的山东省相比,环江真是一个得天独厚、令人羡慕的地域。倒退50年,回到那没有塑料大棚的时期,环江的冬天地里总还可以种植一点东西,不像山东,地里足足有半年不能生长任何作物,看不到一丝丝绿芽。我在11月上旬去环江,地里还有没有成熟收割的晚稻,至于绿油油的蔬菜就随处可见了。

植物生长的临界温度是12°C,环江几乎终年具备植物生长的必要温度。在这样的有利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土地又多,撒把种子就可以生长,怎么会饿死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我们去问现在的环江年青农民,他们会相信吗?这就要问责毛泽东了。

第一,世上本无事,毛君强扰之

在六十年之后,我们研究环江的历史,可以采取必要的假设:

第一,假若环江根本就没有进行土改;
第二,或者土改也进行了,但是不搞合作化;
第三,或者合作化也进行了,但是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以上三大步,都是毛泽东强行推行的。回顾历史,我可以断定,每多进行一步,就多造成一场灾难。

如果不土改,农民拥有的土地多寡不均,但可以采取立法规范等措施调节。最坏的方法、最坏的后果是暴力土改。暴力土改摧毁了中国农村赖以生存的道德、法制、文化、人伦底线,使以后对农民的任何剥夺压迫蹂躏屠戮,都可以在“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的政策”的大旗下,无所顾忌地进行。既然土地可以强行剥夺,地主可以批斗枪杀管制,那么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为所欲为了。追本溯源,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导致了十年后的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

如果不搞合作化(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不存在是否要包产到户的问题,王定自然还继续做他的县委书记,农村维持着土改以后的局面,和现在实行的土地制度大体相当,农民自然还可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如果不搞大跃进,即使换了洪华做书记,他也吹不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大卫星,使随后的高征购大饥荒大死亡不至于产生或不会严重产生。

回到合作化之前,甚至于回到土改之前,这样的生活好不好?本文除了上面引述的谭绍儒的信,有片言只语涉及,下面我要引述王定的部下,从1950年起就在环江农村工作,1954年担任下南区区委书记的韦明同志的回忆录。他1933年出生,比我年长1岁。后来调到《广西日报》做编辑。现在偏瘫,住报社职工宿舍。2009年11月,我登门拜访了他。

他写了一个环江工作的回忆录。他说,下南区是一个有25000人的毛南族山乡,土改结束之后的1954年,区委只搞了几个合作社试点,“面上放手让群众生产,大家心情非常舒畅。这年又是风调雨顺,水利条件很差的下南,粮食喜获大丰收,村村寨寨一片欢腾。粮食大丰收,出现六畜兴旺,猪满栏、牛羊满山岗、鸡满鸡舍、鸭鹅满池塘的繁荣景象。据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回忆,下南历史上商业盛况是逢街日,外地商贩从四面八方涌来、除街道圩场外,周围田块以致路旁、山脚挤满了赶街的人群。每圩上市菜牛四五十头,宰猪一百多头。春节前夕的圩日宰猪多达二百头均销售一空。1954年与历史上的丰年盛景有点类似,圩日的下南,人群熙攘,一派繁荣,更加上邻县南丹县八圩瑶族同胞担来许多他们自己酿造的米酒、蜜糖和各种兽皮等土特产品,更增添了市场繁荣亮丽的景色。这年毛南山乡,村村寨寨男女老少,笑逐颜开,热闹非凡。除夕夜,各个村寨贺岁的鞭炮声连续不断,从除夕夜12时起,直响到晨曦微露。”

一位老年农民对韦明说:“韦书记,跟你说实话,我们最希望能像54年那样丰收年就好了,那一年真像乾隆皇年间一样,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市场繁荣兴旺,人民太平安乐。”(《合作化时期我在环江的难忘经历》)这位老农喜不自禁,只好根据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比之于‘像乾隆皇年间一样’,来夸奖赞美1954年。

这样幸福美好、和谐富裕的生活,在这个下南区在以后可能最少二三十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等到他们再次欢度丰年春节的时候,大概想到的就不是乾康盛世,而是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苦涩了。

这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在农民的直观看来,共产党夺权之后,在农村强迫实行的一系列变革,都是扰民害民,大灾大难,倒行逆施,都是多此一举。

我记得在1951年前后,部队针对干部战士革命意志衰退,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普遍想复员回家的问题,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坚定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想教育。那时因为朝鲜战争还在打,台湾还要去解放,所以不能大量复员。从那个思潮可以看出,大批农民参军的理想也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理想中的桃花源就是小农经济生活。他们没有集体化的愿景。强行集体化,首先是违背了经济学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超越了这个条件必然受到惩罚。

吴思写了一本《血酬定律》,有人读了之后说:“我们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并由此决定了历史的演进规律。但吴思却告诉我们,决定历史进程的,并不是什么生产力水平,而是‘破坏力水平’。而且,破坏永远都比生产更为有效,也更为有力。”这话说得很有意思。毛泽东领导经济,除了效果巨大的“破坏力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留下的是大灾大难。

第二,能君暴君毛泽东祸国殃民于上。

毛泽东有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力,但同样具有绝对权力的希特勒,甚至于斯大林都没有像他那样胡作非为,祸国殃民。毛泽东具有诗人激情澎湃的气质,还有自命为马列主义革命家改造中国的奇思妙想,然后加上他拥有绝对权力,就可以随心所欲,改天换地了。他不懂经济却从周恩来手中夺过指挥大权,梦想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工农业,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他在土改分地之后,一步一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想要消灭私有制,连“包产到户”也要禁绝,再然后实行更大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把土地,把人口,把小到家庭的铁锅,都实行“共产”。唯一还没有实行的是“共妻”。他赋予各级党委书记直至村党支部书记“大权独揽”之权,可以对属下生杀予夺。他对任何偏离“集体”、“共产”的建言做法不论是否符合实际,一律以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治罪。对待农民则更是连起码的怜悯之情、同情之心也没有,就像环江干部谭绍儒所说的连猪鸡狗也不如。把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剥夺殆尽。无论怎样死人,死多少人,他都无所畏惧,谁也不会不敢追究他。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他一个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由他一个人发动和领导,不需要提交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他从来不检讨认错,更不会下罪己诏。因此,从1958年到1960年,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陷进了亘古未有的灾难的深渊。这就是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马上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随之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不是昏君庸君,而是能君暴君。假若他是昏君庸君,中国人民反倒幸运了。

那些至今还在怀念毛泽东、吹捧“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人,你们能回答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吗?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农村从土改到合作社,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到文革,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有机组成部分。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中共正式否定。现在,你们再抬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匾牌,招摇经过天安门,向全世界宣示,请问打算做什么呢?难道中国还要再来一次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酷吏恶吏胡作非为,好官良吏尽力抵制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要由各级干部执行的,因此除了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之外,干部的素质作用很大。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总是有相当的弹性。

真正发生大饥荒大死亡的是少数最敢于吹牛撒谎、欺世盗名的酷吏恶吏,他们要讨取毛泽东欢心,胡作非为,把毛泽东的坏政策向坏的方面推向极限。学界一般认可的死亡是3750万人,主要集中在几个省的若干个县。杨继绳在《墓碑》中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7300万人饿死1000-1200万)、安徽(3400万饿死500-600万)、贵州(1700万人饿死90万)、河南(5000万人饿死500万)、山东(5700万人饿死300万)、甘肃(1300万人饿死100万)等省,饿死人最多的县份有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等等,这些县的死亡人数都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象贵州省湄潭县,饿死12万5千人,占农业人口的22%,绝对数也够大的。

象安徽省地处长江边的无为县,90几万人的县,饿死了30多万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愷帆回到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发现浮肿死人严重,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仓放粮、解散食堂等等,结果遭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关押、送煤矿劳动的处理。这位张愷帆,就是1933年在国民党龙华监狱里的墙上,题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言志,署名“扪虱居士”的“烈士”,解放后清理墙壁被发现,萧三编进《革命烈士诗抄》。那时,这也是四五十年前,我慕书名买了一本,读得心潮汹涌,对革命烈士产生无限敬仰。现在知道,这位“扪虱居士”后来查明侥幸未死,他就是张愷帆。那时,张愷帆为了“解放”人民没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对农民的苦难,抒怀“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真是为“解放”农民做了一点实事的时候,自己却被“革命”陷害。

毛泽东龙颜大怒,怒斥张愷帆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张愷帆1908年出生,长我26岁,自然是我的革命前辈。请问:你们当初舍生忘死为之立志,想要拥立的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领袖吗?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肆意暴虐人民、可以肆意整治干部的政党吗?

张愷帆没有成为烈士,但白莽、柔石、何孟雄等许多共产党员牺牲在龙华监狱,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崇敬的先贤。鲁迅写了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他们,最最欣赏白莽所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是先烈们抛弃了生命,换来的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人可以享有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绝对自由: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发动大跃进,下达高征购的指令,饿死4000万人可以不被问责;他可以为所欲为地给任何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如今,“自由”成了执政党谈虎色变的敏感词汇!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9.5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张愷帆的悲剧是共产党员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以解放天下受苦人为己任而建立的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却异化为人民的专制独裁者,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剥夺殆尽,比国民党的暴虐残酷超过何止十百倍。国民党时代有因为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发生大死亡的事件,却没有因为大跃进、“高征购”而造成全国人民大饥饿,其中饿死者达到4000万的人祸!

中国人民凭什么要这样的“解放者”,这样的“大救星”?!这样罪大恶极的执政党今天竟然毫无自责忏悔谢罪之意,反而肆意打压揭示历史真相的自由言说之士,动辄以“颠覆”罪判刑,实在是天理难容!

不过,回到50年前,较为多一些的省和县,死人较少或不太多。经过反右运动,虽然打了一大批正直的正派的亲民爱民的干部右派,但是毕竟还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占据各级领导岗位,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那些上头认为比较右倾,比较落后,不求上进的干部,群众反而认为比较务实、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心地善良的干部,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人民总还有所爱护,不是一味地跟风逐浪,弄虚作假,把农民最后的口粮也征购一空,骗取虚名,张愷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玩弄一点“欺上”的伎俩,不怕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农民尽量多留一点“口粮”。所以并非各省各县的饥荒一样大,饿死一样多。

这么一批默默无闻的好官良吏,在他们主政的省区县份,尽力抵制,饿死人较少,如“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再如“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杨继绳语)

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省,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本来就贫穷落后,在大跃进中却大吹特吹,和广西环江不相上下,省报《大众日报》上几乎天天总是寿张、馆陶等的经验、卫星上报纸的头条,寿张、馆陶、范县提出了一个县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但是这些县结果却是得到大饥荒大死亡的报应,转过来的1959年1月,馆陶就发生了食堂停火,生产停顿,社员逃荒,路有饿殍的“馆陶事件”。这种饿死人的“□□事件”在全国不断发生。反之山东东部地区少吹不吹,干部们还为高征购打点埋伏,所以灾情就较轻一些,死人远不如鲁西南、鲁西北多,没听说饿殍载道的情景。因此,大饥荒大死亡最多的省区县份其主政的干部,大多是极左派,他们善于吹牛撒谎,欺上瞒下,沽名钓誉。为了追名逐利,不择手段地征购粮食,搜刮农民的口粮,失去起码的爱民之心,毫不顾忌政治操守,抛弃了诚信做人的底线。

正是有了一批象洪华这样的酷吏恶吏变本加厉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才上演了一台绘声绘色的大跃进闹剧,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死亡。

第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们还是以环江为例议论。王定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那正是国统区学生开展争自由争民主运动之时,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那时,中共承诺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王定他们一批人的理想。为了这个高尚的理想,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从没动摇过。他认为毛泽东、共产党全党和他一样都是为了实践这样一个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广西省党代会上,他才慷慨陈词,批评省委:“去年春荒时,永福县一个乡里,因区乡干部官僚主义,饿死了一家三口。有关的区乡干部都得到严肃的处理,其中错误严重的乡支部书记被判刑劳改。然而同一个时期在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百人、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案件。上次代表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不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就处理及时严厉,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这样迟迟不决呢?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还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我认为不公平!”他认为共产党执政之下,饿死人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小事,应该公正严肃处理。如此仗义执言,全场为之动容,代表们为他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

王定是广西全州人,全州在环江之东,相距约1000华里。解放后一直做环江县的领导,从副县长到县委书记,从土改到合作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环江的人民经过七八年的相处,同命运,共苦乐,所以他对环江人民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

王定的右派错案“改正”后,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在他家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他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做过山东潍县知县的郑板桥,以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清廉自守、开仓赈济著称,晚年以书画知名,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王定和郑板桥相似,在共产党内也是“一怪”,是另类,因此他视郑板桥为知音。在共产党内,象王定一样把“为人民服务”确实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很多。

王定致命的弱点是从学生到干部,几乎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改造”历程。他的所作所为,从那些官场历练丰富的工农大老粗干部看,都是一派不足为取的书生气。广西省县里的反右运动,这类干部大多落水。

环江县取王定而代之的新任县委书记洪华是一个南下的农村干部,他和王定具有完全不同的出身、文化、经历,因而也就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素质、道德素养。他们处身知识分子的场合,最得意的身份认定就是“咱大老粗”,以此为荣。对知识分子极尽讥讽揶揄之能事。因此在同样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外衣包装下,这两大类干部的为人处世,执行政策,就大相径庭。

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1947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厉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收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和王定相比,洪华倒是“八路”牌的老革命,早参加革命8年,具有工人农民的双重出身,抗过日,打过蒋,这是他的大资本。他来到广西则是居高临下的解放者、胜利者,又是久经共产党官场的历练者。他还有必要的小学文化,再高了就成了讨人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低了却读不懂一般文件。在中共建政初期,这类干部最行时走运。

在解放初期,洪华作为县委书记,文化还不是最低的,有许多县委书记是半文盲,连一般文件都读不通。洪华有将近20年的革命经历,他始终处在共产党官场的中间游走,比起王定几乎没有官场经验来说,他懂得做官的诀窍就是用心吃透贯彻上级的意图,摸准共产党官场的“护官符”,谙熟官场潜规则。以1939年的老干部来说,他显得升官不快。洪华的官运并不好。在官场,他不得志。到环江任职,正好为他升官进爵创造了条件。

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没有什么道德伦理,甚至于连江湖义气也不多,反倒具有流氓无产者天然的无道德的道德,反道德的道德。有的作家后来到环江采访之后说:“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余习广 李 君《环 江悲歌》)

他最懂得运用官场权术,搞好关系,阿谀奉承,争权夺利,打击陷害。他信奉的官场规则是唯上是从,唯官是从,熟读革命词句作为虎皮大旗披挂招摇,来震慑下属与群众。做下层干部的诀窍,就是努力贯彻上级指示,“党叫咋干就咋干”,做好了有功,做错了可以上推下卸,不负责任,绝不要别出心裁,发挥什么创造。他不但不会重蹈王定的覆辙,而且他要反王定之道而行之。他心里才没有什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关心农民的苦乐这些道理,“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反正是上面要什么就投其所好。

象洪华这类干部,他们抓政治,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外乎多制造一点冤假错案。但大跃进是抓经济,搞农业,搞钢铁。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外行。反右之后,毛泽东最欣赏的哲理之一是“外行领导内行”。附带说一下,国民政府的县长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并且要经过考试院考试通过,才能放任。而解放后前30年,中共政权的县委书记,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不少是半文盲。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大旗之下,吹牛撒谎、欺上瞒下的任何事,他都敢想敢做。这也就是洪华吹牛吹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原因。

我们翻遍古籍,象洪华这样的酷吏恶吏能找到几个?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让王定主持种试验田,怎么也放不出亩产13万斤的“卫星”,反之,让洪华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也不会下乡调查,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

洪华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在饿死4万人民之后,1960年元月,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春,才被当做替罪羊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病死狱中。二十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著“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复查洪华案件,最后发文“撤销原判;党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

洪华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治他的罪,但是那些指示他、支持他弄虚作假的地委、区委领导人,后来都升官进爵,论功行赏了,反而由他们给洪华定罪,在遵守丛林规则的官场,他们在道德上用不着愧疚,但他们会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缺乏安全感。只有给洪华“平反”了,他们才会如释重负,心安理得,后顾无忧。再说,论罪,真正要问责的是毛泽东!

第五,极权制度的宿命

我们观察中共执政60年的历史,有一个一贯的特点,就是正派正直、主持正义、主张民主、主张法治、亲民爱民的好官,总是受压受气,受打击,受排斥,受整肃。彭德怀、刘少奇在前,胡耀邦、赵紫阳在后。毛泽东整肃过的干部,最后不是都因为被实践证明整错了而名正言顺地平反了吗?

使洪华能够为为所欲为非作歹的原因,是因为一党专制、书记挂帅、大权独揽的极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县是一级政权,是中央、省、地区领导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机构,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王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县委书记那真是拥有绝对权威、可以称王称霸的小霸王,是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的县长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洪霸天”。

但是,洪华并非注定会变成坏官。首先是有大跃进、高征购那样的政治环境,他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如果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社会,人民有一点点民主,舆论有一点点自由,洪华就难以做坏事或大坏事。甚至于只要不搞大跃进,洪华也难以逞其伎俩,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最多不过像现在的一些干部,贪污多一点,二奶有几个。

我们再看今天,大概所有重要干部的选拔提升,都经过了各级中组部的严格考察,但是仍然避免不了一个个、一窝窝的腐败,原因也在于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他们不对选民负责。如果洪华是选举出来的,他敢于那么放肆吗?而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好人进去以后,也难免变坏,走向腐败。

环江县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作为一个极为具体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一党专制制度在蹂躏人民、压迫人民、屠戮人民方面是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出。王定拒绝同流合污,他就被清洗出局。以环江为例,它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反动,他比德国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什么“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也说不完”,那不过是一曲麻醉愚民的精神鸦片!

环江人民有理由怀念好官王定,但是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王定他难以施展他的抱负。他不是民选的县长、党员选的县委书记。同样,环江的人民和党员也不能罢免罪大恶极的洪华。

第六,罪魁祸首,安然无恙

大跃进最后造成全中国人民忍饥挨饿,其中4000万人死于饥荒。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从中共的历史来看,任何领导人,只要认错检讨,就得下台。所以毛泽东拒绝认错检讨,更不会下罪己诏。不但如此,毛泽东手里有了两把板斧,一把叫做右派分子,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直到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一句“离右派50米”的旁敲侧击,就吓得周恩来赶快检讨。59年他又锻造了一把新板斧,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斧砍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脖子上。毛泽东抓着这两把板斧,所向披靡。这样一来,谁还敢说三道四?

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婉转地批评大跃进,天灾人祸“三七开”。毛泽东暗暗记在了心里,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古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泽东暂时做了一些妥协让步,退居“二线”。他没有睡觉。他在养精蓄锐,窥测方面。他必须一炮打响,置刘少奇于死地。仅仅准备了4年多,他发动文革,如愿以偿。

在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上,刘少奇曾经居功厥伟。大概他心中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影像,也不懂自由民主的程序,还害怕承担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党的罪名,甚至于连张学良“犯上”的勇气也没有,再说,刘少奇之外的那几位左辅右弼“常委”,哪一个不是耿耿忠臣?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没有敢于向毛泽东发难摊派,但毛泽东一丝一毫也不领情。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毛泽东美其名曰路线斗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的丛林规则,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同志战友几十年,他没有料到这位战友的报复性竟然如此强烈,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当初,在党内,在政治局常委会,并非没有某种争论。是谁成全了毛泽东的终身领袖地位?据解密的邓颖超1975 年11月19日日记记载,周恩来临终前痛悔不已地自责:“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香港《争鸣》2006年5月)在发动文革前夕,还是这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要保住晚节,对毛效忠到底。在所有关键时刻,都是这位忠臣救了驾。

这个中国最后的现代农民革命领导集团成员,血液里渗透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专制文化基因。周恩来还留下了自责。刘少奇则吃下苦果,谁也不知道他命终开封府的时候,想过一些什么。在这个体制下,毛泽东无论有多大的罪恶,都可以不问责,安然无恙。最多从下面找几个替罪羊,如环江的洪华。古代的那些皇帝们若地下有知,想起要承受大臣的责难,想起要不断下罪己诏,他们该多么羡慕毛主席啊!当主席比当皇帝好,党天下比家天下好!

结论:反右运动是发动大跃进的先决条件,也是一把保护毛泽东不受追究的板斧。

第七,极权制度是个坏东西

极权制度为毛泽东和他的臣仆洪华们大展宏图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走向市场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难有进展。从环江来看,今日的环江已经旧貌变新颜,农民的生活大有改善,但是离开民选县长、党员选书记的日子还渺渺茫茫。环江有过大饥荒死人四万多的惨痛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吧?用环江人民生命换来的教训告诉后人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我以为,在现在县委大院里,或它的北侧,就是那块亩产13万斤水稻“卫星”的试验田,建一座纪念碑总是合情合理的善政吧!

这就是要记住:极权制度是个坏东西!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分析得十分到位。他说:

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

本文已经写了3万1千字,很不短了。至于是否回答了开头江西李建军的问题,就无法揣度了。其实,如果有更多的江西李建军来追问历史,无论从左,还是从右,追问历史,我们应当举双手欢迎!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后记)本文写作引用了大量有关环江的著作,未及一一注明,只笼统列名于后。这些著作所记载的事实都是非常严肃的真实的可信的。这是因为二十年前,中国还有一段比较开放的言论自由空间。那时,王定的冤案已“改正”,洪华的罪恶也无人敢于隐瞒,一些当事人还健在,因此各界作者纷纷到环江采访调查,困难不大,从而获得大量材料,为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笔者利用了这些朋友辛苦获得的资料,做了一点新的反思,再次予以致谢。
(2009年12—2010年3月于山东大学附中)

【主要参考资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出版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著,电子版
4,人祸,丁抒著,电子版
5,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56年实行作物下放和三包到户的前前后后(第二稿)
调查组:覃庆云、蒋克明、崔国琮,执 笔:覃庆云
6,环江悲歌 余习广 李 君
7,论反右派与大跃进 魏紫丹  
8,王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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