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和胜利——评新加坡最新选举结果

作者:陆思良 (新加坡)

新加坡工人党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国会十个议席
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 a obtenu 10 sièges lors des élections du 10 juillet 2020 au parlement de Singapour, une percée historique dans un système politique verrouillé.

新加坡工人党在2020年大选中赢得国会十个议席  © Roslan RAHMAN / AFP 法新社 图片来自RFI

     2020年7月10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轮全国大选的投票。结果出炉,总理李显龙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国会93个席位中的83个,蝉联执政,不过该党的支持率由5年前取得的70 %跌落至61 %。更具有“震撼”效果的是,执政党又输掉了一个“集选区”,由此,它的几位知名领导人,包括两位前部长,失去了他们在国会的席位。另外一方面,主要反对党工人党比上届大选多了4席,现共有10个席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李显龙总理在选后的公开讲话中宣布,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Pritam Singh)获得“反对党领袖”的正式头衔,这在新加坡的国会运作中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一个亲历其境的新加坡选民,在此罗列一些这次大选的热门“看点”,与感兴趣的读者分享,特别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记得投票日之前,读到《法广》有篇文章关注这次选举,它的标题很尖锐也很说明问题:“香港国安法风声鹤唳,新加坡民主选举活力四射,给华人世界带来启示”。

  1. 所谓“强有力的委托”之争

   这场选举是在冠病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之际举行,新加坡本身还处在刚刚放松某些阻断措施的阶段,它的氛围格外引人注目。在竞选期间的7月6日,李显龙在一场网络直播的群众大会上指出:“投资者将审视选举结果,并根据他们从中得到的结论行事。包括新加坡的敌人和朋友在内的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此,人民行动党不只寻求人民委托,而是寻求强有力的委托,带领新加坡渡过这场危机。”他并进一步呼吁:“我们要让世人看到新加坡人团结一致,给予他们选出的领导人强力支持,共同渡过危机?还是我们会显露自己脆弱和分裂,在须要采取果断行动、保护生命和生计的危机中,不支持我们选出的政府?”  

   对于以上行动党“必须取得强有力的委托才能带领新加坡渡过冠病危机”的说辞,工人党主席林瑞莲驳斥说是个“伪命题”,她以新西兰为例指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所属的党派并没有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但她在应对疫情的表现得到广泛的赞誉。

   对于这样的泾渭分明的争论,投票的结果显示,选民好像更倾向于同意反对党的意见。尽管新加坡执政党挂帅的政府在这次冠病大流行中的抗疫表现属于“上乘”水准(比如,至今的冠病死亡人数少过30人),而且它还首次动用储备金,发放了大量的各项援助和舒缓配套,但是相当部分的国民可能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应有之义”,并没有理由给它“高分”甚或“加分”。至于面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将来,是否可以合理推断出“需要强有力委托”、“必须显示更加团结一致”的结论,选民的总体回答也似乎是否定的。

   还有一点,李显龙在演讲中提到“新加坡的敌人”的说法,个人以为,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通过树立“假想敌”的方法来号召“铁板一块的团结”,是不十分明智和恰当的。

  1. 年轻人的期望和表态

   前面说了,这次选举,执政党新输掉了一个“集选区”。

   “集选区”有别于“单选区”,集选区的候选人,必须由来自同一政党或政治联盟的数人组成一个团队,其中一人必须是非华人的少数族裔。竞选时,以团队对团队的方式竞争,选民投票时是投给团队,而非个人;得票数较高团队得以全数进入国会。

   执政党历来的通常做法,集选区由一个资深成员带领一两个新人出征,这种“捆绑式”的作战相对比较保险。可是也有隐患,如果集选区的选民“不买账”,那么就会造成整个团队“满盘皆输”。在2011年的选举中,执政党“破天荒”首次输掉了一个集选区,当时的外交部长领军的团队因此“退出历史舞台”,结果可以说是蛮“残酷”的。

   这次执政党输掉的是一个新增加的集选区,居民多为年轻人(根据报章,超过6成人口年龄在45岁以下),得胜的反对党团队也基本上是没有选战经验的新人(26岁~44岁)。执政团队失去国会议席的,包括两名资深内阁部长(也不过50岁左右)和一名高级政务次长,损失“惨重”。

   这清楚地反映了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同台湾、香港等地的年轻一代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就是“向往改变,求取多元”。所以,在投票结果揭晓后,李显龙也反省指出,选民希望国会多元化。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年轻“后浪”们,他们内心深处何尝不是同样如此,理想至深,任何打压措施和扭曲教育最终是难以得逞的。

  1. 非选区议员和两党制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每次选举的得票率都不曾低于60 %。这种强势的执政方式使得很多人把新加坡的政治状况同中国的治理模式混为一谈,我不以为然(请参阅附录,我的专栏文章,“人的权利”)。

   我移民到新加坡将近30年了。在我所经历过的历届选举中,执政的行动党的优势始终是显著的。其中,执政党最亮眼的政绩,就是“经济牌”:新加坡在一党治理下,国民生产总值在60年里翻了150倍。但是事实雄辩地证明,选民的理性和智慧不会让他们甘愿丧失公民精神,只作“经济动物”。

   而且,新加坡还设立了国会的“非选区议员”制度,就是说,每届选举过后,如果当选国会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下限,就按照得票率的高低(不低于15 %),邀请一定数量的落败反对党候选人加入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拥有的权力与民选国会议员的相等,在国会辩论中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顺理成章的,执政党提出的一个竞争概念就是,既然有了“非选区议员”,国会里已经具备了一定比例的反对声音和平衡力量,选民是否还有必要把选票投给反对党,以挑战现有的非常出色非常清廉非常为民服务的执政党及其制度?

   上世纪末乃至本世纪初的几年,这种策略一直是成功的,反对党不成气候,大多数时候国会里只有“两三只小猫”。但是,新世纪的近几年,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在努力思考,“是否要无条件无制约地同意所有行动党给出的政策?以及,只有一定数量(仍然是极少数)反对党人员组成的国会是否仍是一个公平的国会?”

   以前一贯谨言慎行的官方媒体有时也参加这样的讨论。

    当然有先决条件:新加坡是一个允许国民思考,也允许国民在法制框架下有言论和行动自由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就表示,这次的大选结果反映出新加坡人的真实心声和长远期待,这甚至或许是国会两党制的开端。

   平心而论,新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务实开明,也对新加坡的政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届好几位新当选的执政党议员,包括下一代的总理接班人,都在胜选演说里感谢反对党“提供了激烈的竞争”。这样的大度豁达和情理通明,在专制极权国家的领导人身上是根本不可能拥有的。

  1. 新一代领导人的担当

   说到下一代的总理接班人,他这次大选“临危受命”,几乎是在投票日的当天,被突然“空降”到一个评估情形异常严峻、又没有合适人选“自告奋勇”前去迎战的集选区,担任领军人物。虽然最后胜选了,得票率也只有53.4 %,被媒体称作“险胜”。但是,我个人为他鼓掌叫好,这才是有担当有魄力、关键时刻能够不计个人得失的新一代领袖。

   比起有些国家那些每当危机出现就不露面不作为、危机稍微平息后就忙于抢功劳树威望的“一尊大人”,真有天壤之别。

  1. 从执政党分离出来的反对党

    这次大选,有一位著名的反对党的领导人,是从执政的行动党中“分离”出来的。他之前是执政党的资深议员(担任了6届),长期服务于基层,颇有口碑。他之奋然成为“揭竿而起”的反对派也算是一个“新闻”,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这次选举一下子有12个反对党参选叫阵,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选民和执政党把这当作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

   更没有执政党组织或者党员出声谴责和批判这位老前辈“分裂党”,“为敌对势力递刀子”等。对比之下,也令人不禁非常惊愕于崛起的大国内“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下流现实。

    附上他给我所在的选区的选民的华语公开信以资参照。

  1. 潮流和胜利

    这次新加坡的大选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不仅因为它发生在“非常时期”,也不仅因为它是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上下交接时的一次选举,而更是因为它在当前的世界潮流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执政理念的激烈冲突中,向世人磊落展现了何为对立于暴力恶治的,正面的、积极的以及前途光明的良善政治环境。  

   正如有篇谈及这次选举的海外文章写道的:“和中国相比,新加坡虽然体量小到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华人世界中,新加坡的民主体制不断与时俱进。华人世界的民主梦并不会因大陆的倒行逆施和香港的悲剧而泯灭,除台湾之外,新加坡也在民主理念和实践中获得进步而令世人刮目相看。”

   它无疑体现了人民的巨大胜利。同人民的胜利和每一代国民的可持续的幸福生活相比,政党和政党领袖总是渺小的,难道不是吗?!

 

附:人的权利(《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在地缘/陆思良/2020年2月24日)

   近年英国脱欧进程一波三折,被迫于2019年底再次举行全国选举,保守党大胜,看来这议题有望结尾。也是201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总统──纵横交错,不少人就此断言,英美两党制弊端丛生,更有人称西方民主制度没落了,被自身缺陷捆绑住手脚,失去效率,难有作为。

   再者,观照最近香港和台湾等地发生的情况,捍卫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观的人也群起反驳道,人性的本质是渴望自由,而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拥有自由,首先就要拥有选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要拥有投票权。

   这使我想起刚来新加坡不久,恰巧遇上一轮大选。那时,看到电视报章上铺天盖地的竞选报道、执政党反对党公开的政策辩论(包括激烈的相互指责)、广场上轰轰烈烈的群众大会、各式人物形形色色的拉票活动,真可谓“光怪陆离”、目不暇接。然而,真正受到震动和冲击的,是我内心深处长期根植的思想观念──新加坡的政治景观和舆论民情等,同中国相比较,简直“面目全非”。

   所以,后来我读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著述,喜欢拿中国同新加坡作参照比较,引为治理方式和制度建设上的“同类”,总是很难理解。

   那次观看大选的新鲜感渐褪,几年后,又迎来新的大选。那时公司里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已经相当多,午餐后休息时间,大家聚在办公室一角,热烈议论大选实况和见闻。有个同事高声“抨击”道,议员候选人怎么能把“组屋翻新与否”的选项跟选票挂钩呢?这要在中国,领导人如果公然如此“收买”群众,也行不通啊。我听了很摸不着头脑也很不是滋味,这是什么跟什么呀?一个每人手里握有选票,另一个普通老百姓压根儿没得投票,这两种制度体系,姑且不论孰优孰劣,但肯定是没有平行可比性的。

   那件事说明,人身环境的移植和内心想法的改变,根子上是不同步甚至是僵持背离的。不过也同时说明,新地方,新氛围,潜移默化,见解毕竟开化了提升了──有了个人权利的意识,也有了表达这种权利的“勇气”。

   最近流传一段视频,在立陶宛“十字架山”(那地方我去过,其实就是一个小山丘),有中国大陆游客将先前别人插在那儿的写有“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十字架拔出扔了,洋洋得意说,做了件好事,祖国伟大了。

   有些人就是不懂得: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只崇拜权力和金钱,是无法“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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