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免疫理论”是世界范围内长期防疫不力的重要原因

杨建利

【笔者按:《大国战疫 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以翔实的资料证据坐实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中共当局蓄意掩盖真相误导世界的罪责,这些罪责无疑与中共政治体制以及习近平政治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研究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我和合著者也深切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公共治理议题都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层面,有些部分纯粹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相对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是中性的,而恰恰是有关这些中性的技术层面问题的常识、知识、专业主义与实践构成了每一个国家公共治理的最基础内容。我们民主运动中的人甚少在这类问题上用功,概念和理念固然重要,然而,每天都是概念来理念去地空对空,是不是构成民众对民主运动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呢?值得我们反思。作为一个民主的信仰者、追求者和学习者,这几个月我密切跟踪各国防疫的情况,所观察到的现象打破了许多想当然的假定,之所以想当然,说到底就是因为只知概念莫明实务,民主毕竟是世俗政治,烂熟于概念的我们或许应在实务上多下些功夫。写作此篇时,我尝试尽量摆脱政治概念的干扰而就事论事。在此,请读者指教。】

武汉疫情大爆发时,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疫情会对欧美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固然与中国初期掩盖疫情真相误导世界以及世卫组织早期的错误信息和建议有关,但这些不足以构成全部的原因,有些责任恐怕也要到各国自己身上去找。以当今国际间的人员往来频率,除非武汉从发现疫情的最早期就完全控制住病毒外流,这场疫情就很难完全不影响其它国家。一月份,欧美均已发现新冠病毒病例,最初的舆论关注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现在看来,并不是其它国家当时不存在疫情,而是人们没有足够注意罢了。这首先就归咎于政府对疫情的失察和轻视,比如,川普总统在2月底仍然宣称疫情在“控制之下”(under control),再比如,当国际上意识到英国疫情存在的时候,几乎是一上来就是大爆发。

但除中国因素外,初期的轻忽、缺乏经验以及防疫物资的短缺也不是疫情长期蔓延的唯一原因,“群体免疫理论”可能在更深层面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造成疫情久拖不去。虽然瑞典那种激进的“群体免疫”策略已经宣告失败,很少有官员继续公开谈论群体免疫,但这一理论实际上至今仍然让很多国家的防疫策略显得消极无力。

群体免疫理论建立在对群体免疫现象的认识上,群体免疫现象的意思是,当一种传染病来袭的时候,如果某一比例的人口因感染或接种疫苗而形成免疫力,则对病毒传播起到屏障作用,从而大大降低人与人之间传染机会,阻断病毒传播。从白喉、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小儿麻痹、天花等疫情的疫苗接种统计来看,至少要达到最低75%的门槛才有可能形成群体免疫。

对群体免疫现象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形成的群体免疫理论和群体免疫策略则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具体到某一种传染病的时候,如果没有疫苗,那么群体免疫理论则只是一种假说。

遗憾的是,有些国家的政府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公开声称以群体免疫应对所谓传染性强、死亡率低的传染病,比如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表示:“你办不到且不应去做的,就是想彻底压制疫情。”他说,要想达成群体免疫,英国需要约60%甚至70%的民众染病且痊愈后获得免疫力。英国政府医学顾问克里斯·惠蒂也说,不可能做到保护所有的人,也不希望这样,因为想要民众获得一定免疫力,以便在未来保护自己。

由于这些“群体免疫理论家”的指导,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后说,政府的方案是拖延病毒传播,让病毒高峰期变得更长,从而将其影响降至最低,他表示目前不会关闭学校,不禁止大型集会,因为这对控制病毒传播收效甚微。结果是自己也被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差点一命呜呼,此后,英国很少再提群体免疫,但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实际上还是程度不同地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来应对疫情,因为这一理论的最基本判断就是瓦伦斯所说:“你办不到且不应去做的,就是想彻底压制疫情。”科普作家方舟子也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彻底压制病毒的必要性:“现在没人相信新冠病毒有可能被完全消灭。”这一判断完全忽视了当代社会的经济、卫生、医学、科技、信息条件为压制病毒提供了可能,忽视了2003年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彻底压制了非典病毒的先例。

由于疫苗未必可以研发成功,至少短时间内无法纳入防疫考虑,这一理论便认定了这样的判断:必定有60%以上的人口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基于这一认识,在对新冠病毒特性还缺少了解的情况,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轻率地认为:“若只想全力压制,后果就是年底疫情卷土重来,届时正是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系统最吃紧的冬季,然后就会以麻烦不断告终。”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即使现在避免了感染,60%以上的人口还是要感染,如果到了流感高发期再感染,医疗系统就难以负荷,他没有说出的结论当然是:不如提前就多感染一些,能做的就是不要太集中爆发,以减少死亡。

我们从所有群体免疫理论家那里听到的都是这种话,他们总是在提“压平曲线”、保护老人和有基础病的人、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等,这些当然都是需要做的,但在“群体免疫理论家”看来,做到这些似乎就可以了,只要医疗系统不崩溃就不怕感染,以至于约翰逊说出拖延病毒传播,让病毒高峰期变得更长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政府有“拖延”传播的能力,为什么还允许“高峰”的存在,甚至还要变长!

潜台词其实是说:不能一下发病太多让医疗系统无法承受,但也没必要短时间内全力压制病毒。科普作家方舟子也认为,“你不愿意让人们被病毒感染,又能怎么办?整个社会一直停摆下去,直到疫苗上市吗?准备停摆多长时间才放弃?一年、两年还是十年?”、“目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极端也好,淡定也吧,最后都会殊途同归,迟早都要等达成群体免疫才能结束新冠疫情。”

但事实再次证明,通过压制病毒的方法降低生命代价和经济损失是可行的,而群体免疫策略至少对新冠疫情来说完全是错误的。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武汉和台湾都通过压制病毒基本上消除了新冠疫情,虽然有人认为秋冬疫情还会再来,但再来又如何?台湾的经验表明,即使再来,只要从一开始就认真防疫,压制病毒,甚至连封城和社会停摆都不需要,照样可以让病毒无法翻身。武汉的封城只是因为初期防疫失败而不得不为,而中国湖北以外地省份,若采取台湾的做法,只要有合格和负责任的防疫队伍,呼吁民众配合,甚至不需要封锁社区,也未必不能消除疫情,与很多国家的防疫失败相比,除湖北以外,中国多数省份是否存在过度防疫问题,实际上是应该探讨的。

相反,群体免疫被证明根本就是纸上谈兵。以全球疫情最重之一的地区纽约为例,感染高发被初步遏制后的统计表明只有13.9%的人具有抗体,离群体免疫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而且有人认为即使60%人口感染后产生免疫力,也未必可以形成群体免疫效果,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说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一比例需要达到82%。目前伊朗称三分之一的人有了抗体,离60%也相差甚远,就连乐观地声称在4月份(后来又改为6月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瑞典,从新发病例数字来看,迄今也实现不了这一目标,反倒是因为疫情重、死亡率高,被北欧国家联合围堵,迄今无法开放边境,成为防疫失败国家的典型。

另外,感染后形成的免疫力是有时效性的,这就意味着有些人感染后形成的免疫力不会维持太久,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现已有病例证明了这一点,再考虑到病毒变异的可能,如果60%的人口不是在同一时间具有免疫力,哪怕100%的人被感染过一次,又有何用?寄希望于足够多的人感染以造成群体免疫,在较大范围内,根本就不现实,一个很小的封闭社区形成群体免疫是可能做到的,但放到一个大城市、一个国家的范围,至少对新冠疫情来说没有可能。因为病毒的扩散是需要时间的,加上多数人的防疫本能,病毒没有能力在短时间感染绝大多数人。

有人认为1918年的大流感是群体免疫现象造成的,但这没有足够证据,并非定论。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认为,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通过放任自流的群体免疫策略战胜疫情的先例。

承认群体免疫现象的存在是一回事,以群体免疫作为防疫策略则是另一回事,它从一开始就否定了人类通过压制病毒来消除传染病的可能。而即便做不到压制病毒,在较坏的结果中,它也用感染形成群体免疫的“希望”削弱了尽量减少感染为疫苗研发争取时间的必要性,而且,病毒变异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降低强度,病死率会降低,所以,即使真的无法控制疫情,也要尽可能让每一例感染延后。

疫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形成高发,要降下来并不容易,比如佛罗里达的发病数字接近或达到每天一万的数字后,时间已经很长,到现在也看不到降下来的趋势,谁都不敢说那里的医疗系统能否做到不崩溃。每一个新发病例都意味着更多的传染源,和更大的防疫难度,所以防疫必须以时时刻刻避免每一例的感染为目标,而不是拉平曲线。

凡是只谈论压平曲线,保护老人和有基础病人群、避免医疗系统崩溃这些“群体免疫策略”的内容而不提倡极力压制病毒的观点,都会走向群体免疫理论影响下的消极防疫思路。

极力压制病毒的好处是,即便不能完全消灭病毒,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力控制,让新发病例最多维持在部分地区,或很低的数字上,这时候,由于感染源的减少,疫情的扩散基数降低,社会才有了重开的可能,到了这一步,通过合格和负责任的专业防疫队伍的努力,通过对生活冲击较小的多种防疫手段的共同作用,逐渐实现台湾那样的防疫效果,或者在新发病例很低的情况下等待疫苗的上市——那时候才可以谈论群体免疫。

所以,再重复一遍,对新冠疫情来说,如果不考虑疫苗,就完全不存在群体免疫之说,就算60%以上的人最终被感染,群体免疫也不会真的形成,只会造成疫情和防疫的长期化。别再抱有幻想,别让这种幻想成为消极防疫的借口。

疫情不是单纯的病毒和医疗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病例高发之下,社会无重开的可能,旷日持久的疫情会对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在疫情初期,群体免疫理论家的自信其实是相当轻率和不负责任的,瑞典医学专家纳克勒曾提出疑问:“没有人尝试过这条路线,为什么我们要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首先在自己的国家实施这样的措施?”

现在,瑞典和英国的每天新发感染数字仍然较高,这两个国家防疫的失败让群体免疫理论家失去了自信,不敢再公开谈论这一所谓的策略,但群体免疫仍是很多国家防疫策略的或明或暗的理论基础之一,很多人仍在相信这一理论。在疫苗研发已经有望的情况下,期待疫苗改变被动的防疫局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疫苗的上市尚需时间,其有效性还不确定,还要考虑产量、推广时间等,最好的防疫策略仍是极力压制病毒,争取让新发病例数量大大降低,而不是说医疗系统没有压力就万事大吉,在一些医疗系统尚未感受到太大压力的地区,如果疫情呈上升趋势,而得不到足够压制,随时有可能出现疫情的大爆发,疫情的跨地区传播是需要时间的,对政府来说,防疫越早损失越小,不要等到大爆发来临让自己变成热锅蚂蚁。

为了减少生命和经济的双重损失,防疫应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丹麦卫生大臣说过:“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做的一切都有效,但我们宁愿今天做得太多,好过三个星期后后悔做得太少。”由于传染病的特点,防疫需要广泛的统一行动,中央或联邦政府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防疫事关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专家、媒体、社会机构和民众共同努力。

对普通民众来说,不要相信所谓新冠群体免疫的假设,更不要认为这个病毒的致死率不是太高(相较于其它某些传染病)和自己身体较好就疏忽大意,毕竟有很多年轻人也在这场疫情中死去或身体严重受损,而且,在疫情中,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感染,也可能感染他人,防疫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防疫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2020728 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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