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我们多论述专制主义政权下宪政的情形。

这个说明,是为了反驳一般而言专制主义没有法制之说。从公园前大约千年,所谓政教分梳的法制概念就已经出现;比如我们举例所言的基督教王国。

后来的历史截止现代民主产生以前,这个专制主义宪政和人类生活基本上是同步同轨,没有停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既然人类在所谓诸侯藩镇和郡县制度中业有法制,为何还要鼓吹和实行民主抑或争取民主呢?按照一些作者说法,民主尚且可以导致专制,那么,民主是不是就成为相对于专制/宪政的赘物了呢?所谓任公对于民主的说项是不是可以一举取缔民主,改成宪政了呢?又为什么近现代历史偏偏要人民走向民主继而走向宪政,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呢?孙文所谓世界潮流,托克维尔之美国民主,何以不改成“美国宪政”抑或“宪政潮流”浩浩荡荡呢?这里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常识。不是专制主义没有大宪章,也不是中世纪没有自由主义和自由市,而是专制主义本身不能制约法制的良性贯彻和施行,革命,往往就是因为英国法国的皇帝,贵族废弛宪政所致。那么,我们所谓有法不依者是谁呢?就是那些皇帝、贵族尚加僧侣阶级中人。如何让这些废弛法纪者从新归回到法制呢?就是要争取民主(甚至革命),让多数人和平民阶层参加政治加入议会;也就是,不但要有上院,还要有下院(我们省略了这个过程的累述);不但要有执政党,还要有反对党;不但要有反对党,还要有第四权力媒体的监督;不但要有媒体的监督,还要有政教制衡。所谓任公和南海的共和与古制,在这些内涵上,难道不是非常缺憾和不足吗?而这其实就是托克维尔考证美国民主得出的其生活方式的写照。那些停留在对于满清政府立宪和梁启超共和阶段中人,一定要把老托和老梁拉在一起,实在是勉为其难。

三,就像说民主导致专制是一种滑稽说法一样,按照这个逻辑,民主如果可以导致专制,那还不错;因为专制本身多少还是一个法制社会;民主导致专制,就是多少回到不完善的法制,只是这个社会常常破坏法制,制造特权,抑或像现在人们说的,特权阶级常常权利寻租,罔顾宪法,所以要革命,要民主——于是,又回到民主对于专制的反对和革命上——这等于同语反复。问题何在?就在于民主如果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就应了多数暴政这个说法;但是严格来讲,民主之多数暴政,也要具体分析。我们曾经以两种革命分野这样的暴政:如,英法革命和中俄革命——这是完全不对等的革命,意义相反的革命。区分这样两种革命,就是要说明,前一种革命之进步和血腥,与后一种血腥和实际上是反革命迥然不一;因为前者踢开了一扇腐朽的门;而后者敞开之。在此意义上,专制可以成就法制,也可以败坏法制,遂有民主之出现,使得后来之极权主义被迫面对民主。这是一个解释起来十分困难的课题。如果人们只是强调专制和民主,其实什么课题也不能确认——因为这里的政治既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所有的课题,只能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时候,才会确立意义;专此之道,一切民主和专制的关系论都是罔谈;这也是一般常识。

现在我们来回应所谓民主主流含义的定位。古代希腊杀死苏格拉底之多数暴政,恰恰形成了一个十分宝贵也十分负面的价值判断:他们尊重多数意见的基本准则,几千年来并未过时;人们在古往今来东西南北的民主议会中每每在继承这样的多数政治,人头政治。这个原则和程序,完全不能因为苏格拉底之死而被须臾搁置和废除。而在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完善那种使得苏格拉底得到保护的保护少数。这些民主的主流,不能有所偏废。不能因为多数的历史错误而误认民主不好;相反亦然。所以,这里不存在所谓民主导致专制一说——民主导致的杀人,就是民主本身,不是专制,也不会导致专制;因为民主不是天堂;过去和将来都不是。但是,民主还是相对好一点的东西。这个道理,尽人皆知。说民主不好,是因为他会专制,就和说专制很坏,他会导致极权一样,究竟有多少意义呢?(可以参考库恩对于“范式”的说法;虽然他是在言及自然科学;他的意思就是,政治模式的转换和自然科学一样,并不会继承,而只能更新)。因为民主只能导致民主(偶然的例子是纳粹;但是,纳粹是消灭民主,而不是民主导致之,是破坏民主导致之)。任何民主的错误,只能归罪于民主。这个教训和分析在约翰.穆勒乃至卡尔.波普等人分析民主不是人民做主之代议制政府行为中,有极其细腻的分析。一句话,民主是一个代表制度;而代表制度本身,就会常常出现民主本身的失误。而专制之失误,就是罔顾民意和优待贵族和皇权。

这是专制宪政本来不设下院和选择财产制度的发生原因;亦为历史常识范畴——而革命和民主就是要上下融通,阶级变换,权力分享——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专制没有法制。专制法制又恰好是接近民主的,它远离极权——因为极权主义就是废黜法制,实行无法无天。在某个不幸的方面,民主和被利用的民主,民粹,又恰恰离极权主义更接近。这是人们考证历史和现实的智商所在,且书写在很多极权主义研究专家的著作里,等待那些既不谙专制也不懂民主之辈习读。换言之,即便多数暴政存在,亦不能就此否定民主价值论在托克维尔以前的使命和历史——因为,那是比较僭主政治,贵族政治和皇权而言的良制;故此,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建构和对于民主的争取,无可非议。

四,重复而言,民主本身是不是法制健全而完善的结构呢?要看民主的主流和本质。其间,分成两个层次。1,民主理念如果超越专制主义法制,如西方之大宪章,民约论,中国之君相制衡等法律因素,“民主”就会走向法国革命式的民粹主义(卢梭所谓“普遍意志”)。这也许就是有作者所说的“民主专制”——但是,给这个“民主”加个确切定义,这个东西不是民主而是民粹。这个“民主专制”,恰好是在非正常的生活时期发生的非常态。这样的民主-专制本身,很快就被专制之力抑或民主之力扳回到生活常态(从中国历史上讲,孙文所谓建设列宁专制之党,之组织,之纪律,就是因为他要实行这种所谓“民主专制”——这当然是一个悖论——法国革命之多股力量的搏斗,也是在此铁律下实行罗伯斯比尔专制法制。于是,人们把这个法制和纪律误以为就是民主;这是一个误会)。

2,所以说,“民主往往导致专制”,是一个违反民主基本内涵的误解。通俗讲,孙文的训政可以过渡到李登辉的民主,却不能产生从毛转换到邓的训政和宪政——这就是国事的诡秘和不幸。

3,由任公等人期待过的君主立宪,只就中国国情而言,就是回到专制法制;是一个虽有预宪却政统道统学统,统序不变的政体。这个政体的托古改制说,其实就是一种儒学法统之变换说法。他的道理是并不较坏而是较好的皇帝主义;问题是,他的不切实际,更加是其特点。所以,南海被误,被污,笔者觉得,还是有些过份。任公共和,难道好到哪里?他只是革命反对者,不像章绛而已;他们的意义,在孙文和毛后,难道还有什么超然和公然之可能吗?丝毫没有。这是一个中国不能施行袁世凯主义的最后结论。于是,是否可以在中国施行君主立宪的老课题遂变得子虚乌有。对这个课题的解读只能是,民主立宪的前提,排除了君主立宪的可能——英国等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其专制时期的阶级和社会分野业已成形;中国不成形。君主立宪不是不合理,而是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更加枉然(要所谓党主立宪)。

五,于是,就像我们前此言及的,说项历史本身并非仅仅涉及历史,而是为当下时局考虑。“用立宪代替民主”这个说法的内涵,其实,就是误解和枉谈中国极权主义之当下现实。我们说,如果仅仅回到专制主义法制上去,就重复了不允许建设政党政治,多党政治和平民政治之老调——因为,清末立宪党人,正好是要学习所谓日、德法制而排除英国法制(他们不知道,日本德国法制和议会也是实行多党制度,没有没有反对党存在的议会和法制);因为正如汪大燮所言,英法容纳“乱党”,是为祸国乱民,不可行之。跳脱而言,中国八十年代所谓不实行民主,而实行立宪,就是在偷换一个重要概念。这个偷换概念的说辞人们记忆犹新,就是要施行邓小平容忍的新加坡模式。据说新加坡有法制、无民主,恰好是邓式政体的一个新设想。后来所谓李光耀亚洲价值论,也是这样一个概念的延续。这个争执被很多学人所执着。一般所谓新权威主义学人,迄今坚持此见。这个说法的要害何在?就在于他们所谓的新加坡,也不是共产党这样的政教合一、政企合一、政法合一之国家。

新加坡宪法肯定不会设置类似中国之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框架全国的前言文字;笔者不是新加坡研究专家,但是,可以肯定,新加坡人绝对不会说,要把李光耀同志的思想,作为统一全国的共同纲领。等等。于是,为什么邓在八十年代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不能实行稍微一点点自由主义,更不用说要实行民主多党制度一类普世价值了。所以,他退后一步,言及新加坡模式,以为可以两全:既颠覆了毛式一统,又保住了一党之地位——而实际上,他的这个模式,远远不是新加坡,甚至也不是我们所谓专制主义,而是后极权主义。所以,历史和逻辑呈现的事实和判断是,民主导致专制,并不是完全的坏事;问题在于,民粹不能导致专制,而是导致极权。民主转换成为民粹,又恰恰为极权主义利用——毛,就是打着反对专制之旗号,反对了法制,反对了文化,反对了宪政而导致极权主义。重复而言,说民主反对了专制——这个说法和苏联中国朝鲜的现实不合,因为,其实是极权政治反对了专制,而导致法制毁灭——专制和民主都不会毁灭之;只是在实行的程度上每每有别。这个话我们说了很多。

所以,法治对立面常常不是专制而是极权——专制恰好在创造抑或完成了(英国)大宪章式的法制以后,因为法制本身的缺陷,专制本身的缺陷尚在,所以不可避免要走向民主。这个常识不能因为任公之“凡是”论存在而废;甚至,任公本人也不能规避孙文革命——章绛等人袒护民国,就是最好的专制民主合一论。我们说,不能因为民主不是完善之物而罔顾之;甚至,我们说,不能因为革命导致流血遂即废弛这个意志。所以,一般而言,专制与法制,立宪与民主,革命与宪政,并不一定就要互相抵触,你我吞噬。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就是民主宪政(之开始)的典范。人们把清末立宪和毛的痞子运动划一而论,中间留下一个天窗:民国。这是一切历史估计错误的要害。

民国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是非常伟大的举动。我们现在只能遗憾台湾国民党正在萎缩这个民国的,全中国,全中华之意义,而倍觉沮丧。

前景如何估计?就要看我们如何估计历史。后人接续前人成果而非其错误和愚蠢所在,实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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