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式女知青傅索安的故事

严家伟

【编者按】傅索安是个传奇式人物,但是不同作者对她有不同看法。本文作者是从知青受害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也有人说她是当红卫兵搞阶级都这太积极造成了后来的悲剧。她死前写了什么字也有不同说法。不过,就公认的事实来说,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毛共是如何荼毒青年的。她个人的悲剧结果不过是当时中国青年的命运的缩影,比她更悲惨、或者说更悲壮的故事也有的是。关于她的故事的其他版本,可以参看《命运的嘲弄︱叛国的爱国者,爱国的叛国者》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9558

有人说,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尤其善于健忘。例如“知青”这个事,曾经是让中国千万家庭、千百万父母終日牽腸掛肚乃至忧心如焚的事!可是今天许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对这场由毛泽东人为造成的大灾难则似已浑然不知了,实在令人愕然。

美女间谍傅索安(网络图片)

毁了一代人的“上山下乡”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后期,毛泽东利用煽动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学生起来“造反”帮他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一帮所谓“走资派”政敌以后,毛觉得这批所谓的红卫兵造反小将对他来说已再无多大利用价值。而深明帝王统治之朮的老毛自然更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理。而且由于文革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一团糟已濒临破产边缘。更无法安置这一批人的工作就业。于是这个出身农村的老毛便设计出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套江湖骗术式的“兰图”,把这一代青少年娃娃(从大学到初中)全部弄下乡去交由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加以看管,以免他们在城市中兴风作浪,影响当局的“安定团結”。这与今日当局的各种“维稳”措施,实质上完全一样,只不过措词用语有所不同而已。于是在1968年12月22日这天,由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所谓“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所谓“上山下乡”便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并被列入到所谓“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的范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在“号召”与“強制”软硬兼施的双重手段推动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所谓“高潮”便立刻出现。据官方统计整个“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高达1400万人!可以说当时中国整个青少年一代人,便被毛泽东这个为了维护他毛家王朝江山的稳定,而作出的异想天开的疯狂决定所戕害。当时中国的青少年一代人,读书最高只能至初中便必须下乡,否则“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这一代人从此便学业中断,事业无成,所谓“知青”中绝大多数人成了一代“废青”!正如当时坊间有句调侃语说的那样:“反革命、右派是被绳捆索绑着送去劳改;知青则是在敲锣打鼓中被欢送去劳改。”话虽有点刻薄,却是实情。

受尽岐視与屈辱

而这些“知青”当他们是红卫兵时就像今天的“小粉红”一样,老毛要利用他们的时候,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一旦失了君王的宠信,上山下乡以后,便成了农村中社、队基层干部“再教育”(实则就是监管)的对象,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从前他们“革”別人的“命”,到而今则是別人“革”他(她)们的“命”了。更要命的是,这些人根本不会干农活。当时中国农村里基本上全是原始农业劳作中肩挑背扛的重体力活。这让知青们(特别是女知青)根本无法适应。而当时中共的“理论”则认为:劳动,只是干体力活才叫“劳动”。而脑力劳动,技术、管理、文化艺术…..通通定为“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就存在着这么个谬誤观点,毛泽东更将马克思的这一谬误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知青一到农村更被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农村干部视为是城里来的“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而加以歧视。甚至认为他们是“渣滓” 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心存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再加 知青们的“命门”被地方上干部抓着。下乡知青的户口和粮食关系掌握在这些痞子干部的手中,你知青“想跑也跑不了”。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享有基本上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于是他们动辄便扣知青的工资(工分)、口粮,进而更可随意辱骂。甚至吊打知青,开批判会,甚至猥亵、玩弄、利用权力強暴女知青……在当时那个根本没有法治,可以无法无天行事的毛年代的中国,便成了必然的“常态”。而知青们则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在一份官方的所谓的“内部资料”中仅1974——1979年的六年中,在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等案件即达41272起,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1.9%,这还不包括1967——1974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她曾与毛泽东握过手

面对如此恶劣的处境,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陷入了沮丧、迷惘、绝望的悲伤之中。然而他们既无勇气也无力量进行反抗,于是只有在逆来顺受中走向消沉、颓废。一些人也最多只能在玩世不恭中说些牢骚怪话,私下里搞点小打小闹式的“破坏”举动。而笔者在此处要介绍的这位女知青虽是一位妙龄姑娘却巾帼不让须眉,在她自身权利遭受到严重侵害时,竟敢与加害当局彻底决裂,来了个“魚死网破”般地反抗,在毛泽东禁锢了全民思想,让八亿人都臣服为奴的年代里,此人敢如此英勇反抗,她的这番壯举,几乎让当时所有知情者都惊诧莫名,甚致不敢去想象!

这位女知青名叫傅索安。在今天中国、特別是青年一代人中间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1949年6月5日傅索安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人的家庭中。她的父亲是位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因此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傅索安从小就长得特别漂亮,她的一张周岁照,曾经被照相馆加以放大后,放在橱窗里作为该店招揽顾客的“广告”。然而这孩子却生不逢辰,她一出世便正好赶上残暴的毛泽东暴政在中国大陆夺权建政粉墨登场。所以此后一路走来,从小学到中学被強行灌注进的都是党文化的“狼奶”。自然也少不了要被弄进什么“少先队”、“共青团”去进一步洗脑教育。这些自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966年毛泽东悍然发动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此时的傅索安正在就读高中一年级。她是斑里的班干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

在当时可谓是“又红又专”的积极分子。于是不仅是红卫兵,还拉起一伙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造反派组织,大串连,上北京,这一套行礼如仪的“过场”自然都是例行公事必不可少的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傅索安也“恭逢其盛”,成为被接见大军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毛又还单独接见了部分红卫兵。这些被单独接见之人当然都是要经过精挑细选的。而帮老毛“选人”者自然又深知“伟大领袖”有个最爱看、最爱亲近美女的“习惯”,于是傅索安则由于其出色的容貌而入选。还与毛握了手,据说当时毛皇龙颜大悦,春风满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傅索安好一阵子像丢了魂似的。这在当时堪称是一种“殊荣”了!

1966年傅索安来到内蒙古每自治区境內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奇玛村”的地方落户,成为当時中国内地第一个插队落户到此地的“知青”。 傅索安此举比1968年后大批知青被強制弄下乡去早了将近兩年,所以在当时是颇受官方赞扬的所谓“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例如那时的邢燕子、董加耕之流,便是名噪一时的此类典型人物。傅索安在奇玛村落户后,又认了一位老农妇作“干娘”。这是一位当地人,所以对当地自然环境和道路十分熟悉。傅索安通过这位“干娘”的介绍与指引,逐渐熟悉了奇玛村通往中、苏边界的环境与道路。这也是她后来反抗行动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是后话。

飞来横禍竟成“黑手”

 时序如飞,时间来到了1968年的春夏之交。奇玛村与临近的飽家庄因为水源问题产生了一些纠纷。飽家庄是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兩个村庄隔省为邻,相距只有大约2公里,堪称“鸡犬之声相闻”,自然会互有往来。1958年,两村为解决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接着问题也就来了,首先是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村的需要,灌溉季节互相争水。其次,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及劳力费用如何分摊也纠纷不断。这一年兩村又为争水产生争执。

在一天夜里,傅索安与奇码村的一伙农民来到水庫现杨,与鲍家庄农民先是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更进而变成棍棒飞舞的械斗。但傅索安是个女孩,只是在一旁观看,根本没有动过手。由于奇玛村人多力强致使鲍家庄生产队有5人被殴伤,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这一下把事闹大了。上面派下工作组来查处此事。由于傅索安是外地人,与当地人非亲非故,于是当地农民互相包庇便把斗毆的主要责任往知青身上推。最后傅索安被定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大会,对傅索安等几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农民由于自己的人被打伤,对所谓的“黑手”当然恨之入骨,于是便来个“痞子动口也动手”又骂又打。更有几个暴徒跳上批斗台就像当年斗地主一样大打出手。尤其傅索安因是所谓“首犯”,更被打得惨,她的半边脸青紫红肿,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扯下一大束,胸前衣服被扯烂,显然这是遭到了连打带侮辱的流氓手段的报复。傅索安此时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工作组要拿她当“首恶”开刀了。几天后,傅索安乘夜晚逃离了奇玛村。奇玛村立刻报告了公安局,不久,傅索安被抓获,还给帶上手铐。

决不低头拚个魚死网破

但聪明的傅索安不几天便弄清了手铐的结构和原理。于是用一根铁丝撬开了手銬,并在半夜乘看守的民兵睡着了再次跳窗逃脱。这时的她心中明白,自己人在异乡,没有任何人会帮她救她。奇玛村的人看见出了事便拿她当替罪羊抛出以脱干系,工作组拿她当“首犯”严惩以完成任务和“教育群众”。她最终只会是被严惩,被判长刑,甚至被整死。这样的事她在文革中看得太多了。而出手打鲍家庄农民的兇手因是本地人互相包庇,却逍遥法外。这个社会实在太黑暗,更无理可讲。事已至此,唯有反抗到底。可她个人也太弱小,根本不堪这个暴政一击!但聪明的傅索安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时事有相当的了解。深知苏、中二共党正在交恶形同水火。现在中共当局已是她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便可以成为朋友。形势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傅索安瞬间作出决定----去投奔苏共!接下来她便按照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干娘”曾给她介绍和指引过的去中苏边境的方向直奔额尔古纳河而去。这中间的实际距离大约是19公里,傅索安在校读书时不仅成绩优良还是位运动员。多次参加过1500米长跑.于是她使出了这一本领,终于用快走加小跑越过了中苏国界,完成了她的“胜利大逃亡”(一部反纳粹影片之名)的壯舉。

当时中苏关係紧张,苏联方面在该地布置了一个营的边防部队,就在傅索安在河水中向对岸游去时,被苏联军人发现并被带上了苏军的一艘巡逻艇。由一位通晓中文的苏联上尉军官审讯她。见到她是一位年轻姑娘便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傅索安很机智聪明立刻答道“我是红卫兵。”上尉脸上呈现出好奇的神情,继续问道“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上尉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傅索安在逃亡的路上早已想好,于是胸有成竹地答道“因为我觉得毛泽东现在已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当时中苏处于敌对狀态下自然是苏联方面乐于听到、见到的好事。于是上尉把傅索安的情况详细地汇报给了苏联情报部门。该部门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经过一番考量,又见傅索安机智聪明,非常漂亮,觉得是个搞谍报工作的好苗子。于是最终作出决定:把这个中国姑娘送去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于是由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了苏联的特维尔谍报学校。傅索安经过精心的训练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女谍报人员。

辨认9.13现场林彪的尸体

時間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傅索安彻底摆脱了中共对她迫害的阴影。因为她已成为苏联的一名特工人员。她不再担心被批斗、被打骂侮

辱,被判刑劳改。那时的苏联虽然赫鲁晓夫已退出政坛,但经过痛批斯大林暴政,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比毛泽东暴政进步得多,而克格勃人员的生活条件,与吃不飽,穿不暖,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相比,也是天壤之别。因而她心情愉快努力地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上司的嘉奖与器重。1971年,林彪逃亡死于温都尔汗。这時傅索安已被调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任教官。一天晚上,傅索安与苏情报人员一起去到温都尔汗现场辩认林彪等人的尸体。因为她是目睹过毛、林真身的人。后来傅索安曾对人谈及此事。

她说: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无法肯定。当时此事是高度机密。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她的信任与重视。

东京谋杀案轰动世界

1970年4傅索安用苏联伪造的证件化名为香港人“李娜丽”飞抵东京。给她交代的任务是:在东京去剌杀一个“苏联的敌人” 尤里·巴甫伦夫。除了说这人喜欢亲近年轻貌美的女孩,叫她利用这一点外,其他情况则傅索安一点也不知。但作为特工人员就像战场上执行军令一样,不许多问,只能坚决去完成!傅索安在东京假扮成卖报的年轻女孩,摸清了巴甫伦夫每天早晨出来散步都有个买张报纸的习惯。于是逐渐接近他。而巴甫伦夫果然很欣赏傅的美丽,乐于买她的報紙。但巴甫伦夫有兩个强壯的日本贴身保镖形影不离,根本无法靠近下手。于是有天早上由兩个克格勃僱用的日本男子假扮成“流氓”去“调戏”傅索安 从而引发争吵打斗。傅索安在被“流氓”追打中便跑向巴甫伦夫。并向巴大喊“救命”。巴甫伦夫出于对傅的好感和男子汉的气概与怜悯之心,一把將傅索安拉到自己身边。同时叫兩个保镖去拦住两个“行兇的流氓”。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瞬间,傅索安取出毒药槍把毒药喷在了巴甫伦夫的脸上,巴当即倒地。随后傅索安在一片混乱中跳上一辆出租车(也是克格勃事先安排好的)逃逸。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已死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摆摊擦皮鞋的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鉴定,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这种毒药进入人体后会強烈收缩心脏的冠狀动脉,造成心梗死亡的假象)。于是,东京方面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这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东京谋殺案”,而主角竟是这个知青小女生!

回头再说这位尤里·巴甫伦夫,当然也非等闲之輩。此人曾是苏联研制轻火器的顶级专家。他在“二战”后的三年内设计出两种世界上一流的轻火器,填补了苏军在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调往专业部门从事轻火器研究,成为苏联新一代的顶级兵器专家。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但他却不滿苏联的现狀而向往自由世界。1967年11月中旬,巴甫伦夫应邀去保加利亚讲学。在那里,认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最后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逃往西德。然后绕道英国去了美国。在美国,他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苏联兵工业的秘密,使苏共当局十分恼怒。于是对他进行了所谓的“缺席判处死刑”。并派人去美国进行剌杀。但未能得逞。1969年底,克格勃获悉, 巴甫伦夫已经整容换面,改变了国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义定居在日本东京,开了两家公司,进行正常的经商活动。于是派傅索安去完成了这个所谓的东京谋杀案。而一时震惊了世界。甚至惊动了北京高层,还派专案人员去傅索安当年知青所在地进行调查。

红颜命薄猝离世,此“恨”绵绵无绝期

傅索安后来终于知道了这一切。知道巴甫伦夫也是个政治逃亡者,同病相怜与惺惺相惜之感不禁油然而生。而且对方是因想保护自己才疏于防范而被杀,因而更感到自责与难过。所以她虽因此次谋杀获得多种奖励仍高兴不起来,反而常常悶悶不樂。

1973年后傅索安常感右上腹不适,起初没大在意,进而疼痛剧烈,不断消瘦。最终被确诊为肝癌。当时世界上对这个病都束手无策。但布特卡校长和医院方面仍尽量让她少受痛苦。用当时最好的止痛药“杜冷丁”为她止痛,此外别无办法,这就是临床医学上所谓的“姑息疗法”。而傅索安知道自己这绝症已无药可治时,坚强的她决定不再承受这种痛苦。1974年4月13日这个还在花样年华、年仅25岁的傅索安割腕自尽,并用鲜血在牆上写下一个大字:“恨”!表达了她对毛年代暴政永不原谅的仇視之情!

傅索安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多年了。但迫害她的专制当局仍然没有放过她。在中共官方、半官方的所谓“历史资料”中都把诸如什么“叛逃”,“背叛祖国”一类的诛语往她身上泼去。特別对她去世前更着力加以歪曲和丑化。例如说苏联人不给他治疗,如何对他进行监视,使傅索安和她的朋友既伤心又无奈。更说傅索安此时多次表示“后悔”逃亡苏联。更恶毒的是,还刻意把傅索安自尽后用自己腕上的鲜血写在牆上的一个大字:“恨”,挖空心思地改为“悔”。一字之别,意义天壤之异。当然作为中共“官史资料”作出这样刻意地编造,其“良苦”的用心也不难理解,无非就是要“警告”一切遭它迫害的人:你们再怎么挨整、受害也别往国外跑,那会“死”得更惨。这也是当局惯用的一种洗脑术。不过当局墨写的谎言是盖不住傅索安用血写成的历史。尤其是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小小地开啓了一点铁幕之门后,更尤其是在“六.四”以后,苏联灭亡,在胡、温当政较为宽松的十来年里,通过从国外归来的朋友和他们朋友的朋友来往交流的口中,耳口相传,笔者获得了傅索安的一些真实情况。所以我毅然不用“官史”中的那些套话,而採信了民间的这些口述之史。以期还原真相,也为死者辩诬!

知青上山下乡,毀了中国一代人!傅索安是这个广大受害群体中的觉醒者。而那些直到今天还在说什么“上山下乡青春无悔”的人,则只能是无可药救的愚氓!

202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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