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力量将推出10万言研究报告《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公民力量新闻组

2020年6月1日

 

        公民力量将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期间完成重头研究报告“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该报告目前已进入最后编辑、校对、排版阶段,近日将由公民力量属下的《公民社》以出版发行电子版的方式正式推出。

 

 

        新冠病毒从武汉爆发后蔓延成全球大流行肆虐全世界,这场大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应该为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负责呢?

        中国政府有自己一套钦定的抗疫叙事和说词,对内对外全马力开动国家机器试图把它的叙事和说词强加于人,其中包括出版发行多种文字的大部头《大国战“疫”》以建构它所需求的这段历史。同时,中共当局严控信息、打压言论,把国内可能出现任何不同的叙事和说词的空间掐死。 公民力量决心以真相全面挑战中共当局钦定的抗疫“真相”叙事。

        经过近两个月的辛勤工作,其中包括项目设计、组建研究团队、搜集考证各种资讯和证据、深入研讨和撰写,公民力量的研究报告《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即将完成。

        该报告对中国的抗疫研究集中在疫情爆发的头两个月,特别是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底这段最关键的时期,用翔实的资料和证据—大部分是中国国内的资料—还原在这期间的每一个关键点上中国的生物医疗专业机构 (医院、生物研究机构等)、公共卫生监管当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行政部门)、公安维稳系统(中央和地方)、宣传系统(中央和地方)和对外联络系统(外交、卫健委对外联络单位、海关等)、中国政府的综合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省委省政府、中共市委市政府等)的所作所为,然后拼图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问题。

        该研究报告揭示了许多重要的真相,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的主要责任人。《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将为中共党内、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就新冠病毒的全球大灾难而可能展开的追责行动提供清晰的线索和充实的论据。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是该研究项目的总设计人并担任了研究报告的撰写主笔,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报告的合著者除了公民力量研究团队的成员韩连潮、王德育、杨子立、Calvin Yu、立云和Amy Ma以外,更邀请了两位重量级学者和思想家王维洛、胡平加盟。公民力量对王维洛和胡平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们并不一定会把每一个谎言都当成真相,但真正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听了足太多的谎言而无所作为,我们最终可能不再能分辨出真相或者对真假之别麻木不仁,如此,我们只能任用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的独裁者继续奴役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son Hanson)前不久说:“中共政府不仅对自己的14亿公民,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为了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请大家一起传播真相吧!让邪恶的独裁暴政早日结束!”  信哉,此言;行哉,此言。

 

附一. 预购方式

          欲预购《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请登录

https://www.citizenpress.com/covid-19/              

 

 

附二.

《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天河机场演习是惯例还是预演?

第二章   不能不说的世界军运会

第三章  两个值得关注的有关2019年11月疫情的报道

第四章  学术报告披露的早期确诊病例及人传人的证据

第五章  中国基因测序确定武汉出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的时间及呈报世   

             界卫生组织的时间

第六章  2019年12月16-29日:中国生物医疗专业机构及政府各系统知情后的初期反

第七章  2019年12月30-31日:非常关键的两天

第八章  维稳压倒防治:黑箱战疫第一阶段(2020年1月1-6日)

第九章  2020年1月7日—揭开真相的关键枢纽

第十章   维稳压倒防治:黑箱战疫第二阶段(2020年1月8-20日)

第十一章   大爆发

第十二章  意味深长的两个“甩锅”之举

第十三章  大国战疫:整体分析、结论及未解之谜

后记

 

 

附三. 节选 (选自 “第七章  2019年12月30-31日:非常关键的两天“)

综合分析与小结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层此时尚未出现在疫情的公开报道中,但是读到这里,读者不会不感到他们的存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公安维稳系统、医院领导层、官媒宣传部门的迅速而且步调一致的行动,在“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政治,没有最高层指令和部署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中共最高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的介入更能说明这一点。

         《人民日报》的报道虽然说到:“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但另一方面,又对外极力淡化疫情,掩盖疫情。廖君在《新华网》上的两篇报道和武汉市卫健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的如出一辙。本章与前章的证据和分析已经证明,这时甚至更早,当局已经知道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但是政府的通告和官媒在这一点上一直撒谎至1月20日。

        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第一次发布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它给出的数字是27例,这个数字被证实造假。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于2020年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https://nejmqianyan.cn/article/YXQYoa2001316?sg=AbW1NGsHw3NxPd6F),该文显示它所引用的425个病例中,在2020年1月1日前确诊的就有45个而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引用过的《南华早报》的报道披露,该报记者看到政府的保密档案2019年12月31日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数是266个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很明显,最高层的指令和部署的思路,是严控所有关于疫情的信息渠道,严厉禁止任何不在其允许的信息渠道中的人散布有关疫情的信息和分析,甚至连解释性科普都不允许。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开展,实际上是为疫情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事关重大,在这里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不仅是对中国民众的的,对世界卫生组织也拖延了报告疫情的时间,甚至在报告中掩盖真相,违背了 《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1]

       有人会问上面所说的最高决策层是指习近平吗?当然是习近平。国家卫健委知情后不敢不报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知情后,无论是缘于中共的党压政的传统,还是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着想,他一定会上报习近平,更可况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政治使李克强成为中共建后的最弱势总理。这里加一段并不太远的历史,对于读者理解中共的政治规矩很有帮助,虽多费口舌,但不是多余的话。当读者读完了下面几章,会更加理解这段评述的涵义。

        2020年3月2日,孟圆在《看中国》上发表题为《从疫情发展谈“王伟撞机”》的文章,其中有关于朱镕基与江泽民做出长江防洪决策的细节(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3/01/924696.html),[2]。孟圆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当时正好在北戴河。江泽民在北戴河,朱镕基从北京赶到北戴河。

        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明确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1998年8月5日午夜子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得知,长江第四个洪峰将在8月6日到达宜昌,预计到达沙市时的最高水位可能高达44.95米,远远超过国务院制定的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沙市水位44.67米。

        当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达成共识,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的规定,准备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一方面命令荆江分洪工程所在的公安县做好居民撤出的准备,一方面于8月6日上午再召集一次水利专家会议,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8月6日上午,沙市的水位达到44.68米,已经超过分洪水位1厘米。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应对洪水,预计分洪时间是在8月7日中午12时。贾志杰和蒋祝平在报告上都签了字。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请求授权的电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给贾志杰和蒋祝平这个权力,动用荆江分洪区,尽管沙市水位已经超过《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的高度。

        孟圆回忆说,朱镕基连夜召开工作会议,与全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商讨洪水问题。专家们提出一致意见:必须分洪!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把损失最小化。朱镕基从北京赶到北戴河。“朱总理吃早饭从不耽误时间,鸡蛋一口就吞进去,咽得直瞪眼,牛奶一口气喝完。出门走马路牙,因为直线快。他那天吃完早饭就直奔中直机关驻地,就是中共中央在北戴河的夏季行宫,汇报工作会议情况,向党总书记江泽民请示‘最高指示’。”

        ……

        “他做了那么多工作,结果得到的指示就一句话‘严防死守’”。                           

         所以,1998年长江防洪期间,本来依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中规定的水位高度,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必须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请求授权。最后做决定的,不是时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不是朱镕基总理,而是江泽民总书记。

         同样的,2019年12月30-31日,武汉市卫健委向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报告爆发疫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必须在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武汉爆发疫情。就像贾志杰和蒋祝平一样,同时也要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就像当年一样,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得到授权。2019年12月30-31日武汉市党委和武汉市政府也没有得到授权。[3]

          这样的决策,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不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不行,比当年的朱镕基总理更不行。

         而此时习近平就要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做2020年新年讲话:“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此时此刻,还有许多人在坚守岗位,许多人在守护平安,许多人在辛勤劳作。大家辛苦了!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祝大家新年快乐!”                                                                                  

        习近平只字未提疫情,2019年的跨年夜,被蒙在鼓里的武汉市民,举办了跨年长江灯光秀,计有20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参加。(http://hb.people.com.cn/n2/2020/0102/c194063-33682088.html

 

 

[1] 请参见第五章。

[2] 本报告的作者之一王维洛也发表过文章,有相同的结论。

[3] 这是后面第十二章要详细论述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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